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世界经济中的中国：从分流到趋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同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阶段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完成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按照逻辑，中国经济应该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刘易斯的定义以及中国当时的现状，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最典型特征，是农业中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剩余劳动力被转化为一种廉价的生产要素，在开放条件下构成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性质，还构成一系列其他有利于增长的因素，支撑赶超型高速增长。

然而，由于存在着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强烈动机与小农经济条件下积累能力和消费能力皆不足之间的矛盾，推行强制积累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而构建一个依靠集中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模式，成为当时的选择。同时，这也就注定了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背离其潜在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等把传统经济体制概括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即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前提下，首先是形成违背比较优势的宏观政策环境，产品和要素价格被扭曲，以便实现尽可能快的工业化所需积累；继而构建起高度计划配置的体制，市场机制被弃之不用；进一步构建起与之相应的微观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工业中国有企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农业则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导致激励不足和微观效率低下。

斯彭斯认为，大约在1950年全球经济开启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错过了这个赶超发达经济体的机会。据麦迪森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构造的人均GDP数据，1952年中国仅为538美元，为被定义为“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8.7%、“富裕国家”之外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46.5%，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在1952～1978年，中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上述组别，因此，中国1978年人均GDP（978美元）相当于这三个组别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反而下降，分别为6.8%、42.1%和22.1%。

如果简单地从数字表面观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似乎差强人意。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口径，1952～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4%。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后起国家和地区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在同一时期，被定义为“富裕国家”的总体增长率也达到4.3%，而不属于该组别的“其他国家”总体增长率高达4.9%，世界平均增长率为4.6%。

无论从人民生活改善的国内视角，还是从国家实力等角度进行的国际比较，这个发展绩效都不尽如人意。由于这一时期人口增长较快，积累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十分缓慢。从经济结构和生产率变化的角度，可以更有力地说明，这个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绩效不佳。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5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2.5%。按照二元经济发展的逻辑，丰富的劳动力可以延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随着工业化推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与此同时，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为主要贡献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理论上形成了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改善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些有利于那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因资源误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们可以从朱晓东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构成因素分解，看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的特点。根据他的估计，在1953～1978年年均2.97%的人均GDP增长率中，劳动参与率的贡献率为3.63%，资本产出比的贡献率为116.15%，平均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52.25%，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72.03%，因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数。同时，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7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74.5%。

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没有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绩效会如何呢？历史固然无法假设，但是，反证事实思维和方法（counterfactual）却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机遇的延误。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对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损害最为严重的历史事件。它们远非计划经济损失的全部，但是可以成为一个缩影。通过计量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发生这两个事件的话，1993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会是实际情形的2.7倍。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背景和条件下启动的。作为一般性增长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以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积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都只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释放，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恰恰是中国经济具备了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可以形成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早期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37%，而许多其他研究估计的这一贡献率更高。资本投入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既算不上奇迹，也没有可持续性。

然而，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则迅速下降。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17%，蔡昉和赵文估计的劳动力数量贡献率为8%，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为4%。沃利等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7%。而且，在考虑了不同教育水平具有不同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提高到38%。

再次，剩余劳动力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蔡昉和王德文估计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更新的研究表明，在1978～2015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5.1%来自产业贡献，44.9%来自结构调整效应。

最后，在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大意味着对创新有更大的需求和供给力度，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个观点来自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史的最新贡献，经济学家也尝试进行了一些实证检验，但是，笔者尚未见到以中国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成果发表。

可见，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即通过改善微观环节的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蔡昉和陆旸的估计显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1979～1995年为年平均9.7%，在1997～2010年为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