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

中国早期的地理观念，直观性和整体性很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以“大视野”三字概之，讲一点粗浅体会。

（一）天地相应的概念

《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个“俯”和“仰”关系很大。古人观天，直观印象是天作球形悬转；而察地，直观印象是地作平面延伸。前者同后者相切，只有半个球面可以让立在地面上的人看到。所以他们把天看作覆碗，比喻成车盖或穹庐；地看作方板，比喻成车厢或棋盘，叫“天覆地载”，所以“地”也叫“舆地”，“地图”也叫“舆图”（参《淮南子·原道》）。中国古代的天论（即宇宙模式）有所谓“三家”或“六家”，但早期真正流行的是“盖天说”。“盖天说”的“天”和“地”有一定矛盾，前者圆隆，后者方平，两相扣合，四角不掩，但古人仍按投影关系把二者整合在同一坐标系内。例如古人模仿“盖天说”做成的占卜工具——六壬式就是把天地做成磨盘的样子：圆形的天盘是扣在方形的地盘上，沿着固定的轴旋转，二者有对应的干支和星宿（出土古式天盘多作圆饼状，但上海博物馆藏六朝铜式的天盘是隆起的）。特别是《淮南子》的《原道》和《天文》还把天宇和地面同样按九宫格来划分，称前者为“九天”，后者为“九野”。《天文》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抄《吕氏春秋·有始览》。它以“九天”和“九野”相套，表示星野的概念，但并不是说“九天”等于“九野”，连方圆的差异都可忽略不计。过去，我读《孙子·形》，不懂它讲的“九天”“九地”是什么意思，以为是九重天、九层地，后来才明白，它就是《淮南子》讲的“九天”、“九野”，其实是平面概念。同样，遁甲式的“九天”、“九地”也是这个意思。二者是对应安排。古人讲地理虽可自成体系，但认识背景是天文，东西靠昼观日影，南北靠夜观极星。他们是在“天”的背景底下讲“地”，所以“地”的总称是“天下”。

（二）四方和极至的概念

古人讲天、地、人“三才”，人是介于天、地之间。但天是神的世界，地是人的世界。人与地比人与天关系更密切。古人讲地理，从来都是人文地理。凡与“人”有关的活动（如农业、土木工程和军事）多与“地”有关。例如古代兵家有个传统，为将者要上知天文（明习式法、风角等术），下知地理。可是古代战争主要是在地面上进行，“地”的重要性自然比“天”大。《孙子·计》讲庙算有“五事七计”，“天”、“地”皆在其中，但书中讲“天”没有专篇，讲“地”则有《行军》《地形》《九地》三篇，占了很大篇幅。它所说的“地者，高下、广陕（狭）、远近、险易、死生也”（此据银雀山竹简本，今本无“高下”），其中除“死生”是兵家特有的概念，其他都是一般地理学所常用。“远近”是长度，“广狭”是宽度，“高下”和“险易”是高度和倾斜度。

如果撇开“天”不谈，光说“地”。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地是由两条射线穿越观察点作十字交叉，向四个方向作平面延伸（没有曲率）。这两条射线，古人叫“二绳”；四个方向，古人叫“四方”（方有旁、侧之义）。与“四方”的概念配套，古人还把“四方”之间的平分线叫“四维”（“维”也是绳索之义），并把“四方”代表的方向叫“四正”，“四维”代表的方向叫“四隅”（“隅”是夹角之义），由此构成米字形的“四方八位”（现在也叫“四面八方”）。“四方八位”在世界上是一种普遍概念，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例如美国西雅图的街道名往往就是按“四方八位”来标识，即以它的市中心（downtown）为中宫，把周围分成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块，组成一个九宫图。中国古代讲“四方”，最典型的图式是“二绳四钩”。“四正”是由子午（南北向）和卯酉（东西向）“二绳”来表示，“四隅”是由“四钩”，即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夹角来表示。

与“四方”的概念有关，古人还有许多与“四”字有关的地理概念，如“四郊”、“四野”、“四国”、“四土”、“四望”、“四陲”、“四封”、“四裔”、“四海”、“四荒”等等。这类概念的四个方向都是以观察者的眼睛所在为中心。古人把观察者的眼睛所在视为一种“极”（端的意思），而把他由近及远望出去的眼界范围视为另一种“极”，称为“四极”，所以“四位”同时也是“五位”，“八位”同时也是“九位”。这种“极”跟电视上讲李乐诗登“三极”（南极、北极、珠峰）的“极”不同，完全是平面上的“极”。古人用以表示视野范围，除“四极”之外还有一个词是“四至”。例如《左传》僖公四年讲“齐太公之命”，就是用“四至”表示征伐范围，西周铜器铭文讲土地诉讼也是用“四至”表示田界范围。这种“四至”虽然总是讲“东至于某，西至于某，南至于某，北至于某”，强调的是“四正”，但实际上却常常是用立于“四隅”的“四封”（封土堆）来标识。也就是说是用四个角来卡定四条边。

