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与不足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作为新的研究论题，针对性研究相对较少，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合作方面，而国内研究则集中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因此，本节将按照区域合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一 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区域合作的研究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最直接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由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的协同学理论（Synergetics），基于此，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的“协同”一词应对应英文“Synergistic”。然而，笔者在搜索阅读国外文献时发现，国外学者鲜有研究区域的协同效应，主要集中于区域合作机制、合作现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

1．区域合作的理论研究

（1）区域合作的机制。跨区域合作机制主要以形成联盟和签订协议为主，并且不同区域在不同机制的作用下产生了不同的效果。Tongzon和Habibullah（2005）研究了加入东盟后的东南亚四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因实施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后的关税收入损失较大，故提出若干补偿损失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除了缅甸外，其余三国关税收入显著减少，但是尽管如此，四国政府的总体收入在未来将会有大幅提升，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继续致力于全面实施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Jonasa和Pincetlb（2006）研究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区域主义，主要构建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和合作性的区域治理模式，包括自愿达成协议、私人投资注入以及地方事务决策权转移到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等。Baldwin（2008）研究了东盟十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认为东盟并没有形成区域一体化，反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繁复并且脆弱。造成此状的原因如下：首先，作者绘制出形如“面条碗”的十国关系图，指出这个结构本身的脆弱性；其次，指出东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直接影响到该国公司的竞争水平（以日本与中韩关系为例）；再次，缺乏WTO的纪律约束机制使得关税方面的约束过剩；最后，亚洲工厂缺乏高水平的管理。作者最后提出东亚需要新的组织机构进行区域管理，建议东盟十国能够绑定最惠国使用税率，并且提高透明度和相互信任水平。Börzel和Risse（2009）研究了欧盟与南美洲、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及与其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认为欧盟具有一个扩散其一体化理念的工具箱，其中的工具有政治对话、技术和财政援助，这些工具连同其民主、人权及良好治理等理念，将是欧盟向全球推行其区域一体化模式的重点内容。Corey（2009）研究了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工业安全局（BIS）、外国资产控制局（OFAC）、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等最高政府部门是如何运行及相互协作的，指出进口和出口部门相互协同作用机制保证了出入美国商品的安全和效率。Beeson（2010）研究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协作关系，通过比较欧盟模式分析了亚洲地区的不同特点，认为东亚地区缺乏地理整合的优势，并且相互之间相对不信任，使之不得不与更大的国家比如中国合作以谋求更好的发展。Feng和Jiang（2011）对亚洲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合作问题探讨后指出，在东盟的作用下，东南亚地区已经建立了高水平的区域协同机制，但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组成的亚洲东北部地区的协同发展却存在着巨大障碍，应利用东盟作为促进中、日、韩三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平台，进而促进整个亚洲地区的协同发展。

