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欧阳哲生所著《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一书出版了，这是他很用心写成的力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和梳理。哲生要我写篇序。我不想细加品评其优缺点，倒想借此机会，正面地说一说我对有关问题的一些久在心中的想法。
一
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新文化的认识上尽管千差万别，但几乎都不否认“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界碑。本文所要谈的新文化，就是这个运动所催生的新文化。只有这个新文化，才明显地具备现代性和世界性。
中国自从确立统一的集权的中央大帝国以后，将近两千年，文化发展虽屡有变迁，但始终未能冲破专制主义的藩篱。思想定于一尊，人格高度模式化，虽然不时也有各种“异端”潜滋暗长，却不足以动摇那一尊的道统，不足以使每个个人从模式化的文化礼仪中突现出来。“五四”新文化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能表现出它区别于此前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地方，就是它重新发现了“个人”。现在回头去看，“五四”时期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同承认个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个人的人格和智力的自由发展密切相关的。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领袖的陈独秀，在其《敬告青年》一文——此文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献——中，对新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条即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就是个人独立自主，“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他人之理”
。这是突破传统的家族中心，君亲至上的价值观，确认个人独立价值的极明白的宣告。
新文化另一个重要领袖胡适，于1918年6月发表《易卜生主义》一篇长文，也通篇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在文中着重介绍了易卜生坚持个人思想的独立，不迷信、不盲从；充分珍视个人的价值，努力发展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把自己铸造成器。还特别介绍了易卜生最有影响的几个剧本中的主人公，其中，娜拉为摆脱从属丈夫、从属家庭的地位，毅然出走；斯铎曼医生坚持真理，只讲真话，不依附于多数的高度独立精神——这两个形象，震撼了当时一代青年男女的心。《易卜生主义》被诩为个性解放的最有力的宣言书。
至于新文化运动其他领袖和主将，例如鲁迅的激烈批评奴才主义，批判“吃人的礼教”；吴虞猛烈抨击“孝”的观念……等等，都是力图突破家族的、社会的专制主义对个人的桎梏，达到“个人”的解放。
文化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观念——主要是价值观念的形成与转变。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社会环境的文化，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显示种种不同的特色。深入剥析这些文化的内在结构，会显现出其最内在的核心，即人的价值观念的不同。
西方中世纪以前，有过以古代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充分展示鲜活的人的个性的文化。进入中世纪以后，开始逐渐加强模式化的特点。文艺复兴运动，以重新复活古代那种鲜活的人的个性为号召，逐步实现“人”的解放。个人的价值重新被确立，并且是在现代的世俗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抹去了古代神话笼罩的那一层光彩。
中国在统一的中央大帝国的封建秩序确立之前，也曾有过非常活跃的、显示个性的文化。先秦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至今令人赞叹。
那时候，有各色各样光彩夺目的、极具个性的英雄们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都能各有信仰、各有抱负、始终其志，显示出独立而完整的人格形象。例如有超然脱俗的老、庄，也有凄遑奔走，以求得君行道的孔、孟；有摩顶放踵，奔走和平的兼爱论者墨翟，也有钻研军事、以战争、杀戮为职业的孙膑之徒；有拔一毫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也有喜招天下士的孟尝君；有为复国仇家仇而卧薪尝胆的勾践，也有以三寸不烂之舌求闻达的苏、张；有心忧君国，以死明志的屈原，也有无视任何权威、礼法的江湖大侠盗跖……秦汉以后，虽不乏可歌可泣的人物，然而求一个性鲜明、人格完整的典型，则难矣哉。举例说，以文臣而论，诸葛亮可算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了。他原是不求闻达的隐士，却胸怀天下，有经营天下之才，亦有经营天下之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战略家。然而因为正统观念的限制，他却选择了一个最无能的汉室宗亲刘备做主子。结果，尽管有过不少有声有色的表现，却终于首先灭国。使人感到他个性的压抑，人格不独立、不完整，于他本人，于那段历史，都留下遗憾。
再如著名爱国将领岳飞，我们读其《满江红》词，无不为其爱国主义激情所动。他率领精兵要直捣金兵巢穴，堪堪收复有日，竟为一道御令而放弃他救国的大志，唯恐背上对朝廷“不忠”的罪名。其实，他既以救国救民族（甚至也可以包括救宋王朝）为志，则完全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继续收复失地，彻底打败金兵，然后再以死明志，亦何不可？所以，岳飞这个历史人物，同样使人感到个性有压抑，人格不独立，形象不完整，同样为他自己，为那段历史留下遗憾。
