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看改革开放新时代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1928年2月成立，1938年1月被裁并至经济部，是一个负责国家建设事业的政府机构。全书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设委员会成立的背景、经过以及结束的整个过程，具体描述了其在发展无线电、农田灌溉、煤矿、铁路交通、地方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剖析了负责人张静江的个人经历、经营理念，总结了建设委员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为和影响。

本书围绕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救济活动这一主线，运用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考察慈善社团在战争、自然灾害中的各种救助活动，探讨慈善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慈善社团的运行机制等。该书有助于深化认识天津慈善社团历史变迁，同时为当下慈善社团的管理与运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土司制度时期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秉承“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与政治智慧，具有世界范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本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唐崖土司近400年的历史沿革、经济生产、政治组织、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系统分析，运用文化变迁和社会记忆理论，剖析土司文化内涵，凝练乡民集体记忆中土司文化的

本书分析了唐与四夷关系类型，因四夷政治归属不同，关系的基本性质不同，进入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四夷分属性质不同的政治圈层，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是性质不同的层级结构；唐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对外关系体制，或与外部世界，在法律制度上有着明确的界定；唐王朝国家体制内四夷是唐王朝推及政令、法令的对象；册封与授受官爵是唐王朝与四夷建立政治秩序的基本途径。

本书系统研究明代保甲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明代中叶，黄册载籍日渐失实，官府对于户口的实际控制每况愈下，加之明初建立的卫所系统趋于瓦解，面对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扰，官府往往疏于防范，疲于应对。嘉靖之前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尝试推行保甲法以加强户口管理，查举不法行为。嘉靖年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下，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隆庆、万历年间，保甲制在全国南北各地进一步施行，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因形势需要，推行范围

本书以民国保甲制度为纽带，以甘肃各县保甲推行之实况调查为依托，以时间和空间结合叙述的模式，系统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甲制度在甘肃省域推行的具体实践及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并对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各类个案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