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活命，积极投身起义

成佛还是举枪，这是个问题

白莲教兴起于南宋初年，到元朝时已是声势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民间宗教组织，在元朝中前期，白莲教甚至一度受到元统治者的褒奖。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屡受皇恩的白莲教拉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春，朝廷强征河工17万修河堤。几个河工无意间在河道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人，背部还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叫韩山童的白莲教法师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等人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还聚众3000余人起义反元，豪气冲天地立誓：“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抛开种种情感因素，这件事情显然是一个阴谋。所谓的“石人”，显然是韩、刘二人事先准备的。据史料记载，至正十年（1350年）时，关于石人事件的童谣就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而炮制这么个事件，无非是农民起义的老把戏——正名。

不管怎么说，元末农民起义算是风起云涌地展开了。“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于颍，徐寿辉起于蓟，李二、彭大、赵均田起于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重。天下大乱。”（《明史·太祖本纪》）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群雄并起。

此时的朱元璋在干什么呢？

经过三年的流浪，朱元璋重新回到了皇觉寺，做起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种种迹象表明，这时候的朱元璋并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意图。当然原因很简单：起义是要承担风险的。对于一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谁都会仔细斟酌。倒不是朱元璋贪生怕死——因为不计后果率性而起的从来不是英雄，而是莽夫；只有那些善于忍耐、懂得把握时机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朱元璋的持重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在元末群雄并起的时代，朱元璋继续蛰伏的选择极为聪明。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那些行动最早、呼声最高、实力最强的往往都是死得最惨的。秦末的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等意气风发！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人先后被杀。又如唐末的黄巢，一句“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样豪情万丈，但也逃不出兵败身亡的结局。

拿元末来说，起义最早、人气和呼声极高的韩、刘二人显然无法成功，其原因有二。

其一，虽然元朝已是大厦将倾，但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一个王朝的积淀不容小觑，面对这些义军，元帝国总是要做一番拼死挣扎，矛头自然指向人气最高的韩刘义军。韩刘必将承受旧势力的疯狂反扑，自身尚且难保，何谈积蓄力量、发展壮大？

其二，元朝之亡虽属必然，但并起的群雄所盼望的是“逐鹿天下”的局面；韩、刘声势太盛，必然被各地群雄视为最大竞争者，难免遭到各地诸侯的群起而攻。

鉴此两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是明智的。

成佛还是举枪，这对于朱元璋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成佛是暂时的，举枪则属必然。朱元璋虽身在佛寺，但心却无一日不想着那尘世间的种种，因为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具备了逐鹿天下的资本。

他有见识。数年的流浪生涯，朱元璋的足迹遍布光、固、汝、颍诸州，对淮西一代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有了深刻的了解。

他有本领。从《御制皇陵碑》一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朱元璋还是有些文采、有一定文化的。在皇觉寺蛰伏期间，朱元璋发奋读书，广泛涉猎各类书籍。而年少时的苦难经历，更是铸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后来朱元璋称雄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没有后顾之忧。此时的朱元璋，父母已逝，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没有家庭与亲人的束缚，他已敢于放手一搏；在乱世之中，朱元璋大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做好了举枪的准备，但他依然蛰伏着，不参加，然不代表不想参加，朱元璋时刻关注着时机的变化，等待着一个供他横空出世的绝佳机会。

傍上了一个江湖大佬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的早上，朱元璋收拾好行李——其实就一只小布袋里的几件衣物而已，跨出皇觉寺大门，踏上了去往近邻的濠州的路途。朱元璋是要去“参军”的。

濠州城内驻扎着的数千红巾军已被元军盯上，元政府的彻里不花率大批精兵前来围攻，逼迫红巾军退到城南三十里处休整。城里城外均被一股紧张和肃杀的气氛笼罩着，稍有风吹草动，懦弱者就要害怕一阵。

此刻负责守城池的郭子兴在他的元帅府内紧锁眉头，在脑海里思索着一条完美的守城大计。这时走进一小头目，禀报说在城门口活捉到一个自称要来投军的探子，呼喊着要见大帅。苦恼于元军围困的郭子兴正在气头上，听到有“探子”来访，自然来了兴趣：官军都要杀进城来了这人还来投军，自己不妨亲自去探个究竟。

来到城门口，郭子兴下马端详来人：此人相貌甚是奇特，“地包天，下巴突出，额头也向前凸出”，头部呈上下凸出，中间凹陷形状，侧看如月牙。气质也不凡，正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明史·太祖本纪》）。

