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美面临的世界能源安全形势

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能源权力中心，世界能源安全形势对中美两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两国都无法置身事外。中美两国能源安全敏感性和脆弱性虽然不同，但能源安全的关联性、传导性决定了中美两国应该树立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理念，协同共进，互利共赢。

1．能源安全利益的多层化

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经过一个从消费国进口安全到生产国出口安全、从单纯供应安全到兼顾使用安全、从强调能源数量到数量质量并重的发展变化过程。

第一，能源进口的充足与可靠。随着石油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特别是20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供应中断的教训，确保石油的有效供给就成为消费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为了维护能源安全，世界上的主要能源消费国如美国、中国、印度、日本等国，通过与石油生产国的双边合作签署了大量长期能源供应协议，同时以经济援助、金融贷款甚至军火贸易等加强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与此同时，能源进口国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欧盟也通过彼此间的多边合作加强对话与协调，防止恶性竞争。为了防止能源进口风险，能源进口国通过能源进口多元化分散进口风险尽可能扩大能源进口来源，减少能源进口来源的集中度。例如美国不断减少对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和扩大来自非洲、美洲的石油进口，中国在对中东的石油进口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开始增加来自非洲、美洲和俄罗斯、中亚国家的能源进口，欧盟也试图通过增加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油气进口来减少来自俄罗斯的油气进口。

第二，能源出口的持续与稳定。随着能源安全实践的发展，各国充分认识到，在消费国力争确保供给安全的同时，出口国也在寻求能源出口的稳定市场，确保出口安全。对于多数能源出口国而言，能源出口收入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和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能源收入的急剧减少不仅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会导致国内动荡甚至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对于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而言，寻求稳定的能源市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甚至发挥大国外交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由于乌克兰问题引发的欧俄冲突一度激化，欧盟持续强化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俄罗斯开始寻求增强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能源合作。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引发对中东的石油进口需求不断下降，中东国家纷纷打起价格战，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等OPEC成员国相继下调出口油价，开始通过价格优惠等措施扩大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出口。对委内瑞拉而言，寻找中国这样的新买家也是减少对美国能源市场过高依赖的一种替代选择。尽管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遭遇“腰斩”，为了维护市场份额，欧佩克为了一直拒绝减产保价，试图通过加大石油出口和压低价格来摧垮美国成本高企的小型页岩气开发商，从而打击美国页岩气产业。沙特与美国页岩油的较量不断升温，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日产石油约1029万桶，创历史新高；出口量增至约789万桶石油，达到了12年内最高。俄罗斯也拒绝减产，2014年日均原油产油量维持在1058万桶，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低油价的冲击之下，美国油气开采商不断减少石油钻机数量。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 Hughes）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量连续25周下滑，仅有646个，比去年同期减少890个，创2010年8月以来新低。截至2015年10月2日当周：美国石油钻井平台数连续六周下降，减少26个，仅剩614个。天然气钻井平台数下降了2个，尚存195个。如此一来，美国油气钻井平台总数跌至809个，是2002年5月以来的新低。

第三，能源价格的涨跌与调控。无论对于能源出口国还是能源出口国来说，追求合理的能源价格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从历史上看，国际能源价格多次暴涨暴跌，给能源进出口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73年10月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提价和减产，导致1974年石油价格从3.5美元增至12美元，飙升了24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油价一度低迷，但由于世界经济泡沫和地缘政治动荡，2008年7月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涨至每桶147美元，比2000年同期价格翻了4.2倍。但此后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12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到了30.28美元，半年跌去了77%。201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原油产量增速创下30年新高以及OPEC拒绝减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了50%。其中WTI原油价格从2014年的每桶105.14美元跌至2015年1月1日的每桶57.93美元，跌幅高达55.1%, 2015年8月24日创造了每桶38.64美元的最低点。2014年以来的油价大跌将对沙特、伊拉克、卡塔尔、利比亚等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带来了巨额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中东遭受的损失最高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也让依赖原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俄罗斯政府估计2014年经济增速由2013年的1.3%降至0.6%，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将萎缩3%。石油巨头美国康菲石油、英国石油、法国道达尔、意大利埃尼公司等纷纷表示，将通过裁员和削减投资等减少支出措施。对于能源消费国而言，本轮油价下跌为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契机，不仅减少了进口外汇开支，也为石油化工等相关产业降低了成本。从长期来看，过低的原油价格也降低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竞争力，也降低了能源公司投资开发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能源技术研发的进程。就此而言，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需要加强沟通和调控，共同维护国际能源价格的合理与稳定。

