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界缘域处之建构

 

在诗学诸类相摩相荡的当下现实中，显山露水的往往不是诗性缘域之神思，也不是神化缘域之解域，而是诗性缘构之情志，领袖风骚的也都是体系性的建构与学科性的叙述，或者说，是一些已成气候的诗学话语。通俗地讲，诗学缘构是一个领界缘域之建构。领界者，有为者的地界，成功者的府库。此类建树在诗学史上星罗棋布，在诗学教科书坊连篇累牍。平实而论，其中成果不可忽视，因而越之有妄，却之不恭，而从中汲取精华，还是必要的研究。

（一）诗学缘构之实构。在人性诗学的角度看，诗歌是人类文学才情的集中体现，此在诗学是人类诗性才情的理论诉求。因而从缘构方面论诗学，是关于诗学实在性的钻研，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诗学缘构之实构向度，侧重诗歌及其理论作为历史事实的生发；另一是诗学缘构之灵构角度，关注诗歌及其思想作为人文精神的擘画。此处我们先来讨论诗学缘构之实构。主要从几种经典性诗学的内在理路把握它们的结构脉络。

诗学嫩芽的萌生。从人性诗学视野审视，人们把过去近百万年中的感性积淀和灵机萌动以及诗意、诗情、诗歌乃至散诗评都看作是自然状态的衍生和发展。至少以有歌谣文字那天起，诗学的种芽便随之萌生。人们在为文为歌之余，禁不住会反思，我为什么要写作和唱歌。这就是诗学问题。随着诗文的发展，目的性的追问接踵而来，其中还有诗歌好坏的思想，诸如高下精粗美善等评价，类似思考，实际上切入了诗歌艺术性和价值性判断。再深一层，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关于如何作出好诗，如何确定好诗的评价标准以及诗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求索，已经是在建构这样那样的诗学体系。

诗学缘构的认基（Epistème）。诗学体系建设没有一定的模式，然而生成的认基大致可寻。Épistème是认知论（Épistèmologie）的词根，米歇尔·福柯用这个词指称某种观念的内核和智基。此处借Epistème，说明诗学缘构有其根基或认基。认基有累积型的生成，如《易经》的诗思，《连山》、《归藏》、《周易》迭出；有散点式生成，如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诗学，像散金碎玉，闪烁于各种文本；有焦点性聚集，如孔子诗论；有抽象性产生，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有信仰中派生，如荷尔德林诗学、海德格尔诗学和马利坦的诗学；有诗论合成，如贺拉斯的《诗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有诗人的夫子自道，如杜甫论诗的诗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论一种诗学体系的建设是否周密，只要其种源有独特性且结构有创造性，必然自备一说或自成一家，大都在历史上有发展壮大的潜能。

诗学缘构的情结。诗学缘构是指诗学产生之际原初的要素，如产生背景，诗学种源，因著述者的体系和基本观点不同而不同。每一种诗学的结构都有自己的缘构。诗学缘构是诗学结构的成因，是诗学结构的童贞，诗学的独特风格由此生成。如果说诗学结构是诗学体系形成的基本元素，那么诗学缘构便是诗学体系的发祥地，是诗学体系的守护神。人们对诗学缘构的终生眷恋和难以割舍，便是一种诗学缘构情结。

从总体上来看，诗学缘构是一种天造地设加人为的多元性现象。正因为如此，诗学缘构也是一种自然与不然、偶然与必然、应然与非然、了然与未然的竟然与果然的诗性存在。在天造地设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诗学缘构是一种盲构性的活动。但是这个盲构是冥冥之中预留了期待视野或曰可迎候不期而遇者地位的真构。其真实性就在于那样一种造化和那样一种缘分所构成的那样一种命运，即诗学之为诗学的所以然。

诗学缘构之既构。为什么要探讨诗学结构的既构问题？既构者，既成事实之构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已成之结构。并非所有的缘构都能成为结构。成为结构者一定有构成结构之情结。情结是个体诗学产生的种因，是群体诗学集结的内核。没有缘构，结构无从谈起。没有情结，缘构会稍纵即逝。有了缘构和情结，还要有结构，因为结构才能使缘和构最终落到实处。那么，何为诗学结构？诗学结构就是缘构之构和情结之结在诗性时空中能动的有机契合。

结构主义者们看到了结构的典型性，而没有看到结构的缘起性；看到了结构的骨骼性，而没有看到结构的脉络性；看到了结构的静态性，没有看到结构的动态性；看到了结构的有常性，没有看到结构的变态性；看到了结构的情结性，没有看到结构的开放性。诗学结构之构遂被构架之架所遮蔽，与之同时，结构大端的总衢路，也往往被各种各样的小缝隙所掩映。

