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
一 大凌河流域隋唐营州的地理空间与历史背景
在辽宁省西部，燕山北麓与大兴安岭山地南麓交界处的群山环抱中的大凌河谷，有一座古老而悠久的城市——朝阳。古老的朝阳，曾有“柳城”“龙城”“营州”等不同的历史称谓。自三燕、北魏以来朝阳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贸易往来的重要都市，同时也是贯通长城南北、连接幽燕文明与东北文明枢纽和交通要道。今天的朝阳市，依然是东北西南部连接京、津、唐地区，以及河北、内蒙古和朝鲜半岛的重要城市。
早在先秦时期，商周及其燕国就是通过陆路上的辽西古道，由朝阳经义县、北镇而入辽东，继而打通了进入朝鲜半岛的通衢。在中国历史上，由中原通往东北和漠北草原的平岗、无终、卢龙、黄龙、营州等古道，都是以古朝阳为中心进行着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与传递。穿越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大凌河谷与青龙河谷，实际上就成了由华北通往东北地区天然通道上的咽喉之地。无论是“山戎越燕而伐齐”，还是曹操“道出卢龙、东指柳城而北伐乌桓”，皆经此地而跃进千里之外。历史上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勿吉人，还专门开辟了从黑龙江下游，经松花江、嫩江、洮儿河，沿着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接合部的丘陵地带南下，并直达古代龙城——营州、朝阳的路线。
朝阳周边的地理环境极其复杂，地处内蒙古高原向环渤海地区及松辽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地形大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犹如一个向东开口的“簸箕形”状。地域内山峦起伏、河道纵横。其中努鲁儿虎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斜卧于建平县东部及凌源县的西北部。大青山脉亦为东北—西南走向，经北票市西北，穿过喀左县和凌源县的中部，在凌源境内与努鲁儿虎山脉合拢；黑山山脉自建昌县黑山一带，由东北—西南走向延伸到建昌县南部；松岭山脉亦以东北—西南方向，经过朝阳县中部、喀左县南部后，入建昌县境与黑山山脉相接。群山万壑连绵不断呈环抱之势，并形成了以喀左县、朝阳县为主体的山间盆地。
朝阳东部的低山丘陵区，由于河流的冲积作用形成几个小型冲积平原。这些小型平原和山间盆地地势较为平坦，是该地主要的农业耕作区。在各山脉之间有五条河流贯穿其中，即大凌河、小凌河、六股河、青龙河、老哈河。这些河流除老哈河的流向向北外，其余四条河流的流向均为由西向东折而东南或径直向南。值得注意的是，大凌河是朝阳市最大的一条河流，它有北、西、南三个源头。西、北两个源头于辛杖子汇流，并在山嘴乡汇入南源。三源汇流后呈西南—东北流向，经朝阳市城区于金沟车站附近东流进入北票市境。大凌河流入北票市境后继续流向东北，在九官台门地方进入锦州市义县境内，再经锦县流入渤海。[1]
以大凌河谷为中心的附近山地，一直都是古老的华夏族群与东夷族群、东胡族群接触、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域。距今6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等诸多充满活力的族群文化几乎都在这里驻足、生根、繁衍而生生不息。近几年来，大凌河上游地区东杖子大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群的发现，又为揭示大凌河流域的古国文明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实际上，以大凌河谷朝阳为中心包括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礼制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无论是商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还是辽、金、元、明、清，古老的朝阳历史文明的脚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从先秦时期的辽西郡到柳城、营州和龙城，朝阳都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设置郡县的地区。近年来，在朝阳市区内考古发现的波斯人形象的陶塑，以及东罗马的古币、西亚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物造像等，都越来越证明朝阳不仅是古代沟通中国南北地区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是联结和沟通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域。
如果从地域文化的特征角度观察，这里既是草原文明、农业文明，也是森林狩猎、海洋文明、渔捞文明的交会点。应该说，以大凌河谷为中心的文化与文明，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悠久的古代文明的典型区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朝阳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尚停留在较为浮浅的基础上。目前学术界通常把朝阳的历史与文化归结为西辽河流域的文化，其实从严格的流域文化的角度上观察，朝阳的古代文化并不属于辽河文化，而是属于大凌河流域的文化。著名的查海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的中心地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都属于大凌河流域。如果从流域概念上看，大凌河流域与西辽河流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流域范围。然而，古代文化的分布往往打破了单纯的现代地理的流域概念的限制，其文化的分布则是以相邻的地域或地区向周围扩散。当然，地域文化的流向则是以沿着河流的流动方向为发展路线。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与高山、森林、峡谷、川地、丘陵、平原、近海之地相伴。因此，西辽河流域文化与大凌河流域的文化，实际上应属于辽西地区的文化。辽西的地域概念作为上述两大流域文化的综合解释，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当然，大凌河流域的朝阳市是辽西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典型的东北地域都市文明的代表。这个文化中心经历了数千年的多种文化的交融和多民族文化的碰撞，才最终形成了以三燕文化为中心的城市文明。从地域上看，其西接蒙古高原，东滨辽海大地，北镇白山黑水，南连幽燕河山，具有文化和民族聚合的地理特征。[2]诚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一地区具有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的文化特征。[3]