朱元璋可能没有料到，眼前这个带有几分威严的人竟是他一生中的大贵人，一个懂得赏识、愿意重用他的人。尽管后来的郭子兴对朱元璋也有些压制和猜忌，但仍多以信用、提拔为主。朱元璋在郭子兴的提携和栽培下，事业蒸蒸日上。

郭子兴质问他是否是探子，来此地何事，又恐吓他若敢狡辩，就立即叫人拉出去砍头。朱元璋起初还有点紧张，但对此次来投军的风险他早有准备，就索性平静下来：“都来了，还怕什么！”所以他镇定地回答了大帅的提问。

出乎郭子兴意料的是，他从眼前这个人的眼神里看到的是镇定，而非惊慌。平时看惯了手下唯唯诺诺的郭子兴，突然见了一个不惧威严的人，不禁眼前一亮，心里对来人颇为欣赏。于是，郭子兴叫人放开朱元璋，细细问了详情。原来，这人确实是来投军的，部下汤和便是“中间人”。

就在这天，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如愿加入了红巾军，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战斗生涯。他被编入郭子兴的亲兵队伍，郭大帅成了他的直属上司。

朱元璋在军营中渐渐崭露头角。他看得出郭子兴对自己有意栽培，如同找到了组织一般认真肯干，甚是卖力。路遥知马力，认识朱元璋越久，他身上异于同龄农民士兵的特点就越发被郭子兴看好：这个年轻人思路清晰，说话做事有条不紊，交给他的事无不办得妥帖至极；他不浮躁，不莽撞，没有一个同龄人有他的那份稳重干练。

朱元璋在沙场上也是勇敢无比，“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在亲兵里可谓出类拔萃。两个月后，朱元璋顺理成章地被提拔为九夫长，开始领导九人的队伍。他总是身先士卒，所获的战利品却从不中饱私囊，队伍里的人都乐意听其指挥，连职位高他一截的汤和都经常围着他转，小事大事都前来咨询一番。

郭子兴其实是个草头王，地主出身的他全凭自己一手壮大起来的队伍守卫着濠州城池。他想广聚天下英才，培养一帮自己的亲信，以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眼前这个朱元璋确实不凡，郭子兴有意将他培养成自己的心腹——除了父子、兄弟关系最亲外，再有，就是姻亲关系了。

郭大帅一拍脑袋，自己不正有个适龄的义女吗？

这个义女年方二十，姓马，名字不详，民间习惯称呼她“马秀英”。马秀英早年母亲亡故，父亲生前与郭子兴交好，父亲去世后郭子兴便收她为义女。据说这马姑娘有一双天足，人称“马大脚”。生于贫困人家的马姑娘经历过艰难困苦，个性坚韧，做事谨慎。她“有智鉴，好书史”（《明通鉴》）；肚子里有货，看人自然也准，自然对朱元璋另眼相看。

马秀英嫁给朱元璋以后，夫妻二人恩爱有加。有一回，在岳父大人猜忌及被他人怂恿之下，朱元璋被关了禁闭。郭子兴的几个儿子欲趁机置他于死地，想活活饿死他。两天后，妻子马秀英得知这一消息，随即烙了一块饼，准备趁看丈夫时悄悄带给他。快到关押的地方门口时，马秀英看到郭子兴的几个儿子远远走来，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刚烙好的饼揣入怀中，等把饼送到丈夫手里时，怀里的那块皮肉已经被烫伤了。

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这话用在马姑娘身上可一点儿也不假。马姑娘旺夫，随丈夫南征北战的她最终助夫君成就了帝王之业。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贤后”中就有她（其余三位是东汉光武帝阴皇后、唐太宗长孙皇后、元世祖察必皇后）。

成为义军元帅的女婿后，朱元璋第一次有了地位，前途也越发远大。军人生涯虽然风险最大，但收益也高。这是朱元璋生平第一次这样喜欢军人生活；他甚至发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军事才能，无需军校培养。

不久，朱元璋从小队长一路高升，先是镇抚，很快又升为总兵官。年纪轻轻，资历又浅，晋升太快的朱元璋难免引来郭子兴手下其他总兵官的不服、不忿，甚至嫉妒。风头过健，往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不过，能成为众矢之的，往往因为人家的能力就摆在那儿。

终于，朱元璋的声名威望均位列总兵官之首——按理说，头把交椅自然由他来坐，然老资格军官却为此大为不解。流言飞语越传越离谱，说什么朱元璋是靠“娇客”的身份上位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等等。

