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乡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

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山西乡村，随着社会变化以及非农业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也存在脱离土地，转向他业的现象，因此各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人口流动与迁移，为固守本业、“安土重迁”的传统乡村带来几丝异乡的风。

探讨近代山西乡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入手的资料仍然是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表〔2-11〕为20世纪30年代山西阳曲县20个乡村十年内民户迁入、迁出的数量与原因。数据表明，20个乡村中无论迁入还是迁出均属少数，其中迁入户绝对数额最多的为黑土港村，达20户，但这20户迁入者在村内总户额中仅占4.8%；就比例而言榆树坪迁入户数最高，为19.7%，但户额仅12户。此外6个村既无迁入民户，也无迁出民户。总结阳曲县20个被调查村落民户迁移的情况，十年内迁入户数占总户额的2.2%，迁出户数占0.46%，这一比例意味着村民的主体仍固守本业，既不离乡，也不离土。

表〔2-11〕 20世纪30年代山西阳曲县20个乡村十年内迁入、迁出户*

*刘容亭《山西阳曲县二十个乡村概况调查之研究》。

此外，面对这些迁入、迁出民户的数据，令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村民迁移的原因。根据调查结果，可将这些民户迁移的原因归为三类：一为避灾，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水旱灾害、土壤恶化等农业生产环境的变化，都会促使人们脱离原有土地而迁移他处。除此，避灾也不排除结怨仇家、遭受恶霸欺压等人为因素。二为经商，山西人素有经商传统，出外经商成为迁移的又一原因。三为农业之外寻找生计而导致的迁移，如卖烧土、制作草纸、充作工农等等。就此三类原因，迁出者非商即贫，迁入者则以持其他非农生计者为多。当然，无论务农还是经商，都存在富户与贫户的差别，资财不同，选择自然有别，有资力的富户会寻求更理想的生活之地，贫困户本着“树挪死，人挪活”的愿望，离乡背井，结果却未必如意。

另一份调查资料同样含有村民迁移的信息，表〔2-12〕、表〔2-13〕、表〔2-14〕均为太谷县贯家堡人口迁移的数据统计，表〔2-12〕为自1869年（同治八年）至1935年66年内人口移动情况，20世纪30年代贯家堡村总人口982人，66年内总迁出人口120人，每年平均不到2人，以男性为主。表〔2-13〕为20世纪初太谷县贯家堡人口迁入地，迁入地指贯家堡之民离开本村，移居之地。依迁入地距离，可将其分为三类，一为太谷县内，二为山西省内，三为外省。三类迁入地中，太谷县内为多数，共64人，占全部迁出者124人的51.6%；其次为省内，共30人，占24.2%；迁入外省的30人，占24.2%。三个层次迁入地中，迁入地在太谷县内的以县城为主，大约占迁入县内者的67.2%，而迁入省内其他地方者则分布在距太谷不远的晋中盆地内，迁入外省者不分南北。三个层次迁入地的形成，与迁出者从事的职业直接相关，表〔2-14〕为太谷县贯家堡村离村人口职业，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商人，根据商人经营性质，迁入地为外省的基本属于这一类型，此外军人也有可能居家在外省。迁入地为太谷县城的人口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为商人，另外公务员、学生、学徒都有可能在县城内。贯家堡村的调查含无职业者，其中多为未成年人，应属随迁家属。

表〔2-12〕 1869—1935年太谷县贯家堡村离村人口迁出年份表*

*表〔2-12〕〔2-13〕〔2-14〕来自武寿铭《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9—271页。

表〔2-13〕 20世纪初太谷县贯家堡村人口迁入地

表〔2-14〕 太谷县贯家堡村离村人口职业

另一份与山西乡村民户迁移有关的资料来自于祁县东左墩村、西左墩村、太谷阳邑镇、平遥道备村三县四村的调查，调查指出：“各村住户大部分为世居该地者，祁县东左墩村住户无一由县外迁入或徙往他处者。西左墩村由外迁入者仅3户。平遥道备村之由外处迁入者亦仅16户。惟太谷阳邑镇由外处迁入居民，有163户之多，占全村1/3以上。至于迁往他处者，亦惟阳邑镇有15户。迁入、迁出住户之多，在4个乡村中，惟阳邑镇具此特殊现象。其迁入之163户中，务农者101户，经商者62户。除有十数户为外县商民落户者外，其余皆由附近小村庄迁入者。”阳邑镇迁入者以农户为多，究其原因，在于“该镇自来经商者多而务农者少，商人有力置田产而不暇兼农事者众。于是或全付托于雇用之工农，或全部出租于佃户。本村务农者既少，外村农人之前往佣工租地者必多。即就该镇现有工农与佃农户数观之，工农21家中，由外村迁入者14家，佃农18家中，由外村迁入者16家”。

太原附近村落（20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张柏林拍摄）

以上调查分别取自阳曲、祁县、太谷、平遥四县，此四县同处于晋中盆地，不仅拥有肥沃的汾河谷地，且凭借便利的交通通达四方。就此，这里的人们不仅经营着祖辈传承下来的稼穑之艺，也素以经商而著称。农业为守土之业，商业则利在四方，故各地迁出、迁入者或以经商为主，或依托商人购置的土地，充作佃户、工农，总之与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于商人的职业均属于迁入、迁出者的主要选择。在这类迁移者中，商人迁移距离一般较远，或离乡离省，甚至拓业于海外，而耕种离乡在外商人土地的佃户、工农，其迁出地与迁入地相距不会太远，大多在十里八村范围之内。无疑，商人是流动性最强且迁移距离最远的职业，但却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人群，此处作为分析样本的汾河河谷平原是商人占据比例最大的地区，迁入、迁出人口数额尚且如此，就整个山西而言，固本守土，“安土重迁”，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我们讨论近代山西乡村村民流动与迁移的目的，在于探讨村民对于世界的认知空间，基于山西各地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的差异，各地乡村人口迁移力度虽不一致，但乡村中“安土重迁”，依附土地而居的特点依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