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民族主义与神圣性
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
战争研究对于理解民族（nation）的形成至为重要。毫不夸张地说，市民或种族的民族主义都源自战争行为：市民民族主义源于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君主政体的战争；种族民族主义则出现在拿破仑羞辱了普鲁士之后，在费希特《德意志民族的头衔》中得到了清晰表达。在20世纪中期以前出现的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在战争行为中被创造的，是通过战争行为或内部叛乱定义了自己的边界。
在这个演讲中，我试图关注战争的一个方面，即它如何将民族构建为牺牲的神圣共同体。它从三方面做到了这一点：第一，它为人民历史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神话化的马达”（mythomoteur），因此，它成为解释和评价事件的框架；第二，在当代，围绕着力求形塑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纪念仪式，它产生了一个崇拜牺牲士兵的教派；第三，战争的后果可能会激发并规定民族人口长远的社会及政治目标，这些目标通常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民族主义的神圣特质，并对那些将民族工具化或政治化的理解提出了质疑。
在阐明这些方面之后，我将探究以下这些问题。第一，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民族视为围绕着神话建立起来的牺牲共同体？第二，谁建构了这些神话，为什么要建构？第三，在怀疑主义日渐增长的年代，尤其是在对民族的不满被表达，并看似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这些神话为什么能够延续？
战争和民族－国家的神圣建立
首先，战争为人民历史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神话化的马达”，并成为解释和评价事件的框架。它产生了高潮事件和英雄，他们被之后的几代人视为模范，并用于定义民族的独特性质。它激励并组织了共同体对于接踵而至的危机的回应，同时，也规定了日常生活的举止。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民族——战争行为不具有神圣意义，不与共同体的起源、塑造他们自身及命运感的决定性经验相连。
这些记忆与民族的建立或黄金时代相关。某些可能唤起对古代帝国的伟大的记忆（如立陶宛），某些则成为一种文化使命，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相互争斗的宗教之间的断层时，他们把自己视为值得尊敬的文明的边界守护者。
灾难记忆对于现实的悲惨境地有着极强的解释力。希腊人为神圣首都、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帝国的陷落而哀悼，正如塞尔维亚人把在科索沃的失败视为他们沦为土耳其帝国俘虏的开始，并为此深深悲哀。如果过去有助于解释现在的悲惨境地，那么，它同样也能提供解放的希望。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神话，在他们的经典记录中，犹太人纪念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过程，这个故事在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包括美国黑人中延续。
这些在前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认同以多种方式延续了数个世纪。这些神话可能在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呈现不同的文体，并且周期性地被重塑。种族意识与宗教之间的联结尤为强烈。宗教先知提出历史的末世论意义，解释世事变化，并激发全人类的而非仅仅选民的拯救之梦。
上帝与选民之间的契约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至为重要，它赋予人民一种“被选中者”（chosenness）的感觉。正是这种感受，使英格兰人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勇于反抗爱尔兰天主教徒。希腊人中流传的千禧年宗教故事把他们的失败解释为拉丁西方的背叛，并预言了拜占庭的复兴。
在现代，这些神话为人们对世俗民族主义计划（例如，对爱尔兰岛上富有牺牲精神的民族）的普遍热情提供了支撑。新的世俗的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例如，浪漫主义的兴起将现代战争行为的经验塑造为民族和世界的人类戏剧。例如，在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领导下的俄罗斯人对拿破仑的反抗被描述为一场基本战争（battle），至今仍旧存在于西方理性主义与宗教传统之间。在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与军事审美主义的宇宙观，与共产主义相联结，把民族解放斗争描述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内在运动的组成部分。
作为牺牲共同体的民族
