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
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不过，在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之后，我却成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和承包商。读者们可不要误以为，我既已开口，那必定是早已远去的陈年旧事了。越是回忆，我倒越发深入其中。因而我已经感觉到了，你们也会步我后尘，被拖向那为人父与为人子的隐秘之中。
1985年，我们住在白西克塔什区后面离厄赫拉姆尔宫不远的一座公寓里。父亲经营着一家名叫“生活”的小药店，每周都会在通宵营业那晚在药店值守。值班的夜晚，都是我为他送饭。当高瘦俊朗的父亲在收银台旁享用晚餐时，我喜欢逗留在药店闻药香。直至三十年后的今天，四十五岁的我仍对那些有着木柜子的老药店的味道情有独钟。
生活药店的顾客不多。父亲晚上值班时会用当时流行的便携式小电视打发时间。偶尔，我看到父亲和一些登门造访的朋友小声交谈。他的那些左派朋友一看到我便立刻打住话头，转而说些我像父亲一样英俊、招人喜欢之类的话，还会问上几句：上几年级了，喜不喜欢学校，将来想做什么？
眼见父亲在他的政治同志面前心神不安，逗留片刻之后，我便提着空饭盒，傍着道路两旁昏黄的路灯和法国梧桐走回家。我没对母亲提起在药店看到父亲的左派朋友，否则她又要因此生父亲和他那些朋友的气，担心父亲会遭遇什么不测，或是再次毫无征兆地弃我们而去。
但我也察觉出父母之间的冷战并不全因政治。有时，他们很久谁也不理谁，几乎不说话。或许，他们不再相爱。直觉告诉我，父亲或许是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很可能别的女人也喜欢他。偶尔，母亲会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提起有另一个女人的事。父母之间的争吵让我痛苦不堪，我甚至禁止自己去思考或回忆起他们。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我上高一时。一个普通的秋日夜晚，我为父亲送饭，他正在看新闻。父亲吃着放在柜台上的晚饭，我招呼两位顾客——一个买阿司匹林，另一个要维生素C和抗生素。我把钱放进一台老式收银机，它的抽屉开启时会发出悦耳的铃音。临走前，我向父亲投去最后一瞥，他站在门口微笑着向我挥手。
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也没有回家。午后，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她的眼袋浮肿，想是哭过。我以为父亲跟从前一样，又被带去了政治局[1]。他们折磨他，鞭打他，给他上电刑。
七八年前父亲就是这样失踪的，大约两年后才回家。然而这一次，母亲可不认为父亲在被警察严刑审讯。她恨父亲，每每提及总会说：“他最清楚自己都做了什么。”
军事政变后不久士兵把父亲带走的那个夜晚，母亲却是伤心极了。她说父亲是英雄，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她甚至和店员马吉德一起替父亲在药店值夜班。有时，我也会穿上马吉德的白围裙。当然，我不会成为一名店员，我要像父亲希望的那样成为科学家。
父亲最后一次失踪后，母亲再没过问药店。既不谈马吉德，也不提及其他任何一位伙计，对药店的未来更是缄口不语。这让我不禁想父亲此次失踪另有原因。但我们所说的“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思想或以词汇，或以画面映入脑海。有时我竟无法用词汇思考一种想法，但那想法却立刻在我眼前呈现出一幅画面，譬如我在瓢泼大雨中的狂奔以及那时的感受。有时，我能够通过词语去想一件事，眼前无论如何却呈现不出那画面。像是黑色的光，母亲的死，或者永恒，诸如此类。
或许因为还是个孩子，我能够成功地不去想我不愿想的事。有时却恰恰相反，我无法从脑海中剔除那些我不愿想的画面或词语。
很久父亲都没有和我们联系。有时，我会记不清父亲的脸。仿佛断电的瞬间，万物消失在眼前的感觉。
一夜，我独自走向厄赫拉姆尔宫。生活药店的大门紧闭，上面挂着一把似乎意味着再也不会开启的黑色大锁。厄赫拉姆尔宫的花园里飘荡出一团雾。
没过多久，母亲对我说，已经无法指望父亲或药店了，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那时我所有的花销仅限于看电影、吃烤肉三明治和购买连环画。从卡巴塔什高中到家全靠步行。身边的一些朋友买来旧的连环画杂志或卖或租。我却不愿像他们一样，大周末在白西克塔什的电影院侧门或是小巷子里耐心地等待顾客。
