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政治与历史的二律背反

当今中国知识界正掀起一股文化反思的新热潮，它无疑在向人们提示：中国固有的文化秩序，已无法规范向现代化浪潮冲击的新一代人；迎接西方挑战，走向未来世界，要求人人更新自己，首先需要在精神上把那个丢失的自我寻找回来。这就意味着现存的文化失去了社会的信任，意味着历经闭关自守之苦的人们在感触到对外开放的新鲜空气后，再也不愿按照旧的生活方式、旧的思想路子走下去了。当这一外在的社会压力转化为内在的文化自觉时，文化的危机感爆发了。危机感愈强，文化探讨愈紧张，文化争论愈激烈。新的文化探讨犹如一股不可遏止的思想解放潮流，将人们无可避免地推入一个新的主观世界，在这里，没有精神偶像，没有理论权威，没有守成的信条，没有教条主义的经典语录；只有自我的沉浮，思想的消长，意志的冲撞。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章，还是留下黯然失色的一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对文化的开掘能力和展现深度。不能指望一个缺乏思想火花的民族在历史上有所作为，也不能想象在一个拥有巨大文化能量的国度，没有创造意志的冲动。文艺复兴运动呐喊的人文主义之于近代社会的个性解放，宗教改革塑造的新教伦理之于资本主义精神，启蒙运动启导的民主意识之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发现的历史唯物论之于遍布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事例，一再向人们揭示，每一场深刻的文化思想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都必然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是这样一种期望，将关心中华民族文化前途的人们凝聚在“文化热”上。但是，目标的认同丝毫不能说明思想路线的一致。如果我们不轻浮在当今文化热浪的表面，就不难发现，文化热潮的内在殊不一致，它是由种种不同的文化支流所促成。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反映了不同的文化意愿。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卷入文化热潮的人们，由于文化素质的差异，空间地域的隔阂，思维方式的区别，他们是在带着不同的思想愿望，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强化不同的文化定势。

1980年代中国文化热潮主要由两大支流促成：从现实出发的“文化变革”论，从历史出发的“儒家复兴”说。

有感于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种种障碍，有感于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基础，许多学者从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实际出发，以观念先行为己任，挖掘一切现实社会问题的文化因素。希望把现有的文化讨论直接纳入为时代改革大业服务的轨道。他们在求解一个谜：阻碍中国现代化事业推进的文化因素何在？受启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他们认定，一切社会变革离不开文化先导，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变革必须同步协调地进行。否则，改革无望，中国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刻、超前的一面。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功能的政治化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人们贴近现实去求解文化问题，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历史，文化色彩随之减弱，政治意义相应加强。近年来，国民性问题被重新立案研究，国人的道德素质下降成为抨击的主要对象，一度流行的海外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两著，就是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侧面反映。人们真诚相信，通过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对改善中国现实政治和文化传统会有所作为。不管历史对此将如何做出评价，它确实构成了当今“文化热”的一个基本动因。应当承认，在一个政治意识占支配地位的国度，任何一场文化讨论都不可能没有它的政治背景。没有隐藏在其表层下的政治力量作为强有力的杠杆，一切文化探讨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从文化本身而言，从文化思想的内在规律出发，文化与社会政治既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面，还有相互捍格、各自运行的一面。简单地将某些社会政治问题演绎为文化问题，讨论问题完全采用此时此地的功利主义方法，这种探讨与其说是文化学术的，不如说是政治宣传的。正因为如此，现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比较的见解，其认识深度和成熟程度并未超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人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其牵涉的论题也不及193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那样广泛。

从海外刮来的“新儒家”风，给国内学界以极大的冲击，由此复活的文化保守主义亦显得异常活跃。他们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指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步入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畅言“儒家复兴”，并将上述国家和地区视为“儒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典范，以与此前的工业化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别，断言它们经济腾飞的内在动力是儒家伦理，儒家文化传统中包含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因素。基于这种文化认识，某些学者倡导挖掘传统文化的真价值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提出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原因。从历史背景看，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曲折历程，知识分子无论是内在心灵，还是外部肉体，都遭受了严重戕害，一切文化遗产都被扣上“封、资、修”罪名横遭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亦因此被割断，出现了所谓“文化断裂层”。打倒一切，推翻一切，否定传统，批判历史的后果不是现代文化的繁荣，而是蒙昧主义的猖獗、整个文化事业生命力的枯竭。这一历史悲剧颇为人们深思，一个时期的“历史翻案”讨论蔚然成风。从文化角度看，“儒家复兴”说一反“五四”以来反传统主义趋势，批判一百多年来根植于人们文化心理的民族自卑情结，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许多历史问题力求客观的解释，这是其富有进取的一面。问题在于辨清历史问题的同时，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看成是儒家复兴、传统显神的结果，这并不切合历史事实。尽管这些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简单再版，包含有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但它毕竟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筛选、淘汰。“儒家复兴”与其说是促使这些地区经济起飞的内在动力，毋宁说是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族文化情绪张扬的产物。海外一些学者曾声嘶力竭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辩护，大谈“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似有孤鸿哀鸣之势。其实，西方人要不要向东方人学习？东方文化的未来前途如何？这并非一个历史的问题，而属一个现实的范畴。现代西方文明本身就建立在极度开放而非顽固排外，自由交流而非专制一统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我们自身，不管你如何煞费苦心地炫扬传统文化，不管你如何高唱历史的挽歌，中国现代化因迟步而引起的“被动挨打”，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工业化道路上蹒跚行进，步履维艰，这亦是困扰先进中国人的一道难题。我们身上蕴藏的传统惰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们内在的现代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西风”并非歪风，晚清天朝帝国因拒斥“欧风美雨”，一再败北于“船坚炮利”的“外夷”这一痛史，既令近人忧愤，亦发今人深省。

通观现今中国文化讨论，我越来越深切地感悟到，从社会政治角度探讨文化，提出“文化变革”，强调文化的社会效应，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并未真正摆脱过去文化附庸政治的窠臼。从文化角度借重历史，炫耀古人，提出“儒家复兴”，实际忽略了文化本身的主体创造；二者的结局实属殊途同归。它们或强调历史的借鉴，而欠缺面向未来的思考；或急功近利的抉择，而非富有前瞻性的追求；或为理性的规范，而非非理性的创造。缺乏自我创造的文化主体意识，未能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文化进展。因此，理解文化，超越政治与历史的二律背反，把文化的主体还给文化自身，这是我们寻找出路，摆脱困境，首先应该扫除的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