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从经世致用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危机中
走向世界的魏源在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较系统地开始了解西方世界的晚清士大夫中，魏源是第一个杰出的代表。林则徐虽然也可与魏源一比，但终累于政事，他的角色更是一位政治家而非思想家。二人差别的根源应在性格和价值取向上。林则徐以天下为己任，晚年应诏镇压太平天国，而魏源最终苦闷地皈依佛门，当是他终为一知识分子的明证。
魏源虽则在科举和仕途上均颇多挫折，但其思想却一刻也没停止过独立的思考，这从他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可窥一斑。
魏源长子魏耆说魏源“所著书有《诗文集》、《圣武记》、《海国图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鲁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并所辑《皇朝经世文编》、《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及《春秋繁露》、《老子》、《墨子》、《说苑》、《六韬》、《孙子》、《吴子》注，各若干卷”魏耆： 《邵阳魏府君事略》，见《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60—861页。又，据《清史稿》：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四洲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篇》、《古微堂诗文集》。”《清史稿》，列传四八六，魏源。
才华横溢的魏源留下的著作现存尚有七百万字左右。其内容涉及哲学、社会政治、经世之学、文学等各个方面。与当代人盛赞魏源学问的见解不同的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认为魏源以“菲薄考据”、重今文起家，最终又回归考据，是无力推动世界变革的无奈。钱穆说： “默深又偿赞贺长龄纂辑《皇朝经世文编》，著《海国图志》及《圣武记》诸书，感切时变，有志经济，而晚节仍以辨汉儒经学今古文名家。则甚矣时风世业之难迴，苟非大力斡旋气运，足以驱一世而转趋，则仍必随逐因循至于途穷而后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魏、龚皆其著例也。”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0页。
钱穆的评论并不能反映魏源思想的全貌以及其思想的闪光之处。魏源思想的最大贡献和他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看，当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伟大命题。这一突破性思维令魏源其他所谓考据，甚至经世致用思想均黯然失色。
魏源能从前清考证之学中走出来，据梁启超的说法，主要在于两个原因： “第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田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箝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毫无疑问，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代表了晚清思想界（或士大夫）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觉醒。它为即将到来的中外千年未有之变局作好了应对的准备，虽然应对还是很仓促、很幼稚的。
梁启超有个大胆的判断，他认为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思想界之变迁，其最初的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同上书，第36页。他所谓“残明遗献”指的是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玙，宁波余姚人。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朱舜水出身望族，自幼博闻强记，精研史、书、六经。崇祯末和南明朝弘光年间，几次下诏征他去做官，他都因“世道日坏，国事日非”坚辞不就。明亡后抗清复明。失败后亡命日本，辗转于安南、交趾、暹罗等地，历尽艰辛，意欲借兵，以资恢复。他常秘密深入内地，与抗清名将郑成功、张煌言等一起，北伐长江，继续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再次兵败后，朱舜水见大势已去，于1659年复至日本。1665年水户藩徳川家康之孙德川光国招其为师范，传授古学与古今礼仪等。朱舜水在治学方面排空论而尊实学。后来从事对藩士的教育，传授正式的儒学以及佛经的礼法。水户藩盛行的实用性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朱舜水的影响，因此，他被一些日本学者称为泰山北斗。朱舜水在日本时一直穿明代服装。其遗书云： “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以报明社稷。”“见予葬地者，呼曰： ‘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此也一血性孤臣之奇事。有《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传世。之流。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 之学，其具体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使学者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中解放出来，大胆地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学之汩没人才，从而引导人们反对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他们反满，从而能促使麻木的民族意识觉醒。他们大胆地批评君主专制，从而促使人们开眼看世界。魏源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是他走向世界的思想根源。
魏源痛恨八股取士，说它造成“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魏源集》，第207页。，从而向往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认为“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英吉利国广述中》，《海国图志》第五十二卷，岳麓书社1998年版。恰恰是梁任公所论之注解。
