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国家的外交与其文明特点紧密相关。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因素在俄罗斯外交中有着深刻的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外交受到地理条件、周边环境、生存方式、文化特质、历史经验、国家模式、社会意识、宗教精神、民族心理等文明要素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而在从东欧平原一个历史起点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到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过程中，俄罗斯外交发挥了十分活跃和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认为，这种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
。在20世纪的苏维埃时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个过程也得到了其独特文明影响下的对外政策的强有力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外交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在探索俄罗斯复兴道路、重建俄罗斯强国的努力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化以及文明碰撞的背景下，俄罗斯外交更加注重从其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发掘其特有潜能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
从历史的长过程进行考察，俄罗斯外交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既可以是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和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引发国际矛盾和冲突的因素。通过对文明要素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理解、处理对外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国内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同时，这项工作也能为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俄罗斯外交提供文明、文化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俄罗斯学术界目前尚鲜见与此课题直接对应的专题研究成果，但大量有关俄国外交史和俄罗斯文化的论著从不同侧面为研究与本课题相关的问题提供了丰富材料。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萨哈罗夫院士领衔编撰的五卷本《俄国对外政策史》（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以事实和文献为依据，系统详尽地研究了从15世纪末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俄国对外政策历史，被认为是俄国史学中的首创；由波将金主编的多卷本《外交史》（Историядипломатии）把俄国外交置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外交发展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至今仍是有关俄国外交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伊格纳杰耶夫、雷巴切诺克、萨宁等编撰的《俄国外交：人物群像》（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портретах）讨论了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俄国外交思想、外交方式和外交活动；《俄国外交：历史与现代》（Российскаядипломатия: 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是为纪念俄国使节衙门建立450周年而举行的学术会议的资料集，其中反映了俄国对外政策及其负责机构历史发展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俄国外交传统的形成及其对当代的影响；2002年由时任外长伊万诺夫担任编委会主席的三卷本《俄罗斯外交部史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是为俄罗斯外交部成立200周年而编撰出版的史学著作，对200年来外交部在俄罗斯外交思想、战略、政策和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全面分析和总结。
在21世纪之初，俄罗斯外交越来越重视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例如，2007年3月，为纪念俄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戈罗文（1650—1706年），举行了以“俄罗斯外交的起源和传统”（Истоки итрадициироссийскойдипломатии）为题的学术会议；2008年4月，俄外长拉夫罗夫撰文论述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与教会的合作是俄国外交最久远最深刻的传统之一；2007年12月，举行纪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大会，拉夫罗夫称涅夫斯基“在西方和东方的积极活动奠定了我们称之为全方位外交的基础”。
欧美学术界一些研究俄罗斯外交的著作对与本课题相关的问题也有所涉及。其中，列文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对手》（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具体分析了俄国在欧洲扩张和走向全球霸权的过程，以及俄国外交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对俄罗斯帝国与其主要竞争者如哈布斯堡、奥斯曼、不列颠等帝国在自然条件、外交战略以及机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莱东尼的《1700—1917年的俄罗斯帝国与世界》（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1700—1917）讨论了俄国在西部边疆、南部边疆和东部边疆的地缘政治扩张，以及俄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对这种扩张的反应。莱东尼所著《俄罗斯帝国的大战略，1650—1831年》（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Empire,1650—1831）认为，俄国在很长时间里的战略不是对直接的威胁做出反应，而是为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进行的扩张。在帝国长期战略的形成中，军事力量、地理条件起着重要作用。俄罗斯帝国以其扩张性、军事性和极权制度挑战同时代的其他强国和帝国。图米内兹的《1856年以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R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研究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主要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俄国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唐纳森的《俄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制度和不变的利益》（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用约一半篇幅反映了纵向的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另一半篇幅以专题形式讨论了俄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以及俄国与周边国家、俄国与西方、俄国与非西方国家等问题。