第四，能源消费的高效与环保。随着能源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环境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对各国的能源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寻求能源消费的高效与环保成为能源安全的新内涵。根据《2013-全球能源工业效率研究》报告的统计，挪威、瑞典、法国、瑞士、新西兰、哥伦比亚、拉脱维亚等国家能源效率名列前茅，高收入水平国家基本完成了能源转型。在金砖国家中，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分别位居第21、27、59和62位，而中国仅居第74位。为了减少煤炭和石油等燃烧化石能源的污染，各国将开发利用新能源作为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提出了新能源发展目标。

2．能源安全威胁的多样化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能源安全威胁来源日益多样，能源安全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上升。

第一，能源区域性失衡。所谓能源区域性失衡是指能源赋存和能源消费的错位，多数国家无法依靠自身能源资源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只能依靠能源贸易来保障能源需求，这提高了保障能源供需的难度，增加了能源供应中断的可能。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2017》充分揭示了能源赋存和能源消费的区域性失衡，从探明石油储量和消费量各自的世界占比来看，经合组织分别为14.3%和47.9%，欧盟分别为0.3%和13.4%，中东分别为47.7%和9.8%，亚太地区分别为2.8%和34.8%；从天然气探明储量和消费量各自的世界占比来看，经合组织分别为10.5%和46.4%，欧盟分别为0.7%和12.1%，中东分别为42.5%和14.5%，亚太地区分别为9.4%和20.4%。

第二，能源结构性矛盾。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多数国家都不能依靠自身资源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需求与能源资源匮乏构成了能源安全的重要的结构性矛盾。世界上原油消费量最多的国家中，美国、中国、印度、日本是世界四大原油进口国，只有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实现石油出口。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南非和俄罗斯是世界上原煤消费量最多的国家，这六个国家的原煤消费量占全球的77.2%；美国、中国、德国、西班牙和巴西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这五个国家的再生能源占全球的57.7%；就国内消费比例来看，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芬兰、德国。随着气候变化压力的加大，增加天然气消费、减少煤炭消费和开发清洁能源成为各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主要方向。英国石油公司在2014年1月发布的《2035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到2035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会增加29%，所有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从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消费结构来看，无论是绝对性短缺还是结构性短缺，都为保障国内能源有效需求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第三，能源系统性风险。能源系统性风险源自国际能源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也源自能源生产、交易、基础设施等环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传导。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一旦发生石油供应中断，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脱离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冲击，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就成为一项公共产品。在这种格局之下，国际能源市场需要各国积极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在现实中也无法避免搭便车现象。此外，能源供应中断或价格暴涨暴跌，不仅会直接影响进口国或出口国的外汇开支，而且会间接影响制造业的成本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影响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波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稳定发展。从国际石油金融化的趋势来看，石油战略背后的金融战略在世界石油资源争夺中正日益显示其强大的功能。从基础设施而言，一旦发生能源油气管道的中断和电力网络的瘫痪，不但会造成能源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也会引发整个经济体系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

第四，能源政治性干预。能源因为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关键作用而被各国看作可以博取权力和财富的战略商品。各国或者以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争夺能源资源，或者以能源资源充当政策工具，换取经济、军事、外交等利益。即使在正常的商业经营中，也因能源问题的泛政治化而引发政治阻挠和并购阻止。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把能源作为实现经济发展和大国复兴的重要工具，多次切断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来捍卫自己在独联体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从2012年开始强化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和委内瑞拉曾扬言对美石油禁运，以对抗美国对其的政治孤立和外交制裁；中国并购美国的石油公司遭遇美国舆论围剿和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国家安全审查的威胁。多年以来，地区战争、部族冲突、中东恐怖主义、海盗袭击对能源产区和运输的威胁从未消失；达尔富尔问题和利比亚战争引发的冲突和内战此起彼伏，严重威协油气生产；伊斯兰国（IS）对伊拉克北部的占领面积如果继续扩大，将直接威胁伊拉克北部的石油产区。