1985年夏天，我在位于白西克塔什集市里一家名叫“德尼兹”的书店当店员。大部分工作就是驱赶扒手，他们几乎都是学生。偶尔，书店老板德尼兹大哥会带着我驱车前往查阿奥卢购书。因为对作者和出版社的名字过目不忘，老板很喜欢我，并允许我把书带回家，读完后再归还书店。那个夏天我博览群书：儿童文学；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选；各类诗集；讲述奥斯曼时期英雄人物传奇故事的历史小说，还有一本关于梦的选集，其中的一篇文章将改变我的一生。
德尼兹大哥的作家朋友们时常光顾书店。他开始向他们介绍说我将来会成为作家。这个梦想还是我随口透露给他的。很快，在书店老板的影响下，我便开始当真了。
2
然而，母亲对书店给的钱并不满意。她觉得我当店员挣的钱最起码也该付得起高考补习班的费用。自父亲失踪后，我和母亲成为挚友。但对于我当作家的决定，她只付之一笑。在她看来，我应该先上一所好大学。
一天放学后，我本能地走进父母的房间察看衣柜和抽屉，发现父亲的衬衫和物品都不见了。但屋子里仍有父亲的香烟和古龙水的味道。我从未和母亲谈及此事，仿佛父亲在我眼前的形象也被迅速抹去。
高二结束的那个初夏，我们从伊斯坦布尔搬到了格布泽[2]。姨妈的丈夫在格布泽有一处带院落的房屋，我们可以住在扩建的房间而不必付房租。倘若前半个暑假，我能在姨父介绍的活计中攒点积蓄，七月后就能边在白西克塔什的德尼兹书店工作，边上补习班为来年的高考做准备。书店老板德尼兹大哥知道我为离开白西克塔什感到难过，表示只要我愿意，夏天可以在书店过夜。
姨父介绍的工作是看守他在格布泽郊区的菜园、樱桃园和桃园。看到菜园里的凉亭和里面一张旧桌，我竟以为自己有大把时间可以坐下来看书。可是我错了。此时正值樱桃季节，聒噪而厚颜无耻的乌鸦成群结队地扰袭树枝，孩子们和附近大型工地上干活的工人还会来偷瓜果蔬菜。
菜园旁边的院子里正在打井。我时常过去看他们干活：师傅用镐和铲在下面挖，两个徒弟把他挖的土拉上来，倒掉。
徒弟们摇动木制辘轳的两个把手，伴随悦耳的沉吟声，把师傅运上来的满满一桶泥土卸在一旁的手推车上。紧接着，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个徒弟推车去倒土，比他年长、高大些的那个对井下喊声“来了！”，又把桶放还给师傅。
师傅一整天都很少上来。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午歇，他抽着烟。那是一个跟父亲一样身材高大、英俊而瘦削的人，但不同于父亲的冷静、和蔼，他很暴躁，经常训斥徒弟。考虑到让我目睹这一切会令他们不快，因此师傅上来时，我很少靠近井边。
六月中旬的一天，井那边传来一阵欢呼和枪声。我走近一瞧，竟是井里挖出了水，闻讯赶来的里泽土地主兴奋地向空中鸣枪。我嗅到一股沁人的火药味。土地主给师傅和徒弟们打了赏。这口井会在他即将于此处兴建的工程中派上用场。城市水源那时还未引至格布泽郊区。
接下来的几天，再没听到师傅训斥徒弟。一辆马车拉来成袋水泥和少许铁材。一日午后，师傅用混凝土灌注井口，加上铁盖。趁大伙心情舒畅，我也跟他们凑得更近了些。
又一个下午，我以为井边没人便走了过去。突然，马哈茂德师傅出现在橄榄树和樱桃树间，手上拿着一块搭在井上的电动马达零件。
“小伙子，我看你对这活很感兴趣啊！”他说。
我于是想到了儒勒·凡尔纳小说里穿越地心的人物。
“我要去小切克梅杰郊外打口井。这两个徒弟都不干了，不如我带你去？”
看我一时不知所措，他又说，一个好的挖井学徒日薪是菜园看守的四倍。我们的活十天就能完，我很快就可以回家。
我回到家后，母亲说道：“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不是要当挖井人的。你是要在大学好好念书的。”
然而我一下子被快速挣钱的念头迷住了。我对母亲坚持道，在姨父的菜园里两个月挣的钱我两个礼拜就能赚回来，这样就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准备考试，参加补习班，读我想读的书。我甚至还威胁可怜的母亲：
“你不同意，我就跑。”
“既然孩子想干活挣钱，你别打击他的积极性。”姨父说，“我去问问看，这个挖井师傅是什么人。”
我的律师姨父在市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和母亲一起见了马哈茂德师傅，我并不在场。他们说好不让我下井，只让另外一个徒弟下。姨父跟我讲了薪水。我把衬衫和一双体育课上穿的橡胶鞋装进父亲留下的一只又小又旧的行李箱。
