代表制与国家治理

近代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是知识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本书聚焦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成因、话题、性质与结果。书中所阐发的一些问题，如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共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用而不觉的认可和运用的潜流等，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流布的完整图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力，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等

本书充分利用解密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大背景切入，全面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给予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及作用由于受联共（布）内外政策的左右而呈现出双重性，本书尝试探究了共产国际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影响的程度，特别是对毛泽东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本书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举办的“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学术讲座的讲稿结集。全书收录阎步克、包伟民、张剑光、侯旭东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的讲座报告，分为三个专题：“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主要从官制、经济与社会三个方向讨论帝制下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讨论帝制“国家”是如何运行的，涉及舆论控制、财政维持、基层权力运作等问题；“日常生活之官民人等”，讨论在专制国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在知识创新与国运兴衰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知识界思想认同不仅寄托着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多棱镜式思索，而且反映着不同制度理念、思想体系的人心角逐。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梳理和阐释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理论要义与国外镜鉴，进而从背景与格局、境遇与考验等方面研判和勾勒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精神版图”，尝试性提出引领与建构我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当代进路，旨在从知识主体的角度拓展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与意

黄景昉是“崇祯五十相”之一，其仕宦经历自编修以至宰辅，与晚明政局的演进近乎相始终，是天启、崇祯朝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本书在充分利用黄景昉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考证还原了他的人生经历，并从黄景昉个人的视角呈现晚明纷繁丛脞的时局及其为挽救王朝危局所作的努力。同时，由于黄景昉长期任职于明廷中枢，并深受晚明经世史学、实证史学思潮的影响，其存世著作的记载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