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1996年：抑制经济过热和遏制通货膨胀

这个阶段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年份外，大多数年份都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从经济体制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预算软约束严重，国民经济表现为较为严重的短缺经济。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看，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加快发展愿望和投资冲动。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先后发生了1985年（CPI上涨9.3%以上）、1988年（CPI上涨18%以上）和1994年（CPI上涨24%以上）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见图1），宏观政策主要采取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遏制通胀。

图1 1978～1996年GDP、固定资产投资和CPI增速变化

（一）改革开放初期：“十年规划”和经济调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热情重新释放，从上到下都憋着一口气，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充分考虑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使国民经济逐步走向过热。1977年编制的《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年）》提出，1978～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等，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倾向。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从1979年到1981年进行3年经济调整。1979年3月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物资缺口过大等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采取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等措施。在这些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开始降温，并于1983年回落到较为合理的区间。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经济过热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激发了各方面热情。一些地方开始为“翻两番”而大幅增加投资，经济过热的苗头随之显现，货币供应迅速增加。1984年，银行信贷总额比上年增长28.8%，现金（M0）发行比上年增长49.5%。1985年第一季度末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9%、39%和44%。从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物价迅速上扬，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9.3%。

这一轮经济过热，主要是一些地方为了提前实现“翻两番”，纷纷扩大投资规模造成的。按照原定部署，前10年是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一些地方竞相攀比，层层加码。与此同时，信贷和工资奖金发放失控，造成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1985年上半年开始，政府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严格控制工资和奖金发放。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到第四季度，经济过热态势才有所缓解。值得指出的是，从1984年末到1985年，经济学界对于经济是否过热、是否要采取紧缩政策有过激烈争论，而1985年9月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形成的意见，对坚定实施“双紧”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20世纪80年代后期：第二次经济过热

1986年上半年，“双紧”政策使工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一些地方和企业纷纷要求放松信贷控制。经济学界对此也有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现象只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以经济“滑坡”为由，主张放松信贷。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央银行大幅度增加货币信贷投放，加之1984年农业大丰收后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现象，对农业问题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导致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三年徘徊，而加工业快速发展又使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矛盾凸显出来，农产品和能源原料价格开始上涨，1987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5月上旬中央又决定在此后5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通货膨胀预期迅速形成。1988年下半年价格指数迅速攀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8%，城市普遍出现了商品抢购风潮，进一步使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

为了控制爆发性的通货膨胀，198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止审批基本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公司，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强化物价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严格控制贷款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并调整利率。随后，1989年到1991年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紧缩财政金融、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需求过快增长。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措施虽然使通货膨胀率迅速回落，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9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下降到谷底，M1和M2年增长率下降到-1%和13%，市场需求疲软、工业生产下滑、企业开工不足，就业压力增大，财政状况恶化，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低迷状况。

（四）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三次经济过热

1991年底中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和发展浪潮。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上年的9.1%提高到14.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3.8%提高到44.4%，工业增加值由14.4%提高到21.2%。1993年上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迅速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其中国有单位增长7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6%。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直接后果是，货币超经济发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1992年M1和M2分别增长35.7%和31.3%，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0%以上，35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7.4%。

为了制止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199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中央6号文件”），宣布采取16项措施来稳定经济，包括：（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2）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3）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4）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5）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6）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7）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8）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9）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10）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11）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12）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13）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14）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15）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16）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加强集团购买力的控购管理工作。这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扭转了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稳定了经济局势。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随后相继推行了财税、金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宏观调控框架初步建立，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逐步增强，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供给数量“瓶颈”逐步消除，从而总体上结束了“短缺”时代，国内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换。

到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5年的17.1%回落到1996年的8.3%，到1997年进一步回落至2.8%，外汇市场汇率稳定在1∶8.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050亿美元，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这次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对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有效减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人民币不贬值，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