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半年
◇◇一 美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亚洲、非洲和中东各国的一体化，并使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以及相关国家形成共同的利益”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颇为关心，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和现实争端等。总体来看，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趋于理性，认为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丝绸之路上粗糙的补丁？“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
中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旨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从根本上扩大亚洲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范围。这种投资模式正是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呼吁的“贸易便利化”项目，但是其地缘政治影响并不复杂。一些大国的重要项目——比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争取进步联盟”——一直都被认为是有关经济与安全的综合计划。与之类似的是“一带一路”项目，其目的之一是通过改善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从而解决其安全局势问题。在安全方面，“一带一路”为改善安全局势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潜在机遇，以此来阻止进一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安全问题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各国目前处于竞争状态的情况下。然而，“一带一路”的蓝图也并不是完全乐观的，其面临显著的安全风险，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软目标会潜移默化地对印度的地缘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在安全局势最好及最坏的情况下，印度这个关在房间里的大象也能成为咬人的毒蛇。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亚洲、非洲和中东各国的一体化，并使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以及相关国家形成共同的利益。贸易和金融的一体化可能会减少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增加机会成本——冲突与产生巨大的利益相比较来说，人们更喜欢和平而不是战争。全球供应与生产网络的不断增强——在这个网络里，半成品经常是不可以立即被其他资源替换的，也因此会刺激现有的主要供应链不断增强——主要是有增强的趋势。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最终支持这样的生产网络，那么它们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利益。无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投资是区域和平前景的福音还是某种形式的准公共事业（允许所有合作伙伴进入并使用），抑或中国及其盟友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的专属俱乐部，如果中国在孟加拉湾、伊朗、肯尼亚、缅甸和斯里兰卡自主的港口能够对任何国家的船只开放，那么这些港口存在的安全隐患就会很小。如果其使用权仅限于中国及其亲密盟友的船只，那么这些港口将被其他国家视为挑衅。“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范围是惊人的，据说仅仅高铁建设项目就达到81000公里，是全世界高铁总里程数的2倍之多。如果中国政府实现了筹资4万亿元的目标，其投资规模也将比马歇尔计划大31倍之多。二者之间一个更加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体现了主导国家为了避免军事化竞争而将其邻国与贸易伙伴进行一体化整合的自觉企图。马歇尔计划是冷战时代的安全倡议里最成功的一个，其促进了欧洲各国的一体化，并且成功阻止了由两次世界大战催化的经济竞争与军备竞赛的死灰复燃。“一带一路”是否能够取得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成功还需拭目以待，但是其具有同样的雄心壮志。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所有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的领土争端问题，西蒙斯认为相互承认各自的边界有助于减少在争议领土上投资的不确定性，并减少跨境贸易与投资所产生的利润的不确定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之内增强各个经济体之间贸易的一体化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的领土争端问题，比如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尤其是横穿中印都宣布拥有主权的喀喇昆仑地带）。虽然不是参与进来的国家都能够明白解决领土争端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但是对已经习惯于庞大的预算以及这些领土争端带来的影响力的国家来说，其潜在的经济与安全利益是显著的。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潜在的安全利益是巨大的，但它们是平衡的，通过承担一些风险来实现其自身基础设施的扩张以及对印度地缘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一系列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成的，包括公路、铁路、港口、管道、变电站以及水坝。这将产生巨大的中国侨民及中国企业网络——并且因此给中国带来国家利益——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动荡的地区发生。比如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要将中国的西部城市喀什（位于新疆）与巴基斯坦的温水深海港口瓜达尔港连接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巴经济走廊需要穿越两国少数民族（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和中国维吾尔族）占主导的地区，并且横穿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孟中缅印经济走廊这个连接印度加尔各答与中国昆明的高速公路项目则需要横穿以缅甸克钦族或掸邦族自治运动占主导的地区。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的骨骼系统，公路和电网是最明显的机制，通过这两者，政府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权威管理。出于这个原因，当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建设在某个宗教或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时候，该项目就会备受争议。基础设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建设项目有助于成为暴力的不同政见者博头条、搞破坏、党同伐异的诱饵，并且也会直接（打击工人、企业以及不稳定环境中的当地服务供应商）或间接地攻击所建设的项目。如果开了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的劳工将忍受更多不堪。在其内部，最大的风险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带”将通过公路、铁路和能源网络将中国与其八个邻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连接起来。在中国，自2000年以来，新疆地区就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旨在发展区域经济前景的工业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投资，同时也在这一地区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
报告指出，在印度有一个很流行的预测，印度这个关在房间里的大象——到2050年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虽然二者之间的差距比目前中美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这些将使亚洲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经济中心，印度洋也会取代北大西洋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运输走廊。“一带一路”倡议包括印度，但是该倡议也将通过创建陆地与海洋贸易系统以及交通路线来将中国与印度的邻国有效融为一体，这些国家包括我们经常提起的印度的安全伙伴。该计划至少在三个方面可能伤害印度的利益（两个直接利益，一个间接利益）：增强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有争议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越来越频繁的活动；增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实力；增强从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经济发展中获取的不对称利益。查谟—克什米尔地区是全球地缘政治中最后的火药桶之一，亚洲大部分的陆地争端都已经被解决或者销声匿迹，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争夺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会横穿有争议的地区，也将会巩固巴基斯坦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虽然其不太可能会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是该区域仍然是各种非国家武装组织的大本营。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武装组织虔诚军宣布对2008年的孟买袭击案负责，并且其继任者圣战者运动和巴德尔组织也是一些寻求在印度占领的区域建立伊斯兰政权的激进组织。在印度方面，印度教民防部队和印度青年民兵都在该地区从事煽动叛乱的活动。如果非国家武装组织之间的矛盾升级，那么国家军队的参与只是时间问题。虽然印度国防部着重发展其北部的利益，但是长期以来其南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海军投入大量精力用于沿海防御、东部与南部的领土与商业利益的安全以及一些亚丁湾的反海盗活动。然而，其庞大的全球经济网络正在改变这种格局，尤其是在印度洋，印度洋是中国通往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主要海域，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比如发展孟加拉国、伊朗、肯尼亚、缅甸及其他地方的港口建设，其目的都是要促进中国与印度洋合作伙伴的贸易往来。中国越来越强调印度洋将会增强印度对中国在这片“海上后院”的活动的怀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就成了印度洋地区的霸主，并且其仍然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中国只有一艘，现在这种霸权地位受到了威胁。撇开查谟—克什米尔和印度洋的问题不谈，更加被普遍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将会给印度的对手而不是印度带来实惠与利益。如果最初各国没有陷入冲突——或者至少是争议——那么关于安全影响的相对收益的关注与关系就会相对琐碎。虽然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参与“一带一路”，但是，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最大收益可能是那些对印度有潜在的或真实的威胁的国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已经觉察到中国是其在南亚及印度洋上的竞争对手（而中国是否觉察到印度是竞争对手则不太确定）。印度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巴基斯坦——将会是“一带一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对手。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增强了中国已经远远强大于印度的经济，并会继续加速巴基斯坦的发展，印度政府可以预期到这些发展令人不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基础设施是真正的公共商品，印度可以从中获得的利益与其竞争对手是一样的，甚至更多。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亚洲的格局，区域经济的多样化将会极大地增加战争及动荡的成本，并为长期被边缘化的地区与人民带来发展。这两者的发展将促进和平，然而，这一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明显的安全隐患，短期看来，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动荡的地区，并与当地政府形成竞争；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将包括且环绕印度。鉴于21世纪的经济将属于中国和印度，因此，维持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将成为核心外交政策的挑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题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理论》的报告中指出，2000多年来，古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商业关系的标志，它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是为中国经济提供一条生命线的贸易网络。如今，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着手复兴这一概念来修建贯穿亚洲和欧洲的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旨在加强中国和其附近的60个贸易伙伴的经济实力。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国命名为“一带一路”倡议，其投资高达数万亿美元，不仅给区域内和整个世界带来了热情与厚望，而且也使它们产生了某种怀疑与警觉。那么，中国此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是什么呢？（“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倡议中的“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路”指的是21世纪新时期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其答案是中国通过该倡议可以大大提升其国民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一带一路”项目覆盖了世界总人口的3/4。此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会与不久前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产生竞争，该协定包括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无疑还可以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和彼此间的相互经济依赖。如果中国成功了，并使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那么将会为全球发展议程提供巨大机会，整个世界都会受益，“中国梦”就会变成“世界梦”。在这本文集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对“一带一路”的前景，面临的挑战，中国深化其经济、政治、安全、发展利益进行了分析。他们对多边开发银行（MDBs）与美英两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借鉴。作者发现“一带一路”对于美国、中国的邻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报告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后有诸多原因。古丝绸之路无国界。自15世纪以来，商人们沿着陆路与海上航线的大型网络自由旅行，在亚洲、欧洲及中东等地区进行商品交易并传播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之旅改变了许多之后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活动，改善了城邦的管理，使经营理念得以传播。如今，中国正试图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重建丝绸之路。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是中国于2015年10月1日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最具雄心的外国贸易和投资项目。其涉及65个国家及世界60%的人口，旨在重塑中国商品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从中国贯穿中亚延伸至欧洲及其他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航线将中国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连接起来。除了在亚洲、非洲、中东及欧洲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一部分的65个国家，欧盟委员会已经与中国政府于2015年6月签署了一份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谅解备忘录，互联互通平台将更好地协调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的泛欧交通网络政策，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设备、技术与标准等领域的合作，从而为双方创造众多商业机遇，提升中国与欧盟的就业、增长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没有可比性。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四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双重的，不仅对战争摧毁的地区进行重建，消除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而且还可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势力延伸。相反，“一带一路”倡议看起来完全是基于商业，旨在加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并为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企业提供商机。但这些都只是初步分析，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这远远大于项目当前开发投入的230亿美元。