（三）九宫和空间的概念

古人为什么要讲“天圆地方”？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虽然“天圆”比较直观，但“地方”却不一定。人看到的地平线其实也是圆的，并没折角。从道理上讲，由二绳、四钩标志的地平面，我们既可以把它画成方形，也可以把它画成圆形。画成圆形，可与天图密合，没有四角不掩的问题，本来更直观也更方便，但古人为什么还要把它理解成方形呢？我想这大概与视野的表现形式有关。熟悉绘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视野可以用焦点透视，也可以用散点透视。比如中国的山水画就有散点透视的传统。我们观天，因为是仰观，视野比较开阔，焦点透视比较方便；但察地可就不一样了，你立在地面上看，必然看不远，看见的只是一小片，大面积的观察，如果不借助于抽象，只能一小片一小片往起拼，采用散点透视。焦点透视，只有一个十字坐标，视野是辐射状的圆图，其远近距离和层次感是用同心圆，大圆圈套小圆圈来表现，而面积分割也是像切蛋糕那样，作扇形分割，这在实际使用上是不大方便的。而散点透视就不一样，一个十字坐标可以变成很多十字坐标，很多十字坐标也可以变成一个十字坐标，便于分割，便于拼接，也便于计算。它的特点是化线为块，化圆为方。中国古代的方块图形是从上面讲过的十字图或米字图发展而来。比如十字图用块图代替线图是“四方”加“中央”的五位图，米字图用块图代替线图是“八位”加“中央”的九宫图。后者包含前者，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图。例如邹衍的“大小九州”，小九州是九宫图，大九州也是九宫图，内外都是九。还有《周礼》等古书讲到的里制，它是以方里为基础。古人说的方里和井田是一回事，它是由一井九顷之地构成的一个九宫图，但方里以上有两种拼联法，一种是按四进制，也就是所谓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还有一种是十进制（即方1里等于1×1平方里，方10里等于10×10平方里，等等），则是所谓井、通、成、终、同、封、畿的制度。还有古书中的国野制和畿服制，古人也习惯于把它想象成大方块套小方块，而不是同心圆。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以“计里画方”（语出胡渭《禹贡锥指》）为基础，局部是“方”，整体也是“方”。它对土地面积的测量、计算都很方便。例如《九章算术》头一章就是讲“方田”，它是以“方田术”作基础来研究其他形状的田，如“圭田”（等边三角形）、“邪田”（直角三角形）、“箕田”（梯形）、“圆田”（圆形）、“宛田”（球冠形）、“弧田”（弓形）、“环田”（圆环形），有一整套化圆为方的计算方法。方形比圆形好计算，那是十分显然的。中国古代的地面设计，不但田是方的，房子是方的，城郭是方的，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是方的，而且用以绘制地图的网格也是方的（参裴秀“制图六体”）。所以也就难怪古人要把地平面想象成一个大方块。

（四）山海的概念

《山海经》把地平面划分为“山”、“海”两大类，“海外”包“海内”，“海内”包“山”，“大荒”和“海外”意思相同。有人以为“山”就是指山地，“海”就是指海洋，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第一，古人所说的“海”初义并不是“海洋”之“海”（即《说文》称为“天池”的那种“海”）。在古书中，“海”训晦（《释名·释水》、《广雅·释水》），本来是指“昏晦无所睹”（《尚书·考灵曜》）、“荒晦绝远之地”（《荀子·王制》注），引申为“海洋”之“海”，只是因为古人观海，极目远眺，空阔无边，正是这样的荒远之地。例如楚帛书“山川四海”就是把“海”写成“晦”，《山海经·海外南经》“四海之内”，《淮南子·地形》引作“四极之内”。齐楚召陵之役，楚成王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左传》僖公四年），《尔雅·释地》以四方蛮夷戎狄之地为“四海”，这些“海”就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海”。同样，《山海经》的“海”，细读原书可知，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海”，而只是表示荒远之地的概念。“海洋”之“海”，即百川所归之“海”，古人多称为“沧海”或“瀛海”，“沧”以象其色（字通“苍”），“瀛”以状其大。例如邹衍讲“大小九州”，环绕“小九州”有“裨海”（小海），环绕“大九州”有“大瀛海”（大海），就是这样的“海”。当然，古人所说的“海”，既有亲眼所见，也有推导而得。例如齐威、宣、燕昭和秦皇、汉武派人入海求仙的“海”主要是今天的渤海或黄海、日本海这一带，而孙权派人入海求亶洲、夷洲的“海”则是今天的东海或南海一带，再晚如法显、郑和等人的航海则更远，还包括南至马来群岛，西抵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但中国早期文献讲的“海”主要是环绕中国大陆东部和南部的“海”，对其他两面的“海”毫无所知。邹衍设想的四面环绕大陆的“大瀛海”，西、北两面都是按对称原理推出来的。

