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气候容量与气候移民

环境容量受诸多自然因子的影响，但最为根本的因素，是气候条件，尤其是降水和温度。如果说环境容量具有一定的相对属性的话，气候因子则是技术和经济条件难以改变的。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以全球地表增温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缓慢而且具有不确定性的过程。因而，气候容量是环境容量的决定因子。认识气候容量特征，有助于认识、尊重和顺应自然，促进生态文明的平稳转型。

气候容量的核心指标是气候要素的天然水平，为一个特定地区的关键要素和各种气候要素的组合及其变异而形成的总体上的量级水平。在某一地区，气候容量的各种要素中多以一个或几个起主导或决定作用。例如，光照、温度和降水。气候要素的变异主要为季节和年际变化。此外，气候要素还受地形、地貌、土壤和植被等因素影响，通过径流等方式进行空间与时间转移或再分配。气候容量的天然安全阈值受限于天然低限值，如最旱年份的降水量。因为如果年际波动或变率大，采用多年平均值会存在风险。例如大旱年造成农产品绝收、人畜饮水困难甚至死亡。

极端天气事件尤其是降水对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冲击影响巨大，甚至造成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崩溃。但是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下气候要素的量级水平并非是气候容量的底线容量。因为一个地区的水资源量，尽管最终取决于降水情况，但是，在某一个时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子包括当年的降水、储存于水库或池塘的往年降水的存量、地表和地下来自于外部的容量转移。因而，底线容量需要考虑一个地区一年或多年资源的总量和存量地下水补充等情况。对于农业生产来讲，灌溉也可以满足需要；但是，如果地下水超采，在地下水枯竭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也难以得到保障。

由于地形、地貌、土壤和植被状况，气候容量出现空间分化，有些地方成为容量输出地区而出现天然容量缩减，有些地区则成为容量输入地区而出现天然增容。水土流失显然是一种容量的缩减，而河流三角洲和湖泊湿地，则为天然扩容的例证。胡焕庸人口地理分界线，实际上是以降水量为决定因子的气候容量线。从气象和地理因素上来看，中国西干东湿、南低北高的气候与地貌状况，以及大气环流带来的季风影响，是形成这一界限的大背景，也是形成气候容量条件的基本格局。这一人口地理分界线实际上体现了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受到的气候容量本底条件的制约。

人为技术、资本投入可以改变局部地区的条件，使得局地范围在短时间内的容量出现变化，而形成气候衍生容量。如果说气候容量是纯自然属性的承载容量，那么衍生容量则是在给定的气候容量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属性的承载容量，例如生态容量、生物产量、载畜量或环境容量。这些容量不独立，而是社会经济活动作用于气候容量而衍生出来的。之所以为衍生，就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不可能超越具有自然属性的气候容量，也就是说衍生容量在根本上由气候要素决定。诸如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等人为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活动可以使一定气候容量下的生态容量、人口承载力得以提升。例如，培育耐旱品种和控制病虫害，可以在给定的气候容量下，增加气候衍生容量。气候衍生容量主要包括：(1)生态容量，基于人工生态系统，包括植树造林、种植草场、建造湿地、饮水工程等所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容量。(2)单位面积生物产量，绿色植物在其生育期内通过光合作用和土壤养分吸收作用，即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所生产和累积的各种有机物的总量，是自然的产物。但是，通过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灌溉、排涝、施肥松土等人类劳动、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使在给定气候容量下的社会经济产出量高于自然产出量。例如，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如水稻亩产、棉花亩产等均远高于同等气象条件下自然系统的产出量。(3)环境容量或环境承载力，一定区域内的大气和水体等环境介质具有满足一定的天然环境质量标准的吸纳恢复、自净能力。这一具有自然属性的能力可以通过洒水、提高水体流速、增加水体总量等物理手段和添加化学物质而去污的化学手段来提升，形成具有社会经济属性的环境容量。例如水体的化学需氧量COD或氨氮的自净能力，或大气中二氧化硫或粉尘不超标的最大允许排放量。

