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业文明批判

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以技术引领、效用为先、改造自然、财富积累、征服世界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迅速统领世界，传统的农业文明被证明为落后，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人们在对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接受过程中，也不断面临各种困惑，在不断反思：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社会文明形态吗？工业文明的一些根本性矛盾和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早在工业革命处于先行引领地位的19世纪中叶的英国，经济学和哲学家穆尔对于不断外延扩张的经济就表现出一种不认同。穆尔认为，技术和资本能够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生产和积累不断增多的人造物质财富。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需要占用和消耗自然资源，而这些自然资源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有其自然的价值，需要保留。因而，他提出了“静态经济”的概念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形态。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人口数量保持大体稳定，经济总量和规模保持大致稳定，自然环境也保持基本稳定。穆尔所寻求的静态经济，并非是受制于资源约束，他认为资源极限处在“无限的未来”( indefinite distance vol. Ⅰ, p.220)。对于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乃至于不断提升的改善生活方式，他认为没有理由期望成为一种无休无止的常态。这是因为，土地不仅是用以生产，也是生活空间和美丽自然的载体。在他看来，充裕的生活空间和自然景观十分重要，因为，“美丽自然的幽静和博大是思想和信念的摇篮，不仅惠益每一个人，而且于社会整体不可或缺”(vol. Ⅱ, p.331)。

进入20世纪60年代，工业文明导向下的经济发展引发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迫使人们考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边界问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描述工业社会引以为傲的化学产品——农药的大量且大范围使用可能使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工业文明社会里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梅多斯等人从自然资源的刚性约束认为，经济增长已经抵达极限，需要“零增长”甚至“去增长”即负增长。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也从自然资源价值的角度，认为自然资源除了使用价值之外，还有其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如果一味毁灭自然资源，我们将失去那些尚没有被市场认可的自然资源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如果说穆尔的“静态经济”具有哲学思考的话，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戴利则创立了“稳态经济学”，从学理上论证稳态经济旨在保持人口和能源与物质消费在一个稳定或有限波动的水平，即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储蓄/投资与资产折旧相等。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则明确认可地球的边界约束，提出地球只不过是茫茫太空中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宇宙飞船”，世界经济只能是有限空间的宇宙飞船经济。

自然科学家多从资源的约束和影响来看待文明的变迁。美国电气工程师邓肯从人均化石能源消费需求数量的测算得出，工业文明的期望寿命只有100年时间。邓肯认为，当今社会处在一个电磁文明时代，离开了电力的供应，工业文明必将崩溃。由于电力依赖于化石能源的开采和燃烧，人均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的消费已经到顶，到2030年，人均化石能源的供给将不足以支撑需求而终止工业文明。当然，他认为，如果有其他的能源接替而且人口也能够得以稳定的话，人类文明可以得以延续。自然科学家戴蒙德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兴衰，考察了历史上消失的43种文明，无外乎有五大类原因，包括环境毁损(如毁林、水土流失)、气候变化、依赖远距离必需资源的贸易、因资源争夺引发的内外冲突升级(战争和入侵)和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反应。如果历史演变有其自然原因的话，工业文明使得较短时期内上述问题集中重叠出现。

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不是源于对资源约束的原因，而是认为工业文明与人性的背道而驰。在工业社会里，他并不认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业文明与人性的斗争”。他认为工业主义过度浪费世界资源，人类最后的希望应该是科学发展(Scientific Outlook)。罗素关于工业文明对人性摧残的思想，被产生于197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所继承。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异化消费现象，提出要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后，相继出现了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观点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寻找出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批判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理想是建立一个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们认为，工业文明下的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生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从以上分析可见，西方学界从自然的、环境的、哲学的，以及意识形态等不同的侧面，对工业文明的理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对工业化的弊端认识极其深刻。应该说，这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和方法，例如人类自觉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零增长的静态或稳态经济，打碎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制度等。他们意识到，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阶段，由于其固有的特性，必然要走向终结。有的学者例如保罗·伯翰南在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甚至明确提出：“很明显我们站在了后文明的门槛上，当我们解决了今日面对的问题时，我们将要建设的社会和文化将会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它可能或多或少比我们已有的东西更文明，但它一定不会是我们已然了解的文明。”他虽然预见一个全新的文明形式即将到来，但没有指明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到社会文明的变革，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但是，各种分析多是问题导向，从一个侧面看问题，没有从发展范式上综合考虑分析。因而，上述各种解决方案，在工业文明的范式下，不可能得到全方位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