报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进行了探讨。报告指出，中国推进其新丝路计划有几个原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主要利益是降低商品运输成本。该倡议已资助的改进项目已经报告统计了在其完成之后将会节省的运输时间与成本。因为这些改进项目会影响所有使用这些运输路线的货物，它们将有利于世界贸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会让丝绸之路路线以外的国家也对此感兴趣，因为它们的出口商也将使用这些提升后的基础设施。除了降低贸易成本外，“一带一路”还有其他四个目标。第一，中国正试图减少对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依赖性以及与这种投资相伴随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建筑企业、设备制造商以及其他类似企业必须寻找其他的机会，“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为这些公司在海外寻找出路。中国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计划、构造并提供项目资金，这一愿景在分析现有的项目中被证明。2013—2015年，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的贷款实践表明，70%的海外信贷至少有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中国设备。第二，该倡议旨在帮助中国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实现在全球储蓄货币的地位。在这方面，中国有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市场支持。中国在2015年加入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这些措施取得了成功，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于2015年11月30日也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第三，通过新的油气管道保证中国在中亚、俄罗斯以及东南亚深水港的能源供给。能源自给自足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一致担忧。在中国，私家车数量从1990年的800万辆上升到2015年的1500万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自1980年以来增长超过500%。截至201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其40%的供热与电力都是依靠煤，且已导致城市污染。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来处理污染问题，包括从煤炭产业转型到清洁能源。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采取的多数措施都是能源进口。第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可能会有助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从而有助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2015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到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的贸易额将超过2.5万亿美元。在一些较小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一带一路”倡议资助项目的年经济增长率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增长1.5%，这是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数据尚不足以说明在其他国家的增长效应程度，但这一举措显然表现了中国建筑公司、设备公司及其工程师寻找工作的兴趣。此前中国在1999年“走出去”政策旨在寻求增加境外投资，其成果是2007—2010年中国与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贸易急剧增加，高达600%。
报告对“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范围也进行了探讨。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其涉及范围这一项上要比古丝绸之路及“走出去”政策涉及的范围更加宽泛。中国国有银行已经在诸如铁路和发电站等倡议指定项目投资了超过2500亿美元。仅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就在该倡议之下签署了1401项价值376亿美元的工程合同。在成熟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预计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中国2015年一年的外汇储备。迄今为止，投资的主要推力是向欧洲输送基础设施，通过铁路、公路、港口、工业园区、物流中心等将亚洲与欧洲连接起来。三条欧洲列车路线已经投入运营。这些路线之一位于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一个波兰小镇，从那里可以途经华沙、汉堡、布拉格、杜伊斯堡和巴黎，最后到达米兰。另一条路线穿过俄罗斯，列车从郑州出发抵达布雷斯特（法国港市）和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需要两周的时间。第三条路线于2015年12月开通，通往土耳其。从连云港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以及在14天（取决于行驶情况）的行程中经过两个海上运输段，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西北部港市）。招商局国际、中远太平洋、中投海外组成的中方联合体斥资9.4亿美元收购土耳其第三大集装箱码头昆波特（Kumport）65%的股份，将与阿曼国家储备基金（阿曼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其余35%的股份）共同管理该码头。昆波特位于马尔马拉海西北海岸的阿姆巴利（Ambarli）港区，靠近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占据欧亚大陆连接处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距离黑海航线必经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仅35公里，是黑海地区的门户。码头现有岸线长2180米，6个泊位，最大前沿水深为16.5米，可以接卸当今最大的集装箱班轮。目前，其集装箱吞吐能力为184万标准箱，可进一步扩建至350万标准箱。2014年，昆波特共处理集装箱141.4万标准箱，占土耳其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17%，2009—2014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南洋的铁路基础设施也正在建设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就建设中巴经济走廊（CPEC）达成一致，其规模高达460亿美元。而中国至老挝，中国至泰国，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至万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的高速铁路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在2020年之前都由中国企业建设完成。此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银行正在与24个国家协商建设5000公里高速铁路，总投资共计1600亿美元。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项目并不限于基础设施投资。例如，中国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正在建立六个大型水泥厂；中信银行（CITC）在哈萨克斯坦拥有一个油田和一个沥青厂。俄罗斯第二大的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与中国丝路基金近日已完成“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股权交易，中国丝路基金以10.87亿欧元价格获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权。至此，该项目股权结构变更为：“诺瓦泰克”公司持股50.1%，道达尔公司持股20%，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股20%，丝路基金持股9.9%。2015年9月，丝路基金已对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Rusnano）进行投资，并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包括酒店、公寓、写字楼，该项目建在科伦坡港口附近。另外的例子如丝路基金投资建设从孟加拉湾贯穿缅甸到达昆明的一个天然气管道。这些涵盖范围广阔的项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商业利益的扩张伞。
报告指出，中国银行目前持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存款，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都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政府还专门拨款400亿美元用于成立丝路基金，这些钱直接来自国家财政预算。此外，2014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已经为“一带一路”投资120亿美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也将会对“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面临三重挑战。首先也是最简单（名义上）的挑战，即项目的实施，如今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例如，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其运作良好，盈利可观。为了避免项目失败，中国还需努力。第二重挑战是项目融资的选择。与其他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相比，中国在项目审查方面还缺乏经验。第三重挑战是最重要的，即将经济与政治分开，不支持基于政治的项目。如果不做这种区分的话将会造成两个不良影响：其一是投资将不会得到应得的回报；其二是其他国家如印度、俄罗斯或是美国可能会转向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倡议，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能够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安排。不仅如此，如果该倡议取得成果，将会使欧亚大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市场，可以有效避开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因此，其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具有深远的地理意义和发展意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丝绸之路”计划：从几个历史实践中吸取经验与教训》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真正的历史性计划，如果取得成功，将给中国及其邻国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受援国都要克服巨大的制度挑战。该报告通过分析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来探索这些挑战的本质。以上所说并不是指历史会重演或者这项计划完全复制历史事件，而是分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可能存在的潜在利益与陷阱。
该报告认为，由于落后基础设施和薄弱机构的双重制约，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尤其是贸易。这一地区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都是建于苏联时期，并且设计系统单一，并不能满足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苏联解体后，一些中亚国家迅速宣布了对各项基础设施的占有权，以此来维护其国家的独立。这些后苏联时代的中亚政权几乎没有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过维修或者更换。塔吉克斯坦的局势非常糟糕，以至于其人民每天的用电时间不超过12小时。这些缺陷表明中国的投资可以为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中亚国家提供重要的动力。然而，改进了的基础设施本身并不能使各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对这些基建工程进行维护与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进程缓慢是由无效或权力寻租法规以及腐败等因素导致的。在《世界银行2014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亚国家的跨境贸易只排127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贸易报告也强调了中亚地区海关机构的薄弱。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不要忽视这些问题。中国对经济进行规划的机构——发改委宣称该项倡议的目标是促进其邻国更有力的监管协调，并鼓励其所投资的国家能够“开放”。而且，丝路计划也着重强调主权的重要性，中国也希望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双重承诺表明中国的经济规划者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中亚的统治阶层从特权与租金中大幅获利，这就会使得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有利可图的市场受到削弱，中亚也将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大大获益。
报告指出，在19世纪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美国是非常突出的，它可以作为一个通过贸易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互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光辉典范。1864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英国取消了关税，这为美国的出口农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19世纪70年代，在技术升级和基建投资急剧降低了交通成本等背景下，许多其他的机遇应运而生。在此之前，美国中西部的谷物大部分要通过北美五大湖和伊利运河运往东海岸。而在此之后，铁路成了最主要的交通方式。1870—1890年，跨大西洋的运输成本下降了5%，同时美国内陆与东海岸之间的运输成本下降了大约15%。美国铁路（大部分是由英国提供资金支持建设）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谷物法》废除之后，英国开始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公司，1850—189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英里）翻了2000%。随着这些新的铁路延伸至内陆，美国的农民可以利用这一便利的交通条件打开英国市场。补充规定加快了这一进程，因为美国政府授予铁路公司大片土地，这显著降低了建设铁路的成本。之后，罗斯福总统在执政期间相继出台多项法规来控制铁路垄断。在整个19世纪，经常有人会说美国的发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因为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政府对许多商品设置了高关税。然而，事实上，整个跨大西洋地区的原材料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差异在整个19世纪都急剧缩小，这表明交通与物流成本降低的幅度大于关税增长的幅度，而且，事实上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打开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门。中亚地区不可能走美国的老路，然而，英国在美国铁路融资的影响表明，中亚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将会使这一地区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更加有活力、更加积极的参与者。铁路的好处是它的变革更加温和（不用废除《谷物法》）：高关税对美国的出口产生了阻力，并且挫伤了投资美国铁路的热情。这一观察表明中亚各国政府也应当给自己货物销往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打开一条通道。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可以与中国金融形成互补。
该报告指出，历史上不乏没有达成预期目标建造失败或者年久失修的项目，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坦赞铁路。它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中国建造的，它的建设初衷是为了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铜矿石丰富的地区提供一条通道，使其矿石出口不用再穿过白人统治的罗德西亚或南非等不友好的地区。规划者不仅将其设想为一条繁华的可以使矿产公司受益的工业走廊，而且是一条可以带动数百户农民家庭到沿线来定居的主干动脉。1975年坦赞铁路建设完工，比预计竣工时间提前了两年，它成为非洲大陆有史以来第三昂贵的基建项目，且对铁路的维修同样昂贵，中国已经承担了全部的建设费用，维修费用就落到了更加贫穷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政府头上。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两国政府就要苦苦挣扎着维持坦赞铁路的设备，并且这种情况迅速恶化，因为两国当局开始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腐败。到了1978年——坦赞铁路竣工仅仅三年——坦赞铁路的运行班次就由于故障频出而从每天的17次减少到2次。坦赞铁路的失败并不仅仅要归咎于缺乏资金，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铁路维护人员。在铁路建设期间，中国派出了13000名工程师和技术顾问，但是他们只是在那里建造铁路，却没有为当地培养出相关人才。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坦赞两国从未在铁轨沿线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农业地带从未形成规模，因此对铁路的需求也就不甚了了。坦赞铁路的失败应该提醒中国政府完整全面的战略规划是多么重要，这涉及当地的承诺与支持，基础设施不是一次性投资，也不存在于真空中。要想取得成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承诺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并且需要东道国家的深入参与来确保其能够负责任地运营以及配套政策的完善。
该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并加强与项目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中国将鼓励在这一项目上的投资来提高中国的利益。历史表明，国际投资会产生消极的副作用，即使可以利用经济手段达到国家的外交政策目的，也会很快产生与这些东道国家基本利益相悖的矛盾。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有可能陷入政治与军事的泥潭。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就是在一个严格的经济基础上进行运作，从与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利润，1748年前后，通过对政治局势的操纵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利用欧洲高级的军事技术占领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而压榨当地百姓，直到1857年出现叛乱迫使英国官方介入，东印度公司结束对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进行贸易的结果就是英国被卷入鸦片战争，该公司获得的大部分利润都是通过销售鸦片所得，这给中国人造成了恶劣后果。清政府努力阻止鸦片贸易使得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为了保护这些投资，英国政府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最终确保了其对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力并且获得了殖民地，包括香港。