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首先放下身段，以退为进。古代既是“以右为尊”，他就吩咐在兵官例会前把会议室的椅子换成长凳，开会时各人可以自由挑选座位。不出朱元璋所料，他有意迟到的这天，各位将领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右边的位。他二话不说，顺势坐在了左边的位置上。

会议正式开始。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从右边第一人开始发言；然而这些大老粗们吭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轮到朱元璋发言，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听得大家频频点头，最后意见获得采纳。几次会议过后，各个兵官自觉把右首的位置留给朱元璋。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

朱元璋手上的砝码多了起来，岳父的事业也如日中天。岳父的恩情朱元璋从未忘怀，从此对岳父更加尽心尽力——冲锋陷阵，固守城池，化解矛盾，还曾极力救回岳父大人的一条性命。然而，在称王这件事上，朱元璋一直不支持郭子兴。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历史从来都是识时务者的天下。

太聪明，也是一种罪过

孙德崖府上一间阴暗的地窖里，郭子兴手脚上戴着镣铐，浑身是伤。他昏躺在地，头歪向一侧，难以辨认此刻是否还留有一口气。

这般凄惨的景象与他昔日的桀骜之气大相径庭。

濠州城红巾军的统帅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共计五人。出于各种考虑，他们无不想着争权夺利，期盼着当老大。然而，在五个头目中，除了郭子兴是地主出身，其余四个都是农民。他们只会种地，不识字，没见识，每次打完仗只知道抢掠财物、吃喝玩乐，对于安抚民心、军队宣传建设等一窍不通，这让郭子兴很是看不惯。每次开会，四个“土匪头子”统一战线，矛头齐指郭子兴；郭子兴与他们四个难有意见一致的时候，也就越来越不想参会。如此一来，四个人就更有理由指责郭子兴，经常语言粗鲁，到最后，干脆都不听他的意见；郭子兴也瞧不上这四个人，说着说着，通常到最后就开骂。双方猜疑不断，红巾军领导集团貌合神离。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濠州城里涌入了一批败走的士兵，为首的将领是彭大和赵均田。他俩在徐州和元军火拼，却吃了败仗，无奈之下逃逸到濠州城。这正合了孙德崖等人的胃口：他们想借助彭、赵二人压制郭子兴。出乎孙德崖意料，彭大狡诈独断，赵均田又对其唯命是从，二人竟反客为主，爬到濠州这几个头目的头上去了。

郭子兴正想拉拢人强化自身地位，一时倒也不介意，因而礼敬彭大；但他对赵均田则非常不屑，且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鄙夷态度，这就不免使赵均田心生愤恨了，赵便顺势加入了反郭的行列。如果说彭、赵二人到来之前，郭子兴和孙德崖等人尚处于“冷战”阶段，那么此时的战局已然升级，双方以五比二的力量，开始了公开的对决。

不会收敛自己，做人不够低调，倒霉事自然就来敲门了。郭子兴怎么也没料到，在大街上走走危险系数竟也这么高——他让人给绑了。郭子兴后悔不已，怪自己低估了孙德崖、赵均田那帮小兔崽子。更叫人失望的是，自己的手下竟无一人挺身而出，连天叙、天爵两个亲儿子都吓得躲了起来。任凭郭子兴心里呼救百遍，他最终还是被押到孙德崖的住所。直到被打得只剩一口气，郭子兴方才知道这些人原来要把他往死里整。

而此时的朱元璋正在淮北与元军打得不可开交。一听岳父遭人暗算，他不得不先放下战事，边疾驰回濠州，边思索着救人策略。作为郭大帅的亲信，朱元璋势必也同是那伙人的目标。半路，一个濠州方向来的熟人提醒他说，现在回去正中了那伙人的下怀，濠州可万万回不得。

朱元璋心想，郭公既是他的上司，也是他的恩人兼岳父；恩公有难而不及时搭救，他朱元璋必然会被唾沫淹死。做人当知恩图报，这一品德朱元璋还是有的，这也让郭子兴欣慰当年真没看错人。

再说，朱元璋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四处流浪的小和尚了，他很在意自己给别人的印象，已经有了目标的朱元璋正打算先把自己的良好形象树立起来。