这就是我说的模式化的文化形态下，“个人”、“个性”的被摧折，被泯灭。如果说，孔子最初提出秩序化、模式化的思想，曾多少适应了战国之后，人们思安、思定的心理，因而被统治者大为利用，这在当时，不无肯定的价值。但它被维系千百年之后，压抑个性、桎梏人的创造力的负面作用便越来越明显了。正因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我们说，现代文化的基本特性根源于“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这是考察了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出来的。不是基于“欧洲中心论”而作的比附。人们大可不必因为“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欧洲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就心理不平衡；正如欧洲人也不必因为中国比他们早几百年造成了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及相应的文化而感到不安一样。上帝不会偏心到让哪一个民族永远领先。
二
在中国，这个迟迟到来的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在当时和以后，乃至如今，常常被一些人看成仅仅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认为它是“全盘反传统”的。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一文里，批评了这种说法的片面性，但在那篇文章里，我还只是就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的思想和实绩来论证，还没有更引申去追溯新文化运动的本土的根源。其实这项工作，还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就已有人在做（如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以后也有人论及这个问题（例如余英时的《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欧阳哲生所著的这本书，用整整一章来讨论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根源，有许多很中肯的分析。例如他指出清代大盛的朴学对新文化代表人物的治学路径的影响；清初以来的“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运动与新文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念的内在联系等等。
新文化的传统根源是个很大的题目，我希望哲生或其他年青学者今后继续抓住这个课题深入研究下去。
首先应该指明，新文化运动与清末的启蒙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如白话报、白话小说之于新文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于疑古思潮；梁启超的“新民说”之于个性解放；清末不缠足运动、女子教育运动之于妇女解放，等等。但讨论新文化的本土根源自然不应局限于此。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想尖锐冲突的当时，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就很注意从传统中汲取自卫和反击的力量。他们把从先秦直到清末，一切多少肯面对事实，肯作独立思考的人都引为同道，把一切“异端”都努力发掘出来。由于历来思想专制的严格，“异端”的作品，往往被毁版、被查禁，难得保存流传下来。王安石的许多著作，我们就无法再看到，正因如此，每当一种对正统的权威有挑战意味的思想著述被发现的时候，都会引起新文化的倡导者们的由衷的喜悦。1932年，当胡适得知顾颉刚在杭州发现了他多年求觅不得的姚际恒的《礼经道论》时，真是欢喜雀跃，立即写信告知朋友，说：这一发现“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件重要事，不单是因为姚氏的主张有自身的价值，并且这事可以表示近年中国学术界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突起”。从前不被重视，不被承认，被埋没的那些“异端”的思想，如今重又抬头，受到重视，受到承认，重新放射出它们固有的光辉。它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被看作是新文化的传统根源。因为它们的生命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复活起来，并延续下去。
我们稍稍宽泛一点谈谈那时代思想和学术界一些新人物的著述、言论，大致可以看出几种主要的非正统的东西直接影响着这些人的思想：1．先秦的非儒家学派；2.《诗经》以来的民歌、民谣和一切白话式的作品；3．魏晋时期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情操；4．从王充到康有为、章太炎的不迷信权威的怀疑与批评的态度；5．从墨经的重效验，到王充的“疾虚妄”，到顾炎武、颜元的崇实证、重实用，再到清中叶以后经世致用思想的复活。6．从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到戊戌时期康、梁、谭等的改革家的思想与活动等等。总之，中国历史上，一切非正统的，不为历代统治集团所扶持的那些流派及个人的思想、学说、言论及相应的文艺作品等等，这时都有受到青睐，都有为新文化提供滋养的机会。这个现象、这个事实正足以说明，中国新文化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产物，恰恰是从本土文化传统中汲取了营养才得以生根、立足和发育起来的。