第二，古人所说的“山”也不简单就是山地，而是有两重含义。一是与“海”（“海洋”的“海”）相对，代表大陆，就像古人把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叫“三神山”，是指高出海面的陆地部分。二是与“水”（河流）相对，像日月星辰代表“天”之“文”，它也是代表“地”之“理”。古人讲“地理”（重点是内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山”，一条是“水”，《禹贡》主水（《河渠书》、《沟洫志》、《水经注》亦侧重于水），《山海经》主山，但讲“山”必及于“水”，讲“水”也必及于“山”。二者互为表里，不仅可以反映地形的平面分布，也涉及其立体的“高下”和“险易”。古人对“地”的认识虽然主要是平面概念，地表以下，他们因打井和采矿才略有涉及，知道的只是“黄泉”一类地下水和各种矿物，对地壳的构造不能深入了解。但地形分类的概念，古人还是很重视。例如《管子·地员》和《尔雅》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篇就对高山、丘陵、原隰和川谷做了详细分类，“山”者概其高，“水”者括其下，是一种提纲挈领的东西。另外，像《淮南子·天文》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还以神话形式生动表达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总体印象（西北高而东南低，河水多东流注海）。

（五）九州的概念

“九州”是古代华夏民族对中国大陆的“核心部分”，即其活动范围的一种板块划分。这种划分有双重考虑，一是按山水走向把它划分为九个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二是按职贡朝服把它划分为九个不同的行政区划。“州”字，《说文》的解释是“水中可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禹贡》讲大禹治水有所谓“导九河”，“九州”就是配对于“九河”。这样的“九州”应与九宫图式的设计有关，但要把上述两种考虑纳入同一体系，并且严格按九宫图来划分，实际做不到，只能看作寓含这类设计的一种弹性网格。在古书中真正按九宫图划分“九州”的只有《淮南子·地形》，这种“九州”，名称与《禹贡》不同，如果上应天星，则与“九野”的概念相同。

古人说的“九州”也叫“禹迹”，所谓“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虞人之箴》）。“禹迹”这个词，古书极为常见，不仅商人的后代追述其族源要说自己的祖先是住在“禹迹”（《诗·商颂·长发》），周人的后代也一样（《诗·大雅·文王有声》、《书·立政》和《逸周书·商誓》）。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如秦公簋和叔弓镈也分别提到“禹迹”和“九州”，早为王国维所注意。他说：“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案：指齐、秦〕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批评疑古派“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在方法上有问题。

“禹迹”或“九州”，有出土发现为证，不仅绝不是战国才有的概念，可以上溯于春秋时代，而且还藉商、周二族的史诗和书传可以上溯到更早，显然是一种“三代”相承的地理概念。这种地理概念是一种有弹性的概念，虽然夏、商、周或齐、秦等国，它们的活动中心或活动范围很不一样，但它们都说自己是住在“禹迹”，这点很值得注意。它说明“九州”的大小和界划并不重要。并且从古文字材料，我们已经知道，古书所说的“雅”字，比如《诗经》中《大雅》、《小雅》的“雅”，本来都是写成“夏”。可见“夏”不仅是一种地域狭小、为时短暂的国族之名，而且还成为后继类似地域集团在文化上加以认同的典范，同时代表着典雅和正统（雅可训正），与代表“野蛮”的“夷”这个概念形成对照，为古代“文明”的代名词。春秋时代，中原诸夏强调“尊王攘夷”，使“夷夏”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这方面，秦是一个好例子。这个国家，不但其贵族本来和山东境内或淮水流域的夷人是一家，而且族众也是西戎土著，一直到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时仍很落后，“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视之”（《史记·秦本纪》），但有趣的是，就连他们也是以“夏”自居。证据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秦公簋，二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后者涉及秦的归化制度（即现在的移民法），规定秦的原住民叫“夏”，归化民叫“真”，只有母亲是秦人，孩子才算“夏子”，如果母亲不是秦人或出生于外国则只能叫“真”不能叫“夏”。所以“九州”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