该报告认为，以上分析绝不代表着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将会重蹈这些历史事件的覆辙，但这些各种各样的事件——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后果——都表明谨慎行事与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的必要性。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尊重所有东道国家的主权。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许多最不稳定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一带一路”很有可能会增加这些风险。要处理这些投资可能面对的潜在挑战，就需要极大的政治与外交智慧。如果说那些历史事件都是序幕，那么“一带一路”对中国和受援国来说都有潜在的高额回报，但同时历史也表明，只有在资金充足，并且能与机构改革和政治政策相互补充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收益。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逐渐成熟的中欧合作：机遇与挑战》中指出，自2015年中国和欧盟庆祝建交40周年以来，许多最新的提议都聚焦在提升投资和贸易合作方面。2015年，中国和欧盟庆祝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欧盟首席外交官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首次访问北京，并且提议欧盟更多地参与亚洲。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并且在中国接待了德国和法国国家领导人。这一外交活动大部分集中在提升中国和欧洲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从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报告还指出，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的此次活动上，专家组成员讨论了建设更大中欧战略合作关系的机遇以解决共同的安全和发展挑战。他们以此种方式反映出，双方不同的利益鼓励和驱使对共同的政策关注采取协调行动，如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挑战。作为卡内基2016全球对话系列的第三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合作举办。
报告在最后写道，讨论的亮点包括：
·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专家认为，中欧经济议程最重要的议题是欧盟是否会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MES）。一些发言者断言，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反击欧洲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情绪。但其他人认为，影响中欧经济关系的最重要问题是：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欧洲是否将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一些专家将市场经济地位的辩论视为欧盟最后谈判的筹码，并且建议布鲁塞尔应该以欧洲更大的准入中国国内市场为条件来承认中国的经济地位。
·竞争的重点和不同的期望：专家断言，中国和欧盟正在以一种过度反应和非对称的方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促进双方关系。他们提到，欧洲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缺乏互惠性开放，而中国则急于在欧洲进行投资并在欧洲市场获得更大的立足点。从政治上来讲，制定外交政策时，欧盟必须考虑其在亚洲有限的影响力，而中国预测欧盟将会在北京设想的多极化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亚连通性以及贸易：专家指出，尽管中国与欧洲和欧亚贸易路线沿线国家的经济往来存在地缘政治的潜在含义，但贸易是中欧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贯穿欧亚大陆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表明地缘政治的转变，中国借此致力于加强与亚太地区以外合作伙伴的经济关系。他们认为，欧洲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中国长期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计划中去。但是他们也观察到，习近平强硬外交政策的做法已经促使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深化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就像它们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所表明的那样。
·欧洲起平衡作用：发言人指出，欧洲面临的重要外交政策问题是，当中国和美国出现分歧时，如何在中国和美国的政策偏好上保持中立地位。他们指出，美国仍然是欧洲安全的主要供应商，而中国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专家建议，如果欧盟打算扩大与亚洲交往，那么通过打破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平衡，欧洲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专家视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为三边合作的成功模式，并且建议中国、美国和欧洲应该以相同的建设性心态解决其他政策挑战。
·调和利益和价值观：专家断言，中国和欧洲应该将其外交议程更多地着眼于共同利益以平衡双方关系的规范性特征。发言人提到，在深化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欧洲的经济利益并不总是完全符合欧洲对华的规范性立场，北京有时将这视为对外交关系的潜在破坏。专家一致认为，双方要共同努力来协调这些不同的目标。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5岁的乌兹别克斯坦：接下来是什么》中指出，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制度、安全机构以及经济将很快受到考验。它成功或跌倒都将对整个欧亚地区产生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心，它不仅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也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和阿富汗毗邻。这个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一直由同一位领导者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统治。卡里莫夫的政治技巧、压迫反对派的意愿、对国际社会蔑视的无视以及对地缘政治的巧妙操纵为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了独立时难以预料的稳定。但乌兹别克斯坦将面临变化，它的政治制度、安全机构以及经济将在未来几年面临考验。该国应对此考验的能力将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如果取得成功，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会沿着目前的轨迹继续发展；然而，如果它在中亚引起任何动荡，那整个地区面临的后果，尤其对一些重要大国如俄罗斯和中国而言，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报告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的地理位置是该地区力量和脆弱的来源。它与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因此有能力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并加强其国际地位。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内部动荡也会对乌兹别克斯坦构成威胁。未来几年，乌兹别克斯坦近邻的安全环境可能会变得日益严峻。然而，由于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的最大考验很可能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包括领导层的连任，国内40%的人口，即3000万人都在25岁以下。领导层拒绝退位使其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导致国内高失业率。随着更多乌兹别克青年人步入工作年龄，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糟。
报告认为，由于国内机会有限，无数乌兹别克人都出国寻找工作机会。俄罗斯已经吸引了大量移民，但随着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它为乌兹别克人提供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同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会为乌兹别克斯坦带来真正的影响。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国有经济的主要投资者，也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出口产品如天然气、棉花和黄金价格下滑使本已黯淡的经济前景进一步恶化。统治政权的政治前途是不确定的。卡里莫夫今年78岁，已经超越了中亚男性的平均寿命。有关其身体不佳的谣言已经流传多年，他是许多乌兹别克人所知道的唯一领导者，他在政治寿命和在动荡地区管理国内稳定的能力方面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在经济困难时期就职，但会缺乏掌权的权威和认可度。讽刺的是，卡里莫夫铁的治理使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然而当变化来临时，这种稳定会使该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报告认为，评估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局势并不容易。该国政权封闭和压迫的性质，再加上缺乏透明度，使人难以判断其经济困境的程度、公众的态度以及整个政治局势的脆弱程度。据报道，该国政府准备投资安全机构和军队，很可能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军队。它可能打算继续依赖这些力量在挑战时代来临时确保国内稳定和外部安全。然而，有关该国军事和安全机构的可靠信息非常稀缺，因此就产生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按西方来看，如果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强大的国家或公民社会机构，那它的治理结构——甚至对该国的学生精英都保持高度不透明，似乎将依赖于个人、利益团体及地区部族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在过去25年中，卡里莫夫总统依靠政治技巧和对安全服务的依赖登上了乌兹别克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顶端。他在众多争夺国家经济、官僚和商业资源的强大个人和利益团体中担当重要的仲裁者。尽管他已利用不平等的政权统治了很长时间，但最近的发展态势表明，精英团体正在被侵蚀，其中包括卡里莫夫家族。
报告指出，卡里莫夫·古尔纳拉（Gulnara Karimova）曾是中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女人，也曾有传言称她可能是她父亲的继任者。然而，2014年，她被软禁了，她的商业帝国也被拆除。据《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称，古尔纳拉和她的伙伴因腐败被迫接受调查，涉嫌在非法支付中从电信公司挪用10亿美元，此前她曾管控该电信公司。乌兹别克检察官已经囚禁了古尔纳拉许多逃税和腐败同党，其中包括她的表妹。被指控进行有组织的犯罪联络，表明古尔纳拉所代表的势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古尔纳拉和其他人将她权力大落视为其与保安队长斗争的一部分，古尔纳拉指责他煽动她的父亲与她对抗。外界观察家几乎没有人可以洞察卡里莫夫家族。然而，古尔纳拉被软禁是真实的，这一事实表明，卡里莫夫家族内有罪不罚可能不是永久的。卡里莫夫总统必须听从并适应安全服务部门和其他强势集团的利益。
报告提到，许多利益团体可能担心，古尔纳拉的腐败已经尽人皆知，并毁坏了统治精英的形象。精英团队内的成员，其中包括鲁斯塔姆可能会担心，她的活动可能会给政权本身构成威胁，使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被迫退出。随着他们逐渐反对古尔纳拉，安全服务部门可能会使自身保留在国家政治中的关键位置。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安全服务阴谋，也有其他迹象表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们正在为后卡里莫夫时代做准备。卡里莫夫2015年3月凭借微弱优势获得连任。尽管没有预测未来几年的选举，但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已经于2015年年末悄然通过立法，降低总统候选人参选所需的签名数量。
报告指出，卡里莫夫于2015年12月31日悄悄地批准了一项法律，新法律颠覆了先前的三项立法行动（阻碍总统竞选，使挑战者难以参与总统选举）。官方没有公开解释新法律，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保密。然而，它的出台表明，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在夯实基础，为其自身在未来的竞赛中继任创造政治空间。但是，它没有明确表示谁将成为潜在的总统继任者。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强制要求，如果总统去世或者无行为能力之后，总统权力将转移至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的领导，为期三个月，以待新的选举。然而，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很薄弱，参议院的领导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如果卡里莫夫早点下台，精英们很可能会遵守宪法的规定，以确保总统选举流程的合法性，但最终将是由国家的权力掮客（最具权力的安全机构、主要的利益团体和部族）在门内通过讨价还价来决定。他们迅速达成妥协将有助于平稳过渡。如果他们未能尽早达成共识，一些类似参议院领导者之类的人物会继续增多，而后者将会导致长期的政治角逐。
报告还分析了中国不断发展的影响。如果莫斯科希望维持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力，那它需要格外注意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塔什干与北京的关系发展得很迅速。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乌兹别克斯坦首选的区域安全组织，因为该组织可以抗衡俄罗斯主导区域安全格局的努力。塔什干也于2012年与北京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同一年，它离开了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据报道，离开的原因是对莫斯科在CSTO成员国中操纵外交政策协调的行为不满。
报告还指出，塔什干渴望与北京合作。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十年中，这两个国家每年的双边贸易成交额从未超过1.36亿美元，但在21世纪初，双边贸易额开始呈现上涨势头，并在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近30亿美元。中国的“一带一路”将对塔什干的经济发展很有利。这两个国家已承诺加强合作，中国也已承诺在公路、铁路、隧道及其他运输项目建设方面进行投资，最近设想的一项高速铁路线项目将会把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伊朗的德黑兰连接起来，沿线在塔什干、撒马尔罕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首都设立站点。这两个国家还就中国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资源开发和天然气管道运输项目（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达成一系列协定，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下一开发阶段是D线项目，该条线路将会运输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然而，项目合同的执行一直都参差不齐。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宣布，到2015年年底，每年运往中国的天然气量将达到100亿立方米。
报告指出，中国官方于2015年4月宣布，几个月前已经停止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天然气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从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中赚取了多少利润。尽管存在很多波折，但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仍然看好与中国的合作。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中国更看重的是与俄罗斯的合作，俄罗斯向乌兹别克斯坦施加压力，以将其融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和安全结构中。然而，随着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逐渐增长，中国不仅会重视经济，也会重视政治和安全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国家圈子：通往中国的桥梁》中指出，从长远来看，日益崛起的中国和加德满都高端精英的反印仇恨有望抵消德里在尼泊尔的天然战略优势。地理和血缘因素使印度和尼泊尔建立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那么顺利。印度的现实主义者无法反对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北京的务实主义者意识到自身的迅猛发展以及刺激印度的行为会带来危险。但是，误解和误判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对尼泊尔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来说，他通过先访问德里再前往北京的方式向印度展示出其政治姿态。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尤其是马德西（尼泊尔的一个族派）在尼泊尔的权利问题，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双方于2月奥利结束访问之际无力签署联合声明中。如果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关系从未出现过混乱不堪的局面，那么加德满都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也会因双方对原则的高度肯定而变得更好。北京陶醉于其对尼泊尔领土主权的强烈支持。如果德里声称要与加德满都建立“特殊关系”，那么北京则往往会在与尼泊尔的接触中强调“平等和非干预”原则。北京不接受任何有关次大陆属于德里专属势力范围的言论。新德里应该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尼泊尔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印度的附属品”。尼泊尔唯一的合理选择就是与中国和印度保持良好的关系。《环球时报》曾评论称，尼泊尔不应该被迫成为中国的一个战略障碍，而应得到善待，并作为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的桥梁。德里认为尼泊尔不是印度通往西藏和中国内地的桥梁。加德满都的任何一个策略都会影响其在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位置，从而无法为本国人民带来繁荣。由于德里极其欢迎中国的投资，所以它几乎不会阻止来自尼泊尔和其余次大陆的类似投资。然而，德里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们会坚持认为，中印两国在尼泊尔的行动将永远是一场零和博弈。加德满都的同行们也发现其很难从传统的中国制衡印度这一方式中走出来。