中国新文化受激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重要的学说与观念是来自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些学理、观念，若在中国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土壤、温床，它们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就不可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必须善于从传统中搜寻出一切可以同西方新观念相互融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应完全被看成像梁启超所批评的那种用古人附会西人的东西，而应该承认，中国传统中确有同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不同的，甚至是反抗专制主义的东西。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即秦汉以后，许多英杰之士所发挥的某些思想，亦确有鼓励伸展个性、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东西应当被看作是中国新文化的本土根源。我一向不赞成说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说法，原因也就在这里。实际上，与其说新文化是“反传统”的，倒不如说新文化是“反正统”的。而其实，新文化的倡导者，例如胡适，对正统的东西也并非绝对反对。应当说，新文化是坚决反对“正统主义”的，即反对思想定于一尊，不但反对旧思想的一尊，也反对人为地把某种新思想定于一尊，这才是新文化最中心的要求。也正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两面大旗：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科学就要反对迷信，反对武断，反对外在的权威与成见，要一切经过实际的检验。民主就要承认个人的价值，承认个人的权利与责任，承认思想、言论等项自由。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反对迷信、反对成见，勇于面对事实、重实用、重效验的思想，应当承认，中国也有争取人格独立、争取伸张个人权利、争取言论自由等等虽很微弱，但毕竟存在的呼声。这些方面的历史事实仍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整理。一个外国人为我们写了一部《中国科技史》，我们希望将来中国人能自己写出一部“中国人争自由的历史”。
中国新文化不是简单地输入西方的文化，更不是以西方的文化取代中国的文化。中国新文化，是应时代的需要，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并借鉴这个外来文化，由中国人自己批判地总结传统，实现传统转化的文化重构运动。外来文化的刺激，引起先进者对正统的怀疑，于是历史上非正统的东西有机会重见天日；非正统的活跃（所谓“异军的突起”），则有利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这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三
新文化第一是具有现代性，现代性的最中心的特点是充分承认“个人的价值”，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同时也要求个人负起对社会的责任。第二是它的世界性，新文化不是封闭的，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它应该是可与世界各大民族的文化相互融通的，应该吸收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又要向人类贡献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继续朝着这两个目标前进。
一提起“个人的价值”，往往会被斥为“个人主义”而加以抹杀。其实，任何一个主张伸张个人自由的思想家，都没有把承认“个人的价值”、承认个人的自由归结为“个人主义”。恰恰相反，他们强调的正是社会的利益。他们相信，若不允许“个人”得到健康的发展，不使各个人有创造的机会，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就可能停滞、枯萎。弥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说：“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习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会缺少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莎士比亚有一出戏，它的主人公说：“上帝要我们来到世界，是让我们成为一盏灯。而灯是要照亮别人，不是照亮自己。”西方鼓吹个性主义的思想家在发挥自由主义的时候，都强调指出，个人的发展应以不妨碍他人的发展为条件。而且认为，个人的发展，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条件。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视为最突出的提倡“个人解放”的胡适，他恰恰提倡“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反对放纵的自由，也反对独善主义，强调“个人——小我”，应当对“社会——大我”负责任。他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和才能，以便真正的有益于社会。他把这叫做“健全的个人主义”。