战争行为本身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特质，当人们面对死亡或被俘虏的命运的时候，他们会思考认同和终极目标的问题。在这些情境下，战争行为唤起了强有力的情感，这些情感通过仪式得到表达，而仪式则通常是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情形贯穿历史始终，然而，仅仅是在现代的世俗世界，民族本身成为崇拜的对象。当民族被描绘为一个自愿牺牲的共同体时，人民的“即时暴动”，例如，群众起义，被给予了高度颂扬。在这种行为的激励下，民族主义者刻意在仪式中表演暴力行为，并以之作为民族精神的彰显。例如，在复活节的叛乱中，领袖把自身扮演为殉难者，以便使即将消逝的民族精神得以重新复苏。
公开纪念牺牲士兵对于民族主义至为重要，这种纪念通常在事件发生之后充分展开。在19世纪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死者被转化为殉难者和模范。纪念仪式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创造了一种契约，倒转了个体中心主义和阶级分化的损害，创造出一个道德共同体。在民族节庆中上演的纪念仪式贬斥古老的宗教及君主仪式的价值，发展出肖像崇拜、圣餐仪式，以及包括军队墓地在内的神圣空间的新形式，并使人民主动参与其中。
最初，这些只是中产阶级的活动。但是，在20世纪初，战争（war）演变为涉及大众的工业和技术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令人注目的转变——从个体英雄主义转化为对民族群体的颂扬。这首先体现在纪念碑上，并由此延伸到某些不为人知的长者。这些公众仪式使民主化的民族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能，并为在民族演变戏剧中寻求承认的相互竞争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汇聚点。
社会和政治的长远使命
战争的后果形塑了民族人口社会和政治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通常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胜利，尤其是在解放战争（war）中的胜利，通常能够维护政治领袖的名誉，使某些特定领袖的权力及他们关于民族的特定想象得以维持数代之久。他们成为民族之父，并获得了卡里斯玛式的权威，正如在爱尔兰发生的那样。
可以认为，被征服的创伤会产生更为激进的能量，会激发复兴的计划及收复失地的运动，这些影响可能长达数代之久。通常情况下，这些运动不仅仅由政府推动，而且以社会群体、由于军事耻辱心怀怨恨的前士兵群体以及背井离乡的人民作为先锋。
这表明，民族主义及它所指涉的对象——现代社会中的民族具有准宗教性质。但是，把民族视为围绕着记忆建立起来的牺牲共同体，这一观点是如何让人信服的？
作为牺牲共同体的民族
我们应该借用新涂尔干主义的术语，把民族称为在保卫自身的过程中引发大规模牺牲的神圣共同体吗？它在多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信仰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战争遇难者的教派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现代民族主义的源头通常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法国军事占领进行的反抗。然而，很多人把这些叛乱中的民族主义视为一个神话，它在事件发生后被知识精英所建构。事实上，这些叛乱的诱因是传统上农民对强制税收的敌意，当宗教价值和君主制度遭到攻击的时候，它迫使政府征募军队，进行军事打击和诱导。
这种论述简化了问题。这些叛乱的确被“神话化”（mythologised）了，但是，在他们所表达的宗教和朝代忠诚中，混杂着原有的族群图景，只是由于战争的群众性，才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西班牙的舆论把法国叛教者描绘为大多数欧洲天主教徒的威胁，正如在英国，一种强有力的新教君主制民族主义把雅各宾共产主义视为传统敌人——法国天主教的产物。这使得战后对民族主义纪念仪式的建构成为可能，这些仪式常常把异教传统中的肖像崇拜与基督教象征及仪式混合在一起。在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圣餐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路德宗的仪式传统，同时把类似橡树叶子的象征视为“原始的”日耳曼人和异教徒的遗产。
这些即是在民族主义和原有的忠诚，尤其是宗教忠诚之间存在的张力。宗教认同会明确拒绝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在法国，世俗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之间进行的关于肖像崇拜的争斗被一直带进了坟墓。但是，在实践中，战争（war）却迫使人们面对死亡和灾难，不由自主地加深了人们与宗教的联结；同时，在战争（war）时期，为了保卫民族，教堂也不由自主地团结在一起。
既然如此，19世纪民族仪式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与为民族牺牲的意愿相关？