他意已决，就这么办。当夜到达濠州岳父家，郭子兴的夫人和马秀英都不在家，估计是打听消息去了，家里只剩几个不主事儿的人留守。问起郭子兴的几个儿子所在何处时，这些人当他是外人，分寸大乱，竟没有一个人透露消息，甚至还有人怀疑起朱元璋。

这倒可以理解：郭子兴已被扣押，生死未卜，朱元璋如不说明来意，这些人哪里肯说实话。朱元璋表明了自己身份，细细地同终于露面的郭氏兄弟商量救人策略。

朱元璋深知岳父与这几个人的恩怨，岳父对彭、赵二人厚此薄彼，他也悉数看在眼里。绑架一事必然是赵均田指使，朱元璋对这点很有把握。如此分析一通，要搭救岳父，自然也就只能求助彭大了。朱元璋与郭氏兄弟急忙赶至彭家。

其实，彭大也已听说郭子兴被扣押一事，一直静观其变。见到彭大，朱元璋把郭子兴因与彭大来往频繁而使赵均田怀恨在心，因而对郭子兴下毒手的利害关系说了个清楚。

唇亡齿寒，郭子兴遭扣押，下一个难免就轮到彭大。听完朱元璋一席话，彭大当即怒斥孙德崖小人德性，立即带领部队出发。朱元璋也全副武装前往。

孙家被团团围住，彭、朱等人不等孙氏开门迎战便骑墙而入。四翻八寻，终于在一处黑窖子里找到郭子兴。只见他戴着镣铐，遍体鳞伤，处于昏迷状态。众人将镣铐卸下，背大帅回府。

濠州城里的气氛自此变得空前紧张。这一笔账，郭子兴一直记在心里。

经历此事，朱元璋的忠勇和智慧逐渐体现出来，不仅镇住了孙、彭、赵等人的威风，周边人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然而这件事也使他开始思考，跟着这帮人是否还有前途。

郭子兴性格火暴，气量狭小，作为濠州城的一名统帅，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危及自身地位的人留在麾下的。眼看朱元璋的实力日益强大，郭子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终有一日，郭子兴找了个借口把朱元璋关了禁闭。郭氏兄弟借机落井下石，结发妻子马氏暗送烙饼解救而烫伤自己皮肉，留下了一段佳话。郭子兴对朱元璋只是妒忌，可并不想杀他，不久就把朱元璋放了出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件事又推了一把朱元璋，他最终定下决心，开始实施内心的想法。

历史就是这样，在当时情境下，很难判断一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时过境迁，才让人恍然大悟。朱元璋被关禁闭因郭子兴被扣而起，又导致了朱元璋在日后走上了独自创业之路，可谓环环相扣。如果没有这些人推波助澜，朱元璋很可能继续跟在岳父大人身边，打点着濠州城的那些琐事，一代王朝的开国皇帝之说估计也不会存在了。

朱元璋的第一桶金

又是第三个年头，腐朽的元王朝已然崩溃，但这场席卷全国的叛乱风暴却似乎远远没有停息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烈，在中原大地无情地肆虐。定远作为一个江淮腹地的小县，自然也难以幸免。至正十三年（1353年）的春天，伴随着依然凛冽的寒风，二十多个年轻人踏上了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按照说书人的经典说法，“这里将是传奇开始的地方”。

这年春天，朱元璋终于下定决心，毅然离开了郭子兴的保护伞自立门户，打拼自己的一番天地。“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明史·太祖本纪》

对于“南略定远”一事，《明史》中只有草草的数十字，显得微不足道。的确，和后来气贯长虹、金戈铁马的诸多大战役相比，“南略定远”颇有些波澜不惊。但平淡并不代表不重要，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好比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一样。只有深入透彻地看到这一仗对朱元璋境遇造成的转变，我们才能明白这一战的重要性。

朱元璋在“南略定远”之前的境遇可以说很不好。此时的朱元璋手中无兵，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地方。当时追随朱元璋的不过二三十人，这点人马，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步兵小队，想要攻城略地显然不够。而且离开了郭子兴，朱元璋连个地盘都没有。

对一个心怀天下的人来说，要想争雄天下，一个稳固、安定、富足的根据地显然很有必要。刚刚白手起家的朱元璋急需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来积蓄力量，尽快发展壮大自己才是乱世中的生存之道。这时候的朱元璋也缺乏必要的援助。虽然郭子兴在面子上还是朱元璋的“岳父”，但二人的关系已不如往昔——显而易见，若是关系好，朱元璋也不会离郭而去，另立门户了。在此时希望郭子兴施以援手是不现实的，郭子兴巴不得朱元璋在定远被干掉，不添乱已经是万幸了。既然郭子兴指望不上，那么其他人呢？环顾中原，群雄并起，大家争天下打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愿意培养出一个新的竞争对手。