该报告认为，奥利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不是平衡印度。然而，不得不说奥利此次前往北京的“特殊使命”并不是要成为其强大邻国之间的桥梁，而重点是要通过加强其与中国的联系，降低目前自身对印度的依赖程度。这一政治缘由源于马德西对印度燃料和其他重要物资的抵制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尽管奥利并没有签署备受期待的石油供应协议，但北京已经同意在油气资源勘探和扩大太阳能利用范围方面协助尼泊尔。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境协议，该协议将允许尼泊尔使用中国口岸从第三方国家进口货物。同印度的许多其他邻国一样，尼泊尔也欢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之下的互联互通倡议。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期间，奥利要求中国延伸其通往尼泊尔的西藏铁路，并在尼泊尔建立城际铁路系统。中国同意考虑这两项要求。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互通往来利益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如今中国早已加大了其在尼泊尔的经济参与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虽然需要继续考虑喜马拉雅山脉南部斜坡这一经济地理因素，但中国的崛起已开始对该山脉的北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据报道，中国还提出升级1960年与尼泊尔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尼泊尔与印度在1950年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印度霸权”的一个象征，而其与中国签署的任何条约却旨在扩大本国的“战略自主权”。那时，德里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宏伟战略，而不是克服其对尼泊尔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不是为其在尼泊尔的经济参与带来更大的目的。最后，德里也有一张它拒绝使用的“中国牌”。如果印度邀请中国恢复恒河平原和西藏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使其现代化，那么印度可能会为尼泊尔带来更好的影响。在将尼泊尔转变为中印桥梁方面，印度比尼泊尔的获益更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如何与邻居维持和平》中指出，目前，很少有人如乔治·维盖瑟（George Verghese）一样，对巴基斯坦有着深刻见解。作为一名编辑和评论员，他的声誉极佳。自从不再担任活跃的报纸编辑一职，维盖瑟就利用大量时间钻研问题——共享印度河水域、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克什米尔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无休止冲突。
报告认为，早在“互联互通”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口号之前，维盖瑟就已经明显感觉到南亚次大陆经济分化的危害。维盖瑟认为，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分区不需要总是伴随着经济分化。维盖瑟主张印度与中国的新疆、西藏和云南恢复历史性的连接，这些连接因印度与中国悬而未决的边界纠纷而破裂。重新与缅甸进行连接也是当务之急。该报告的第一部分专门讲述分区的历史及对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影响。它涉及克什米尔危机及发生在1965年和1971年的战争等。第二部分涉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锡亚琴冰川、核竞争和日益加剧的印度水域争端。第三部分论述了过去的70年里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最后探讨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和平共处的途径。
报告认为，对于维盖瑟而言，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无休止僵持”造成了克什米尔问题、印度水域和核武器威胁。他认为，“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巴基斯坦缺乏认同感”。维盖瑟坚称，巴基斯坦“将继续受制于混乱、狭隘、不适合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维盖瑟断言，印度面临的挑战是协助巴基斯坦积极转型。他声称，即使是渐进式的成功也可能具有变革性的效果。如果做出正确的努力，克什米尔和水资源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德里把中巴经济走廊视为威胁，维盖瑟则认为，印度需要开放克什米尔的争议边界，使其邻国的道路和铁路得以连接。最后，维盖瑟指出，时机已经到来，克什米尔不是“核心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国家圈子：笨拙的间谍活动》中对间谍活动进行了探讨。报告认为，所有国家都涉足间谍、政治和商业活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应该承认它们的间谍。在这些间谍被捕后，双方应该通过间谍交换的方式将他们带回本国。
报告指出，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竟然互派间谍。间谍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古老的职业”。和治国之道一样，它也拥有悠久的历史。任何有自尊心的君主都拥有一个有效的间谍圈，以此作为防御潜在威胁（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的第一道防线。所有国家都涉足间谍、政治和商业活动。不只是针对敌人，对朋友和伙伴进行监视也被认为是重要的举措。多亏有维基解密，我们知道美国间谍对其朋友实施了密集的间谍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经常监听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
报告强调，在世界其他地方，间谍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辛苦职业，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印度和巴基斯坦一般倾向于撇清其与被抓间谍的关系。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言，承认反而是更明智的举动。就印度间谍在俾路支省被捕一事而言，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伊斯兰堡和新德里博弈背后的真实故事。对于有关阴谋或间谍的相关事宜来说，真相总是很难浮出水面。伊斯兰堡认为，这样的指控进一步证实印度在扰乱俾路支省的治安。这些指控由来已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件提振了德里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强大形象。这也可能是新德里的一则广告，以对付巴基斯坦的跨国恐怖主义。
报告还指出，巴基斯坦军方总司令拉赫利·谢里夫（Raheel Sharif）公开指责伊朗与印度在俾路支省作乱。虽然印度情报机构对外研究与分析处（R & AW）是巴基斯坦最喜欢的替罪羊，但是巴基斯坦与伊朗也存在自身问题。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一直不太平。2014年年底，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发酵为伊朗安全部队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交火。伊朗一直指责巴基斯坦为逊尼派激进组织提供庇护，如敌视伊朗的“真主旅”（Jundullah）和正义军（Jaish al-Adl）。这只是俾路支省复杂故事的一部分。巴基斯坦的军队常常指责新德里和喀布尔支持俾路支叛乱分子。伊朗一直担心阿富汗塔利班的逊尼派极端主义。1996—2001年，新德里和伊朗在阿富汗拥有共同利益——打击塔利班。此外，俄罗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俾路支省事务。此外，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俾路支省事务，其雄心勃勃的中巴经济走廊与一个更广阔的项目密切相关，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在瓜达尔港建造了港口。
报告最后总结道，在未来几年，俾路支省对世界各地的间谍而言仍将是一个危险而诱人的猎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题为“未来的对华战略”的报告中指出，中俄关系可能会演变为这样一种伙伴关系，即其中一方（莫斯科）将更依赖于另一方（北京）。如果欧盟—俄罗斯关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这是不可能的。
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2014年年初开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友好关系的催化剂是乌克兰危机，而这场危机使得俄罗斯与西方有所疏远。2014年5月，中俄双方在上海签署了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新兴联盟的标志。但是，中俄关系升温要比敲定这笔交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标志着超过15年的双边谈判和合作的努力有了结果。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已重新评估其对华战略。它想要寻求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以弥补西方制裁、外国投资和俄罗斯资本外流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莫斯科开始重新看待多年来阻碍其与北京进行合作的许多问题。
报告认为，预测未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种方法是根据当前的趋势来预测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也涉及评估最近发展状况的长期意义。如果俄罗斯或中国经历了戏剧性的动荡，那将对两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现有的因素和条件有可能塑造2026年的中俄关系。首先是全球经济。由于商品需求下降，商品价格将保持低位。其次是俄罗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保持其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或将由一个志同道合的克里姆林宫继任者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体的性质将保持基本相同：政治系统是由一个强大但效率不高的政府所统治；政治上的反对不可容忍；公民社会既零散又混乱，大部分人脱离政治，专注于日常生存。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并进入一个新阶段，可能形容为“冷和平”比较贴切。乌克兰局势似乎已经稳定，但该国正忙于应付国内的许多问题。除了象征性的支持，它并没有引起西方太多的注意。顿巴斯冲突已陷入僵局。克里米亚仍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继续。欧洲企业正在没有俄罗斯市场的情况下学会生存。俄罗斯的经济在萎缩，对投资者来说，前景变得不那么诱人。对欧洲而言，俄罗斯仍然是碳氢化合物的重要供应商，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是100%依赖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给，因为昂贵的多元化之战已经打响（为了争夺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许多生产商在欧洲投资建设液化天然气终端）。
报告强调，俄罗斯从其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中脱离开来，并依然远离亚洲的经济一体化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它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其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上海合作组织（SCO，简称上合组织）拥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一体化议程，包括提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这将加强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控制。俄罗斯经济继续严重依赖于大宗商品。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中小型企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份额仍然相当小。要保证大众的支持，政府需要为推动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付出努力。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仍然有限，这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都是廉价的。而且由于收入下降，俄罗斯国内市场也很小。第三个因素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维持着其统治，目前正在指挥一个痛苦的再平衡过程。中国仍然继续进口碳氢化合物和大宗商品，但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正逐渐向发展清洁能源转变。中国的工业部门继续遭受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尽管亚太地区存在紧张局势和日益增多的军备竞赛，但中国仍采取务实立场，并与美国、日本和东盟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
报告认为，两个因素使得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政治。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是互补的，如同俄罗斯经济与欧盟经济一样。虽然俄罗斯拥有活跃的IT行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大宗商品依赖型经济体。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碳氢化合物、金属、木材和化学品。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大量的大宗商品，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金属和粮食作物的进口。中俄两国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双方有可能建立安全的陆上补给航线，这意味着俄罗斯和中国经济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协同作用。长期以来，俄罗斯不愿意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资源，但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这一政策开始有所改变。由于中国从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俄罗斯仍然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为关注食品安全的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便宜的食品，为中国北部和中部城市（这些地方的空气污染现状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提供天然气。俄罗斯天气寒冷，电力廉价，这意味着它对于数据存储设备而言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有助于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在线人口需要。
报告指出，除了巨大市场之外，中国还可以为俄罗斯提供许多其他东西。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这是西伯利亚广阔而欠发达地区亟须的东西。中国已经开发出先进的工业技术。如果俄罗斯想要严肃对待现代化这一问题，中国可以是引进技术的一个主要来源。北京拥有巨额现金储备，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找机会分散投资。近年来，香港证券交易所已经吸引了大量的矿业和自然资源公司上市，这可能成为俄罗斯企业筹集资金的平台之一。就监管标准和多元化的投资者而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有可能迎头赶上。
报告写道，从政治上来讲，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仍然是非民主政权。这一现实很可能使它们更关注许多其他问题，包括全球治理这一关键问题。莫斯科和北京将继续表明，它们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同时试图维持它们身为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地位。它们将继续呼吁布雷顿森林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投票份额进行重新分配，并将积极推动金砖国家的作用。莫斯科和北京将寻求共同推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网络主权”。两国将继续批评“阿拉伯之春”式的人民起义，并将继续反对以武力推翻独裁政权。
报告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在中亚加强合作。这两个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维护政治稳定，支持当地的世俗统治者和政权，打击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俄罗斯穆斯林聚居的伏尔加地区构成威胁的“圣战者”，并确保美国不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步提高，俄罗斯将意识到，在贸易与投资前沿，它没有资格与中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竞争。因此，两国可能达成协议。中国将成为中亚经济增长的出资方和引擎，而俄罗斯仍将是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在这一地区，地方政府寻求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感到不安，因此，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最终分工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并赢得当地精英和民众的支持。中俄两国的政治哲学不同。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以应对国内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之一，中国很难隐藏它的广泛能力。中国仍然试图避免直接主张全球领导地位，它也不愿与大国进行对抗。它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是与以下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可以向中国提供投资和技术的国家、可以充当中国出口市场的国家，以及可以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来源的国家。
报告还称，最近，中国仿照世界银行等模式，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进行运作，并着手推进大规模的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追求的战略完全不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出于对地缘政治安全和国际尊重的需求。对俄罗斯而言，其与西方保持平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中国更加务实。如果需要为国家声誉付出必要代价的话，俄罗斯愿意牺牲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利益。两种外交政策策略的差距使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盟关系变得不可能。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德里似乎准备与北京在一些方面进行合作，在所需之处进行竞争》报告中指出，莫迪已经转变先前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的中国政策。随着印度对中国的公共讨论继续在十足的浪漫主义和不合理的敌对状态之间摆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已经与北京达成一个务实政策。全国民主联盟（NDA）政府下周与中国领导人的三方对话，包括外交部长苏什马·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Manohar Parrikar）和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可能反映了一些新的现实主义。
由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努力克服印度许多对华政策的传统弱点——试图掩盖真实差异，在友谊修辞方面隐藏积怨，假装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大融合，抵制印度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自然延伸。
莫迪在执政期间开始转变这些政策。德里现在承认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利益存在持久矛盾，其试图承担这些责任，拒绝通过寻求向中国靠拢而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为中国资本铺开红毯。