（二）诗学结构的大端梳理。理解了诗学的缘构，才能够理解诗学的结构。看清了诗学大端的总衢路，方能明了诗学主干上的小枝杈，因此对诗学结构的大端梳理非常必要。综观人类的诗学积储，有三种形态值得我们留意，那便是认知结构、本体结构与契合结构。

认知结构诗学是一种以人为认知主体的诗学建构。其基本特征是以主客分合为组织构架，以物我关系为审美填料，以心里攸同为取信佐证，以科技思想为实证支持，概而言之，西方近代的认知理论是此类诗学的哲学基础。近600年来，认知诗学理论由西向东逐渐扩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学术思潮。几乎各国都有认知诗学的回声。该诗学结构在主客、物我、对象之间当然会有亲疏远近甚至敌对壁垒，所产生的情感效果也有深浅高下以及正负之别，但是关于对象化（Objectivation）、异化（Alién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的组建，则是认知诗学的常见的套路。雨果、歌德、黑格尔、马克思、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坚持的诗学思想均属于这个范畴。

本体结构诗学是一种以存在理论为框架的诗学建构。所谓本体论，就是指统摄了所有存在意义和存在理念的理论大成。其根本特点在于格外强调存在（Être）的整全性、独一性和实体性，非常坚持“在”的意义和“是”的价值以及“有”的地位。具体而言，这里说的存在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个以这种存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完整的意义实在，同时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诗学实体。不论这个实体是宗教的、哲学的、审美的、文学的抑或精神现象的，独立自足和以“我”统在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本体观尽管各不相同，但是都以为只有自己关于存在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自持本体的实在性理念充斥着这个本体存在的理论世界。同样，这样的本体常把他者或他种本体学说视为虚假的存在或非存在。

契合结构诗学是一种很富于旷达精神的文学审美境界。该结构的特点一如其名称所昭显，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开放性，兼容并包，通脱达观；二是建设性，吸纳各方，异质同构；三是普世性，屈己成人，志在美善。中国古典诗学中不乏这样的典范。老子的诗学是契合性的，无为有为，正反相兼。孔子的是诗学是契合性的，毋固毋我，足以相善。墨子诗学是契合性的，兼爱非攻，诗心斐然。孙子的军事诗学是契合性的，不战屈人，诗化兵学。庄子诗学是契合性的，唯道集虚，坐忘丧吾。孟子诗学是契合性的，矢志众乐，应须能和。有人说华夏文化是和合文化，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在根性上来讲，还应强调和合文化异质同构之契合特点。由此可以说华夏诗学是契合诗学。契合诗学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她把霸气和排他性消弭到了最低点。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诗学结构？要解析其中的原委，就得深入这些诗学结构借以生成的思想文化背景。

认知论诗学或曰认知结构的诗学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派生物。认知论是以追求真理为其旗帜，求真理的正当性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为知识的正确性，甚至把自身等同为真理，使其向诗学领域的渗透在学术上合法化。科技思想作为认知哲学的孪生兄弟，或者说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的血肉联系，为认知诗学提供了可以“量化”的假象，从而让诗学的认知结构化找到了所谓实证的依据。启蒙运动唤起的集体主体意识、个体主体意识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新观念，汇成了席卷全球的现代性思潮，其强大的威力也为认知诗学的扩展而推波助澜，特别是当这样一种幻化成现代性强国魅力的思想基础被贫弱国家或铁血民族所倾倒之时，认知论哲学中整合性、征服性和排他性的一面，往往被世人所忽略，认知结构的诗学在全世界普及开来便不是奇怪的事情。

本体诗学结构是西方上古和中古时代经典哲学的产物。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本体哲学的核心机制，也是本体诗学结构的思想基础。逻各斯设定的言说方式和价值体系以及理解存在的观念，长期支配着诗学天地。西方本体哲学中形式逻辑所要求的一致性和辩证逻辑所要求的统一性，连同语言表达“是”（Être，即存在）的表象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都为本体诗学结构提供了整全性、独一性和实体性的“自足”的思想。不可忘记，西方的一神教宗教，不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是本体哲学最大的顾主，也是本体哲学最大的赢家。反过来讲，西方的宗教神学是本体论哲学的最大支持者，自然也是本体诗学结构精神的温床和坚强的后盾。

契合性诗学结构则是产生于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时期，至少产生于学术风发的特殊阶段。华夏人文诗学的契合性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诗学创制。小而言之，她是春秋战国王纲解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兼善的特殊产物。大而言之，她是华夏三易陶冶出的和而不流、兼而不同、异质合构的中和思想体现。9总而言之，她是中国文化两栖机制所造就的包容性和融通性使然。 10学术界喜欢用“和合性”一词解读中国文化包括中国诗学，这个提法与我所使用的契合性都是可以互相训释的术语。它们是近义词，都有合成之义。但是也有一定的差异，和合尤其偏重和，契合特别强调契。过分讲和容易抹杀原则，坚持契合则可以申述团结的责任且恪守合作的底线。我之所以喜欢契合性，是因为这个词更能够表达华夏文化异质缘构的深旨。