境遇不佳的朱元璋急迫地需要通过“南略定远”，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但显然区区二十余人是完不成这个重要使命的。于是“招兵买马”作为当务之急摆在了朱元璋面前。

招兵，俗称拉壮丁。这是战争时期，诸侯们最常用的手段。这个方法最简单也最直接，可以很快拉起一支队伍来。对于这个方法，朱元璋和他的精英们显得轻车熟路。在很短的时间里，朱元璋便拥有了一支上千人的部队。但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部队，战斗力究竟怎么样呢？

很明显，这些刚刚放下锄头的老百姓，战斗力是极为有限的。依靠这样的部队去打定远，无疑是以卵击石。朱元璋需要的是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部队，人数要更多，战斗力也要更强。这样的军队有吗？有！朱元璋很快就盯上了它。

定远城附近有个张家堡，驻扎着一支三千人的队伍。这支队伍时值孤立无援、没有归属的处境，而朱元璋和这支队伍的首领是有些交情的。这样的好事，用诸葛亮的话来说就是“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朱元璋不是刘备，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个好机会，他显然是不会错过的。于是，朱元璋以“叙旧”为名，摆了一出“鸿门宴”，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这支部队的首领，毫不客气地接收了这支队伍。

朱元璋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毕竟手中有兵心中不慌。手中已经拥有了四千余人，朱元璋对拿下定远颇有信心。但是在定远，朱元璋还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强敌——横涧山的缪大亨。缪大亨是个土生土长的定远人，群雄并起之时，此人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可是此人不但不反元，还拉着队伍帮元军攻打濠州城，希望分一杯羹。结果不但濠州城久攻不下，元军还被杀得大败，缪大亨大败而归，无奈退守定远。“初纠义兵，为元攻濠，不克，元兵溃。大亨独以众二万人与张知院屯横涧山，固守月余。”（《明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二》）

此时的缪大亨，实力是朱元璋的数倍，又是在家乡作战，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尽管占有诸多优势，缪大亨必败的命运却已经注定。因为缪大亨兴的是不义之师，助纣为虐，是为不义。缪大亨又缺乏谋略，手握雄兵数万，却坐看朱元璋由弱变强——如此不思进取，只图自保，乃是兵家大忌。此外，缪大亨的部队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斗争方向，军队缺乏凝聚力，将兵离心，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反观朱元璋，有明确目标，显然是民心所向。另外，朱元璋目标非常明确——在定远扎稳脚跟，发展自己。而且，朱军刚刚智取了张家堡，实力大增，军中士气高昂，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军队战斗力飙升。

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分析，朱元璋决定开始行动了。一场漂亮的夜袭即将展开。

史载：“太祖以计夜袭其营，破之，大亨与子走免。比明，复收散卒，列阵以待。太祖遣其叔贞谕降之，命将所部从征。”如书中所载，这场精彩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以缪大亨投降、朱元璋完胜而降下了帷幕。

经此一战，朱元璋不但完成了既定目标“南略定远”，而且意外地得到了缪大亨手下的两万军队。朱元璋境遇大为改观，这是他称雄天下的道路上坚实的第一步。

集庆，俺老朱来了

紫金山，虎踞龙腾；石头山，陡峭险要；长江水，日夜奔涌。朱元璋举目远眺，弥漫的水汽中，一座城池若隐若现。那，就是朱元璋心心念念的集庆。

集庆就是现在的南京。南京可是个好地方，背山面水，实属“王气所在”。除了风水好，集庆还是一个农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地区。如此宝地，实在无法不被朱元璋注意。

朱元璋在定远时收入麾下的将领冯胜，不仅是个难得的将才，更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向朱元璋提出，应该马上渡江而战，攻占集庆。朱元璋深以为然，想要攻战天下，就先攻占一个曾经的帝都吧。朱元璋下定决心，占领集庆！

应该说，占领集庆是一个非常正确而重要的决定。朱元璋当时的兵力不可小觑，但他所占领的城池过于狭小，几万人的吃喝可是个大问题。集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能够占领这个交通枢纽加粮食重要产区，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逐鹿天下。