梁启超虽然把魏源最杰出的著作《海国图志》放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的“地理学”一节，但他对魏源此书的评价甚高： “魏书不纯属地理……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加上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1页。
魏源的思想价值不仅限于上述，他在哲学和社会政治各领域均作了具有启蒙意义的探索，详见下文。
魏源哲学思想中最具近代意义的是： （1） 他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了传统士大夫自然观中的“中国中心”观和“地球中心观”。其现实的意义是打破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以民族国家的全新观念看待世界。（2） 他认识到“变”是世界的本质特征，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论思想认识。其现实的意义是倡导改革、变法。
魏源通过对世界地理的考察，不独认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中国人更不能把外国人看成“夷狄”。他说： “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国地总论上·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海国图志》第七十四卷。
长期以来，中国士大夫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宋）石介： 《中国论》，参见《徂徕石先生文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石介(1005—1045)， 字守道，宋代散文家、思想家，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魏源首次以中国人的身份，揭示世界之地理构成，冲破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在编著《海国图志》时，他还首次去掉了外国译名的口字旁，其开明之识远在朝野士大夫之上。他旗帜鲜明地把地球正、背全图“冠是书之首”，首次把中国之位置、大小直观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其启蒙意义与震撼力量可以想见。
魏源还接受哥白尼“日心说”，改变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天”与“地”对立的二元论主张。“地是球形的”并且不是宇宙的中心的认识在明末即由传教士传到中国。清初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蒋友仁(P。 Michael Benoist)， 字德翊，法国传教士。1715年10月8日生于法国欧坦，1774年10月23日卒于中国北京。乾隆九年(1744年)来华传入关于哥白尼的“日心说”等。1760年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向乾隆帝也宣传过哥白尼学说，但在此后三四十年，中国士大夫仍坚持“地心说”，攻击哥白尼学说： “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声言“不必喜其新而宗之”转引自李汉武： 《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攻击了传统认识，他说： “地理本乎天文。由天文方知地球如何，度数如何，地面各处之所在，天下人类之差别。是以欲穷此理，应先思地体如球，常丸转于日球之外，相距甚远，然后能悉地身与各星相关，而地理之所谓文者，乃可推测。”《地球天文合论》，《海国图志》第九十六卷。
由此出发，魏源认为世界是客观的，并不存在神灵。由于中国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农耕文化中对自然、天文、地理的迷信之上的，魏源的认识实际上直接攻击了君主专制“天子”观念，以及由天子观念衍生的其他统治思想。他说“昔人论地体曰其长无尽，其厚莫测，上居天道，下属鬼方”的论点，“皆属虚伪”同上。
魏源对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认识，也反映了他对自然和神的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不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中国人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神”。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偶像崇拜的国度，民间供奉鬼神，实际是迷信。魏源认为“上帝”是无所不在、全无身体的“造化”，这是一般国人很难理解的层次。魏源说： “天地乃受造之物，所造之者，神也。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所以运之者，神也。天地尚不可称神，而世人常敬数神、千百神，如日月云雷，山海社稷，则以其尊大显赫而神之；古人有文武出众，功德在人者则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无二神可抗，故专言神，恐邻于祗鬼，专言天，恐泥于形气，惟合言神天，乃是该至大至灵之宗，即儒书所谓造化，所谓上帝，非世俗玉皇大帝之谓者也……惟天灵，即神天，全无身体，无方所，无在无不在，故《易》曰： 阴阳不测谓之神，妙万物之谓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神。”《天主教考》，《海国图志》第四十七卷。由此可见，即使是西方的“上帝”，也并非人们理解的“神”。魏源以《易》说明“上帝”，表明他认识中的“上帝”实际上是指规范万物运行的规律。
魏源思想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他对变革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进而是进化的即由低向高层次演化的。
魏源在《海国图志》后叙中，明确认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他发出感叹： “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
在巨变到来时，面对朝廷上下因循守旧，知识闭塞，对策混乱的局面，他在《都中吟》一组诗中进行了鞭笞和批判《魏源集》，第676—677页。：筹善后，筹善后，炮台防江防海口。
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论攻且论守。
船炮何不师夷技？惟恐工费须倍蓰。
江海何不严烟禁？惟恐禁严激边衅。
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
或云廓尔喀即尼泊尔。、印度可窥乌斯藏即西藏。，
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
或云诸国狼狈叵测不可防，
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
呜呼！
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竞安在？
