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国时期教育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新的政体、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经济发展对教育产生了新的需求。本节从教育对社会需求回应的视角来解读民国教育的发展，侧重于1937年抗战之前的民国教育。

民国建立之初，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经济建设，二是政治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1912～1937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1912～1936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9.2%，其中1912～1920年则高达13.8%。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专业人才，而民国建立之初的教育显然无法满足庞大的人才需求，这就要求教育回应经济建设的需求。在政治建设方面，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政府初建，政府迫切需要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意识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也需要对国民进行民主共和思想的教育以培养出具备现代民主共和意识的“新国民”。在这两方面的需求推动下，教育逐步迈向了现代化的进程。

一 高等教育

清朝末年，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出现。至1909年，国立大学有3所，私立大学有2所，各省高等学堂有24所，专门学堂有83所。民国初年，政府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需要，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重视。教育部裁撤经学科，改通儒院为大学院，充实学科门类等，促进了民初高等教育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实施后，由于政府放宽了对设立大学的限制，许多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私立大学也有所增加。

但是清末民初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实科与法政比例失调的问题。1909年的83所专门学堂中，法科学堂高达47所；15720名专门学堂学生中，法科学堂学生数有12282人，占78.13%左右。这固然与受“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办实科要求的投入大有关。

1912年民国成立后，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依然存在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学生学习法政更容易与过去的旧学接轨。因此，学生大多选择学习法政，少有选择从头学习数理化。再加上民初国贫民穷，许多省份教学条件落后，实科所需要的设备、师资等无力添置。然而法政学校则不需要这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留学生也比较容易凑齐师资力量。同时，政体的变革需要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政治人才，这些都导致了法政学校一枝独秀，甚至许多省份虽然遵照学制办起了高等学校，实际上只是一所法政学校而已。然而，民国建立后急需经济建设，社会需要大量的实科人才，法政学科一枝独秀显然不足以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针对文实两科的比例失调，教育部不断调整实科与法政的比例，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为此，教育部不断颁布法令，严格限制法政学校的开设和招生，关闭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同时放宽实科学校的设立条件，以扶植实科学校的发展。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效果。图2-1、图2-2显示，1912～1925年，全国的法政学校逐渐减少，法政学生人数所占比重更是从77.73%减少到了36.12%。实科学校虽未有明显增长，学生所占比重却是从1912年的9.8%增长到1925年的48.99%。然而，实科学生比重的上升是由于学生总数下降造成的，实科学生数并没有显著上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继续增设实科学校及院系，限制法政学校的增长，以此平衡法政和实科的发展。图2-3显示，1928～1936年，专科及以上学生数从25035增长到41611人，其中法政学生所占比重从73.04%下降到55.64%，实科学生所占比重则从26.96%上升到44.36%，文实两科比重渐趋合理。自此之后，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更趋适应，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1922年新学制改革之后，政府放宽了对大学设置的限制，规定大学设数科或一科均可，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但放宽条件后，许多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大学数量虽一时提高，质量却有所下降。时人评论说：大学数量虽然增加，“但其内容愈趋愈下，甚至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生者，随相继以起”。

1927年后，政府大幅度提高教员工资水平，严格学生入学考试及实习制度，以此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学生质量，调整1922年新学制改革之后大学质量下降的情况。由此，高等教育进入“黄金十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都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

抗战爆发后，中国面临着亡国危机，社会的需求已由经济建设转移到抗战救国上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背负着国破家亡的民族仇恨，政界、学界一致认为应实行战时教育，学界更是掀起了国难教育思潮。然而，社会需求虽为抗战救国，但究其原因，正是国力的落后才导致外敌入侵，因此经济建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

关于如何处理抗战救国和战时建国的关系，蒋介石提出“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总方针，认为抗战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建国，因此正常教学绝不能中断，但可在正常教学中加入国防知识、救护知识等战时新科目。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抗战时期实行了内迁高校、设立国立中学以及贷金制度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保存了中国教育的命脉未因战事的发生而中断，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取得最终胜利。而学界在此战时教育思潮的指导下，教师以努力教书为报国之方式，学生以发奋读书为御侮之途径。因此，在当时的战乱之下，教育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弦诵不绝”，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大批人才。

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为回应战争需求，学校改革科目设置，加设兵器学、军用结构、堡垒工程、军事卫生学等科目，直接为抗战提供军事人才。同时，众多师生积极为抗战服务，购买救国公债，为美军提供翻译、整理抗战资料、进行抗战宣传等。