可是，一个问题立刻就摆在了眼前：渡江，但是，船在哪？

朱元璋虽然手握重兵，兵种却十分单一，不是步兵就是骑兵，没有一个能下水战斗。没有水军，是朱元璋攻陷集庆的最大障碍。

好在，这个问题随着两个人的出现得到了彻底解决。史载：“会巢湖帅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千艘来附，太祖大喜，往抚其众。”巢湖帅，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海盗头子，平日里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廖、俞的上千条战船，说白了就是些战斗力平庸的渔船，并且在后来的战役中成了朱元璋的掣肘。但在此时，聊胜于无。在朱元璋眼里，能带给他水兵的人就是最有用的人。

不得不说，廖、俞二人实在有眼光，他们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把宝押在了最正确的人身上。

说是攻占集庆，朱元璋却没有冒进，他发挥了天才的军事才能：提出攻占集庆，首先要攻打采石——进可攻，退可守，免得一个不慎，无力回天。攻下采石后，朱元璋又一举拿下太平。此乃一着险棋：此时的太平周围尽是元朝的军队，元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军队拦着水路，陈野先水军的将领康茂才率领数万人正猛攻太平。然朱元璋派兵前后夹击，生擒了陈野先，一并接收了其军队。只不过，这个陈野先，竟会成为后来攻打集庆而不得的原因。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秋，义军开始攻打集庆，《明实录》载：“发兵攻集庆路，留陈野先于太平。命元帅张天祐率诸军及野先故部曲以行，兵至集庆，攻之，弗克而还。命元帅张天祐率所部军攻集庆，陈野先遂叛，与元福寿合兵来拒，战于秦淮水上，我师失利，天祐、郭元帅皆战死。”郭天叙、张天祐率军两次攻打集庆，却均因陈野先的背叛失败，郭天叙、张天祐也在这两次战役中战死。陈野先叛逃后被民兵所杀，他的从子陈兆先收拾他的余部，屯聚于方山，继续与朱元璋为敌。

对朱元璋来说，两次失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直以来压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郭子兴之子郭天叙没有了，郭子兴的旧部下张天祐也没有了。郭子兴的余威终于散去，他的军队则悉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顺理成章地做了义军的最高统帅。

其实，朱元璋早知陈野先不可靠，对其一直不信任，但他依然派出郭、张率领陈的旧部攻打集庆——用一支内部裂痕重重的部队去攻打城坚墙高的集庆，失败是必然的，但战斗的失败却意味着朱元璋个人的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朱元璋是有意为之，意在为自己清除障碍。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攻打集庆。他先派常遇春在采石故布疑兵，以小股力量分散元的水军集结，而后利用自己的大军各个击破。元军大败，主帅蛮子海牙以余众走集庆，元军舟楫尽为朱元璋所有。三月，朱元璋率军水陆并进，从太平进军至江宁，第一件事就是把陈兆先的大营拔掉，并生擒了陈兆先，陈部三万六千余人尽为朱元璋所俘。

朱元璋从战俘中选择了五百名骁勇善战者收入麾下。这五百人却寝食难安，朱元璋的手段是闻名的，他会怎么对待俘虏？朱元璋察觉到他们的想法，晚上命令这五百人都到自己的大帐中来，自己身边只留冯国用。晚上睡觉时，朱元璋把铠甲悉数脱下，熟睡至黎明。这五百人看了，疑虑尽去，到了攻打集庆之时，杀敌陷阵冲在最前的往往是他们。

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想要踏入集庆的大门。在距离集庆城门五里的地方，他命士兵一边行军，一边敲锣打鼓。城中的元军本就精神紧张，这么一来更是被吓破了胆。不得已，元军守将福寿只得主动出击，不过很快就被打败。

福寿无奈，关闭城门死守。朱元璋命将士用云梯登上城楼，城楼上的防线随即被攻破。福寿又率人与义军巷战，誓死抵抗。兵溃后，福寿在城中楼前，依然坚持指挥左右抵挡。有人劝他投降，福寿严厉斥责并射杀了劝降者。最后，福寿终因寡不敌众战死。在经历多番周折后，朱元璋终于正式入主集庆。入城后，朱厚葬了福寿。

应该说，福寿是当得起朱元璋厚葬的。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利益集团，虽然福寿所处的一方在当时看来确实是失道寡助，但他却依然尽到了一个守将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有很多人审时度势，弃暗投明，这本是无可厚非，“英雄知时势”嘛，但忠于自己的朝廷，“虽九死其犹未悔”，却也是一种难能的品德。

