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卫所武官的铨选

清代卫所武官从顺治三年起停止世袭，其后卫守备、守御所千总、卫千总均由兵部铨选。由于卫所武官的职掌主要是钱谷、刑名事务，而行伍出身的武官文化水平有限，甚至目不识丁，难以承担行政工作。因此，清代卫所官的选任制度逐渐确立为选用武举出身人员担任，也因而形成独立于绿营武官的选升序列。

清初，卫所武官的来源尚多杂乱。以康熙《凤阳府志》为例，该志书记载了凤阳、凤阳中、凤阳右、长淮、宿州、泗州等六个卫所武官的来源。从清初至康熙二十四年，凤阳府六卫有记载的卫守备共36人，其中武进士21人、武举11人、外委2人、将材1人、功升1人；六卫及陆续收并凤阳后等卫所千总103人，其中武举81人、效劳5人、难荫3人、投诚3人、武进士1人、荫生1人、外委1人、供事1人、办事1人、未写明出身者6人。其中武科进士、举人为主要来源，但除此之外，也有难荫、效劳、投诚、外委、供事、办事、将材、功升等名色。除难荫为三藩之乱时的临时规定外，这些“杂途”出身的卫所武官多集中于顺治初年，依照其来源与铨选途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系由部选，来源是兵部效劳候补武官和书吏。《凤阳府志》中称为“效劳”、“供事”、“办事”的，都属于此类。六部书吏效劳若干年后可以补官，明代已有此例，至明末颇为泛滥。万历年间，晏文辉提出“吏、兵二部效劳讨缺之可暂折”，董应举也认为“夫吏部效劳之滥古未闻也”。清初，卫所守备、千总既改为部选，兵部效劳官吏近水楼台，亦得以铨选。不过，效劳官吏补卫所守备、千总缺事实上违反了制度，当时已经引起非议。顺治十三年，给事中王益朋上疏纠参兵部办事官潘腾蛟补卫守备缺一事，直指其非制。当时，兵部推选“堂办官”（即在部办事的候补武官）潘腾蛟补燕山左卫掌印守备。王益朋指出，兵部推补潘腾蛟，系沿用顺治五年钮一元补授燕山左卫守备的旧例。但他同时强调：“夫卫守备一缺，未闻有不由武科推补者。……十三年二月，兵部题明臣部办事、效劳各官推用则例一疏内云，部科各项官吏每年考试二次，弓马韬略俱全者，选授抚标旗鼓、道标中军、专城守备，其余选授营头守备，奉旨钦遵在案，未言应授卫守备也。”因此，他认为兵部推补办事、效劳官担任卫守备，是“悖皇上世法之明旨，沿本部偶行之陋规”。顺治十三年以后，兵部效劳、办事、供事出任卫守备者减少，但出任卫千总者仍不时可见，如泗州卫千总黄华茂、黄士爵，分别于康熙十四年、二十一年上任，其出身均为“效劳”。

第二类系由督抚委任，来源是营伍武职。笼统地说，这一类都可以称为“外委”。因营伍官选委途径的不同，又有“将材”、“功升”等说法。清初绿营兵力多来自各地农民军或明军投诚军队，其中一些军队降清较晚，或是降清后历经叛变、叛后又降，被称为“投诚”。清代初年，因武科进士、举人尚少，卫所官来源不足，虽不合规制，仍有少数卫所守备、千总由督抚自行委任。凤阳府外委卫所官不多，而在更南方的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外委卫所守备、千总比例更高。顺治十六年，因“粤东荒远之地，部选罕至，大半缺员”, “现任部选者仅有李镳等十八员，部选未任者则有林凤翔一员，现在委署者则有朱天佑等十六员，内有李良谏系委署林凤翔未到之缺，至见缺无官者，则有香山等所十五缺，通共计缺官三十员”。这些由督抚委署的卫所官，在署任一段时间之后，可以由督抚题请改为实授。顺治十七年，洪承畴题请将贵州省委署卫守备李定邦等五人改为实授。这五名武官均系经略、云贵总督、全州总兵等标下效用官员，此前随征至贵州，待贵州平定后即被委署为卫守备，此时经过一年委署任期，故请改为实授。这些都是所谓的“外委”卫所官。“投诚”的卫所官，如贵州省委署卫守备中，有一名“投诚委用官员”，也是随征至贵州后委署，但因“扰民”而未获实授。又如山西偏头所千总张士荣，初“由行伍奉文委署本所掌印千总”，后于顺治五年当地叛乱时潜逃，次年地方恢复，他又赴道“投诚”, “仍管本所千总”。

