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遭遇围剿

刘震云先生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从人性关系与社会视角解读了中国社会环境里为什么理性寸步难行，而荒诞却可大行其道。我在《管理学家》2013年第2期主编寄语《潜规则的低效均衡：荒诞盛行》一文中分析指出，“软法治及道德变异导致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扭曲”，使“维系社会秩序、效率和稳定的法律、制度、规则在权力、关系、金钱、人情面前统统可以变形，使得人类普世价值和规律失灵，代之的是以关系、人情、权力、金钱编织的社会网络环境下形形色色的不同层级圈子的潜规则，以及因此形成的稳态、甚至是超稳的社会荒诞形态”。

其实，并不是大家不愿采用理性、简洁方式为人处世，而是陷入了一个长期重道德、艺术，轻法治、规则的文化以及被扭曲行为编织的复杂网络和环境中难以自拔。我们从某大学一起学生自杀悲剧的处理过程可以充分理解理性是如何被复杂环境围剿的。

某学校学生健康中心发现一位学生有严重心理问题，可能患有忧郁症，建议学生家长带领学生去专科医院就诊，但遭家长拒绝。学校坚持家长带学生诊断和监护学生行为，但家长仍拒绝就医而只接受监护。遗憾的是悲剧终于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学生坠楼后，学校积极帮助救治，但也许因伤势严重，挽回生命希望不大，家属们不愿支付救治费用，甚至不积极配合抢救，而是借故想方设法争取学校赔偿。学校希望家属理性，先共同抢救生命，如以后就有关问题双方有分歧可协商或通过司法处理。可能因校方无过错，家属根本不愿走司法程序，而选择以闹设法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校方想通过理性、司法程序解决分歧，但遭遇全方位的围剿。

首先，医疗保险机构拒赔自杀救治，家属以闹的方式迫使校方支付所有医疗费用，学校当然应先尽力帮助家人和医院抢救生命。但在现行环境下，即使校方无责任或过错，学校支付的所有医疗费用也将有去无回。一方面，家长不愿走司法程序，纵然走，现在社会及有关机构和权力部门也倾向于考虑“和谐”进而无原则照顾事故方，或即使单位无过错按惯例也需2/8（单位/个人）开分担成本；另一方面，现实社会还会遭遇执行难，事故方应承担的80%也常无法追回。如果自杀酿成植物人，结果更惨，即使无过错，单位也将承受长期负担。

其次，目前社会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同情“弱者”（逝者），在当下社会里，面对“弱者”，即使是理性合法的行为也常会受到谴责。

再次，政府希望不要给和谐社会惹是生非，因担心家属闹事，不是提倡理性合法处理，而是鼓励花钱免灾。

复次，直接参与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公安部门面对上级和闹事者双面夹击，上级希望平安无事，家属希望通过闹得到更多收益，按理性合法程序走，家属不答应，因继续滋事政府也不开心，一线公安、交警和特警也不得安宁，所以也希望息事宁人，不合法地速战速决。

最后，学校一线处理人员也因受到来自家属或亲友的威胁，也望息事宁人，满足家长的不合理要求，早日了结。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系列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舆论都在胁迫大家不走理性的法制道路，而是在时下盛行的“闹文化”面前采取花钱免“闹”的非理性方式解决问题，理性、法治遭遇围剿，荒诞通行！

理性讲，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应通过细致的工作努力预防和减少之。但一旦发生，应先千方百计救人，然后判断各方的责任和协商各自应承担的相关费用，如果协商无果，可利用仲裁或司法程序解决。但因上述所描述的种种原因，时下无人愿意采用这样清晰、简洁的理性和法治程序。

理性遭围剿，法治遭践踏，已经导致了一个混乱而运行成本巨高的社会，为了“和谐”反而孕育了不和谐，为了稳定反而引致了更多的群体事件，像以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抗日的游行可以演化成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泛滥，且畅通无阻，西安街头无辜夫妇仅因开国产日本品牌汽车而头盖骨被当众打碎，事件竟然发生在西安闹市区、距警察局数百米处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缺乏有效的保护体系，何谈安居乐业？何谈当下的热词“幸福”？人们的相处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被什么侵蚀得如此千疮百孔？理性和法治体系在中国当下为什么如此脆弱？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有所感悟和认知。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第7期主编寄语，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