如果团结进步联盟认为经多轮谈判后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是持怀疑态度的。莫迪意识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崛起将中国置于比印度更高的层次。他意识到，中国没有被迫做出某种领土让步，而印度将需要处理边界争端。
新德里还知道，随着印度与中国在有争议的边界上开始基础设施现代化竞争，两国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升级。因此，莫迪正在依靠团结进步联盟执政期间设计的机制，以实现更好的边界管理。自从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9月出访印度以来，边界入侵的频率和强度似乎已经有所下降。
德里也意识到需要去管理中国在次大陆崛起所产生的边界影响力。这样的现实足够使德里承认，印度不能建设一座长城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渗透到次大陆。毕竟，中国这位印度次大陆邻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印度对中国投资更加开放，那么它几乎不能反对其他次大陆与中国深化经济联系。这一清醒的认识已经塑造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该倡议使大量的中国资本进入次大陆，并且正在促进陆路和海上与南亚的连接。
随着巴基斯坦指控印度正在“积极破坏”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这可能反映了总司令谢里夫的偏执，印度当然反对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进行投资。毕竟，中国也是一样，反对在藏南地区进行经济投资。但是印度不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方面——例如，所谓的孟中印缅（BCIM）经济走廊，旨在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与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东部连接起来。
对于印度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外交地位”。而是在其边界及以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把印度自身的行动整合起来。对于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的经济影响力而言，它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展开竞争。莫迪政府终于在此方向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印度现在也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尤其是与日本和美国，来替代中国的区域性连接项目。
对于印度而言，更紧迫的挑战是在安全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印度忽视了与周边国家的国防外交发展，给中国割让了更多的领土。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现在开始延伸至印度的所有邻国。中国的权力和影响渗透整个次大陆。
对于印度而言，答案不在于反对中国与较小邻国的安全合作。它必须对南亚国家的政治关注更加敏感，并且提供有吸引力的军事伙伴关系条款。莫迪大力支持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公布的一些区域安全倡议。
莫迪政府与过去最大的背离就是在构造中国问题方面。在安全领域，比起温顺的听从所谓的中国反对印度与第三国建立关系，莫迪希望创造战略杠杆。如果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因惧怕中国而自觉限制其与美国的国防合作，那么莫迪的担忧是，扩大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最终将致使中国改变对印度的所有计划，特别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军队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印度的做法与中国非常不同，中国非常熟悉强权政治。即使印度与中国就地缘政治进行竞争，它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赢得中国投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认为与中国进行实际经济合作时，也要考虑到安全方面。莫迪认为，随着经济放缓，中国需要为其资本寻找可靠的外国目的地。莫迪希望通过提高中国在印度的经济投资，以此从整体上促进德里与北京的往来。
这一切都与长期影响印度对华政策的伤感主义、政治姿态和防御姿态非常不同。相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一个有自信的德里，其准备与北京在一些方面进行合作，在所需之处展开竞争。尽管在与印度建立关系方面，中国的绝对权力已在过去20年里急剧上升，但莫迪正在证明，一个灵活的印度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无处可走：俄罗斯亚洲政策的现状》中指出，克里姆林宫与西方出现裂痕的两年后，俄罗斯希望，与亚洲保持的商业关系可以弥补俄罗斯的损失，但这并没有实现。普京总统和其他中坚分子并不承认其具有“重返亚洲”的强烈想法，只有私营部门的一些领域可以从中受益。
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Victor Vekselberg）是俄罗斯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人，他在3月下旬出席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主持的高端商务会议，他讲道：“我们要对中国企业持有一定的乐观态度。有人认为它们要来俄罗斯市场花大钱。但中国人已被证明是非常理性和很好的生意人，所以他们不会白白花钱。”维克塞尔伯格的言语抓住了俄罗斯精英阶层的心理，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乌克兰之争中骄傲地宣布“重返亚洲”。
“重返亚洲”这句话于2014年4月在俄罗斯精英阶层之间变得流行起来，紧接着在西方控制克里米亚和采取第一次制裁之后，普京访问上海。部分俄罗斯部长和许多富商带着谅解备忘录和友谊结束旅行——但没有实际的协议和合同。
该报告还指出，中俄友谊最大的支持者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Alexey Miller），他带回一份价值4000亿美元的合同（在油价将近每桶110美元的时候）。2014年9月，米勒在索契投资论坛上说，亚洲天然气市场不能采用欧洲标准，并且“在某一天，我们尊敬的中国伙伴会和我们最大的天然气消费者德国在同一水平上做生意”。
众所周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很会夸大其词，但是他的言论反映出莫斯科普遍存在着乐观心态。许多人都相信，中国人将蜂拥而至地通过购买资产、发放贷款和共享技术利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裂痕。民众都会争先恐后地与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做生意。
然而，2015年有一个令人清醒的现实。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2014年增长6.8%，达到953亿美元，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却暴跌了28.6%，仅为680亿美元。与韩国的贸易下降了38%，与日本的贸易下降了40%。
该报告认为，这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据背后的第一个原因是商品价格的暴跌，其是俄罗斯出口的核心。第二个因素是，由于卢布贬值和随之下降的进口，俄罗斯企业和家庭的购买力缩水。这其中并没有完全统计俄罗斯企业与亚洲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西方制裁，俄罗斯对这一关系有很高的期望。
作者在报告中写道，与中国商业银行达成的最大成功是，中国银行宣布给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2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历史上从单个银行接受的最大贷款。然而，阿列克谢·米勒团队试图从东边的一些地方寻求资金，但并没有太多收获。相反，该公司宣布，将减少其在亚太地区筹款活动的范围，并在伦敦和纽约寻求投资者。
理由显而易见。事实证明，即使中国四大银行已经遵守西方制裁，但北京还是会正式谴责制裁。鉴于中国存在这样的选择——增加在俄罗斯高风险市场（以前很小，现在GDP持续下降）的存在，并潜在地加强在庞大而稳定的欧美市场的地位，中国的银行选择了后者。“战略伙伴关系”不排除财务辨别。当俄罗斯企业可用中国的信贷时，罕见的情况是包括四大银行和其他国际玩家在内的银团贷款。该贷款只提供给像俄罗斯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这样的借贷人——没有受到制裁，也没有信用问题。
该报告指出，中国唯一与俄罗斯签署合作伙伴协议的金融机构是中国的两个“政治性”发展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成立于2014年的“丝路基金”（SRF）。这三个机构与国际金融体系联系很少，因此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俄罗斯人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条款描述为“拦路抢劫”，并且称这往往更容易逃避制裁并在欧盟挣得更多的钱。“丝路基金”只参与了一个交易，斥资10亿欧元购买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Yamal LNG）9.9%的股权——该协议涉及与普京的长期友好关系，因此在两国得到很多的支持。私人的亚洲基金在俄罗斯看到的风险大于机会。当被问及俄罗斯人在香港和新加坡如何能够筹集到资金时，当地金融家回应道：“如果《金融时报》连续几天不提及俄罗斯，我们就会考虑投资。”
该报告还指出，鉴于15年以来，亚洲在俄罗斯优先考虑名单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亚洲企业和政府机构对俄罗斯经济的冷静反应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此外，俄罗斯在亚洲出现几个不必要的失误。鉴于普京在俄罗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总统的个人参与对于“重返亚洲”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俄罗斯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2015年9月在海参崴东部经济论坛上，由于行程冲突，普京与来自亚太地区的主要商人进行的会晤被取消，这些人管理着价值5兆美元的资产。相反，普京只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然后剩余时间一直与美国演员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gal）在一起。许多杰出的商人两次重新安排行程，并为此感到愤怒。
第二个错误发生在11月，当时普京最终决定不参加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会议（自从2002年以来第一次不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普京以不喜欢多边活动而著名，并且只参加一对一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象征性姿态是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普京对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冷落被解释为：俄罗斯不是“重返亚洲”，而是旨在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官僚机构的执行不力，许多在亚洲的俄罗斯计划已经崩溃。例如，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的团队在莫斯科努力对抗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阻力，并且设法在短短两周改变政府的怀疑立场，在截止时间前加入该银行成为创始成员国。然而，俄罗斯政府未能在新的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获得一个副行长的职位。由于俄罗斯的精英们无法商定候选人以及普京对此缺乏兴趣，中国将从其他地方寻找候选人。
同样，无法跟进主要的协定与2015年的宣布不相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相联系。这被誉为莫斯科和北京的准则，以避免在中亚发生冲突并且参与劳动分工，中国将是中亚较大的消费国，而俄罗斯将保持其作为重要安全供应商的角色。但自从普京与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备受称赞的签约仪式之后，什么也没有真正实现。
报告在最后写道，俄罗斯的私营部门或许是唯一的选区，该领域努力致力于“重返亚洲”。那些不能指望从俄罗斯最大的国有银行获得融资的小型和中型企业——如斯普雷特牙膏和阿伦卡巧克力的生产商——努力争取并且促使它们的商品出现在中国超市的货架上。尽管与中国友人还在持续谈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它们的成功与克里姆林宫的幻灭和忠诚的寡头们形成鲜明对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战略再平衡》中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扩大基础设施和连接从亚太地区到欧洲的欧亚大陆。它包括横跨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跨越东南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宣布这些举措以来，国内外就对此进行了积极讨论。然而，迄今为止已经制定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并且该倡议仍处于初步阶段。
清华—卡内基赵可金新著《“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阐述了制定这一雄心勃勃倡议的建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龚婷将主持赵可金以及其他美国和中国学者之间讨论——“一带一路”倡议重塑经济活动模式和建设横跨欧亚大陆更大连通性的前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西方的制裁会影响中俄经济关系吗？》中指出，中俄金融合作的未来走向很难预测，这两个大国的发展轨迹亦是如此。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双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
报告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希望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抵消西方制裁的负面影响。令人惊讶的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已经发现，西方的制裁在中国同样存在——尽管北京官方保证它们没有。2014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说：“我想明确指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人都参加了于雅库茨克举行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干线首段连接仪式。该管道合同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于2014年5月由俄罗斯和中国共同签署。2015年9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的制裁只会加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合作。一位记者指出：“西方的反俄制裁对双边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对此，普京总统断然回应道：“我认为某些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的不正当限制不会对中俄经济合作造成负面影响。相反，这鼓励我们国内的企业与中国发展稳定的业务关系。”
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方制裁对中俄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俄罗斯官方却驳斥了这种说法。至少，在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之后，普京的银行家们已经开始公开抱怨中国合伙人“暧昧的立场”。俄罗斯外贸银行董事会第一副总裁尤里·索洛维约夫（Yuri Soloviev）在其为《亚洲金融》通讯社撰写的一篇专栏中写道：“大多数中资银行目前将不会与俄罗斯同行开展跨行交易。中资银行对（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参与意愿大幅降低，比如在提供贸易融资方面。”2015年9月底，索洛维约夫的同事瓦西里·蒂托夫（Vasily Titov）抱怨中国银行在审视西方制裁方面“太严格”。现有的公开数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制裁有负面影响。彭博社援引俄罗斯外贸银行和市场领导者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副总裁马克西姆（Maxim Poletaev）的话说，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于2015年5月签署了价值60亿元人民币的信用额度协议。此协议对中国的放贷机构非常有利，因为俄罗斯不要求其使用人民币进行贷款。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也不愿意提供急需的美元或欧元贷款。
报告还认为，通过采访中国和俄罗斯的银行家、官员和企业高管，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金融机构采取上述行为的一些动机。这些因素可分为三类：首先，西方市场比较重要，这阻止了中国的银行利用机会深入俄罗斯市场的行为。从贸易数字中可以看出市场的相关意义。2015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其与欧洲的贸易额（593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俄贸易额仅为642亿美元，同比下降28.6%。最近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在经过数年的猜疑和禁令之后，获准在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购买股份。其次，通过对中国或香港银行的了解，从中可以发现它们缺乏有关俄罗斯的详细专业知识。“我们很了解中国企业，知道它们的一些俄罗斯同行，但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理解俄罗斯。”尽管中国在莫斯科或远东拥有能力颇强的团队，但这些团队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在俄罗斯配备的人才库没有可比性。最后，在反腐败运动之后，中国国有银行明显打算降低风险。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表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报告还指出，尽管如此，中国金融机构还是为俄罗斯提供了许多优惠和贷款。“丝路基金”（SRF）收购亚马尔项目（Yamal LNG）的股权就是明证。根据亚马尔项目的声明，“丝路基金”已获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权，最终交易金额约10.8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亚马尔项目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明显目标，但是亚马尔项目很特殊，其买家也很特别。“丝路基金”成立于2014年，旨在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丝路基金”没有明确的战略，它已投资的对象包括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和巴基斯坦水电厂。收购亚马尔9.9%的股权是“丝路基金”的第二次购买行动。“丝路基金”之所以收购亚马尔项目的股权，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该基金仅仅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钱包，没有连接到国际金融市场，也不需要公开筹集资金。这似乎是中国支持俄罗斯企业的一种普遍模式。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企业和银行与中国同行签署的大部分谅解备忘录和协议与政策性银行有关，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这两者都是特殊的政策性银行，它们在中国或海外没有零售业务，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业务”，因此很难对它们进行伤害。
