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概论(1)
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
——《杂阿含经》卷四十七
人们因缘生聚。缘即关系，不论是与生俱来的血缘、族缘，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渐渐生成的情缘、业缘，抑或是基于领地而发展为民族国家空间分布的地缘，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社会关系。
万物因缘成彼此，人亦因某种缘由而结成大大小小、或亲或疏的共同体。作为社会性动物，人是关系生物——人类总是生活在多样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以佛家言，因缘是事物生起变化的条件，因为主，缘为辅。因缘决定事物的相互关系，决定事物的生起变化和最终结果。
本书试图揭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币缘”现象，它是影响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所谓币缘，是指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币缘政治则是其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在本质上，币缘是一种权力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各文明共同体在空间上相对疏离，币缘主要体现为一个城邦或王国内部不同群体及边缘地带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币缘扩展到全球并演变为一种双重关系，即主权国家与世界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
在历史上，币缘曾经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币缘对全球社会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认识币缘既有深刻的认识论价值，亦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节 货币与币缘的概述
货币是人类为方便交易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币缘则是人们以货币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作为从货币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币缘包含着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重关系，即人与货币的关系和人们之间因货币而产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的历史和人与货币的关系，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本书所要做的是，研究人们之间以货币为媒介产生的社会性联系，重点是研究世界货币出现后各个国家因全球货币体系而产生的复杂关系。
货币与币缘的共生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对货币起源的记载。
管子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4]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在高辛氏之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
班固所撰的《汉书》说，在神农时就有了金、刀、龟、贝。[5]
《尚书·盘庚》记载：“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为货，如今之用钱然。”[6]
马氏《文献通考》中的《钱币考》说：“自太皡以来则有钱矣，太皡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7]
自1928年发现殷墟后，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大量挖掘和考古研究。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妇好墓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及石贝、骨贝。[8]这些出土文物，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人使用货币的最早证据和货币发展的遗迹，甚至是世界最早的货币。[9]对殷代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仿制海贝的铜贝，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10]上述考古成果证明，在距今3000年以前，中国就使用了贝币；在商殷之际，就出现了金属铸币。[11]殷墟考古为华夏地区作为世界上独特的货币文化源头之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12]
比中国殷代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被文献和考古证明的世界货币文明的另一源头。在对西南亚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和石刻，其中涉及经济贸易活动的有14000多块。这些泥板上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大量信息，其中包括货币流通的情况。它证明使用货币的贸易活动，不仅涵盖了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的许多城市，还涉及今天的埃及和伊朗地区。《埃什努那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都显示，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王朝，就开始以金银块作为称量货币进行交易，并用以支付罚款。这说明，货币从诞生之初起就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工具，它一直具有社会性用途，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除古巴比伦外，埃及、以色列、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早期也是使用称重的金银作为交易工具。[13]据考古发现，小亚细亚的利底亚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就铸造了带有印记的金银币，使人们摆脱了每次交易都要称重的麻烦。这一先进的铸币文化向东、西两个方向流传扩散：波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后学会了铸币，而古希腊的移民将小亚细亚带有印记的铸币文化带回了希腊。值得注意的是，希腊铸币上铸有代表城邦主权的设计和铭文，象征着铸币与城邦法律制度的关联。在希腊文中铸币和法律的单词都源自同一词根“nomos”，意味着铸币在古希腊文化中被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14]在希腊社会中，铸币与法律是相互支撑的两根支柱——希腊城邦需要铸币的收入，铸币也需要城邦政权的支持，城邦以主权保证铸币的质量和价值。
货币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形成有组织文明的必要条件，绝少有例外。[15]只要人类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创造出货币，并同时发展出币缘——一种超出血缘族群和狭小地幅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是形成广域范围社会分工的基础。货币与币缘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货币与币缘的出现，是形成超血缘社会分工的必要条件，它们可以增进不同群体间的合作，扩展合作的范围，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整体发展。与更多通过劫掠来积累财富的原始文明相比，货币经济处于更高的文明水平。在各个地区文明中，产生货币与币缘的细节会有所差异，但货币与币缘相互促进发展却是世界范围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
在成文于公元前1792年到公元前1750年间的《汉穆拉比法典》中，有许多条文涉及交易、契约、罚金、利息、赔偿、租金、雇工价格等内容，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大量使用货币，并因交易等商业活动和货币使用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16]值得重视的是，在《汉穆拉比法典》中坚持以同态复仇为主，辅之以货币赔偿的基本精神。[17]这反映出在当时当地，货币并未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也不是支配人们关系的主导因素，还只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辅助性工具。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例证。《礼记·曲礼》中记载：“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这种以实物为重的财富观，是生活依赖于土地物产、相对自给自足的早期商品经济时代的主流意识。这说明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各阶层财富的基本形态是实物，人们看重的也是实物形态的财富而不是货币。它不仅体现了货币在当时经济活动中的从属地位，也折射出币缘在当时社会中的边缘化特征。在“人—货币—人”的关系中，人处于关系的起点与归宿，而货币是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中介。