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之谟？魏源在此提到开设译馆，当为首倡。可惜没有成为政策主张。
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
如已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此诗对朝廷士大夫面对巨变，惶惶无良策应对而又无知的情形进行了深刻、辛辣的批判。成功应对局势的巨变者只可能是承认巨变、并接受巨变的人。
魏源主张变法，因为他认为无不变之法。他说： “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魏源集》，第443页。变法可以“便民”：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一切变法以“利民”为目的： “江河白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同上书，第48页。
是何原因产生变化呢？魏源的回答具有辩证性。他说： “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同上书，第48页。天下之事既然是“气化”而本身并非道，则未有不变之理。天下事物为何必然要变化呢？他说：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同上书，第26页。
由天下法必变，魏源倡导必须要改革。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提拔人才。而人才必须有力排众议的勇气。因为“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魏源集》，第373页。
魏源的人才观下文有述。先论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人”： 一为“人心之寐患怯”，二为“人才之虚患怯”《海国图志·原叙》。人才对国家的意义在于： “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魏源集》，第57页。
以上考察了魏源能够走出中国中心观，放眼看世界，倡导内政改革的理论原因，那么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经济政治的实践中有何体现呢？
魏源即以经世为己任，断非空言清谈。魏源在当时内政方面的实践和经验，主要来自多年的幕府生涯。其对晚清政治经济得失之见主要体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成之《明代食兵二录》一书中。魏源在此著作中，依托对明史的研究，提出挽救清王朝衰败的举措。为此，他首先分析了国家贫弱的原因： 皇清立国之初，闵民生之困，监胜国之失，首申阉官加赋之禁。乾隆、嘉庆以来，并黄河大工，一切发帑，永免力役之征……其重民食也如是；北鞑南倭，爟燧不惊；土司改流，万里不警，其靖边患也如是；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而又乾纲亲揽，日见群臣，日答万几，优礼言官，从不知有廷杖诏狱为何事。其政本肃清，岂独高出明代万万？然而东南之漕运，困于输将；中外仕途，困于需滞；沿边之军饷，绌于度支者何哉？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是以节用爱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同上书，第165页。魏源以三个“前代所无也”，展示了一派垂败的末日景象。他在治国之术方面，尤重工商业的发展。在传统大政如漕运、盐法、河务、兵饷方面也多有创造性的主张和改革。
既以工商业而言，魏源主张“富民”： “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同上书，第72页。“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赖焉。”同上书，第73页。所以，富民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国。他指出： “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魏源集》，第73页。所谓“顾家业”，就是倡导发展私有经济。为此，魏源倡导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有些他还取得了成功：
一是改革盐法。我国自春秋以来，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盐税是和田赋国税并重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清代盐政在国家垄断经营下，弊端丛生。一方面是盐价飞涨，另一方面国库空虚、私贩严重。道光十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兼管盐政。十二年，魏源向他建议在淮北试行盐票，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第439页。，抑制了垄断的大盐商，由此，盐价降而盐税增。
二是主张民间开采银矿。同样是从财政角度出发，他主张放弃国家垄断开采银矿，这样就会“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军储篇二》，《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由民间采矿，国家设局管理收税。这是魏源鼓励近代民营企业的主导思路。
三是主张改革币制。魏源认识到货币有“权衡万物之轻重”的作用。《军储篇三》，同上书。因此，在当时白银不断外流，银价上涨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铸西洋之银钱”和“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另一方面要加强银矿的开采。利用自己的银币来排挤外国银币在中国的泛滥是有战略意义的金融主张。不过他反对纸币，他认为那是“诱赚商旅之财的盗贼之道”，不仅容易贬值而且还会用之“抑银而银尽归夷”《魏源集》，第480页。这是他比较片面的观点。
四是主张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他认为中国若能在禁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下开展外贸，中国的出口会多于进口，从而抑制白银外流。而外贸是可行的，因为列强唯利是图，必须“威足慑之，利足怀之。”《筹海篇四》，《海国图志》第一卷。他认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前夕停止贸易是个失误： “吾曰勿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他主张不停贸易是“以自修自强”《魏源集》，第187页。可见他是把对外贸易当成使国家富强的手段的。
此外，魏源在治理黄河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乘冬水归壑之月，巩堤束河，导之东北”，至山东利津入海的主张《清史稿·河渠志》第一卷。，也有治本清源的战略意义。
由此观之，魏源真正做到了经世致用。他所提出的若干新的政策主张对后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