报告最后指出，中俄未来的金融合作很难预测，这两个大国的发展轨迹亦是如此。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基本原则（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继续，中国经济放缓，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会继续增长），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双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银行可能会加强学习有关俄罗斯的专业知识，并学习欧洲同行的经验。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俄罗斯正在失去其物流优势吗？》报告中指出，哈萨克斯坦新的货运航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欧亚商业的物流。如果俄罗斯想要在洲际航运和运输方面保持其地位，那么它就必须大力发展其在远东的物流基础设施，以此容纳从东亚向西运输的货物。
报告写道，100多年来，俄罗斯在欧亚航运和商业上享有垄断地位。尽管面临新的物流挑战，但俄罗斯仍然是欧亚贸易的核心：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是欧洲进口货物和原材料的重要门户，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连通东亚的主要洲际过境交通运输路线。
报告指出，替代横贯西伯利亚铁路最知名的方案是欧盟支持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TRACECA），其能够改善中国西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穿越里海到南高加索和土耳其的货物运输。但政治上的不稳定、有争议的洲际关系，以及沿走廊的地理障碍使其比不上俄罗斯的路线。2015年，新闻报道了一条通过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新通道，这引发了一些分析人士的好奇心，即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报告提及，对于替代西伯利亚铁路而言，这条路线是不可行的。货物必须依靠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以及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之间的渡船进行运输。这样成本就会很高，而且运输也会很复杂。在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之间的铁路会降低运输成本，但建设铁路的提议自2012年就已经公布，并且似乎不太可能很快实现。此外，沿这条路线的货物必须跨越四个海关边境，这带来了额外的运输问题和成本。格鲁吉亚铁路当局估计，这将花费15天的时间才能通过里海走廊把货物运输到土耳其。
报告还指出，沿里海的陆上路线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除了源于多个边境口岸的复杂化，集装箱必须依靠渡轮来穿越土耳其的凡湖，因为没有铁路可以绕行。为了实现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土耳其必须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巨大投资。因其地理位置以及对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的承诺，哈萨克斯坦已成为洲际交通的关键走廊。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哈萨克斯坦已经投资建立其物流部门，并且努力建设交通运输路线。
报告认为，哈萨克斯坦似乎已经找到了它的交通定位：其基础设施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商品的向西流动，而通过远东俄罗斯港口以及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过境运输主要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实施其“光明之路”倡议，这类似于中国“新丝绸之路”的抱负和做法。因此，通过哈萨克斯坦从亚洲到欧洲的过境交通量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量。事实上，如果不对远东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量投资，那么俄罗斯可能会失去其在东西方航运和运输方面的优势。
报告还写道，俄罗斯与土耳其和乌克兰的政治纠纷已经导致安卡拉和基辅选择完全绕过俄罗斯的运输路线。莫斯科和安卡拉之间的关系恶化导致货物通过阿塞拜疆运输，然后跨过里海用渡船运送至哈萨克斯坦。同样，乌克兰货物跨俄罗斯边境运输新规定的出台，已经使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的货物运输速度更慢，价格更昂贵：乌克兰的运货商已经决定通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然后穿越里海来运输货物。
报告指出，里海现有的基础设施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没有足够的渡船来承担日益增加的贸易量，因为阿塞拜疆不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一员，货物运输船将继续遭遇海关和签证困难。然而，需求产生供应，而且里海的渡轮服务应进行改善。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欧亚贸易体制的迹象。2016年1月14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签署了一项关于在跨里海走廊建立货运优惠关税的协议。哈萨克斯坦还决定建立两条“捷径”铁路线，这将缩短中国边境和里海阿克套港口之间700公里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在扩大与东部贸易关系方面，伊朗的兴趣也会促进南部里海运输通道的发展。
报告写道，虽然目前多数洲际贸易流动都通过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但如果不积极发展其基础设施，后者很快就会看到其在远东地区的贸易份额在减少。
报告还提及，比起跨里海或通过伊朗的路线，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路线具有更大的潜力：运货商只需顺利通过两边的海关边界，并避免使用渡轮。比起上述任何替代方案，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路线更快、成本更低，而且物流更易流通。
报告在最后写道，从目前开始，俄罗斯应该通过确保经俄罗斯从中国到欧洲的货物，来专注于保持其洲际运输市场的份额。为了实现这一点，俄罗斯必须改善其在远东的物流基础设施，以确保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过境交通继续穿越俄罗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普京和习近平的友谊推动中俄关系》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两年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温暖的友谊可能是大交易仍在进行的唯一原因。6月底，普京将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恰逢俄罗斯“向东看”战略两周年之际，其标志是上海谈判以及“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这一“世纪合同”。
报告指出，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对于俄罗斯是否已经能够建立一个与中国相关的新模式仍没有答案。最近俄罗斯《生意人报》（Kommersant）的文章首先描述了双方的宏伟意图，然后解释了它们为何注定只是纸上谈兵。
报告还指出，这种情况可以让中国获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其不同意这样的价格），用中国的资金（更昂贵、更难获得）代替西方的资金，并且建设从中国到欧洲的公路，来作为“丝绸之路”倡议的一部分（该倡议2016年没有任何消息）。下面将提到另一个例子。当对中俄关系不再抱有幻想时，这种幻灭感已经渗透到公共空间。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举办中俄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的随行政策专家谈到了无尽的友谊。但在商务会议上，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Viktor Vekselberg）称，合作创新的水平是“灾难性的”，而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抱怨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正在与中国‘玩捉迷藏’，而且这相当困难。”
报告写道，幕后参与者抱怨称，对朋友有过多的期待只会造成新问题。例如，企业被迫四处奔波，并向三个政府间委员会提出它们的项目。在中国看来，底线是，过去两年间最有效的合作机制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一温暖的友谊也许是大交易仍在进行的唯一原因。
报告提及，正是这种友谊促使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Yamal LNG）取得成功，从而吸引了中国的新股东，这种友谊有助于铺平道路——中国国有银行为该项目提供1200万美元的贷款（对俄罗斯而言有着非常高的利率）。
报告指出，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俄罗斯西伯尔（Sibur）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成功出售股份，并同意在无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为莫斯科—喀山高铁提供贷款的原因。
在报告中，中国专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中国不能帮助俄罗斯所有的经济领域，但愿意帮助那些对普京总统非常重要的项目。”
报告在最后写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普京6月的访问可能不会达成太多大型交易。中国的银行拥有大量的资源，但这些银行也会受到限制，其只能资助那些与领导人最密切的商业朋友和公司的项目。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要寻求盈利，但这在危机时期却很难实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为什么北京想要在英国投资》中指出，随着中国将其目光投向欧洲市场，它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伦敦这个欧洲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2015年10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始在英国发行政府债务（以人民币发行），从而使伦敦成为中国在海外的首个中国主权债券发行地。在某些方面，中国将目标转向英国令人十分惊讶。经过了动荡的历史年代——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再到目前英国已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首选目的地。自2012年以来，中国已向英国投资（或承诺投资）了100多亿英镑，这一数额超过它在过去30年的投资总额。虽然中国也涉足金融、科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但它在英国主要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已收购英国的各大品牌，如维他麦、圣汐和披萨马上诺，为希思罗机场和曼彻斯特机场投资，并与法国一同为萨默塞特的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 C）核电站提供资金。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集团在霍洛韦与著名的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赞助合同。此外，伦敦又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协议——授权中国民生银行（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本市建立欧洲总部。它还允许中国招商银行（中国第三大经纪行）在欧洲建立其首个交易平台。直到最近，德国也已经成为中国的投资首选目的地。但是英国在金融、房地产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主导地位使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逊色于美国。英语语言、英国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获得高利润的潜力，以及易于理解的财政体系，都使英国成为比意大利（2015年，获得111亿欧元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法国（获得94亿欧元）、德国（获得79亿欧元）和葡萄牙（获得55亿欧元）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国认为英国是一个颇为开放的经济体，也是欧洲自由贸易的倡导者。
该报告认为，中国也赞赏英国努力使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行为。2013年12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偕众多国家部门部长和商界领袖访问中国。在中国，卡梅伦宣称英国向中国投资开放。6个月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伦敦，并称支持中国对英国的核电站、伦敦希思罗机场或泰晤士水务公司（英国主要的水务处理公司）进行投资，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实力的积极表现。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伦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正值中国加入英国的几个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欣克利角、伦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高速列车项目，以及一系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之际，其中包括将伦敦皇家艾伯特码头改成伦敦商业区项目，这一项目价值17亿英镑。中国在英国的大部分投资仍然与房地产有关，比如办公楼和住宅楼。事实上，在英国至少投资200万英镑的中国公民可在五年内赢得永久居住权。此外，根据英国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已经为中国游客（他们每年为英国贡献5亿英镑）推出了新的签证方案。英国政府承诺为中国游客办理十年内多次入境的签证，并无须支付额外费用。此外，英国想要吸引中国投资者的愿望十分明显。2015年3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决定让英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令华盛顿十分懊恼。几个月后，苏格兰政治家丹尼·亚力山大成了AIIB的五位副行长之一。2015年8月，奥斯本来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表达了他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在此次访问期间，英国的政治家们务必要公开避免存在争议的话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甚至是香港的立场问题。奥斯本回到英国后，许多地方部门都极其欢迎中国投资者。贝辛斯托克前副市长安得烈·芬尼曾协助华为集团在本地区开设总部。不过，英国确实就对中国企业完全开放这一事宜拥有保留意见。例如，在华为集团签署了一项为英国电信网络提供设备的协议之后，情报官员担心该集团可能会对英国的基础设施造成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和美国情报专家认为，华为集团可能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所以，英国议会于2013年谴责“伦敦政府为那些显然会对英国构成安全威胁的集团打开大门”。同时，英国政府却一直在支持华为集团。基于这一原因，北京将伦敦视为其西方盟友，但这一关系仍然不确定。6月23日，英国将在欧盟会员上进行公投，英国很有可能会遭遇“退出欧盟”的风险。习近平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称，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一个团结的欧盟，而且也希望英国这一欧盟重要成员能在深化中国—欧盟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如果英国退出欧盟，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一些企业会考虑将其欧洲总部迁至其他国家，这会破坏中英双方一直以来做出的巨大努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指出，中国官方声明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丝绸之路的现代化革新，古丝绸之路强调“互信、平等、包容、互鉴、共赢合作”，而且其深远的战略意义也具有全球影响力。中国官方强调，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得以实现，那么它将会带来一个有前景的经济走廊，并使44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3%）直接受益，年总GDP将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财富的29%）。一年后，习近平宣布成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进行融资，而且中国银行宣称于2015年为那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增加不少于200亿美元的信贷额。在2014年的APEC峰会结束后不久，习近平就强调，我们应该为接下来数年的“一带一路”项目安排具体时间和路线图，并将重点放在重要项目上，使“一带一路”尽快开始。基于这一背景，中国的国际外交方式在不断变化。近几年，北京开始在国际秩序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也正在向海外市场转移，同时寻求挖掘新鲜市场，并获取新技术。事实上，“一带一路”也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象征，以不断努力转变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初几年强调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依赖于投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以中国倾向于将目标国家定位为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而升级的“走出去”战略则强调那些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每个领域中获得增值链以扩大经济规模的项目。这样，“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扩大中国海外影响力的助推器，也是与中国各个省份存在利益关联的国内投资动力。例如，许多省份开始建设物流中心，举行文化盛会，以期促进贸易发展，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互鉴。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个人的全面战略。显然，华盛顿对“一带一路”项目与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共同构建的复杂格局没有太多的认识。此外，尽管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动力看起来具有多样性，但它们都拥有同一个清晰的主要目标。基于这些倡议，北京寻求加强新兴的全球看法：中国正在走向全球经济活动、实力和影响力的中心。中国官方内部对这一看法也呈现出日益接受的趋势，这可能会使领导层做出误判——假定自己可以有效推动各国政府、企业，以及一国的多个企业之间不断契合，这反过来会诱使北京过度行使自己的权利。毫无疑问，中国持续的经济下行现象削弱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做的能力。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该谨慎判断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被踢出局。在面对关系到中国安全和稳定的几个项目时，习近平主席早已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许多分析人士已经严重误判了习近平主席继续进行反腐工作（尽管毫无疑问会产生副作用）的意图，并低估了“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事实上，“一带一路”与习近平政府此前提到的主要战略基点密切相关。该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的起源，作者写道，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来源于宙斯的大脑，但“一带一路”不同，它应该被视为习近平主席及其伙伴的大脑产物。这一概念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基础反映出全球几大趋势的交融，以及它们对中国的最终影响。这些基础也代表着（至少是重要的印证）二三十年前中国国内争辩的巅峰。基于此，我们也很难推断任何一种争辩内容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问题会影响争辩内容。