诚然。确立“个人价值”中心的西方社会，确实出现了一些当年倡导这一思想的先驱者所不曾料到的一些问题。如大量的社会犯罪，黑社会集团，等等。但这并不能抹杀几百年来承认“个人价值”的世界新文化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而且我们切不要忘记，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人们抱怨“个人价值”为中心的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流弊的时候，我们应当正视，有更多的事实说明，这种充分尊重个人独立、尊重个人创造性的原则，怎样激励了亿万男男女女，在今天的世界上创造了多少现代的奇迹，又有多少个性充分展示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格，成为鼓舞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热心向上的力量。一个濒死的癌症患者，步行环游世界，为人类征服癌症募集基金；一个女科学家为研究野生动物习性，而在空旷的非洲大草原同野兽朝夕相处；一位科学探险家为了解北极的真相，而在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终生酷爱作实验、搞发明的科学家，他拥有数不清的专利，却终生过着废寝忘食的艰苦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古今中外那些道学家们所能理解的。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才十几年，亿万中国人的个人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才不过刚刚得到一些释放的机会，我们国家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生活水准的提高就取得了以往30年、甚至是自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来，从不曾有过的惊人发展，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确立“个人价值”的现代新文化的伟大生命力？
至于现代文化的世界性特点，我们更不应怀疑它的正当性和进取性。生命的基础在于交换——或称代谢——过程的持续。文化的生命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化，倘若自我封闭起来，不同异质文化相交流，它就必然变成惰性的、衰老的、没有生机的。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随时从外域吸收新鲜的文化成分，并淘汰那些已不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生存环境的部分，才能永保生机活力。世界上有一些古老的民族，因为不善于吸收外来的新文化，自我锢蔽，因而逐渐衰落，甚至灭绝；而那些始终面向外部世界的民族，则长足进步，尽管他们的文化并不悠久，却丝毫没有阻碍他们跃进到最先进的地位，这些醒目的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开始与西方各国相往来（虽然这中间有太多不平等的令人不快的记忆），除了战争和动乱的年代，文化都获得巨大进步。洋务时期、西书的翻译、西学的介绍，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认识一个全新的世界起了重大作用。清末维新与革命思潮都直接受激于西学的冲击。科举的废止，学堂的兴起，对中国往后的进步具有无法估计的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逐渐加深认识，造就了一代博通中西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文化领域，为新中国的未来做了打基础的功夫。而就最近十几年的情况更可以说明，中外文化交流对我们的科学进步、文化昌盛具有何等巨大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开放的环境下，在广泛的中外交流过程中，外部世界的某些消极的、有害的东西也会传进来。有些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在文化交流中，只允许中国人接触外国优秀的东西，不许接触那些消极的有害的东西。这种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实践上是任何圣哲也无法办到的。首先，好东西与坏东西只有接触它、了解它，然后才能辨别。其次，好东西与坏东西，常常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例如，发展市场经济，允许自由竞争，一方面刺激经济活跃和发展，但同时也会发生种种经济违法甚至犯罪的现象，以及“金钱万能”的消极作用。又如，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就发生环境污染，乃至道德上的一些问题。此外还可以举出成百成千的例子说明同一个道理。中国古语说“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不能因为开放的政策，广泛的文化交流会产生某些消极后果，因而就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在法庭与贪婪的夏洛克辩论时，要求人在割下一磅肉时，须是纯粹而又纯粹的肉，不能带一滴血，这是谁也办不到的。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让中国文化同世界文化广泛交流，努力吸取世界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也不惧怕沾染上某些舶来的少许毒素。我们只有在交流中认识世界，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提高辨别力，用我们自身健康的力量、用我们的智慧，去克服那些于我们不利的毒素。
世界的新文化应该为我们所认识、所了解，我们中国的新文化应当切切实实成为世界新文化的一部分。让一切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慢慢都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一分子。马克思喜欢一句名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想说，世界所有的，中国也都应当有。
本来是应欧阳君之请，为他的书写序，可是提起笔来，竟只顾自说自话，拉杂至此。读者可不当作序，且视为引玉之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