（2）区域合作的影响因素。不同区域合作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但是提高透明度、减少地方保护等方面引起学者们的共鸣。Kawai（2005）研究发现由于对外开放、国内结构性调整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东亚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度较高。对外贸易的扩张、直接投资和资金流动在东亚创造了一个“自然”的一体化经济区。但东亚也面临若干挑战，包括进行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启动汇率政策的协调机制等。Matthias等（2009）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对贸易环境的透明度进行了研究，并基于交易成本定义了两个方面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简单化），运用引力模型得出结论：若降低透明度，APEC区内贸易能够提高约1480亿美元，进而提出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包括在未来建立自由贸易区等。Gries和Redlin（2011）认为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是由少数快速发展的省市驱动，而大部分省份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若要保持未来的持续增长则需要了解省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作者采用程式化模型对区域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贸易变量）对区域一体化和技术模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滞后的人均GDP是负显著的，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高度显著，但劳动力、政府支出则不显著。Fan等（2011）对中国近年的区域差异水平进行研究，认为应该使经济增长和区域公平协同发展。作者提出了三个主要因素，即基础建设、社会投资和保护，以及治理结构改革，并且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尝试性措施在部分地区进行干预，吸取经验教训后再扩大范围实施相应措施。Xu和Fan（2012）认为中国拉动内需的经济战略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作者采用Anderson和Wincoop提出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水平，结果表明边界效应的区域差异虽然显著，但比早些研究所显示的要弱一些。收入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产业内贸易增多对中国区域间贸易具有正向作用，但在所有影响区域贸易的因素中，商业环境的好坏对中国国内贸易影响最大，因此他们认为改善商业环境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2．区域合作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区域合作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多种方法。Marua等（2006）以澳洲市区和农村社区为例，构建了社区交互作用的社会资本动力学模型，结果显示农村社区与市区的相互作用会打乱原来制定的解决地方冲突的规定，可以解释农村与城市二元社会中许多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状况。Geldi（2012）研究了四个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贸易效应的对比，通过引力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协整分析研究表明，欧盟成员国的公会内部贸易创造效应几乎是公会外的6倍，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成员国的出口十分分散，但是南方共同市场并没有对成员国贸易产生显著效应，北美自由贸易区则十分依赖非成员国的进口产品。Nana等（2012）采用国民生产总值的超对数方程研究内生决定的结构变化，发现加拿大在美加贸易协定的实施前有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这个结果让人质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效果。与此同时，美国则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一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作者认为这改变了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一定受益于规模较大经济体的看法，事实上规模较小的经济体面临更加复杂的调整过程。Bai等（2012）研究了1998～2008年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溢出效应，采用莫兰指数衡量中国各省的空间自相关，并建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得出市场潜力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最后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潜力每增加10%，地区生产总值将上升3% ～5%。

（二）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

（1）概念的界定。我国已故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刘再兴（1993）发表的《九十年代中国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的协调发展》是所能见到的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早期文献。同年，蒋清海（1993）发表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了初步探讨。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出版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书，集中反映了当时区域经济学界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几个重要的早期文献的核心思想是要重视和控制区域经济差异，引导区域之间合理分工、共同发展，但并未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定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区域经济学界开始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进行了探讨。彭荣胜（2006）认为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是指不同区域的产业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建立，通过合理的分工与相互协作，达到区域间产业的相互依存、有序运行、良性循环和共同进步，并能促进区域整体目标实现的状态和过程。张守忠、李玉英（2009）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开放条件下，以区域共同发展为目标，兼顾各自利益，以各自基础为依托，通过地域分工，使地区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逐渐增强，发展关联互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地区间差异逐渐缩小，从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颜世辉、白国强（2009）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可持续的、融洽的目标状态与实现这种目标状态的过程的统一，其核心是协调好区域间基于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并使其不断优化，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则依赖于在产业、时间和空间上投资的合理配置。覃成林等（201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区域开放条件下，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发展上关联互动和正向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且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

尽管各学者在认识上、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学者们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在以下3个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第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描述的是一种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状态或者过程。区域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点。只有区域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才能够形成经济相互依赖。有了相互依赖，区域之间才会有“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第二，区域之间是开放和相互联系的，进而在发展上形成关联、互动，而这种关联和互动的关系理论上讲对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既可以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无疑，协调发展希望和要求的是正向促进作用。第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是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都能够持续或共同发展，经济差异趋于缩小。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如何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是我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蒋清海（1993）提出了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4个标志，即各区域都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区域间的差距未呈现急剧扩大或两极分化之趋势；区域间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区域间分工协作观念增强，横向经济联合得到广泛发展。在此基础上，蒋清海（1995）进一步指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志还包括：各地区的经济优势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区域市场发育迅速，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各地区生产力稳步发展，经济效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陈栋生（2005）提出了两个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一个是地区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公共产品享用水平；另一个是区际分工协作的发育水平。彭荣胜（2007）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4个标志，即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向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一定的“度”内，且逐步缩小；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王琴梅（2007）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了3个方面的理解，即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绝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各区域都要发展，而且落后地区要尽量发展得快一些；在满足区域利益的帕累托改进的同时实现公平，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也可视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标准。陈秀山、杨艳（2010）则提出从地区比较优势偏离度、区域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等4个方面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覃成林等（201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判断标准是区际经济联系趋于紧密、各个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孙军等（201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通常受到国家、区域、市场规模及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一般能通过经济效益、区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等指标来评价。