国内学术界以俄罗斯文明与俄罗斯外交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但一些研究俄国外交史、俄国外交问题以及俄罗斯文化的著作和论文从不同侧面涉及了与本课题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历史传统因素、地缘特点、政治文化等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总体而言，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研究，不论是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还是在理论概括、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本书在贯通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把俄罗斯外交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俄罗斯文明和文化进程、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结合起来，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重点研究俄罗斯文明与俄罗斯外交之间的关系，具体讨论俄罗斯文明的基本要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理解、处理对外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以及俄罗斯外交思想、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并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实证研究，说明其所具有和隐含的文明特征。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主要探讨俄罗斯文明要素与俄国外交的相关性。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相比，文明特点在俄罗斯外交中的作用显得相对隐性，但作为一种无形的软力量纽带，它对俄罗斯外交思想、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把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俄罗斯文明要素归纳为空间因素、文化传统、强国思想、东正教、帝国体制几个主要方面，并研究这些因素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方式和路径。
空间因素
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在俄罗斯文明形成过程中起了根本性作用，它决定了俄罗斯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于自身安全及利益的理解，产生了俄罗斯特有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并作用于其外交思想和实践。自莫斯科公国时代以来，在横跨欧亚的空间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文明的空间因素所具有的欧亚特性，是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基础文明要素。同时，这一国土空间及其特性本身也是在外交的积极参与下实现的。
文化传统
在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人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作为俄罗斯人民的信念和追求，是指导俄罗斯外交思想、构建俄罗斯外交战略、支撑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多样性的特质，使得俄罗斯外交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游牧民族和近代西方先进国家等外来文化的影响。
强国思想
俄罗斯强国思想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强国思想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理想和追求，逐渐发展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以建立强国作为基本目的和主要任务的俄罗斯强国外交自彼得一世时代以来逐渐成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达到顶峰。在帝国衰落时期，强国思想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宣扬，强国外交也有了新的定义。历史形成的强国思想在苏维埃时代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在外交实践中得到体现。而新俄罗斯则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强国的旗帜下实现复兴。强国思想经常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容易表现为外交中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东正教
俄罗斯人民是信仰东正教的人民。东正教不只是因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行为方式而间接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东正教教义和东正教会还对俄罗斯外交具有直接影响。东正教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东正教会的国际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罗斯外交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教会人士甚至作为国家代表直接参与了外交活动。
帝国体制
帝国体制既代表了俄罗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各种文明要素。帝国体制是反映、争取和维护俄罗斯帝国利益的一整套思维、结构和制度，它整合国家的各种资源，动员政治、军事、经济、精神等方面的力量，支配了近代俄罗斯外交的方向，推动形成了俄罗斯外交的基本风格和特点，也影响了俄罗斯外交的机构设置、决策程序、政策制定，以及指挥实施的原则、程序和方式。
在研究俄罗斯文明要素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与俄国外交相关性的基础上，本书下编的主要任务是对各个历史时期俄国外交的思想、战略、政策和实践进行实证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下编的内容并不是对俄国外交史的全面论述，而是选择每一时期外交的主要问题、重大事件或重要现象，分析并解释其中包含的文明和文化根源。
在基辅罗斯时期，俄国外交诞生于它与北欧的瓦里亚基人、南部的拜占庭帝国、东方游牧部落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关系之中。早期俄国外交发展的标志之一是838年罗斯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团以建立与拜占庭帝国的直接联系。860年罗斯与拜占庭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意味着罗斯得到了国际承认。罗斯曾与数十个国家或部落联盟建立了关系。瓦里亚基人的征服给罗斯外交带来了强烈的扩张性特点，在南北方向上，罗斯人曾把控制黑海出海口和波罗的海出海口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并一度取得重要进展；对东部地区，罗斯采取蚕食政策，但对游牧民族则总体上处于守势，并最终被鞑靼蒙古征服。