（六）中轴线的概念

这个问题主要与城市规划有关。古代城邑聚落的分布，本来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往往都是沿山川道路的走向作点线延伸，初疏而后密；城市本身的规划，也不见得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完全像《考工记》所述，九经九纬十二门，四四方方，整整齐齐。但在古人的心目中，这种非尽人为、不尽整齐的背后还是有四方、九宫一类的考虑隐为其枢。中轴线的概念就是这种考虑的体现。

中轴线，从表面看也就是确定城市基址的一条南北线，即“二绳”中的子午线，但实际上却是代表整个城市坐标的一个“大十字”。只不过它是先把南北基线定下来，才在这条基线上截取一点（可能偏北偏南，不一定正好是平分点），作为城市中心，在那里建宫城一类中心建筑。古人重“面背”胜于“左右”，所以总是先南北（即“面背”）而后东西（即“左右”）〔案：中国古代常以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为正〕。中国现代城市有时是以一个十字形大街为中心向外拓展，把这种大街叫“大十字”，如西宁（甚至很多小村子，比如我的家乡，都有这样的中心，也叫“十字”）。古代城市也有类似设计，但不一定有明显的卯酉线，即穿越中心点的东西大道。现在讲中轴线，大家都拿北京当范例。北京的中轴线是起正阳门或永定门，穿天安门和故宫，直抵鼓楼。最近发表的材料还表明，汉长安城也有一条大中轴线，穿越长安城，向南向北延伸，南起子午谷，北抵天齐祠，全长74公里。据研究者推测，它甚至可能与更大范围的空间坐标有关。可见这类设计早已有之。《书·召诰》讲周公营建洛邑，有“相宅”、“卜宅”和“攻位”等程序，我怀疑，书中的“攻位”就是属于确定基线。

古代的国都规划体现的是“四方之极”（《诗·商颂·殷武》）, “四方之极”的“极”也就是东、西、南、北、中的“中”。古人认为国都（古代叫“国”）同时也是国土（古代叫“邦”）之“中”，外面不仅有四郊、四野，还有四土、四方，本身就是一个“大十字”的中点。例如《史记·周本纪》讲周公营建洛邑，他曾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犹西语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出土西周铜器何尊的铭文也说，早在周人克商之初，武王就已打算营建洛邑，说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案：古代“邦”是国家，“国”是首都，汉以来改“邦”为“国”造成混乱，但“中国”是本来的叫法。它不是“中央国家”的意思，而只是“中心城市”的意思，和“天下之中”是同义语〕。可见在古人看来，这种中轴线，它所代表的不仅是城市本身的坐标，也是整个国土的坐标，城里边的“大十字”同时也是城外边的“大十字”。

（七）古代帝王的“周行天下”

上面说的“地理大视野”，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结合实地考察、地志记录和舆图绘制，靠人“跑”出来的。我们在上面讲过，它不是通过一个点来认识，而是通过很多点来认识。人们是带着眼睛到处跑或集合很多人的眼睛，才拼出全景。中国古代的旅行，最简单的一种是靠步履，如相传大禹治水就是靠步行。他的步法很特别，据说因为“三过家门而不入”，过于辛苦和劳累，造成“四肢不用家大乱”（见马王堆帛书《养生方》），不但性功能出了障碍，而且走起路来像个瘸子。后世的方士还专门学他这种步法，叫“禹步”或“步罡”。他脚丫子走过的地方，也像好莱坞影星踩下的脚印，金贵得很，上面已经提到，是叫“禹迹”。还有是靠车马舟楫，例如《穆天子传》讲周穆王驾八骏，北绝流沙，西登昆仑，就是靠车马；而齐威、宣以来的航海则是靠舟楫。据出土发现，至少商代已有车马，秦代已有大船。所以无论陆地还是海洋，古人都能走得很远。