入城后，朱元璋马上召集城中官吏百姓。“上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明实录》）这话一出，城中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可以说，从心理上，集庆人接受了朱元璋。后来，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

集庆一战，朱元璋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军，充实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郭子兴嫡系将领的战死也让他拿回了属于他的军队和兵权。从此，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自古以来，真正的成大事者和那些土皇帝最大的区别就是，成大事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而不被眼前小利所迷惑。很多农民起义军在攻占一城一池后就满足于享受，也干起了那些剥削人的勾当，最终被敌对力量绞杀，风起云涌也就最终风消云散；而朱元璋之所以能在诸多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且取得最终胜利，就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向往的舞台是全天下，从来不是一城一郡。因此，直到他问鼎天下的那一天，朱元璋都时时保持警醒，从不停下追逐的脚步。

尽管豪气冲天，此时的朱元璋却不得不认清客观事实：在他的敌人面前，他仍是弱小的，甚至在同道中人面前，他都有些底气不足。但弱小并不是弱势，很多时候，表面的弱小是装出来的，示弱也是一种手段。朱元璋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占据集庆后他并没有立即挑衅元军，而是决定先去问候一下他的两个邻居。对他来说，这两个人的存在，才是如鲠在喉。

两个男人齐登场

江波上，小小渔船一艘，年轻的陈友谅闻着自己满身的鱼腥味，看着父老辛勤劳作的身影，问自己，这朝不保夕的生活到底何时是个头。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没想到，竟真变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陈友谅本姓谢，只因祖父入赘陈家，才姓了陈。陈家是打鱼的，生活十分困苦。有一天，一个算命的经过他家祖坟，说了句这家能出贵人。陈友谅听了，心里很是高兴，也让他觉得自己定不会庸碌一生。

陈友谅与其他参与起义的人不太一样，他起义前是元朝的一个小官吏。“尝为县小吏，非其好也。”（《明史》）因为这份工作不称心，在徐寿辉的起义军经过沔阳时，陈友谅索性反了，入伙陈寿辉，与自己待过的朝廷成了敌人。

按道理说，陈友谅已算是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他进入了统治集团，虽然只是一个小吏，但毕竟与平民不同——这样说来，他和元统治者应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反了，并且在所有的起义军将领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从头反到尾的。这样看来，他造反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成为受万人敬仰的人上人。

可见，陈友谅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谁阻碍了他的脚步，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除之而后快——谁都不例外。

说到这，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陈友谅所在军队的领导者——徐寿辉，以及陈友谅曾经的直接上级——倪文俊。

徐寿辉这个人，史书上说他相貌奇伟，是个美男子，但真本事却没多少，能当上领导者全凭一副好相貌。可他的丞相倪文俊就不一样，此人博古通今，文武双全，因此十分瞧不上徐寿辉，本打算杀掉徐寿辉，自己称王。然而倪文俊的计谋没有得逞，他只得准备勾结陈友谅。

陈友谅刚参加起义军时在倪文俊手下当差，任一个小小的簿书掾。后来，因为有战功，陈友谅被倪文俊提拔成军中的重要将领。应该说，倪文俊对陈友谅有知遇之恩。只不过，让倪文俊没有想到的是，陈友谅并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陈友谅得知倪文俊的遭遇后，二话不说，立刻杀了倪文俊，向徐寿辉邀功，又吞并了倪文俊的军队，自立为平章。

对待自己一生的恩人，陈友谅没有一丝手软。此人“心狠手辣，不仁不义”，可谓十足的小人。但对一个在乱世中谋求未来的人来说，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没有这八个字根本不行。陈友谅是卑鄙的，但也是被逼的。随后，陈友谅一鼓作气，拿下了诸多城池：“明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陷安庆，又破龙兴、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而自以兵入抚州。已，又破建昌、赣、汀、信、衢。”

此时的陈友谅，已是江南最强的起义军首领，自然不再甘心俯首徐寿辉。于是，他走上了与倪文俊相同的道路，只不过，陈友谅比倪文俊聪明得多。因而陈成功了。

徐寿辉身边有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邹普胜、丁普郎、赵普胜、傅友德。陈友谅深知，要想除掉徐寿辉，必须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他的目光渐渐落在了赵普胜身上。