认知诗学结构作为人类的一个诗学品种，自有它的正面价值。然而其负面效应也不可低估。就拿它的整合性、征服性和排他性来说，大有“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气。尤其是当这股霸气和西方古代本体论中的整全性、独一性和实体性合而为一之时，其破坏性的一面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从日本的天神独尊和菊刀精神崇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11， 从苏联日丹诺夫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思想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本体论诗学结构中也有一些匠心独具的有益的设计。柏拉图的理念论模式就很有意思。从真善美合一的理念分有说、模仿说以及前世美善灵魂的附体说当中，都可以见出柏氏的良苦用心。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理念自身的恶质问题，未能解决如何让世界符合其善良理念的自觉性问题，未能明白理念也必须放下身段屈尊他者以及必须自我改造的问题。本体论诗学结构的封闭性亟待解决。

契合性诗学结构有克己虚己与非己的长处，有和合天下的善意，有尊重他者尊重历史尊重自然的人文情怀，但是也有不易把握卯榫分寸的难操作性，有面对霸气诗学缺乏制衡手段的过柔秉性。尽管如此，契合性诗学结构与认知诗学结构以及本体诗学结构的互补性非常值得深思，她与后两者相比，具有更为祥和的审美素质和相当博大的学术气象。

（三）诗学缘构之重构。诗学缘构的重构即上述诗学缘构之灵构。其侧重点主要放在诗学作为宇宙精神的重构上。诗学缘构的几缘不仅生发于诗学源头，也潜存于诗学的灵感之中，尤其汇聚于神化诗学的幽微场合。关于这一方面，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展开论述。对于诗学工作者而言，释读既有的诗学结构，和重建新的诗学场域，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趋势。前者衡量的是功夫与卓识，后者考验的是创造与睿智。如何重构？说到底，需要重构诗学者具备一定的才识胆略，需要重新解释诗学和更新诗学大氛围的驱动。为了节省篇幅，此处不去赘述已有的诗学灵构，诸如易理诗学、老庄诗学、神学诗学等相关的资料，而把视线聚焦于当今应该面对的宇宙诗学精神。

诗学领域在扩大，诗学缘构在逼人。20世纪，诗学概念已经扩大到了诗歌研究之外的全球性诗性存在范围。海德格尔关于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命题，集中地体现了这个方面。如果说过去是诗人和诗学家创造诗学，那么目前的现实是世界和宇宙在逼迫人类创新诗学。全球化把诗意栖居提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深空、远空和太空的距离拉近，把人类的想象推进到匪夷所思的高度。昔日的神话变成了现实，今天的现实产生着神话，未来的投光激发着神话。人类处于新的考评点：即面对新的临界、零界和领界。亘古罕见的时代需要史诗，全新的前景逼迫人类创新诗学。人类已经不是仅仅“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是要“诗学地翱翔在太空中”。过去的一元、两仪、三才、三一（亚里士多德）、四极（海德格尔）、五行、八卦、大衍之数五十（刘勰）等诗学结构，依据的是人类古老的以地球作为视角的设计，在宇宙序幕徐徐拉开的今天，这些结构不得不另作调整。

人类“诗学地翱翔在太空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诗学命题。“诗意”当然不失其光辉，但是当太空时代席卷寰宇，人类乘风飞去之时，真正的大手笔是人类的经济基础，人类的科学技术，人类的综合实力，这些东西有诗意，更有实证，诗意与实证的相摩相荡，产生的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学。诗意是想象的，诗学是亦诗亦哲的，是诗性智慧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那就是“感觉直接变成了理论家”。准确地说，是感觉不得不变成诗性的思考者。你不变也不成，因为人与自然，人与现实，人与自身的关系都变了。身陷千疮百孔的地球，你如何引吭放歌？面对陌生且不无恐怖的宇宙，你怎样抒发羁旅之愁？这些问题可以成为诗人的难题，但更是诗学的话题。再说得直白一点，过去是先有诗歌，后有诗学。现在也许得倒过来，先有诗学，后有诗歌。如果此前有人说“奥茨维辛以后不再有诗歌”（阿多诺），那是愤慨法西斯残杀人类的暴行也扼杀了诗学，那么现今我们说太空时代诗学走在了诗歌的前面，是感慨于人类走向宇宙时代所抽绎的新的年轮。这不仅意味着诗学结构呈现出了星云飞天的新变化，也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与地球母亲断奶的历史性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所谓后现代理论的拆解性思想充其量只是玩索地球文明的褶子，却没有看到包裹他们的另一种文化正在悄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