古代旅行，很可注意的是帝王的旅行。这样的“周行天下”，从穆王西游、昭王南征，到秦皇、汉武的巡游，以至于乾隆下江南等等，都不是兜风解闷寻开心，而是和国土控御有关。中国的“大一统”很有传统，在行政效率不足的古代，控制广大地面得有特殊办法，君王视察是重要一着。他们的巡狩不光是“检查工作”，还往往登名山、涉大川，在山头水边祭祀，叫“望祭”。比如《山海经》里面的那些祭祀（用牲牢圭璧沉埋等等）就是属于“望祭”。而“望祭”中，祭山比祭水更重要。名山是国土“四望”中的制高点，可以让人有一种“登临出世”、“与天齐一”的感觉。古人把在名山上筑坛祭天和在名山下除地祭地叫“封禅”，《史记》的《封禅书》就是以讲这类活动为主，并包括比五岳封禅范围更大的海外寻仙，以及比五岳封禅范围更小的郊祀。海外寻仙，不光是求仙访药，还是为了发现“新大陆”或“新边疆”（这等于那时的“地理大发现”或登月探险），从李少君的话可知，其实是扩大了的封禅。这是最大的一圈，其次一圈是五岳封禅，再次一圈是郊祀。古代的海外寻仙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战国中期以来齐、燕等国的寻仙，第二次是秦始皇时代的寻仙，第三次是汉武帝时代的寻仙。汉武帝以后，这种海外寻仙才开始衰落，到孙权派人寻仙已是尾声。李白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梦游天姥吟留别》），“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魏晋以来，人们对入海求仙已失去信心，觉得虚无缥缈，不如“山”来得近便，所以大家一股脑全改入山求仙。比如葛洪的《抱朴子》就是老讲入山的各种要领，如何避鬼魅，如何防虎狼，如何忍饥渴等等。汉代的郊祀很有意思，本来的郊祀，比如载籍所谓的先秦古制只是在城郊附近祭祀，但汉武帝时，他的地盘太大，首都也跟着膨胀，长安城外的三辅比现在连郊区县在内的整个北京市还大，他祭天（太一）要西北行，爬黄土高坡，去今陕西淳化县的甘泉宫，祭地（后土）要东渡黄河到今山西万荣县的汾阴后土祠，祭五帝和陈宝要西行到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活动半径将近200公里。汉武帝死后，皇帝都懒了，于是不断有人倡议恢复古制，停止这种远距离的郊祀。结果时罢时复，直到汉平帝时才由王莽建议彻底废除。从此不但海外寻仙不再吃香，五岳封禅少有人跑，就连原来的郊祀范围也被大大缩小，最后只剩下类似明清天、地坛的那种郊祀，古代帝王“周行天下”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案：每个朝代只有盛世的皇帝才爱到处乱跑〕。

（八）绝域之行

古代长距离、大范围的旅行，除帝王外，还有帝王派出的使者、贸易商旅和求法僧人（和尚比道士跑得远），远远超出国土之外。中国古代的域外探险范围很大，过去大家习惯说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喜欢封闭，吃亏就吃亏在不航海。这个印象本身就是一个“海外奇谈”。其实，至少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我们的域外探险还是很发达。比如《穆天子传》，即使作战国文献看，眼界已经很广，后来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人也跑过很多地方，几乎整个亚洲大陆都被穿行，西边已接近南欧。而航海，我们也起步很早，战国时代已很发达，它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整个中国海域，早就到达朝鲜、琉球、台湾一带，而且还向南到达马来群岛、东南亚、印度和非洲东岸，除好望角以西，中国海以东，还有南边的大洋洲，也是该去的地方都去了。眼界范围包括一大洲两大洋，一点也不比同时的西方逊色。

（九）中国古代地理思维中的模式化倾向

从上述（一）至（六）条，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地理思维有一种倾向，这就是它总喜欢把事实上边缘很不整齐、内部差异很大的东西塞进一种方方正正，具有几何对称性的图案之中。这很容易使人感觉好像削足适履，勉强得很。但我理解，古人的头脑还不至如此简单，连真实的东西和模式化的东西都分不清。实际上，他们的做法只是想用一种抽象的东西来化简差异，控制变化，使其直观性和整体性能够统一起来。所以尽管古人在心里揣着不少理想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并不会把二者等同起来。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不仅会“跑”而且会“想”。

1995年10月10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补记：

汉长安城大体位于渭水流域中段，正好在北上榆林、南下安康的交通要道上，秦建明等学者所说“陕西发现以汉长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与城市选址有关，恐怕还不是城市布局的中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