在小规模部落群体中，涂尔干阐明了所有人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所具有的团结－形塑力量，然而，如果把这些论述应用于民族，就可能遭到质疑。原因在于，民族是大规模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其中，大部分人民只是通过媒体，以旁观者的身份间接参与到公共仪式之中。但是，这种论述并没有认识到记忆活动在民族生活中的广泛程度。伊维塔·则鲁巴维尔（Evatar Zerubavel）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桥梁式的机制存在，通过这些机制，过去被重新根植于现在。这些机制包括在“牺牲”的同一地点展开的仪式，例如，以色列士兵在马萨达的宣誓；或者前往战争遗址的朝圣，例如，土耳其的加里波利（Gallipoli）半岛。其他机制包括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中的遗迹及纪念物；刻意模仿和复制英雄行为和军队传统，并将之作为学校中的模范；在战役纪念日当天再现当日的情景，并在这些日子里做出关键性的决定；在悲剧性事件之间进行历史类比，例如，在“9·11事件”和珍珠港的袭击之间进行比较。最后，可能会创造出某种弥散的连续性，在其中，英国政府的某个行动可能会被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描述为英国六百年专制统治连续体中的一部分。
然而，在创造为民族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过程中，这些行为是否有效？难道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神话？
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一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指出，个体不会因为民族情感在国家军队中战斗，相反，通过大众教育系统和军事征兵制度，他们被强制的国家整合进民族之中，强迫人民为了民族－国家而牺牲。
怀疑论者指出，即使在19世纪有着经常性的暴乱，群众起义却通常由面临入侵的政府召集，他们威胁给予那些不爱国的人以制裁。很多年轻人自愿参加国家服务，然而，这些人只代表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复杂的。兵役经常遭到严重的抵抗，擅离职守已经成为问题，即使是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中，使人们继续战斗的，只是对于同志和严酷处罚的忠诚感，而非对于抽象的民族实体。
然而，这些因素更适用于在民族土壤以外进行的、不具备完全合法性的战争行为。虽然在战役中，对于同志的忠诚可能比抽象的民族更为“真实”，它却几乎不可能成为足够支撑整场战争（war）的动力。当家乡受到威胁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不仅是士兵的忍耐力，更是面临饥饿或轰炸的人们的忍耐力。
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游击队在抗击拿破仑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抵抗战术在整个欧洲得以传播，尤其在俄国。1812年，诗人－士兵达维多夫（Davydov）运用西班牙战术组织一群农民，对法国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持续袭击。欧洲革命的地下组织在19世纪发展出了一套共享的技术，并从反复的暴乱中产生出一个殉道者的浪漫教派，使某些地区，如波兰、意大利和爱尔兰，将革命民族主义的亚文化永久制度化。这些基于社会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正是由于与他们为之行动的人民达成了一致。
神话建构、认同和政治
即使如此，在对于民族合法性至关重要的战争（war）神话和实践之间，通常存在着某种不一致。我们已经指出，为了产生一位卡里斯玛式的领袖，革命往往拥有一群刻意演出的叛乱者，他们会按照救赎性牺牲的典范原型而行动，正如在1916年爱尔兰革命中发生的那样。此外，神话创造是一个再现的过程，在战争（war）结束和关于这场战争的神话出现之间，可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间隔。可以认为，对于民族认同的创造而言，战争（war）神话起到的作用往往比战争（war）经验本身更为重要。
谁建构了这些神话和对战争行为的记忆？为什么？在怎样的情形下，人民会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这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民族会如何处理灾难性的失败？为什么有些民族展开了动员，有些则没有？
对于很多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而言，公共纪念仪式的相对新颖意味着这些仪式与过去断绝了关系，它们是大众政治学的产物。记忆不是客观的数据，而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是被回想起来的往事，并且，每一个回想的举动都被它嵌入其中的情境所塑造。“过去”对于人民并没有内在的支配力，相反，“记忆”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而被建构或再建构的。战争或许会提供原始的材料和经验，但是，问题在于，谁控制着被记录和庆祝的事件？约翰·吉利（John Gillis）指出，公开纪念的事件是由掌握权力的人选择的，它们代表着官方精英、男人而非女人、统治者而非少数族群的利益。
另外，工具主义的解释者又不承认神话制造的即时性和目的的多重性、它们的不同目的，以及人民对神话的认可。对军事牺牲的纪念活动最初通常是由底层的多个社会群体发起的。后拿破仑时代英国的君主政体出于对大众动员的恐惧，很少纪念民族英雄。尼尔森教派是由地区城市，例如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港口的中产阶级爱国者创立的，并且依赖于海军对海洋的控制。