需要说明的是，衍生容量是一种人工容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受制于气候容量因而不独立；二是在人工容量干预活动终止后，衍生容量回归到气候本底容量的自然属性水平。如农业粮食生产，一旦搁荒，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均会退化回归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产出水平。三是社会经济因子的介入，包括数量、质量、方式、时间等。这是人工容量或气候衍生容量最为重要的因子，如果介入程度低，如飞机播种造林，则衍生容量与气候容量的产出比一般大于或等于1，即自然容量不会衰减，但增量也不会很大。如果介入程度高，则衍生容量与气候容量的产业比则可能小于1，甚至小于零，也可能大于1，甚至高出许多倍，例如，坡地农耕造成的水土流失，造成沙漠化，最后改变局地小气候，使衍生容量远小于气候容量的产出水平，成为负数。

气候容量是生态环境容量的自然基础，而生态环境容量则为一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气候容量是典型的复杂生态系统，具备以下特点：(1)刚性约束性：气候容量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自然现象，人为活动在短期难以改变这种气候和地理条件导致的刚性约束。(2)波动性：受到气候系统及其变化的影响，气候容量具有季节和年际波动特性。(3)区域性：气候容量体现为区域差异性，例如不同流域的水资源分布就存在差异。(4)传导性/转移性：受到地形、地貌、重力作用等影响，一个地区的气候容量常常与邻近地区的容量相关联，例如跨流域的上下游地区，存在着水资源气候容量的外部输入和输出现象。此外，通过人工活动如跨地域调水工程，则可以导致容量的时间和空间转移。(5)互动性/反馈性：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气候容量之间能够相互影响，人类活动可以改变气候容量，如温室气体排放能够导致升温效应，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一些地区原有的气候容量发生改变；气候容量的变化也可以改变人类行为，例如气候变化导致的长期干旱、洪涝、台风或海平面上升等极端事件，会引发人口迁移，形成移民。

气候容量是基于气候状况的自然容量，其自然生产力所能支持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定的，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其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生物的承载能力存在一个上限约束。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品质提高而对自然系统产生的服务和产品产生不断攀升的需求，自然的气候容量水平下的物质生产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两者的差距逐渐加大(见图1—2)。

气候容量的时空变异为社会经济系统通过工程手段提高生态环境容量提供了条件，不同的技术选择，例如品种选择和效率技术为从生产方面提高容量水平提供了可能。各种法制法规政策可进一步强化工程和技术适应效果，从而提高给定气候容量下的社会经济承载能力。比如，温室种植改变热量状况，从而提高在温室范围内的整体容量水平；农业灌溉改变水的时空格局，从而减少水对农业生产形成的气候容量制约；修建水坝和植树造林可以涵养水源，从而使局地气候容量得以最大化利用。

气候容量水平并不是不变化，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下，其自然属性水平会被人为改变，使容量水平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加以认识：(1)自然容量：气候容量的天然安全阈值是天然低限值。(2)适应容量：适应气候变化措施提升了气候容量因子整体水平而形成的气候容量。(3)虚幻的气候容量：气候容量因子借助外部输入而提升的、不可持续的气候容量。(4)退化容量：对气候容量因子的过度利用而引发该容量因子缩减，导致未来气候容量退化。

在出现虚幻容量的情况下，气候容量困境引发气候安全问题。由于采用适应手段后的衍生容量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需求，必然造成气候容量退化。当气候容量退化到一定程度，此时会引发气候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水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还有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气候容量不仅是一个自然要素的综合集成，人为活动也可以加以改变。在大的地理尺度上，我们难以“人定胜天”，但在局部地区，则可以通过人类努力，而对局地的气候容量加以改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人为调整气候容量，只能是局部的、有限规模的，并且存在一定的风险。例如，在干旱地区修建水坝或抽取地下水资源，可以改变当地的以水为制约因子的气候容量。但是这种人为的调整，客观上减少了容量输入地区(下游)的天然容量水平，而且因为缺乏天然容量支撑，使得局地增容的不可持续风险增加，从而造成气候容量的缩减，甚至导致当地脆弱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发生崩溃。表1—1列出了可以作为气候容量阈值的一些参考指标。

气候衍生容量，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容量、载畜量和人口承载力，等等，从根本上讲，受气候要素的决定，但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可以使一定气候容量的生态容量、载畜量、人口承载力得以提升。在农业生产中培育耐旱品种和病虫害控制，可以在气候容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气候衍生容量。