该报告还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背景下逐步演变成一种外交政策标准。在许多方面，“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希望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互鉴的象征和执行机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同许多其他领域的政策一样，习近平独一无二的贡献似乎是在中国的外交经济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策框架之间寻求绝对的一致。如此一来，在没有对共产党不断发展的外交政策标准进行彻底回顾的情况下，就很难理解中国领导人的“一带一路”愿景。除了其政治目标以外，“一带一路”为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以寻找新市场和投资机会）带来急需的战略重点，并使这一政策更具协调性。
“一带一路”最初的重点是区域互联互通项目。“丝路基金”是由中国投资公司（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支持的。该基金是通过为基础设施、资源以及工业和金融合作项目融资，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其最初的目标是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将是重点，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然而，与传统援助项目不同，“一带一路”项目的目的是产生利润。实际上，负责该基金的高级官员已经注意到，该基金将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而且应该为利益相关者带来足够的回报。AIIB也旨在为“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进行融资。该行的明确目标是将金融资源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其他亚洲国家取得发展）方面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一带一路”将覆盖全球2/3的人口和全球1/3的GDP总量。该倡议与中国日益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外向型投资这一趋势大相径庭。至少在该倡议的最初阶段，国有企业和最大的金融机构将会成为主导力量。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素是其与中国各省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所有省份已经表明，它们将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2/3的省份已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优先发展事项，并将其列入本省2015年和2016年的年度工作计划中。中国国内所做的准备工作迅速增多。国家和省级负责人将“一带一路”的发展视为解决国内钢铁、混凝土和其他建筑材料过剩问题的一种途径。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的一些机构，而且通过已达成的项目、货币兑换和贸易来鼓励广泛使用人民币也将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此外，尽管“一带一路”确实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成分，但国外观察人士却将这一成分过度夸大了，尤其是美国。然而，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和相关交通路线无疑成为“一带一路”背后的主要地缘战略因素。“一带一路”、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的出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进行竞争，并为未来推进可替代的规则和政权奠定基础。“一带一路”可以为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金砖国家（BRICS）这样的组织创造联系，而且中国希望通过将“一带一路”与东盟“10+1”、SCO和BRICS联系起来而取得长足发展，并加强其与俄罗斯以及其他中欧、中亚、中东和南亚国家的双边合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这标志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巨变达到巅峰——中国似乎在使用双边方式提升自身国家利益方面变得日益自信。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外交部长昂山素季赢得中国支持，缅甸的军事审查》中指出，过去一周，缅甸经历了诸多“第一次”。联合议会现在包括前政治犯、医生、商人和诗人，该议会于3月24日同意成立新内阁，服务于全国民主联盟（NLD）政府——这是50年来首个统治国家的平民政府。缅甸总司令敏昂莱于3月27日的建军节上发表演讲，敦促缅甸军方与新政府进行合作，以此帮助“该国”满足稳定、团结和发展的基本需求。NLD主席和前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多年来在军事统治下受到软禁，如今缅甸显然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两位将在新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她将负责管理外交、教育以及能源和电力投资结合事务，同时还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立法者已经开始努力通过立法，该立法将赋予其“国家顾问”称号。宪法禁止昂山素季担任总统，她将需要辞去议会席位和内阁党派职位。作为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拥有国家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权。这也为她在国际舞台上赋予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她对缅甸的优先事项和国家战略给出意见，并扭转了世界对缅甸的看法，因为几十年来缅甸一直与国际社会隔绝，而如今则逐渐拥抱其作为东盟成员国的区域地位。国际观察员感兴趣的是昂山素季将如何处理缅甸与中国的艰难关系。作为她上任以来的首次考验，昂山素季将面临缅甸外交关系中最具争议的两个问题：一是搁置中国对缅甸北部密松大坝36亿美元的投资；二是中国财团最近提出的耗资140亿美元的特别经济区，该项目位于缅甸西部，俯瞰孟加拉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即将离任的总统吴登盛于2011年决定延缓密松大坝的建设工作，以回应缅甸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这一决定激怒了中国，中国随后对吴登盛冷眼相待，并寄希望于下届政府。据称，2015年昂山素季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已经恢复了密松大坝项目的建设，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于3月份强调，中国希望打破其与缅甸新政府目前的僵局。
该报告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不解决密松问题会伤害其在缅甸的地位和经济利益，而且也会为中国未来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创一个不良先例，进而可能遏制本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昂山素季于2013年支持议会决定，即允许中国为缅甸西北部的铜矿项目进行投资，以促进其发展，尽管当地民众因土地冲突和环境问题对此十分反对。她认为这有利于使那些潜在投资者放心在缅甸做生意。同时，即将离任的政府于2015年年底决定，授予中国联合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在缅甸西部皎漂镇开发深海港口和合成制造业的权利，该公司曾因土地和治理问题受到民间社会和当地民众的批评。许多人质疑政府（由军方支持）对该项目奖励的背后动机，他们问及NLD政府是否将采取措施审查这一情况。昂山素季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她欢迎别国对缅甸进行合理投资，但她将如何在安抚国外投资者和管理大众“反华”情绪之间做出平衡，这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参与力度的领域是缅甸不确定的和平进程。2011年，缅甸政府和十几个民族武装组织进行停火谈判，中国是其中的观察者和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尽管2015年10月吴登盛政府与七个民族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但现在NLD政府需要为这一进程制定下一步的具体措施，其重要原因在于：由政府支持、国际社会赞助的缅甸和平中心（负责处理政府与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停火谈判）已经解散，欧盟未来对这一和平进程的赞助资金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中国的外交任务，并强调中国可以通过对话机制和平解决国际冲突，这在缅甸武装冲突事件中得以印证。重要的是，中国的目的是否在支持政治对话中发挥更大、更正式的作用，以及它是否会寻求在中缅边境问题上充当武装团体和军方新政府之间的调解者。如果不解决缅甸的武装问题，那么就无法讨论缅甸的外交政策前景。虽然军方领导人可能不再是聚光灯下的人物，但他们仍对官僚机构和本国巨大的经济利益持有相当大的军权和行政控制权，所以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大部分国内外问题将很难解决。缅甸军方总司令敏昂莱已经为民主转型定下了建设性的公共基调，但他几乎不质疑自己于4月1日将权力移交给NLD一事，因为武装部队有责任“以同样的方式领导国家政治”，而且它们已经准备好面对该国的任何危急情况。事实上，正是因为缅甸长期以来对外国势力的抵抗，才催生了缅甸“独立、主动、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尽管昂山素季可能不会偏离这些原则，但军方仍会好奇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在领导国家外交事务时会留有多少余地。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中国想要在缅甸的和平进程中提升影响力》一文中指出，就在全国民主联盟（NLD）政府执政五天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受到党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的邀请出访缅甸。得知和平进程将是缅甸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中国就准备针对中国如何在民族调解问题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提出建议。这反映出中国在缅甸发展中维持影响力的愿望，缅甸应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和中国的援助，同时抵制中国潜在的巨大影响力。在吴登盛政府时期，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的角色可以说是“有争议的”。虽然中国坚称它促进了和平对话进程，但其与民族武装团体在中缅边境的不透明关系引起了缅方的广泛怀疑，即中国是否在破坏这一进程。现在，中国决心改善其与缅甸新政府的关系，并表现出对加强和平进程的兴趣。这种兴趣体现在不同的方式上。最直接的体现方式来自中国驻缅甸大使于3月4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他宣布，中国将“积极与NLD政府进行合作，推动和平进程，包括提供物质和财政支持”。据称，中国外交官已在那些位于仰光的组织中负责和平进程事务。负责亚洲事务的中国特使孙国祥自2015年夏天就职以来，就一直与民族组织和缅甸和平谈判者进行会晤。本周，王毅在访问缅甸期间宣称要“在缅甸的民族和解中扮演积极角色”，这是中国就和平问题做出的最新承诺。尽管中国努力在吴登盛时期的缅甸和平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但其真正的角色仍然“存在争议”。中国坚持遵循不干涉缅甸民族和解的原则。边境复杂的安全现状，混乱的历史、民族、情感和商业因素都使中国对缅甸和平进程的参与很不明确：就在冲突发生期间接受民族组织难民而言，中国被指责为缅甸叛军提供庇护。中国与民族组织在采矿和伐木业中的商业活动被批评为是在掠夺资源和资助战争。当中国官员会见民族组织时，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都会背上破坏和平进程的“黑锅”。2015年10月，缅甸官员指责中国指使民族组织拒绝全国停火协议（吴登盛的伟大成就）。
报告认为，北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缅甸和平进程。民族冲突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以及民用和商业项目。不稳定性和暴乱阻碍了中国南下印度洋的计划和“一带一路”举措。中国也陷入了缅甸民族冲突中，因为中缅两国存在跨境的历史和民族关系。中国曾向缅甸共产党提供援助。虽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停止了对缅甸的支持，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团结和地方级跨境经济活动的结合，这些关系很难被政治命令或法律条文割断。因此，当民族组织打击缅甸中央政府时，他们在中国的民族兄弟和商业伙伴不仅会表示同情，而且还会予以支持。从本质上来讲，中国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争论重点是推进中国在缅甸国家利益的最佳战略。中国的优先事项，如进入印度洋、互联互通项目以及经济投资，都依赖于缅甸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合作。然而，缅甸不断变化的对华态度以及自2011年以来与美国的和解，已经推动中国在不协调的战略需求中寻求平衡。少数民族反叛武装的持续存在会展现出缅甸的地缘政治现实，并会塑造其偏好，即令许多中国人愿意相信它。中国提升其在缅甸参与度的具体细节仍有待观察。越来越多的信号体现出中国已准备好加强其参与缅甸事务的物质基础和规模支撑。由于和平进程是NLD政府的优先事项，中国不希望遭到冷落或抛弃。中国做出的贡献会缓和其与新政府的关系，而中国缺乏参与度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边境地区和后院发挥影响力。
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很可能会组织并主持缅北民族武装领导人与政府谈判人员之间的会谈，并在设定会议基调、对双方就停火问题施加压力这两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正在讨论中国如何在缅甸的国家停火问题上扮演“保证人”角色：因为民族组织和中央政府之间最基本的不信任是达成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一些中国人和民族组织认为，国际保证人有必要监控并执行停火协议。联合国将如何参与这一事宜仍有待观察，但鉴于中国对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厌恶，这一安排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双边模式（联合国作为见证人），而不是以联合国作为平台的多边模式。中国介入其中的另一个可能途径是佤邦联合军（UWSA）。2015年5月和11月，UWSA在邦桑组织了两次民族武装领导人峰会，以加强协调和团队建设工作。就在两周前，UWSA主持了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和南部掸邦军（SSA-S）之间就领土争端而举行的另外一次协调会议。中国支持UWSA加强其在民族组织领导地位的努力，同时希望这些组织能成为一种控制和管理各少数民族团体的向心力。作为规模最大、最具实力的民族组织，UWSA有更大的能力和吸引力去团结各民族组织。虽然UWSA的声誉曾因毒品交易和国家独立运动中拥护自我利益而遭到诟病，但如果中国为其提供足够的动力，那么这些定位标签是可以商量的。尽管受到重重阻碍，但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依然至关重要。和平进程只不过是中国扼住其西南部邻国咽喉的一个例子。无论缅甸新政府的偏好如何，中国仍将是缅甸和平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参与者。缅甸不仅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而且也要意识到自身需要调整方式，以平衡中国潜在的巨大影响力，并塑造中国的行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被忽视的差距》报告中指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4月13—15日的菲律宾之行时表明，美国对其盟友在酝酿已久的南海争端问题上予以支持。他的访问时间正值美国—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结束之际，即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菲律宾反对中国九段线主张的仲裁案件做出预期决定的前几周，这向北京和马尼拉传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菲律宾海事安全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为了强调这一点，卡特在此次访问之前宣布，在2016年用于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MSI）的5000万美元资金中，超过80%的资金会用于菲律宾。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是一个长达五年的、斥资4.25亿美元的项目，旨在提高合作伙伴的能力和海域感知力。菲律宾武装部队急需这笔钱增加信誉，但如果持久的区域安全和海上安全能力是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的核心，那么至关重要的是，资金可以用来弥补菲律宾在苏禄和西里伯斯海糟糕的安全缺口。
报告认为，国防部还应考虑MSI资金用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下的海上边境安全倡议，以及菲律宾国家警察海上特种作战单位，这两个项目都是在美国司法部的国际刑事调查训练援助计划指导下发起的。这些项目致力于提高沿菲律宾南部边境的安全性，但没有足够的资源涵盖这样一个大区域。强调苏禄和西里伯斯的海上威胁对于确保其没有忽视中国在南海的威胁，并挑战中国的威胁至关重要。2016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MSI）表明，援助的目的是致力于南海周边国家的海上安全任务。虽然该倡议的重点显然是中国，但它并不意味着援助必须绑定在南海的专门活动中。
MSI资金还可以用在提高苏禄和西里伯斯海海上安全和海域感知的活动中，这对区域的持久安全至关重要。菲律宾海军资产能够保护菲律宾在南海的渔船。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三边交界区域建立合作和相互协作将有利于南海争端问题的解决，减少邻国潜在的不稳定冲突。将2016年MSI资金的一部分用于菲律宾在苏禄和西里伯斯海的任务有助于提升合作伙伴的能力，并能够促进该区域更广泛的和平。在三边交界处不受控制的海域建立一定的秩序与安全，将允许合作伙伴投入适当的精力和资源，以保证公正、和平地解决南海争端。
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开始在菲律宾基地部署战机和军事人员，这是两国于2014年签署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的一部分。《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是一项为期十年的美国与菲律宾两国之间的新防务协议，并于2014年4月28日由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加斯明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古德博格代表两国签署。协议内容主要是：菲律宾允许美国军队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并允许美军增加在菲律宾轮换部署部队。
在海上安全倡议下，美国将飞机和新监视雷达转移到菲律宾。美国于4月12日向菲律宾移交了一架C-130运输机，这架运输机具备搜集海上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其是美国海上安全倡议的一部分，旨在协助东南亚国家提高海域感知力。2016年，菲律宾将获得近4200万美元（2016年该倡议的总资金为5000万美元）。菲律宾的其他项目包括：来自美国的传感器、雷达和通信增强设备。
