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篇诠释

王阳明一生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虽没有专门解注《论语》的著作，但在他的文集中却散见大量对《论语》的解注，通过解读这些解注，本书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他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王阳明《论语》学中体现出了圣学、心学和实学相统一的特征，而圣学、心学和实学也是阳明学的三个重要特征。阳明学首先是圣学，因为圣学，才把它与佛、老区分开来；其次是心学，因为心学，才把它与程朱理学区分开来；最后是实学，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本书以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从先秦诸子的宏阔视野对于儒家在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道体与道用、政治与道德，以及传统与现代、因袭与变革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通过这种综合性研究来获得对于先秦儒家在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及政治理想诸多方面于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本书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从诸子的宏阔视野来研究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既有利于在诸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彰显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性质、特点与价值

本书是以“道德的政治”为核心和主题，在古今、中西的多重视域下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内涵及其思想实质进行的整体性地理解和研究。本书既对儒家“道德的政治”思想之实质内涵、历史传统、构成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又从思维基础、超越根据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梳。一方面回应了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道德与政治关系的某些思想挑战，主张政治应当具有道德性和应当性；另一方面从学理上澄清了对于儒家德治思想的某些误解。作者指出，儒家“道

“经”和“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权观的研究，不仅可以直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处理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的思路和方式，而且对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与属性，不同学派或思想家之间伦理思想的差异，不同时代伦理思想的损益，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和理论依据。本书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权观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历史演变、伦理意蕴、现代启示等问题的研究，系统探析其发展逻辑、核心

13世纪初，朱子学传播海外，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韩国和日本，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在西传过程中，欧洲传教士对朱子学的解释，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在北美，当代学者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

本书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标的，比较详细地厘析了其中所孕育、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对儒家心性论与中华民族的伦常之道、道家“道—德”论与中华民族的立世之道、庄玄禅的生命体悟与中华民族的生活之道等民族精神的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孕育、滋生，并茁壮成长起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根基和肥沃的哲学土壤，因此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也进行了探索和发掘，考察了其形而上的本体论维度。

本书是首次整体而系统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学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揭示出关学四书学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和学术特质。作者既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注重对关学四书学在总体宏观上推进

本书作者认为《论语》的编排不是随意为之，而尝试通过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发现其内在逻辑脉络，还原编者当初的意图，使读者有“知其所以然”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论语》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更自信地阅读《论语》；本书还通过参悟《论语》字里行间的深刻义理，努力发掘其蕴含的政治哲学价值，试图从中读出更多对当代人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