此外，气候容量可以通过自然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互动，使得气候容量因贮存、转移而发生改变。自然力量主要包括流域水系将上游降水汇集而使得中下游地区的水容量得以扩大，也包括高山融雪，由于冬季低温而贮存大气降水，在夏秋季释放而使水容量出现时空转移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将自然生态环境改造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或者通过生产和贸易活动实现生态足迹的时空转移，就是一种人工调节气候容量的措施。前一种主要是工程技术性措施，包括人工影响天气、调水工程、水利设施、生态保护等。后一种包括粮食、木材、高耗能产品的进出口等，实际上是内涵能源、内涵水资源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工业时代高度依赖的化石能源，实际上来自久远地质年代生物体储存下来的太阳能资源，也是一种气候容量的跨时空利用。

考虑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因素，通过人类活动改进(增加)某个地区的气候容量，使气候容量的时空调节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要求。主要包括：

(1) 经济理性原则。改变某个地区气候容量的举措需要考虑投入的经济成本和效益，比如，人们可以想象引渤海水入内蒙古，截断喜马拉雅山脉，这些人定胜天的想象，符合工业文明理念，具有工程技术手段和能力，但缺乏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

(2) 生态环境整体性原则。调节气候容量需要考虑相关举措对于地区和更大层面的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是气候容量自然属性的刚性所致，在地球系统水平上，我们不可能加以改变，局部地区的时间与空间调节，意味着气候要素的转移和自然系统的改变。

(3) 气候防护性原则。从气候安全和防护性需求出发，适应措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基本生存条件恶劣、生命财产易于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和群体。

(4) 公平分配原则。气候容量的改变和转移实际上是一种气候资源的再分配，需要优先考虑最脆弱和需求最迫切的群体，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利益共享。

针对不同情况，上述考虑的因子可以有不同的优先次序。例如，因为海平面上升、气候灾害导致生命财产伤亡和损失，需要迁移、救助的，就必须优先选择气候防护性原则，而不能考虑成本问题。

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数是某一特定地区内人口的社会经济需求超越了气候承载能力而发生的。中国西部气候水资源承载水平尤其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依赖的水资源容量严重短缺。人类工业文明的技术资本投入在有限程度内使气候衍生容量如生态承载力有所提升，但气候容量的刚性约束催生了自发或有组织的移民。这种超越气候承载能力的移民不同于农业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后者并不是超越生态承载能力的迁徙，而是为了经济目的的自主迁移。

中国的贫困地区集中于气候容量形成制约的西部高原和中西部地区的山区和丘陵地区，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大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和中东部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地区和赣南地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低。许多地方均将移民作为一种脱贫手段，称之为生态移民。但实际上，南部山区的移民，对于生态保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对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容量难以承载当地人口，移民的原因和性质不同。例如，1980年代以来，宁夏分阶段在中南部干旱地区实施了60多万人的移民，“十二五”期间，还规划迁移35万人。宁夏移民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扶贫、发展和生态保护。从表面来看，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引发的，但是人口压力—生态退化—贫困这一恶性循环背后的驱动因素却是气候变化，因此宁夏的移民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气候移民”，属于干旱少雨的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而出现的一次性整体搬迁，是一种应对眼前或长期不利的气候变化的一种适应选择。从根源上来看就是受到了气候容量的限制，自然生态系统无法提供充足的物产，人口承载力非常有限，不得不迁移出超过气候容量的部分人口。可见，气候移民更注重气候防护和安全保障的作用，与生态移民、开发型移民有本质的不同。

从气候容量的视角来分析生态容量与发展的关系，宁夏西海固的移民案例则具有典型意义。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气候容量限制西海固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号称“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之一，包括宁夏中南部的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9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区)，面积占宁夏的60%左右，人口约200万人，占宁夏人口的1/3，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属于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地带，生态脆弱，干旱少雨，土地瘠薄，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年均降水量200—650毫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6.5立方米，为全国最干旱缺水的地区之一。按照国家2010年的1350元的贫困线标准，还有贫困人口近100万人，其中有35万人居住在交通偏远、信息闭塞、外出务工不便、生态失衡、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干旱山区。

固原地区列入移民规划中的村民大多居住在山大沟深地区，生计来源深受有限气候容量的制约，基本生计难以维系。从固原市工农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看，这一地区的贫困不是一个发展问题，而是气候容量问题。因为生态过于脆弱，越发展越贫困。这一地区通过常规的发展过程或者扶贫式发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发展(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水资源开发、发展现代工业和城市化)只会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不能增强该地区的气候容量和气候适应能力。