二 职业教育

近代职业教育起源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建立的实业学堂。然而由于中国“重道轻艺”的传统，同时也受限于极为低下的产业经济，清末的“实业学堂”几乎等同于“失业学堂”。民国成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产生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由此民国职业教育得以不断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官办职业教育。民初教育部对清末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诸多调整，规定实业补习学校在原有招生对象的基础上对已有职业者开放。这一举措扩大了职业教育的社会面，适应了当时技术引进之后出现的生产者继续进修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职业教育唯技能培养的封闭状态。然而当时经费缺乏，师资短缺，大多“工业不附设工厂，农业不附设试验场，重理论而轻实践”，脱离了社会实际，再加上职业学校需最少经过四年初小方能考入，考入后三年方能毕业，对一般家庭而言难以供养，因此导致官办的职业学校举步维艰，既招不到足量优秀的学生，又无法提供给学生切实的技能培训，学生无法以所学知识在劳动市场上立足，“失业学校”的帽子仍旧无法摘除。

第二阶段：民办职业教育。1913年，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纠正当时实业学校脱离实际的偏向，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提出将专业知识与教育法理结合起来，培养师资；于小学校附近设置职业补习科，补习必需的职业技能；与当地实业家联合起来，面向社会设职业补习学校；促进女子职业教育等。这些主张由于呼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为教育部所采纳，据此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的规定。

职业教育的新规定有效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尤以1918年黄炎培等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为先。中华职业学校科目以工科和商科为主，另设工商补习夜校，向社会招生。教学过程中注重实习，所有科目的实习课时均大于理论课时，其毕业生往往具备扎实的职业技能，成为社会上的“抢手货”，“学生不待毕业，往往经工厂先期约定延用，等到毕业时候，来要人的，几乎没法应付”。除此之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全国各地创办职业学校，民间兴办职业教育一时成为热潮。图2-4报告了1909～1925年全国职业学校数量变化，图2-5报告了1909～1917年全国职业学生数变化，显示在这一时期全国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学生数均增长迅速。

民办职业教育的成功，推进了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1922年新学制中关于教育分流的规定，就吸纳了中华教育社的成功经验。值得提出的是，1925～1926年，官办职业学校占54.5%，民办职校占45.5%。这个比例表明，中国职业教育已由清末国家高度垄断的以军工为核心内容的职业培训，转移到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为商品生产进行职业培训的轨道上来，开始进入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富有生命力的跑道。

第三阶段：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整顿。历经军阀混战之后，国民经济凋敝，大量无业人员出现。如何培训这批无业人员，使之成为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的动力，是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当时的职业教育。然而，如果对职业教育放任自流，显然无法完成上述任务。基于这样的认识，国民政府限制普教机构的发展而尽量增设职业教育机构，实行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除此之外，政府还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开办职业学校，动员公私立专科学校附设职业学校。在政府主导下，全国开始大规模地推进职业教育，在资金、人员、设备各方面加强职业教育，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职教事业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从1928年到抗战前夕的1936年，全国职业学校数增长了2倍以上，学生数增加了近2.5倍，如表2-1所示。

三 中等教育

清朝末年，中等教育已经有了一定发展。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有中学堂438所，学生数为38881人。在中等教育改革方面，1912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校令》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取消文实分科，废除读经讲经，设立女子中学。同时修订教学科目，使其更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更需要职业人才，普通中学生毕业后如不能升学，则不容易在劳动市场寻找到适当的就业机会。基于此情况，1917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学实施教学分流，规定中学得设第二部，从第三学年起，减少普通科目，加习农、工、商等职业科目，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职能，以适应学生毕业后就业需要。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学当增设实科，于普通中学外，设置实科中学，专重理、化、数学等科，以应现今时势之需要，“诚为急务中之急务矣”。

1922年新学制规定，中学修业年限从4年延长至6年，实行初、高中“三三”分段，或“四二”“二四”分段。初中施行普通教育，但可视地方实际兼设各种职业科。高中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但可据地方实际设一科或兼设数科。就当时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的情况来说，加强中等教育的职业科设置和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前，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依旧沿袭以往的教育宗旨，力图通过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教育，培养为升学和就业做准备的健全国民。同时政治也影响着中等教育的发展。国民政府始建，需要以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来稳固统治，因此根据三民主义确定教育宗旨，将中等教育纳入“以党治国”的轨道。

四 基本观察

本节回顾了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侧重于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的历史。我们所获得的基本观察就是，教育的发展不断回应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就高等教育而言，当时法政和实科的比例失调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大力发展了实科教育，平衡了实科与法政的比例，为当时经济建设培养了所需要的人才。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要，国民政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当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过快而质量下降时，政府适时管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在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始终能针对民族的长远未来对人才的需求而坚守，为抗战以及后来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就职业教育而言，针对经济建设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职业教育。当民办职业教育取得较大成功时，政府及时借鉴民办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大力予以推广，使得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

就中等教育而言，政府首先对清朝所遗留的中学教育进行适时改造，去除不适合时代需要的读经讲经，大力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中等教育。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于是普通中学转型，及时增设实科和职业科，使所培养的人才能较好地与当时的劳动市场对接。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不断发展，适时调整以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要，成绩斐然。当然，民国时期教育的政治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所幸对学术的干预有限。本节也只是基于教育回应社会需求的视角评析了民国教育的发展，但并没有分析民国时期为什么能产生出诸多大师级人物，这需要专门的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