此外，有部分学者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经济发展推演到社会发展、生态协调，甚至政治、文化等方面，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社会的共同进步”，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解为一个区域内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或者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计算单个区域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程度，然后再比较区域间的协调水平。对此，覃成林等学者认为这种有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与区域经济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流认识是不一致的，而且，也与我国政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界定完全不同。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因。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动因的研究较少，很多学者对此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陈栋生（2004）和胡鞍钢（2004）强调跨区域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对区域经济协调的重要作用。马广琳、刘俊昌（2005）认为地方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是区域经济不协调的重要表现，根源在于地方利益，以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陈栋生（2005）认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空间侧面的子系统，整个国民经济正是由众多区域经济系统耦合而成，各子系统间的协调性是国民经济大系统稳定高效运行的前提，并提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两个指标：地区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公共产品享用水平，区际分工协作的发育水平。彭荣胜（2006）提到竞争是区域产业分工的内在动力，分工虽不能消除产业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但大大增加了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度。通过产业合作，在资源和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把本属于外部性的因素，转化为内部因素，实现区域间产业优势互补，从而巩固市场地位，提高双方的竞争优势。归根结底，区域合作的动力基础在于双方可以在协作中获益。孙军、高彦彦（2011）从金融危机这一独特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的市场分割导致了内部市场规模不足，东部地区可以借助广阔的外部市场，在报酬递增机制作用下，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源集聚。而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外市场需求的衰落凸显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这为中西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适当的政策措施无疑将会发挥关键性作用，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消除行政性阻隔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覃成林等（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单纯国家层面的需求、某一区域单方面的需求、区域双方的共同需求、国家与区域两个层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种来源的动力特征和结果效应是不同的。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多采用投入产出法、回归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协调度模型、指标体系构建等传统分析方法。

（1）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评价。于瑞峰等（199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线性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由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组成的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模式，并对山东省乐昌市做了实证研究。袁旭梅等（2000）运用小波网络的非线性函数逼近能力建立了区域Ec-R-Rv复合系统的模拟模型，并借鉴大系统理论建立了该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进而提出了自适应优化控制算法。Loizou等（2000）采用区域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探究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制定相关的政策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刻不容缓。叶民强、张世英（2001）通过几何空间描述和弹性分析，提出了区域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复合系统及其子系统的静态和动态的评价模型。徐婕等（2007）运用了改进的DEA模型-交叉效率评价方法，对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引入了“伪标准指数”（FSI），将传统DEA方法评价值与对抗交叉DEA评价值比较分析，最后构建了一个经济协调发展二维综合评价矩阵进行进一步分析。赵旭、吴孟（2007）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函数判断我国各省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任志远等（2010）选择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应用变异系数的协调函数模型对其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论指出人口、经济、生态三个子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变化，制约了系统的协调发展。高志刚、王垚（2011）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分析两种方法构成的组合评价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城乡、社会、环境与协调能力五个方面进行评价，发现区域协调水平呈现“东强、中弱、西更弱”的格局。黄木易、程志光（2012）研究了城市化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整体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多数地级市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及二者协调发展度呈下降趋势。吴音西（2014）指出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不断改善，但要实现两者的优质同步发展目标，仍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狄乾斌、孙阳（2014）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陕西省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指出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偏低，属于文化落后型。王维等（2014）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我国18个较大城市的科技人才、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科技人才与工业经济两者协调度较好，但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有待提高。