那天下着雨，接我们去打井地点的小货车迟迟未到。母亲在房顶漏雨的单间屋里哭了几通，想让我放弃，说她会很想我，说我们因为穷做了一件错事。
“我绝对不会下井的。”出门时，我手拿书包，昂着头，用父亲赴法院时那种坚定又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小货车停在古老的大清真寺后面的空地上。看我走过来，马哈茂德师傅手拿香烟，俨然老师般笑着审视我的衣服、步伐和我手里的包。
“进去坐好。我们这就出发。”他说。我坐在师傅和司机中间——司机是授权打井的商人哈伊利先生派来的。路上，我们一个小时都没有说话。
经过海峡大桥，我向左下方的伊斯坦布尔和就读的卡巴塔什高中仔细望去，试图找到白西克塔什熟悉的建筑。
“别担心，我们的任务很快就能结束。”马哈茂德师傅说，“你也能赶上补习班。”
我很欣慰母亲和姨父跟师傅提及我的担忧，我感觉自己信任他。过了大桥，正赶上伊斯坦布尔交通堵塞，直到落日灼热的光芒直射眼睛时我们才到达城外。
所谓城外，今天的读者可不要误会。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可不是我今天给你们讲故事时的一千五百万，而是只有五百万。出城墙不久，渐渐疏落的房屋变得小而破败，工厂、加油站和零星的酒店开始进入视野。
沿铁路走了一段，天色渐暗，我们离开大路，经过比于克切克梅杰湖。有那么一两次，我看到了柏树、墓地、混凝土墙和空旷的场地……大多数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尽管我努力辨认，仍看不出身处何方。有时我们看到一户享用晚餐的人家窗户里的橘色光线，有时是一家工厂里的霓虹灯。之后上了一个坡。远处偶尔出现的闪电擦亮了天空，但我们经过的那片土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似乎从未被照亮。有时，在不知从何而来的一道光线里，我看到无边无际、没有树木和人迹的不毛之地，转瞬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很久，我们在一处荒僻的地方停了下来。四周没有一丝光线，没有灯，也没有房屋，我以为是老旧的货车出了故障。
“快过来帮忙，把东西卸下来。”马哈茂德师傅说。
我们把木材、辘轳零部件、锅碗瓢盆、用绳子捆着的两床被褥、装在简陋塑料袋里的物品和挖掘工具从车上卸下来。司机说了一句“往好处想吧，祝你们好运！”便驾车离开了。身处一片漆黑之中，我顿时惊惶无措。闪电在前方的某个地方划过，身后却是晴空一片，星星们使出浑身解数发出光亮。我看到更远处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光反射在云朵上，有如一团黄色的雾。
雨后的土地很潮，到处湿漉漉。我们在平坦的地面找了一处干燥的地方，把东西搬了过去。
师傅试图借助从车上卸下来的木棍搭建帐篷，却怎么都不成功。要拉的绳子、要钉的小木栓都在夜里消失无踪，黑暗中所有一切在我的灵魂里错乱如麻。“抓那里，不是这里。”马哈茂德师傅喊道。
我们听到猫头鹰的叫声。难道必须搭帐篷吗，我想，雨已经停了。不过我尊重师傅的决心。散发着潮味的厚重帐篷布无法立在原地，黑夜般扑在我们身上。
直到后半夜，我们才成功地支起帐篷，铺好褥子躺下。夏天的乌云散去，闪烁着星星的夜拉开帷幕。听到附近某处传来的蟋蟀声，我顿感踏实，刚躺下便睡着了。
3
醒来时，我发现帐篷里只有自己。一只蜜蜂嗡嗡作响。我起身来到外面。此时已日上三竿，我的眼睛在强光下感到刺痛。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块平坦的高地。左边，地势向东南方向的伊斯坦布尔绵延而下。低处有远远看起来浅绿和淡黄的两块玉米地，麦田，空地和岩石，还有贫瘠的土壤。平坦处可以看到一座小镇的房屋和清真寺，只是此间一处山峰挡住了我的视野，无法判断这个地方的大小。
马哈茂德师傅去哪儿了？一阵随风飘来的军号声，让我明白镇子后边铁青色的楼房是个军营。更远处是紫色的山峦。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记忆里深深的沉寂。对于远离伊斯坦布尔，远离众人来到这里赢取自己的人生，我感到心满意足。
小镇和军营之间的平地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举目望去，我看到开往欧洲的列车。火车正朝我们的空地靠近，一扭身，优雅地停靠在车站。
不一会儿，我看到马哈茂德师傅从小镇方向走来。起初，他还择路而行，后来便抄小道从拐弯处穿过空地和庄稼。
“我买了水，”他说，“看看你会不会给我煮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