对那时的人们来说，货币不过是为方便交换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就像锄头和犁铧是生产工具，而货币只是帮助人们顺利完成交换的工具，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生产活动主导着交换活动，货币不会成为经济的核心，币缘也自然不在人们关注的焦点上。人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关系——人支配货币。人是货币的主人，货币是人的工具。
货币受人支配，主要是因为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满足自己生存后的剩余产品并不是很多，交换只能排在生产的后面。加之人们之间交换劳动产品，最初也主要是靠以物易物，商品经济远不能涵盖全部经济活动。此外，受到交通工具等因素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换通常只能在邻近地区进行。交易的频率和范围限制了货币的出现与使用，货币对人们生活和意识的影响自然受到局限，从中而生的币缘当然也只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多路径演变
当社会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出更多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交换劳动成果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换成为实现和维持社会化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普遍的交换与社会化生产是相互依赖、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活动，交换样式和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演变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交换工具与生产工具的创新同样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作为交换的基本工具，货币的产生源于交换需求的增加，交换导致货币的出现与普及，货币形态的创新也在重新塑造交换样式。货币与交换的互动，不仅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也促发了币缘——这一产生于交换工具、生长于交换活动的社会关系。
社会经济领域的交换活动增加，不仅促进了产品交换，而且实现了“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18]。农、士、商、工等不同社会群体通过货币进行交换，不仅增加了商品的交流，促进了社会分工，还使人们之间出现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由此，币缘不仅体现为交易中的人与货币的关系，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人们之间围绕货币形成的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的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持续、广泛的交换活动，促进了币缘从生产、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扩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人们之间的交流、交易活动，是币缘的社会化之根。
实际上，货币从来就是经济需求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对货币起源有多种认识，对为什么造币却有相当一致的看法：“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易有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19]这段话不仅描述了中国古代货币产生的过程，更表达了“圣人造币为民”的思想。其中虽有“亲兄弟明算账”的利益划分，却还不失“以益有无”的脉脉温情。
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渐渐取代自然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货币也随之开始摆脱被支配的地位，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经济杠杆。异化的货币不仅改变了货币与人的关系，也深深介入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同鲁褒在《钱神论》中所说的：“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20]
交换由原本人们交换彼此劳动成果、实现分工互助的过程，变为锱铢必较、充满竞争的过程，而货币也由人们交换的工具变成了役使人们的神明，币缘亦成为人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关系。货币是交换的工具，也是控制交换的权力杠杆。随着货币介入社会各种活动程度的加深，特别是货币占据了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地位之后，商品交换的买卖活动就被糅进了等级、剥削和冲突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币缘开始染上阶级斗争的血色。
在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把控制货币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因为金钱可以购买影响力，也可以供养军队来取得社会控制权，因此许多国王在货币上刻上了自己的肖像。当耶稣看到印刻着恺撒头像的银币时，发出不平的感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21]每一枚印有帝王肖像的硬币都成了权力的载体，币缘也被塑造为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
高度发展的货币和无处不在的币缘，使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社会分工更加明晰而高效，生产力得到更显著的发展，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社会生活形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货币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石，而币缘则体现着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当货币的使用范围开始超出了城邦或相邻地区，成为多个城市甚至是不同王国之间进行贸易交换的工具时，币缘便不再只是体现一个城邦或一国之内的不同行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币缘主体也不再局限为个人与阶级，而是扩展为整个民族、国家和国际货币体系——发行货币的机构、法规和管理者——币缘亦成为对广阔地域的国家间经济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关系，因而具有了国际政治的意涵。跨国货币导致跨越国界的币缘，它们推动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与互动，也使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合作、相互竞争。
在多文明交汇、充满竞争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自古代起许多国家的货币就常常相互通用。[22]这源自该地区货币的希腊化传统——自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波斯和北印度地区之后，希腊文化包括货币文化在广袤地区传播开来，致使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中都留有希腊化的特征。古罗马最初是以牛羊和铜块为货币的，为了解决战争开支的燃眉之急，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的铸币理念，开始铸造货币。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罗马人又对货币系统进行重组，按照希腊的模式建立了货币体制。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这一货币体系得以扩展到全境。罗马统治的终结，也结束了这一地区内的统一币制。各国根据矿产资源自行铸币，彼此间金银币相互通用，这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实质上的“复本位经济”[23]。一个区域多种货币的现实，创造了彼此间交换产品与利益的条件，也提供了相互竞争的工具。正因如此，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军事关系一直呈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彼此纠结、相互影响，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