（2）区域协调发展状况的整体评价。冯静（2010）对珠三角2009年9个城市的职能强度及城市间的联系强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珠三角城市群的扩散方向是沿着广州-深圳、广州-珠海主轴展开的。珠三角已跨入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业化第五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应采取网络式方式，这与实际不符。作者由此认为珠三角没有完全形成以分工协作为支撑的有着巨大竞争力的实体，区域之间的协调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还有不少的因素使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受阻。覃成林等（2011）分别用Moran's I系数测度区际经济联系状态，用区域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区域经济增长状态，用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变异系数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状态。然后运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函数计算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分析了我国1996～200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朱俊成（2011）认为多中心共生作为多中心间新的关联形式，有利于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模式，利用城市经济能级、城市经济关联、城市流动强度与城市外向功能指数等对长三角16个城市进行了定量比较，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经济运行态势，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的多中心协同共生、创新发展与集群式发展、新型城市化道路等对策。左振宇等（2012）构建了基于ANP-ER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对宁波市经济发展的增长、依附、竞争与和谐四维度间的协调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左振宇等（2012）还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GACH-X作用机制，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全国区域经济相关数据对该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韩兆洲等（2012）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同，对经济发展有持续显著正影响的因素有人力资本、人口资本、市场化进程和财政支出等。覃成林、郑云峰（2012）研究指出2001～2010年广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良好趋势，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大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均较高，广东所实施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总体效果，但是对四大区域的影响差异明显。覃成林等（2013）进一步研究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达到较高的协调水平，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趋于上升，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略有降低，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崔木花（2015）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式分析了中部六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度，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是湖北，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是江西和安徽，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是湖南和山西，协调发展水平波动较大的是河南。

（三）关于区域（内）子系统间协同发展的研究

区域经济系统并非孤立系统，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协同作用，不能脱离其他子系统而单独存在，众多学者对区域内经济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1．区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热点，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题中之意。理论研究方面，Weber（2004）指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促使社会系统实现最大限度的生产，因此，必须要积极协调社会与经济的关系，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刘远航（2007）系统论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指出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的均衡性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统筹发展都极其重要；周建明（2007）通过对我国改革发展历程的反思，总结出为经济发展所承受的社会代价，认为社会的进步和代价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度量尺度。实证研究方面，李太杰、李汉铃（2000）构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开辟了一条综合评价社会发展的新途径；徐开金等（2007）借助拉弗曲线的分析方法，得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张立柱等（2008）基于灰色理论系统，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并以青岛作为案例，尝试着测度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状况。

2．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理论研究方面，Del（1981）将生态-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定义为“保持可再生资源，以缓解或调整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并控制残余物的排放”，并指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合系统；张向阳等（2009）在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与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阐述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明确指出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是不断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张耕田（2011）根据2010年底国务院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分析每一主体功能区的特征，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开发原则和发展方向，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考核评价，以加强各主体功能区的经济生态协同发展；刘璐琳（2015）认为以武陵山片区为代表的特困地区实现对周边区域的追赶需要协同发展，应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线，明确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的交互协同作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扶贫协同攻坚与人力资本提升“三大突破”。实证研究方面，赵翔等（2009）基于生态水文学及可持续发展原理、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关系机理，提出了“和谐度”这一名词，并建立和谐度数学评价模型，以余姚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万伟伟、乌画（2013）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进行实证检验，指出我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当下社会的粗放式工业化发展水平折射了社会生态文明的破坏程度，而且这种以环境污染为典型代表的生态破坏具有跨地区、跨国界转移的趋向。

3．区域（内）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研究

经济的发展依附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文化支撑起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国外学者McKenna（1995）划分了阻碍经济发展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包括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宗教等；Wilson（1995）也指出有些根植于文化价值观中的无形因素能够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国内学者侧重对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理论和战略研究。陈太福（2001）认为经济制约文化，文化调控经济，两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并且随着时代进步而逐渐增强。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孟召宜等（2007）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江苏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格局进行研究，指出经济为文化提供物质基础，文化反促经济发展。朱孔来、李建伟（2009）以烟台为研究案例，指出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必须以“大文化”观为引领，着力推进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黄娅（2012）构建了衡量文化经济协同度的指标体系，并拟定出文化-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标准。游俊等（2013）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分析了文化区域的经济协同发展机理，指出不论是同一性文化还是多样性文化，都可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也可能增加区域经济的协同难度。