政府精英常常试图参与到这些集体记忆的选择中去，把他们转换并制度化于政府学校、公众仪式和博物馆之中。因此，凯撒·赖希（Kaiser Reich）试图使普鲁士人、年轻贵族军官和路德宗统治的政府合法化，将大多数德国人排除在外，并将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视为二等公民。然而，至少从长期来看，这种霸权几乎不可能不遭到抗议。此外，在很长时间以后，当被排除在外群体的牺牲得到承认，并被记录于公众纪念碑及民族历史的时候，这些纪念仪式的社会权力才会彰显出来。
政治性的解释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神话制造的即时特征及目的的多重性。神话被创造，也同样为了解释意外、提供安慰、表达希望。正如摩西（Mosse）在考察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说后指出的，神话是被参与者自己创造出来的，通过宣扬同志间的友爱超越痛苦，并把这场战争（war）视为所有战争的终结，他们试图为大规模死亡的创伤经验提供意义。
这些仪式和神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民族的”？个人创伤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它们意味着在灾难中的普通士兵团结起来对“爱国的”战争行为进行的反抗。当要求把死者的尸体从异国土地上的军事墓地运回家乡的时候，或者，当在村落广场上举行的纪念仪式强调地方社区的损失的时候，对死者的哀悼可能会使家庭与民族－国家相互对立。难道在个体的丧失感和民族的纪念仪式之间不存在矛盾吗，尤其是当人们质疑战争行为的价值的时候。事实上，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即使是在战胜国，例如英国和法国，也弥漫着和平主义的基调。
即使如此，成千上万的人们仍然参与到纪念战争遇难者的固定仪式之中，毋庸置疑，这意味着创伤是普遍性的，而不仅仅是个体性或地区性的。参与长期持续的集体仪式将包罗万象的意义赋予了本是随机性的死亡，它使死者复活，使那些感觉像受害者的人们重新获得生命。在大规模死亡发生的时候，只有政府能够为认同获得、处置死者、维修墓地及安排仪式提供技术，这一事实逐渐为死者在民族中找到了位置。
在胜利而非失败的战争（war）中，人们可以期待在官方和民间故事之间找到更大的一致性。在这些情况下，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是否能够看到，通过电台、电视、印刷媒体和教育系统传播的战争行为的官方版本能够塑造战争参与者，甚至士兵的记忆。即使是在全面战败的民族，也并不必然引发对民族的否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民族既存的概念。
可以认为，当面对军事上的变化无常的时候，基于民族伟大权力的认同比基于道德或宗教特质的认同更加脆弱。前者狭隘地依赖于政府阶层，并通常是排他性的；后者则嵌入社区之中，在这里，对宗教使命的认同使人们更容易走出失败的阴影，转而将它视为对他们忍耐意愿的考验，或者他们需要战胜的道德缺陷的标志。然而，即使是在伟大的民族中，人民也会建构出神话，为战败寻找解释。替罪羊包括制度腐败和内部敌人（尤其是被排斥在外的少数种族群体）。或许会出现对战败合法性的否定，因为人们是在与所有的不利因素作战。
当战争不仅仅是灾难性的，而且威胁到民族的基本价值，并导致社会分化的时候，民族凝聚力将遭到腐蚀。经典案例包括美国的越南战争（war），或者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越南退役军人，以及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自己被谴责，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被遗忘。这使他们产生异化感，之后，又使民族在安置他们的过程中犯下了罪行。
战争和民族的未来
工具主义的解释过于简化了问题。战争（war）神话具有多重功能，包括从苦难中创造意义。然而，为什么人们不认为，当幸存者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携带的创伤经验也一起消失了呢？为什么战争神话能够延续？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伤“记忆”会逐渐淡去，但是，他们也可能被转化为“被形塑的”（framing）或被组织的、具有多重意义的神话。在当今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被认为是欧洲现代性的一个分水岭，并不仅仅由于无数生命的丧失，也由于它对自由文明的乐观前景给予了致命一击，此外，它也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工业战争（war），如果把冷战包括在内，这种战争行为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大众和精英文化中，它被用于作为很多主题的背景，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叙述主线，并被之后的冲突强化。因此，在很多欧洲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仪式成为哀悼所有接踵而至的战争遇难者的庇护伞。