赵普胜这个人，身怀绝技，一对双刀使得出神入化。只不过这个人没什么政治头脑。史载，朱元璋曾派人去到陈友谅军中挑拨离间，说赵普胜有异心。但赵普胜完全没有警觉，还时不时地向陈友谅派来的人夸耀自己的战功。陈友谅城府之深，猜疑之重，无人能出其右。经此一事，陈友谅便找到了除掉赵普胜的借口：有异心。成功除掉赵普胜后，丁普郎和傅友德见势不妙，赶紧投奔朱元璋。徐寿辉身边无人，孤立无援，他的死期也快到了。

当陈友谅攻下龙兴时，徐寿辉要求迁都龙兴，陈不同意，徐寿辉就亲自率兵来到了陈友谅的驻地江州。在江州，陈友谅伏杀了徐寿辉的禁卫军，将徐寿辉软禁。没过多久，陈友谅又攻下太平，徐寿辉再无用处。于是，壮士手中的一把铁锤砸向徐的脑袋，结束了他的生命。

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十六日，在采石矶的江边，陈友谅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汉，年号大义。

乱世没有规则可言，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强者才是唯一的法律。所以，一切的阴谋诡计，只是为了能在这个狼烟四起的时代里成为最后的赢家。

在争夺最后赢家的宝座中，有一个人也站到了朱元璋的面前。

张士诚出生于一个“以操舟运盐为业”的人家，生活十分清贫。为了养家糊口，张士诚与他的兄弟一起干起了倒卖私盐的营生。史载：“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卖私盐给有钱人家，不但常常没有钱赚，反而经常受到侮辱，再加上当时的盐警对商人克扣剥削，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张士诚一咬牙，加入了造反的行列。

他联系了十七名盐民，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们烧了富人家的房子，把钱财分与众百姓，一时之间，张士诚的义举得到了响应，百姓纷纷加入他的队伍，人数达到上万。张士诚凭借自己的威信，拉起了一支有声有色的队伍。

张的起义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了淮东重镇泰州。元政府派重兵镇压，“高邮守李齐谕降之，复叛。杀行省参政赵琏，并陷兴化，结砦德胜湖，有众万余。元以万户告身招之。不受。绐杀李齐，袭据高邮”。然面对元朝给予的“万户”官爵，张士诚坚决不受。他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这一年，是至正十三年（1353年）。

相比陈友谅，张士诚对元朝可是只有恨意，所以他才能在起义初期坚定地拒绝一切收买和拉拢。但光凭一腔恨意是无法闯天下的，对张士诚来说，高邮将是奠定他卓越战功的宝地。

元朝见收买张士诚不成，便派右丞相脱脱率军攻打高邮。史载：“数败士诚，围高邮，隳其外城。”元朝虽然已经腐败不堪，到了悬崖的边上，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于张士诚来说，这支数倍于自己的军队，极有可能让他的起义道路止步于高邮。然而张士诚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守在了高邮，也守住了高邮。本来，在元军的轮番猛攻下，外城失守，内城也即将不保，然就在危难关头，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元朝内部出现分裂。

元顺帝听信谗言，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并削去了他的官爵，另派将领指挥战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元顺帝不知，他这一举，让风雨飘摇的元朝朝着深渊又前进了一步。

说起来，元朝撤掉脱脱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小小的高邮，打了这么久都没攻下，证明你脱脱无能，无能的将领当然要换。可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围攻城池，其实比的就是对战双方的耐力，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胜。无论是哪一方面，脱脱都比张士诚有优势，破城指日可待。但权力斗争中，一句不留心的话都可能成为杀人钢刀，更何况脱脱没有战绩。

对张士诚来说，脱脱的离去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战机，奋起反击。元军抵挡不住，溃散而去，张士诚守住了高邮，也让自己站稳了脚跟。

高邮一役，让张士诚声名大振。凭着这股气势，张士诚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张士诚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随后，张士诚励精图治，在他所辖地区，废除苛捐杂税，并颁布政令以利农业发展，并大力发展教育，整治民风。应该说，张士诚这样的起义军首领，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打天下也要治天下，这个道理，不是人人都懂的。

在元末诸多起义军中，张士诚可以说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奋斗和厮杀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土地。高邮一战，以少胜多，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相对陈友谅来说，张士诚的确是个好人，但在乱世中，好人如果想活下去，就必须具备常人没有的品质，比如不畏死亡，比如善得民心。从张在其领地实行的政策来看，不得不说，他还是有一点治国的方略的。但在风起云涌的元末，一切都是未知数。张士诚和陈友谅，一正一邪，成为了朱元璋通往天下道路上不可小视的障碍。除掉他们，势必又将是一场鏖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