4．区域（内）经济与政治的协同发展研究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体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区域（内）经济与政治的协同发展是区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外学者Walls和Dollery（2001）指出需要找到政府失败范式和社会资本理论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让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交易网络。Miljkovic和Arbindra（2008）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汪彤、李万峰（2007）认为政治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政府权力只有在用于社会资源整合时，经济才会出现持续增长；反之，经济也反作用于政治，影响政治的稳定。虞崇胜（2010）认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四）关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最根本的理论依据为协同学理论。协同学是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有序结构机理和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由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协同学的理论核心是自组织理论（研究自组织的产生与调控等问题），这种自组织随协同作用而进行，实际上就是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的过程（黎鹏，2005）。在此过程中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协同，强调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必须达到的整体效应等（姜德波，2004）。协同学提出后率先被运用于解决生态、物理等方面问题的实践，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协同学得到极大发展并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尹少华、冷志明（2008）则从共生的概念和内涵入手，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协同发展，指出基于共生理论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实力，实现全局共赢；有利于资源共享，获得成本优势；有利于市场互利，做大产品市场；有利于环境共治，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较为全面的总结出自冷志明（2007），他指出区域分工与协作理论、协同理论、共生理论是中国省际毗邻地区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现途径。黎鹏（2005）遵循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可操作性与可调控性、效率与公平兼顾等原则，指出建立跨行政区组织协调机构及其运行机制，跨行政区点轴开发的经济地域系统，以及衡量地方经济发展与考核政府政绩的区际协调与保障机制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施与监督调控的基本途径。侯建荣等（2007）采用现代合作博弈理论对都市圈经济系统协同发展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后，指出圈内各区域经济成员之间形成有效磋商机制和补偿支付机制是都市圈经济系统获得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冷志明（2007）则强调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建设应以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整合机制、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为重点。高明、刘俊杰（2008）对环北部湾旅游圈的发展趋向进行博弈分析后，得出协同发展的动力来自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文华等（2007）和丁建军等（2009）分别探讨了转换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和改变政绩考核方式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游茜（2009）认为整体区域的行政性分割、低素质劳动力、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协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应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共同加强区域对基础设施、人才教育以及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完善。赵双琳、朱道才（2009）在对中外学者的成果的全面研究分析后，提出可以通过多学科融合、多方法交叉和国际比较研究等推进产业协同研究的深入开展，探索我国区域产业协同的有效途径，以推动区域间的合作与共赢。朱鹏颐（2010）总结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四种协同模式，即资源共享型协同发展模式、优势互补型协同发展模式、关联互动型协同发展模式和联网辐射型协同发展模式。谢志忠等（2010）指出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基础建设重复布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认为政府应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应建立跨九地市组织协同发展机构、利益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等。刘海明等（2010）也对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在区域协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市场起基础作用，并提出通过组建区域利益协调机构和设立补偿机制、约束机制和协作机制构建起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刘英基（2012）认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本质是资源、要素与产业的协同，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讲，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管理，调整各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要素与产业的流动，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使其协同运转。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通过组织和调控，把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联而又相对分离的资源、要素、产业及经济行为主体整合为一个系统，并对其进行战略优化布局，达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简单相加的系统优化效果。王力年、滕福星（2012）指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客观规律，其关键环节在于初级协同向高级协同的转变升级，并提出了资源耦合、区域开放、目标一致等原则。冷志明等（2013）认为加快空间形态创新、构建适宜的空间结构是武陵山片区等欠发达多省交界区域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应实施共建产业园区、开发区际战略性产业链和推进特殊山地新型城镇化三大空间形态创新战略。李琳、刘莹（2015）指出区域比较优势、区域经济联系以及区域产业分工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各区域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借助一定程度的跨区域要素流动，参与大区域经济的产业分工又将反作用于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及经济联系，使整体网络协同运转，从而实现初级-中级-高级的协同演变。

2．区域产业或城市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现有关于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多落脚于产业协同发展、城市协同发展等方面，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DEA方法、灰色关联法、因子分析法等。