我们已经指出，在前现代时期，很多神话都能够长期延续。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它们解释了现存的困境，它们为社会提供了英雄、反派角色和道德规范的贮藏室。通过多样的制度和演员，包括宗教的、艺术的、历史的和政治的，它们被表达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不断被塑造，并获得丰富的意义。积聚了丰富意义的神话最容易延续。即使很多远古的战争（war）“记忆”作为有意义的时间点延续至今，它们也缺少生机，直到新的世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将最初的（宗教的）版本转化为政治宣言为止。此外，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使以往被遗忘的边缘情节重新浮出水面，例如，犹太人的马萨达。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它们的创造是为了满足当今的需求。古老神话复兴的原因之一在于现代世界的不可预知性，在这里，很多国家周期性地面对侵略的威胁以及领土收缩或扩张的可能，这些事件使它们的基本价值遭到质疑。
当领土国家的基本特质周期性遭到质疑的时候，民族主义者被迫定期考虑自身的存在问题。例如，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在哪里，他们的民族应该奠基在什么道德基础之上。他们不可避免地从传统神话形象的贮藏室中寻找相关信息，一旦找到，他们就能够重新建构情节，并为了保卫民族动员人民。
19世纪中期，圣女贞德，这位在与英国长达数百年战争中相对模糊的英雄形象在法国复兴，并被作为民族象征，这即是一个例证。然而，从法国中世纪的黄金时代（当时，法国在欧洲文化和政治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选择一位英雄并不是武断的。1814年、1870年（丢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全境或部分曾被外国势力占据，在这个世纪，贞德作为激励的象征，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贞德教派使不同的法国传统能够同样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联结，并为未来找到希望。
这个案例说明，“记忆”不是武断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一旦形成，就能够按照自己的轨迹延续。从对于某些人民而言重要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神话会成为记忆贮藏室的一部分，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就能够被提取，并引导集体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忆储存，社会就没有更新自身的途径。
令人怀疑的是，在民族被神圣化、民族目标被明确化的当今世界，这些战争（war）神话是否还能发挥作用。首先，世界大战不断增长的破坏性、技术性和隐匿特征摧毁了浪漫的教派，使人们对民族主义产生反感。其次，西方军备增长带来的大规模摧毁性战争让人难以置信，因此，民族需要其他方式产生凝聚力。最后，世俗的消费主义社会使人们对道德确定感和集体认同概念产生怀疑，并力求同时在个体和人民内部找到复数的、相互冲突的自我认知。
然而，这些论述过于夸张了现实。
虽然，在很多国家，世界大战都使人们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反感，然而，根据民族是战胜者或战败者，战争（war）神话的效用有着巨大差异。在当今英国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神话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贮藏室，对不同的政治计划都有着吸引力。对于保守党而言，它们唤起了辉煌感（对大不列颠王国）、军事英雄主义，以及对一位伟大保守党首相深谋远虑的赞扬。对于工党而言，为了胜利而被动员的人民民主精神和集体价值证明了建立战争国家的合法性。敌对的政治党派同时运用战争（war）为自己的目标提供合法性，这巩固了它在民族中的偶像地位。
即使集体军事动员在大部分欧洲次大陆上都呈现递减趋势，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也激发了强大的民族情感。在欧洲诸国中，英国和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美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召集的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都激发了民族主义。国家内部的战争行为也日益增多。在战后及当今时代，非洲和亚洲独立战争（war）的传说为新的国家提供了建立神话，并为斗争领袖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总之，正是这个世界持续的不可预知性，才使这些被遗忘的神话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如果创伤性记忆可能被塑造或被组织，那么，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为了激发当下的内心反应，古老的“被形塑的”神话可能在新的情境下被引入生活，并被重新塑造。战后，以色列在西方支持下的重建、阿拉伯国家在阻止它的扩张和重新占据耶路撒冷上的羞辱无能，以及已经建立的阿拉伯国家所具有的依赖性让人重新想起了十字军的图景。同样，对于穆斯林社区向西欧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基地组织的回应和恐惧也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唤起了十字军的回忆。接下来需要探究的，是不同种类的战争（war）回忆（“被塑造的”和“创伤性的”）如何相互关联。
（刘琪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