菲律宾和越南就六年计划达成一致，旨在加强安全合作。根据菲律宾外交部于4月12日发表的声明，菲律宾和越南已经同意起草一项2017年至2022年的“行动计划”，以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两国将其之间的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国防和安全合作，并加强在打击反恐和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双方还将增加有关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调，并同意就南海问题推动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部长访问越南，并公开质疑中国的意图。他于4月20—21日访问越南，会见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双方讨论了海上问题、奥巴马即将于5月份进行的访问，以及其他方面的双边关系。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布林肯质疑中国在南海土地填岛和军事化的背后意图，而范平明呼吁深化关系，并重申了越南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承诺。
美国和越南于4月25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年度人权对话，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访问越南的前几周。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表达了自2016年年初以来对活动人士和博客博主逮捕的担忧，并强调越南法律持续改革的重要性。
报告指出，越南和中国海岸警卫队进行渔业联合巡逻。中国和越南的海岸警卫队于4月19日至23日在北部湾共享渔场进行渔业联合巡逻。这是自2006年以来实行的11次联合巡逻中最长的一次。共享渔场覆盖约28%的海湾，即13000平方英里。与会人员还讨论了深化合作的方法，包括救援行动、人员交流和信息共享。两国海岸警卫队就通知对方单方面巡逻达成一致。越南与新加坡于4月13日签署潜艇救援联合协议。这次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东举行，正值第十五届西太平洋海军区域问题与安全研讨会期间。到2017年，越南将全面投入使用先进的潜艇舰队，并计划寻求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此外，英国外交大臣访问越南商讨推进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于4月11—13日访问越南，并进行英国—越南的首次战略对话。他会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和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以讨论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教育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阮春福呼吁欧盟反对南海土地复垦和军事化，而哈蒙德表达了对航行自由的支持。
报告还指出，印度尼西亚举行多边海军演习。印度尼西亚此次举行的演习涉及来自35个国家的海军，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2016年的演习集中于海上维和行动，涉及约48艘船舰和飞机。这也正值西苏门答腊省巴东第十五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举行之际，此次论坛汇集了该区域的海军领导，各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海上问题。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出访欧洲，并与德国和荷兰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佐科·维多多于4月18日开始对欧洲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旨在加强印度尼西亚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并讨论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作用。此次访问期间，他与荷兰企业签署了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并与英国签署了涉及五个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一致同意在未来4—6个月启动印度尼西亚—欧盟经济协议的谈判。
印度尼西亚考虑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进行联合巡逻。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尤素夫·卡拉（Jusuf Kalla）于4月17日表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联合巡逻十分必要，因为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最近接二连三地绑架印尼人，而且人们还高度关注苏禄海的海盗问题。4月19日，印尼政府暂时禁止无护送船只从印度尼西亚去往菲律宾，并在南加里曼丹马辰港口和北加里曼丹省打拉根港口停止批准运输许可证。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缅甸改变少数民族的政策。4月14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缅甸政府保护宗教自由，并停止对少数民族滥用政策。该委员会——其成员由美国总统和国会领导人任命——称政府应消除歧视性的法律，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缅甸开设办事处。
报告指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于4月14日宣布，不允许新加坡元进一步升值，并将放宽货币政策。鉴于央行此前的政策（允许适度、逐步升值新加坡元），这一决定出人意料。MAS称此举和货币贬值不同。中央银行预计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以色列，同意扩大网络防御合作。李显龙与以色列外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于4月19日同意就某些领域加强合作，如国防网络安全和高新技术贸易领域。李显龙和内塔尼亚胡还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两国领导人鼓励以色列人和新加坡人加强创业和商业交流，并在各国寻找投资机会。
菲律宾外交部长访问老挝，承诺推动合作。菲律宾外交部长于4月19日在万象会见了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共同讨论促进双边关系的途径。双方同意深化经贸、投资、航空运输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老挝外交部称，双方还讨论了消除向对方国家出口的重复关税。
报告在最后写道，中国与文莱、柬埔寨和老挝就南海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在万象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王毅称，四个国家一致认为，领土争端不应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并应通过直接协商解决问题。中国的举动可以看作一次尝试，以限制菲律宾仲裁案件时东盟国家达成的共识——反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美国于4月14日称，它已与菲律宾在南海展开联合海军巡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参观了南海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他认为3月的首次联合巡逻有助于区域海事安全。
越南驳斥俄罗斯外长呼吁反对南海争端国际化。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Le Hai Binh）于4月14日称，南海纠纷不能进行双边解决，应该包括“所有有关各方”。这番言论是针对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于4月12日在莫斯科会议的呼吁，反对南海争端国际化和外部对南海争端的干预。据黎海平称，双边解决方案仅限于不超过两方的纠纷。
《中国人民解放军日报》4月17日的报告称，中国已经进行了演习，而且与实际作战情况很相似。中国南海舰队使用增强作战能力的先进方法进行演习。此外，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也在与其他军事部门协调进行24小时海上攻击演练和低空演习。
此外，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计划在文莱开设一个分支机构，根据4月19日该银行副行长发表的声明，正准备“全面展开”分行建设，并预计将在2016年年底开始银行业务。该银行表示，文莱分行旨在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倡议，并扩大其在东盟十国的业务。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一带一路”，那就是“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亚欧大陆重新连接过程中的欧盟》中认为，打开“夜晚的世界图”可以发现，只有那些日本、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沿海地区才灯火辉煌，这说明它们实现了现代化，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看不到灯光，那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所以“一带一路”就是要让所有人“在夜里看到光亮”，从而实现工业化。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今世界80%的产品都来自沿海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地带，因为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部分全球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互联互通，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帮助南部国家实现工业化，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复兴，打造更包容的全球化。
报告指出，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当时有几百万人口实现工业化，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的上千万人口，再到美国的上亿人口，如今，金砖国家的几十亿人都实现了工业化，而我们还依赖近代以来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所开凿的海峡、运河和航线，这显然是“小马拉大车”。欧美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率为6%—8%，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率高达20%。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亚洲国家的产品和产业竞争力很难提升。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化公共产品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着眼于“世界岛”——欧亚（非）大陆的互联互通，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这不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也可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亚非国家的比较竞争力，消除内陆与海洋国家等地带的发展差距，实现联合国2030年后发展议程和人类的长治久安。
那么如何实现欧亚的互联互通？本文认为，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导致欧亚大陆文明的衰落。重振丝绸之路成为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的共同梦想。然而自古以来，大流士、亚历山大、恺撒、奥斯曼、成吉思汗以及近代的西方殖民者，都是靠战争和征服来实现欧亚的互联互通。人类步入铁路时代，欧亚铁路计划为实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百年梦想提供了技术支撑。于是有了德国一战前的柏林—巴格达铁路规划，也有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欧亚大陆桥设想。在人类从传统铁路迈入高速铁路的进程中，中国实现了“弯道超车”——用短短10年时间，修建了1.9万公里的高铁（占世界的3/4以上），一跃成为世界高铁大国、高铁强国。这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底气。而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建造能力，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资本。截至2015年10月底，中国各地已经开通23条欧亚快线，比海运缩短一半时间，当然成本也高出海运的一倍。比如，渝新欧铁路从原来的海运35天缩短到16天，成本为6000—8000美元/集装箱，较海运的3500美元/集装箱高出一倍以上，这看起来不划算，所以只能靠当地政府补贴，其主要原因是未达到规模经济、政策和技术连通不够，以及返程几乎空载等。为此，“一带一路”提出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这就从时间上超越了欧洲一体化的商品、劳动力、服务及货币的四大自由流通；从空间上实现陆海互联互通，东西呼应，实现规模和系统效应，才能彻底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内陆地区的比较竞争力，让欧亚大陆互联互通计划获得可持续发展，并超越古丝绸之路与传统全球化。
何时实现欧亚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密切相连。第一阶段：到2016年，基础设施开工，沿线国家达成共识。自由贸易区（10+1，中—海FTA, RCEP，中—斯FTA）建设实现突破。第二阶段：到2024年，一体化格局形成：沿线国家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通往波罗的海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安全畅通。第三阶段：2049年建成以中国为主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两翼齐飞，“五通”基本实现，确立中国在周边事务和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优势。中国最晚提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现在却超越其他国家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1）古代——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2）现代——门类最全、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3）当代——国内互联互通基本完成。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借外访机会分别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构想以来，“一带一路”便在中国学术界及决策层得以广泛讨论。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6年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称，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文章还指出，“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它还吸引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广泛兴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截至当前，已有50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加入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国家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一带一路”对欧盟的影响至关重要，其表现至少在三个方面：贸易与投资、和平与安全、人文交流。
贸易和商业是中欧关系的核心部分。自2004年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达6151亿美元。贸易相互依存性是欧盟高度重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主要动力。由于贸易对交通基础设施依赖性很大，“一带一路”必然对中欧贸易产生重大影响。除了可以加速货物运输外，欧洲主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还能获得其他益处。尽管“一带一路”构想是由中国提出的，但中国仅依靠本国力量则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所以需要加强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如此看来，欧盟可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从中获得额外收益。美国未来趋势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华赞分析称，欧盟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与中国加强合作，这或许是欧盟多个国家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与安全紧密相连。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欧盟的和平与安全有积极的影响。这一战略构想还具备加强经济交流的潜力，有助于加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一带一路”向欧洲推进的过程中，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宣布参与建设这一战略构想，其中包括中亚和中东的多个国家，这对欧洲安全也具有重大意义。欧盟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鼓励中国成为欧盟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表明，中国愿意与欧盟分享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构想因而可能成为欧盟与中国加强发展与安全方面合作的契机。
人员交流是中欧关系的第三大支柱。2011年5月，中欧双方决定继“中欧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之后启动“中欧人文交流机制”，为中欧关系建立“第三支柱”。欧方将此项机制称为“高级别人文交流”。2012年2月，该机制在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正式建立。同年4月18日，有关该机制的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然而，这一机制因缺乏明确行动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重新激活了这一机制。从历史来看，“丝绸之路”不仅与贸易有关，它同时也具备重要的文化意义。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一带一路”有助于将欧洲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以及医学科学带到中国，同时推动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印刷艺术以及儒家思想传入欧洲。这种交流必将给中欧文明留下深深的烙印。有专家称，“一带一路”将为中国“走出去”战略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也会给欧洲企业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提供机会。“一带一路”建设将打破近代以来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和隔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意识形态的隔阂，通过人员、资金和货物等方面的往来不断加强，和平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中欧为全世界做出的贡献也就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