3．能源安全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安全实践的发展和安全理论研究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能源安全主体开始从国家层面向上和向下两个层面延伸，向上升至国际组织的能源安全，向下延伸到市场主体即能源公司和民众，这些不同的能源安全主体具有各有侧重的能源安全利益和能源安全目标。

第一，能源供需不同的国家。能源安全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概念，虽然不同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安全威胁，但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能源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既有能源资源丰富的能源出口国，也有大量依赖进口的消费国，还有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发挥独特作用的能源过境国。沙特阿拉伯因为巨大的石油储量和生产潜力，长期以来一直充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机动产油国；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增长迅速，将重新成为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石油出口大国；福岛核电站危机使得原本就大量依靠石油进口的日本能源安全雪上加霜，不得不加大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来弥补核电的空缺；中印两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能源需求被看作未来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动力；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不仅逐步降低了油气进口依赖，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油气贸易方向的油气出口国；乌克兰因为地处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长期以来充当了欧俄油气贸易的过境国；伊朗地处中亚油气资源和波斯湾航道的能源过境国位置，但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干预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在国际能源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为了维护彼此的能源安全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政策博弈。

第二，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在世界能源舞台上，还活跃着国际能源署（IEA）、国际能源论坛（REF）、世界石油大会（WP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论坛（REF）、世界石油大会（WPC）、能源宪章条约组织（ECT）、国际能源论坛（REF）、世界石油大会（WPC）、世界能源理事会（WEC）、天然气出口国组织（GECF）、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各具特色的国际能源组织，通过能源信息交流、石油储备制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能源政策协调，在能源安全的维护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民众的普遍能源服务。长期以来，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理论研究忽略了民众的需求，维护社会安全或人民安全成为安全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能源安全主体的最终指向是保障民众的能源需求。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改善能源贫困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持续存在的能源贫困成为制约着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如何缓解能源贫困成为基本的能源安全底线。根据世界银行和多家国际机构的报告，目前全球约12亿人口仍然用不上电，约28亿人口要依靠传统生物燃料取暖和做饭。中印等能源匮乏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均面临着能源贫困的严峻挑战，即使拥有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量的印度尼西亚和拥有非洲最丰富的探明天然气储量的尼日利亚同样也面临能源贫困问题，都有大量人口无电可用，只能依赖传统生物燃料。

4．能源安全合作的多边化

为了确保能源供需，共同研发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效率，各国在强化双边能源合作的同时，也不断推进多边能源合作进程。多边能源合作为参与国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安全预期，减少了协调能源政策的交易成本，增强了相互信任，使得各国从利益认同转向身份认同，从利益共同体尽快向命运共同体转变。在国际社会，基于各国的能源安全利益和目标，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国际能源多边合作形式。

第一，从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全球型与区域型的能源合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石油生产国建立了维护石油出口利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此后不断发起维护石油定价权的斗争，终于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完全掌握了国际石油价格的定价权。为了对抗石油生产国的价格垄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合组织下面成立了国际能源署。自20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全球型国际能源组织还包括能源宪章条约组织、国际能源论坛、世界石油大会、世界能源理事会（WEC）、天然气出口国组织（GECF）、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多个能源对话组织，充分发挥了能源对话与协作的功能。此外，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拉美能源组织（OLADE）、欧亚经济联盟（EEU）、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也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内不断推动成员国达成能源合作协议，寻求实现本地区的能源一体化。

第二，从地位来看，可以分为附属型与独立型的能源合作组织。除了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能源宪章条约组织、国际能源论坛等独立型的能源合作组织之外，还有很多国际会议机制或国际组织具有能源对话与合作的附属机构和功能。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多次把能源议题纳入会议议程，亚太经合组织、欧盟委员会设专门机构推动多边能源合作。

第三，从功能来看，可以分为综合型与单一型的能源合作组织。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理事会等组织致力于推动多个能源领域的多边能源合作，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天然气出口国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组织具有自己清晰的功能定位和业务领域，分别致力于加强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领域的多边能源合作。

第四，从目标来看，可以分为对话型与同盟型的能源合作组织。在推动能源合作的力度和深度上，国际能源合作的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大致可以分为加强交流的对话型和促进协作的同盟型，前者重在信息和政策交流，例如国际能源论坛和世界能源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等，近年来在能源开发、技术交流上建树良多；后者重在推动行动和目标的协作，例如国际能源署在战略石油储备水平和行动上具有严格的条约规制，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石油生产配额上也具有明确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