随着莫斯科公国在16世纪的成长，其外交有了新的面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多次向莫斯科派出使节，而莫斯科的外交官员也成为欧洲很多国家的常客。莫斯科国家还与一些东方国家建立了关系，“俄国成为一个具有积极对外政策的有影响的大国”，为了适应日渐发展的外交事务需要，1549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使节衙门，并逐渐形成了多方向展开的政策、务实稳健的风格、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等外交传统。
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是俄国外交的困难时期，俄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跌落，但到这个世纪中叶，其国际影响明显恢复，其标志之一是俄国成为结束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证国之一。但正如这一时期担任使节衙门首脑的奥尔金-纳肖金所言，俄国的外交成就如果没有其内部发展作为支撑的话，那将是不牢靠的。
在彼得时代，俄国外交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成为追求和实现帝国利益的工具、手段和助推强国崛起的重要力量。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以及在对外关系中外交与战争两手的交替使用，最终使俄国击败北方强邻，争得了同英国、法国等欧洲传统强国大致同等的地位。由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其地缘政治威力显著加强，俄国第一次以欧洲大国的面貌走上世界历史舞台。1720年，成立了主管帝国外交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强国思想不仅成为其全部外交政策的思想轴心，而且也反映在把俄罗斯帝国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国家之一的外交活动中。俄国的实力和影响继续发展，尤其是1774年签订的《库丘克-凯纳吉和约》，标志着俄国外交的辉煌胜利。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外交在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方面大体与西欧接轨。1802年，俄国按西欧模式建立了外交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原有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虽然继续存在到1832年，但所有重要政策问题的解决都转归外交部处理。
俄罗斯帝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崛起，其疆域和势力范围空前扩大，俄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维也纳会议上，除了谋求帝国利益之外，俄国外交在建立欧洲安全机制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亚历山大一世于1816年提议的“欧洲强国同时按比例裁减军备”，被认为是最早的普遍裁军倡议。
强国思想指导下的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扩张领土疆域、拓展地缘政治优势、谋取欧洲大国地位乃至世界霸权。这是俄罗斯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俄罗斯国家政权存在和活动的基本目标。维什涅夫斯基指出，“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领土扩张是国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也是俄国与走在前面的欧洲进行竞争的最主要动机，它要求把社会的力量集中到极致”，它“给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和俄罗斯的国家观念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并在彼得一世之后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性”。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尽管政策上有过重大调整，但俄国外交的这种性质并未改变。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外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如具有大视野大战略的外交决策，以西方为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立的外交活动，主张采取多边行动的外交策略，长于利用大国间矛盾的外交手段，以实力为基础的务实外交风格，等等。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试图与旧俄国的帝国外交决裂，以《和平法令》的形式提出了诸如废除秘密外交、提倡人民外交、反对掠夺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和约等要求，在形式上满足了俄国人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愿望。但这样的对外政策主张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国内法形式提出的原则不可能成为各交战国相互关系的基础并结束国际战争。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试图以输出革命的方式，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这也被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开始务实地考虑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外交的重心从世界革命转向了和平共处，但苏联外交仍然存在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双重性特征。斯大林时代，苏联外交逐渐越来越多地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传统，热衷于利用军事优势和军事胜利获取利益，把争夺地缘政治利益、扩大势力范围作为外交的首要目标。斯大林逝世之后，直至1980年代初，苏联外交的基本方针未变。但对世界头等军事—政治强国地位的追求，成为苏联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沉重包袱和巨大障碍。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外交，是试图超越以往的外交传统、放弃对于帝国利益的追求、为国家发展找到一条新路的尝试。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外交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代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明确了俄罗斯外交的基本取向和原则，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做出了选择，提出了为俄罗斯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俄罗斯外交的基本任务，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依据，拒绝外交的意识形态化；放弃使命意识，遵循现实和实用的原则；以西方为主要方向，推行全方位外交；坚持外交独立性，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等重要主张。这些新认识已经并将继续对俄罗斯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在俄实施强国战略、实现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文明与外交相关性的研究，是在新的层次上揭示和说明俄罗斯外交本质、风格、特点的一种尝试。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对拓展和深化俄国外交的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