（1）大多数学者从产业协同角度进行了相应实证研究。王传民、袁伦渠（2006）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的协同问题，构建了产业协同发展模型。通过计算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固定资产形成额比重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判断，从而推进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邱风、朱勋（2007）对长三角地区产业重复投资与协同发展展开了研究，通过对领先产业比例、区位商、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等的比较，发现长三角地区因重复投资引起结构趋同与过度竞争的问题并不突出，正是区域内产业的有效竞争使得该地区呈现领先于全国的经济活力和强大的产业竞争力。许雪琦等（2007）通过实证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协同发展能够提升物流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之间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总体竞争力。朱道才、赵双琳（2008）通过灰色关联度和相关关系分析，对安徽省凤阳县产业协同情况进行衡量和评价，并提出推动县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刘海明等（2010）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评价了福建省产业协同发展成熟度，并运用DEA方法评价了福建省九地市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福建省各地市经济差异越来越大，而中心城市发展滞后、产业间联系较弱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福建省九地市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许涤龙等（2012）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产业能耗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张洪波（2013）基于协同共生的理念讨论了长株潭经济圈现代物流和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指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互相促进和协同发展。徐玲玲、李文君（2015）构建协同度模型研究了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情况，实证分析表明二者是协同发展的，但协同发展程度整体偏低，保税港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贺玉德、马祖军（2015）构建了以CRITIC为权重的DEA模型，分析了四川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问题，结果表明四川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效度分两个阶段：2002～2008年较平稳，2009～2012年有逐渐下降趋势，政府应注重加强产业集群培育和物流产业联动等方面的建设和投入。

（2）少数学者对城市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潘雄锋（2005）构建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协同发展协同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灰色系统模型，对大连市1996～2001年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协同发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GDP为该系统的序参量。苗长虹、张建伟（2012）利用演化理论探索了我国城市合作模型，指出城市合作的本质之一是追求更大规模和层次的聚集效应及协同效应，城市间的协同合作有助于提升大区域的经济效率。童晓菲等（2014）研究了大连港、营口港与腹地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指出大连港、营口港与腹地经济协同度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均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并进一步探究双港驱动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内部机制。李琳、吴珊（2014）运用扩展的DEA方法对我国2002～2011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总体处于中级水平，东、中、西部梯级差异明显，十年间东部与西部协同发展水平呈缩小趋势，而东部与中部呈扩大之势。李琳、刘莹（2015）运用哈肯模型对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序参量由1992～2001年的区域比较优势转变为2002～2011年的区域比较优势和区域产业分工，我国进入协同发展新阶段，并呈现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协同发展环境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从初级阶段跃升至中级阶段等特征。

二 现有研究的不足

从文献检索看，已有大量相关研究集中于对区域合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区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三方面的研究，而关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论题的研究近年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整体尚处于初创阶段，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缺乏较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现有的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大多基于区域分工与合作理论、协同理论等视角简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缺乏从现状评析、模式选择、机制构建、支撑体系等方面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尚未构建一个较完善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从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态等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以及产业协同等视角来对某一局部区域内部（如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等）的研究，而缺乏对全国区域层面以及不同空间尺度区域层面经济协同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时点的静态分析，缺乏对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况的不同阶段的动态研究，因而无法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况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阶段性特征。

第三，量化分析的匮乏。现有关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少数研究停留于定性分析，尚未有文献对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况进行定量研究，更缺乏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况的分阶段的定量研究；再者，尚未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驱动机制进行量化分析。

第四，实证方法缺乏创新性。现有大量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及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多局限于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DEA法、协调（协同）度模型等传统分析方法，缺乏创新性。同时，鲜有学者尝试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出发探索本源性的研究模型，忽视了对其理论基础的扩展深入分析，“协同”的深层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五，对策建议可操作性不强。已有研究大都停留于一般范式的定性分析，相关政策建议放之四海而皆准，针对性不强。同时，缺乏对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支撑体系的系统探究，对策建议的提出无法建立在较准确把握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因此，所提出的建议措施自然而然地缺乏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