第三类也由督抚委任，来源是明代卫所官及其子孙，也称为“外委”。顺治初年，不少卫所“官既缺员，因而参用旧弁”，直接委用明代卫所官及其子孙为卫所守备、千总。譬如江南新安卫，“本卫明世职子孙顺治二年奉文留用”。顺治五年出任卫千总的李希靖、顺治六年出任卫千总的贺国勋，都“由题留前世职子孙改授”。不过，这只是顺治初年的权宜之计，稍后武进士、武举人既多，随即“不用旧弁”。偶有被委用的卫所旧官不明形势，仍妄图世袭者，往往立即遭到参劾。如凤翔所千总家守志于顺治五年被参，受到指控的理由之一，就是“本官违旨不缴本身前朝世袭号纸”。至于卫百总，一向由督抚选委，无须报部铨选。这些卫百总的主要来源一直是明代卫所官后裔。顺治中期以后，六安卫守备、千总均不再任用旧卫所官子孙，“惟随帮百总二员，仍用旧弁，无更番者”。此外，也间有委用地方豪强作卫百总者。顺治十三年，福建巡按朱克简就说福建省卫百户“非系土著地棍，借官倚势，鱼肉乡民，则系前朝百户，隐占屯地，包揽侵蚀”。直至雍正二年，漕运卫所随帮官改为随帮千总，仍由督抚外委，但改用武举人选任，并报兵部给札。至此，任用明代卫所官后裔作卫百总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

无论是兵部官吏、绿营行伍还是明代卫所官后裔出身的卫所官员，行政能力之低、腐败程度之重，都为当时人所诟病。顺治十二年，分巡关南道刘景云上疏请“择卫弁”，明言当地卫所武官不能称职：

臣思本朝卫所虽仍旧制，实与故明不同。明以世职管屯军，即以丁地之产养其军而饩其官，则军制也。我清朝地粮以充兵饷，铨除以作印官，居然民社钱谷之司，其体统事任与州县初不相远，而以学为入仕之武弁滥竽其选，冀其能谙练文移，通达治理，文武兼长，廉干足称，此实难矣。

面对这种情况，刘景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仿文选之例，查某卫繁剧，特择武进士青年才干者以充其任，仍稍优其体，令绅衿不得藐抗，手足可以展布，遇缺急为推补前来，庶料理得人而积弛可望起色矣。”与行伍等途出身者不同，武举出身的官员毕竟还经历过武经等科考试，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甚至不乏颇能诗书的世家子弟。相比于行伍等途出身者，这些人显然更适合担任卫所官，承担“与文吏不殊”的行政工作。

及至康熙中叶，卫所守备、千总的铨选已经形成主要选用武举出身人员的制度，并且载入《大清会典》。康熙《大清会典》云：

凡卫守备员缺：双月由裁缺改推、还职、降补、三甲武进士、题准给札等项，挨行选补，每出三缺，各项用一名，武进士用二名。单月由守御所千总、卫千总、门千总、牺牲所所牧较俸升转。如有军功荐纪者，以守备管守备事；无军功荐纪者，以署守备管守备事。○康熙十一年题准，卫守备每出五缺，用门、卫千总四员，守御千总一员升补。

凡守御所千总员缺：双月由裁缺改推、还职、降补、三科武举、外委题准给札、效劳等项，挨行选补。

凡门、卫千总员缺：双月由裁缺改推、还职、降补、一科两科武举、外委题准给札、效劳等项，挨行选补。每出五缺，各项用一名，武举用四名。单月由牺牲所所副历京俸二年以上者升。

至此，除直接来源于武科进士、举人外，卫所守备、千总的升转来源也主要为低级卫所武职，基本不由绿营武职升转，卫所武官与绿营武官在任职中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