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修身三书·曾文正公嘉言钞

本书以中国易学家兼诗论家为研究对象，依据可资分析的理论文本，探究易学思想与诗学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本体论、心性论、审美范式、语言论四个维度进行个案研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在与现代文学观念的潜对话中，探赜索隐，揭示观物取象方式与意、象、言结构的多种可能，重新回望中国诗学传统，建构“中国易学诗学”话语体系。

作者在尊重先贤时哲和原文含义的基础上，采取意译的方式，对一些语句重新断句，对一些标点符号进行新的标注；运用阐释学的原理和方法，把孟子放在中国文化史和孔孟思想史中进行哲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和美学等视域进行多维研究，多角度挖掘孟子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代多维价值。通过由果溯因，沿波讨源，为中国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本书主要研究、考订、梳理韩愈对《诗》《书》《礼》《易》《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使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对韩愈研究、儒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以“天道”、“人性”为民主与科学的“超越根源”，强调天道、人性与政治的良性互动。良性的政治哲学与公共治理之道，应从天道、人性中汲取资源以建构、丰富和发展自己，并由之培养健全完善的立体人格，使人因此过上幸福的、人性繁盛的生活，而此种生活又反过来促进政治的理性、清明。本书探讨了牟宗三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的超越根据和人性基础，及道德的形上学和立体的主体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在公共治理方

本书基于正始时期的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成果，把思想史、儒道注释史和儒道融合等多个视域结合在一起，将庄子精神引入王弼思想研究中来，通过新的视域去反思既往魏晋玄学的思想界定，理清清谈与清议之间的边界，并解决王弼《老子注》与《周易注》之间的联系与张力问题。通过对王弼思想中庄子思想痕迹的梳理，也可以对比分析出王弼思想与《庄子》文本的异同，阐明王弼在新的时代问题意识下融合老庄思想，回应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所遇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基于发展哲学的视角阐述了整体性发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全书遵循着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进路，在总述了社会发展和整体性发展的含义、整体性发展的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分别从历史合力论、刺激应变原理、社会主要矛盾论、发展机制论、整体文明论、实践任务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角度论述了整体性发展问题，使整体性发展这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范畴获得了

郭象、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解释学是庄学史上以解释为形式、以哲学创构为实质的解释典范。他们三家都牢牢抓住传世本《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大做文章，以此语契入庄子而展开不同的哲学创构。郭象、船山、太炎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契入庄子哲学，与其时代环境、人生履历、个性气质以及本人思想背景有关。郭象生活时代之魏晋、船山生活时代之明清、太炎生活时代之晚近，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乱世，作为天生异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