气候容量不只是迁出地的问题，同样是迁入地面临的问题。宁夏实施的移民搬迁，由于水土资源的限制，只有少部分搬迁到气候容量经过转移扩充、人口容量较大的引黄灌区。迁入地区原本气候容量就较为有限，在承受了新增的移民人口之后，对气候容量关键因子水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加剧了对地下水的开发，使得迁入地脆弱维持的气候容量因为人口压力而恶化。以位于宁夏中部扬黄灌区、规模最大的移民迁入地红寺堡区为例，其原本是一片荒滩，在移民政策的支持下，将黄河上游降水形成的气候容量经过引黄工程转移，将缺乏降水容量的荒漠改造为农业绿洲，容纳了19万移民，成为宁夏乃至全国移民工程的一个典范。由于示范效应，还吸引了数万来自宁夏南部、陕甘等贫困地区的自发移民源源不断地迁来此地。红寺堡是依靠人工措施转移气候容量的典型成功案例，即利用黄河上游地区气候容量的河流转移水资源，减少对下游资源的输送。然而，从长远来看，这里依然是一个气候容量脆弱且不稳定的地区。实际上，移民示范效应和人口集聚效应，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了红寺堡这个新兴城镇面临的水资源和环境制约。由于黄河中下游水资源短缺，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沿黄河各省区进行了水量分配，超过配额引黄灌溉，无疑只能加剧下游水环境容量的缩减。事实上，黄河下游的断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引黄工程减少下泄水量有关。而且，一旦气候变化对于未来黄河径流量造成较大的波动，红寺堡这个“沙漠绿洲”面临的人口和发展压力将会加剧，甚至面临生存的威胁。

气候移民有三种情况：一是气候容量因自然或人为因子出现缩减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二是气候容量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断增加而超越了气候容量；三是前面两种情况的叠加。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们一般理解的是第三种情况。由于一种或多种气候、生态因子(尤其是温度和降水)发生不可逆或突发性超常规改变，使得气候容量出现衰减而不能承载改变之前的人口数量、经济活动方式和强度，加上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社会经济强度的提高，导致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或短时期失去生存条件，人们为了适应这种气候变化导致的影响，而采取的自发或有组织的、永久性或短期人口外迁行为。由于突发性气候改变多具有短期和可逆性，这类气候移民多为应急性的气候难民，而不可逆的持续性变化形成的气候移民则具有可预见性和长期性。虽然气候难民也可能成为永久移民，但通常意义的气候移民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

国际上将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分为几种主要类型：突发气候灾害(如台风、洪涝)引发的移民、渐进的气候灾害(如海平面上升、盐碱化)引发的移民、小岛国移民、高风险地区的移民、资源和政治冲突引发的难民。气候移民往往是由于生计、人身财产、居住环境受到突发的气候灾害(如台风、洪涝等)、长期的气候风险 (如海平面上升) 或渐进性的生态环境变化 (如干旱) 的威胁，不得不被迫离开原住地。虽然难以预测气候移民发生的地区和流向，但是比较确信的是灾害高风险地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地区最为脆弱，往往成为气候移民的高发地区，包括：城市三角洲地区、小岛国、沿海低洼地区、干旱地区、极地及那些容易遭受极端突发事件影响的地区。

气候移民的内涵及特征可以从气候移民产生的动因、迁移的目的、政策介入的原则或依据、治理主体及方式等方面深入分析。以生态移民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如下：

气候移民的动因。气候移民是气候容量的刚性制约，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活动强度超越了气候容量所能承受的能力。由于长期气候变化趋势导致人类居住的生态系统、人居环境发生改变，因此不利于人们居住和生活。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从表面来看，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引发的，但是人口压力—生态退化—贫困这一恶性循环背后的驱动因素却是气候容量的刚性限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扩大或提升气候容量，因而只能减少所承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即移民，也就是减少压力。与此不同，“生态移民”强调以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为目的，如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退田还湖、退草还林、退耕还牧的生态保护工程等。这些工程涉及的移民，多为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的、非自发的，给予相应经济补偿的移民。迁移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特定地区的人口超过了其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容量，需要尽快恢复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健康，例如退耕还林、还湖、还草等工程；或者是移出地并非不能支撑人类居住，而是为了保护特定的物种资源和生态价值，例如水源地保护、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等。还有一种受利益驱动的自愿移民，例如浙江山地的生态移民，并不是山上的环境不能维系他们的生存，主要是通过利益驱动，为了让山上的居民迁移下来，给山上居民的下一代提供良好教育，在山下就业使得他们不再回到山上，从而山上生态环境得以保护。浙江山区生态移民的特点是不具有环境压力的强制性，是自愿的和补偿性的，是主动的撤离，而不是生态系统脆弱到人类无法生存而被迫迁徙。

