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李觏易学的宗旨

李觏的学术注重经世致用，强调事功，是宋代功利主义的代表，王安石的思想与之较为相近，他们两人共同开创了宋代的经世之学。

李觏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本于《周礼》和《周易》，通过“诵味经籍，窥测教意”，撰写了《礼论》《易论》《周礼致太平论》《富国策》《平土书》《庆历民言》等大量政论著作，探寻变法改革之道。李觏通过自身的学术探索、体验认识到，从哲理性上来看，《周易》要比其他经典更为深刻。他说：“《易》者，三圣之所以教人，因时动静，而终之以德义，五经特是为深矣。”“终之以德义”为明体，“因时动静”为达用，李觏也是认识到《周易》是明体达用之书，所以对《周易》特别推崇。

李觏作《易论》的目的在于推明易之“常道”，“急乎天下国家之用”，阐明《周易》的明体达用之学，以响应庆历之际的政治改革所提出的时代要求。在其《易论》的最后总结中，他无限感慨地喊出了内心深处的期盼：“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这强烈地表达了李觏和他的同道们的心声，以浓郁的人文情怀研究《周易》，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关注社稷民生，探索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道路。李觏将《周易》中的“体”认识为“常道”，他在《易论》中开篇就指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着力扭转学习《周易》的不良风气，指出《周易》之“常道”“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而《周易》之“用”则是他所说的：“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在这里，他认为“常道”为体，“通变”为用，知常而不知通变，则是有体而无用，无异于“胶柱而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