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反思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建构

本编从文化角度分析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分析文化对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作用。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建构了两性气质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差异，通过历史、社会化过程、大众传媒再生产出刻板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父权制意识形态、文化符号、仪式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文化通过历史、社会化过程和话语将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合理化、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

第二章分析两性气质的心理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心理建构具有二元对立性，呈现出刻板印象和固定化特点，是压迫和束缚人之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性别认同是人们对于自身作为某一性别存在的确认，社会通过性别认同的“心理疾病化”固化了人们对性别气质的想象和行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创了对生理性别、性别心理差异以及精神健康与疾病的研究；拉康的精神分析则将性别气质与文化象征符号相连，将其上升为符号秩序和语言建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反思、批判和继承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创了对两性气质更具有开放性的讨论。波伏娃的“女性是被造成的”、米切尔的“象征意义的学习”、乔多萝的“母亲与性别气质的学习”、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理论”都对二元对立的思维进行了批判。我国对性别气质的研究具有本土特色，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的“男女有别”的解释别有洞见，对当代我国大学生和儿童性别角色的研究表明性别刻板印象广泛存在。

第三章分析历史对性别气质和性别关系的作用。最新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女神的世界”，是男女合作的伙伴关系的社会，在统治关系的社会中，男女合作依然时隐时现，但存在着再次向其转向的可能。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统治通过教会、国家和学校得以维持和延续。现代社会倾向于技术和理性的男性气质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变迁、男性职业、城市的成长和强大的国家政权而得以发展。中国历史中的性别秩序有其本土特性，有强调其自然属性和阴阳并存的方面；同时儒家思想则以封建统治的方式强化了等级化的性别秩序。在实践层面上，儒家文化通过对男性思想和女性身体的控制与生育文化来维持统治秩序。女权主义学者通过重新书写中国妇女史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史观，赋予了女性主体性，一改传统女性在历史上的受害者形象。

第四章讨论了性别社会化。性别社会化是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人的一生。人们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各种媒体（包括互联网）和社会组织经历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和重新社会化。性别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性别规范和相关的行为符号意义。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性别社会化有不同的侧重，青春期之后性别分化明显，两性通过教化、自主学习和互动学习，领悟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吉利根揭示出，由于不同的社会化方式，两性在道德判断上有方向上的差别，男性更重法理，女性更重人情。对我国性别社会化的研究表明，家庭、学校和新型传媒（互联网）对性别社会化有重要作用，存在性别差异。

第五章分析话语对性别气质的建构。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已有的语言系统很少包括且不能叙述女性的生活经验。话语具有历史性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特性。对传媒的性别研究表明，传媒中的参与者、内容和受众都是有性别的存在。国家、男性主流社会和两性主体都加入到性别知识的叙述中，互联网的性别叙述更丰富。通过对中国1949年以来对女性就业知识的叙述，可以看到话语发生的变化，革命话语和素质话语对女性进行定位，而人权话语为性别平等奠定了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