气候移民的目的。移民决策常常兼具多重目标，例如寻求安全、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居住环境等，但是区分气候移民或生态移民需要分析某种具体迁移行为的主要目的和次要目的。气候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旨在使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与气候容量水平相适应，实现所涉及地区的人口安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尽管在客观效果上有生态恢复，但目的不在于生态功能的重建。而生态移民则以生态环境保护、恢复生态服务功能为首要目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包含着比如移民的脱贫致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甚至包括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等诸多目标考虑。这使得生态移民这一概念在政策目标上比较模糊，导致实践操作和实施效果上的诸多问题。因此，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中，有必要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移民方式及其政策设计，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移民决策。

气候移民的政策依据。气候变化本质上属于全球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性问题。对气候移民的补偿应体现气候安全原则，以保障基本发展需求(减贫)和实施气候防护为首要任务，同时兼顾气候公平原则、气候脆弱地区和弱势群体优先等原则。生态移民则是秉承“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因此在移民补偿、资金来源、政策实施主体等方面，就具有不同的操作特点。与此不同，生态移民首要的目的是要实现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恢复，因此在方法上，生态移民应该采用生态补偿原则，补偿方法为“生态服务付费(PES, 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s)”。这种方法所评估的是生态移民所保护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例如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多样性。这些可以通过相应的环境经济学方法来量化分析，可以通过市场价值来估量。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所做出的补偿，也是按生态服务的支付额的匡算作为依据的。例如，浙江对水源涵养地的补偿，上海对生活用水水源地的补偿，是根据二级水质和三级水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能力以及生态的公益服务等方面进行匡算而得出的，原则是“谁受益，谁补偿”。

生态移民还是气候移民？面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人们有三种态度或对策，一是被动接受不利现状，二是主动减小影响，三是离开受影响区域。移民作为最后一种选择，弊端在于可能引发人口迁入地的资源环境压力(如粮食供给)和冲突。对于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迁移是当地居民没办法适应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一种失败表现，例如气候难民这一概念就体现出这层含义，近些年逐渐被接受的另一种观点是将人口迁移看成是一种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手段。中国从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先后在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地区、长江流域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开展了大量生态移民工程，这些都与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许多地区以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实践就是一种主动的、有计划的适应行动。

可见，生态移民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越是地理气候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性高、人口承载力小的地区，生态移民问题越是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根据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资源匮乏型贫困、生态恶劣型贫困、灾害导致型贫困是其中主要的贫困类型。我国的贫困地区多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贫困人口分布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分布高度一致，在生态敏感地带的人口中，74%生活在贫困线内，约占总人口的81%，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生态贫困、气候贫困已经成为西部地区贫困的区域性特征。因此，我国西部地区开展的生态移民最接近气候移民的概念，其原因可以由“气候容量制约”和“贫困陷阱”进行解释，气候容量的刚性限制了发展空间和发展手段选择，即使是有限的人口所引致的社会经济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而处于贫困状态，难以就地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这二者都与气候变化导致的脆弱性密切相关。

在以降水量有限为特征的西部地区，生态移民政策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部分原因在于生态移民的目的并不明确。在实践中，生态移民被普遍认为是缓解西部地区人口与土地承载力矛盾、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致富之间矛盾的一种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的方式。然而，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移民实践往往承担了多重目标，如生态恢复、扶贫、发展经济等，使得生态移民的概念复杂化。由于生态移民概念过于综合和泛化，未能区分甚至混淆不同环境驱动因素和不同的目的，使得这一概念在实践应用中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目标导向，体现为不同地区在政策设计、补偿标准、迁移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不利于政策经验的总结推广和实践深化。

因气候容量约束导致人口被迫迁移的事实表明，工业文明的技术和资金手段不能提升或增加自然属性的气候容量水平，而只能顺从容量约束，实施人口迁移与容量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