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态、族裔：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文学

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文化软实力问题密切相关。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对比对文学传播有着明显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中国文学的兴衰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内在根基的一个探测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状况更反映了文化软实力的此消彼长。本书的基本内容是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变迁，以中国文学传播的大量实例论证文化软实力的特征、规律和策略，分析文化软实力与文学对外传播的关系，探讨两者相

本书从叙事政治学角度对20世纪以来的重要成果进行清理。全书共分四辑，每一辑由若干篇有内在关联的论文构成。第一辑致力于对于当代叙事政治学主要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概要性清理，主要有结构叙事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巴赫金和后经典叙事学重要学者的成果扫描。第二辑到第四辑分别对普罗普、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卢卡契、詹姆逊、巴赫金等重要的叙事理论家的代表性著作进行深入阅读和清理，尤其重点研究了詹姆逊和巴赫金的代表性著

本书整体探讨新诗发展中的“戏剧化”论说及诗艺效应。在考察跨语际影响和耙梳史料的基础上，从类似“小说诗化”等文类融合层面观照新诗发展中几个集中阶段的“戏剧化”诗学话语和诗人文本策略，厘清新月诗派、九叶诗派和20世纪90年代诗歌“戏剧化”的内涵形态、异域影响和诗学机制等方面的纵向关联或异同，并在保留性地提出“戏剧化”非诗歌本体追求的前提下，层析出“戏剧化主体”“冲突性诗思”“戏剧化场景”三种“化戏剧”

本书对王嘉及其《拾遗记》进行了宗教本位和文学视阈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具体而言，书中对王嘉的籍贯和卒年进行了考证，对其交游和著述作了深入的探究，并从儒、释、道及谶纬之学四个方面对王嘉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对《拾遗记》的研究首先是梳理了历代官修、私修书目对《拾遗记》的著录，并对《拾遗记》的版本及体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次是对《拾遗记》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色等的专题研究，涉及到了《拾遗记》中的女性、神话，

姜宸英（1628—1700），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慈溪（今浙江省慈溪市）人。早年，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康熙二十年（1681），被荐入史馆，参与《明史》修纂。一生艰于科考，屡试不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及第，时年已七十岁。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顺天府乡试副考官，因科场作弊案牵连入狱，不久死于狱中。其著述丰富，有《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诗笺别疑》等存世。本书对现有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引用综合性视角和系统的方法，针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化研究的视野缺失，从关系反思和理论建构的意图出发，透过三个层面（形式表现、关系形态、原因阐释），对西方文论史上五种最主要的文学观念（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接受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的复杂关系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辨析、论述和新阐释，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通过剖析，指出古今主要文学观念的核心要素是“关系”，提出走向“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独孤及的思想及文学地位，指出独孤及是其时代弘扬儒家思想、将纸上谈兵的儒学主张贯注于具体事务的经世致用型文人的缩影。独孤及理充而气足的奏议文风、序文和记述文中精致的叙事写人技巧、碑志文黜华录实的写实特征、哀祭文的怨天主题与“缘事而发”的抒情特点，都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唐文创作的“大手笔”。其部分诗歌“以文为诗”的特点显现出诗人对生活记录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于诗味儿的追求，而另一部分诗

本书立足于对不同词学理论批评专题建构与展开的勾勒分析，努力摒弃以“名家叙论”遮蔽或取代词学理论批评多向度衍展与具体流程的做法，注重考察“承纳”“衍化”“创新”“发展”等环节，并将它们有机地纳入到一个系统中，寻求古今文论之“通”，探讨传统词学之“变”，以期补充民国时期词学研究中的一个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