代人、汉人、契丹、鲜卑、高句丽、靺鞨、粟特、波斯、斯基泰等不同的民族与种族，都曾经在这里聚合、相处、贸易、交换与交流。北齐末年，代人高保（宝）宁为营州刺史，颇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尊重。时年正遇北周大举攻伐北齐，高氏便联合营州周边契丹、靺鞨等民族来抵抗北周的入侵。《北齐书》卷四一《高保宁传》载“周帝遣使招慰，（高保宁）不受敕书……还据黄龙，竟不臣周”。而《隋书》卷三九《阴寿传》载“及齐灭，周武帝拜（高保宁）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可知，高保宁在周齐战争之际以营州为依托来抵抗北周，而北齐灭亡后在大势所趋之下，归降北周，并继续任营州刺史一职。所谓其“甚得华夷之心”说明高保宁的汉化程度和深得汉人的信任。北周大象二年（580），北周静帝鲜卑人宇文阐继位，外戚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营州刺史高保宁又连接契丹、靺鞨举兵反北周。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改国号为隋。时年高保宁引突厥围攻北平，隋文帝杨坚遣大将阴寿率兵万骑平息叛乱。高保宁弃城而逃，营州被隋朝收复，在此基础上建立营州总管府，治所为龙城县［开皇十八年（598）易名为柳城县］，即今朝阳市。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废除营州总管府，取秦汉“辽西郡”名之。大业八年（612）又废除辽西郡之名，改名为柳城郡。隋朝末年，幽州总管罗艺割据柳城郡自立，柳城郡复为营州。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武德元年（618）设置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武德七年（624），改为营州都督府，管营、辽二州。武周时期，由于营州都督赵文翙的“骄沓”作风，对契丹等民族“数侵侮其下”并且面对契丹饥荒也“不加赈给”“视（契丹）酋长如奴仆”，使民族矛盾激化，并招致松漠都督府都督李尽忠的不满。于是在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李尽忠与孙万荣共同起兵反唐，诛杀赵文翙，占据营州。李尽忠自封“无上可汗”，任用孙万荣为将，并纵兵四略，进攻唐河北道。这时，武则天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灭叛乱。李尽忠等闻大军将至，释放俘虏，并言：“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武周诸军听闻便“争欲先入”，在黄麞谷李尽忠又让老弱迎降，种种表现目的只在于让武周军放松警惕。于是曹仁师三军放弃步卒，率骑兵先行，在硖石谷遭遇契丹兵的伏击，主帅被擒。《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二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八月丁酉条”记载了唐军战败时的惨状“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可谓全军覆没。此后，契丹再次设伏兵击败前来的燕匪石部。同年，契丹又击败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并围攻安东城。十月，李尽忠卒，孙万荣代替其位统辖诸部。此时，突厥默啜可汗率兵袭击，并掠走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儿。孙万荣再次收合余众，并遣兵攻陷冀州，屠吏民数千人，震动河北。第二年，孙万荣率部破唐军，并于柳城西北400里处依险筑新城，以安置老弱妇孺与所获器仗资财。正当孙万荣率精兵攻打幽州之际，孙万荣部的后方却遭到了突厥人的袭击。突厥默啜可汗听闻契丹大势将去，遂发兵围攻新城，持续三日将其攻克。一时之间，众心离散，依附于契丹的奚人倒戈，武周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族兵众击其后，契丹大军溃败，孙万荣被手下杀死。历时一年多的“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终于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契丹叛乱之际，营州靺鞨人大祚荣与其父乞乞仲象趁机逃往“故国”东牟山，脱离唐王朝的控制，建立“靺鞨国”，即后来唐朝册封的渤海国。
唐朝虽然剿灭营州叛乱，但是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制却一度失去有效管辖。唐中宗即位后，将营州都督府内迁幽州之东的渔阳城。开元二年（714），薛讷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由于军事失利，直到开元五年（717）才还治柳城。《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载：“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又《全唐文》卷二七收录唐玄宗在此时期颁布的《柳城复置营州诏》，诏书曰：“朕闻舞干戚者，所以怀荒远；固城池者，所以款戎夷。国家往有营州，兹为虏障，此北狄不敢窥觇东藩，由其辑睦者久矣。自赵文翙失于镇静，部落因此携离，颇见负涂之睽，旋闻改邑之叹。高墉填堑，故里为墟，言念于此，每思开复。奚饶乐郡王李大酺，赐婚来朝，已纳呼韩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弥嘉秺侯之节。咸申恳请，朕所难违，宜恢远图，用光旧业，其营州都督府，宜依旧于柳州置。管内州县镇戍等，并准旧额。太子詹事姜师度、贝州刺史宋庆礼、左骁卫大将军兼营田都督邵宏、郑州刺史刘嘉言、屯田员外郎游子骞等，并贞以干事，恪勤在公，爰精众官之遇，任以一方之役。师度可充营田支度及修筑使，游子骞为副。宏可兼充燕郡经略镇副使，仍兼知修筑使事。应须人夫粮等，一物已上，依别敕处分，有司仍速支配。师度等并驰驿发遣。”由此观之，营州对于整个唐朝东北边疆的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更加有力地控制营州地区，唐开元五年（717），于营州设置平卢军使，开元七年（719）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使，经略河北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并兼押两蕃、渤海、黑水经略处置使。由此可见，唐平卢军节度使成为管辖东北最高的军政长官，节度使由唐营州都督所兼任。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范阳起兵反唐，这一持续八年的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为“营州柳城杂胡”，长期担任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等职务，因此在营州地域颇有影响力。《旧唐书》卷一○四五《刘全谅传》称：“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以平卢军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军节度使……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遗心腹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此时，营州地域已陷入安史叛军之手，由此可以看出安禄山在营州的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亦不能忽略唐廷多年经略营州的作用。“（刘）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唐朝中央马上授刘克奴为柳城太守。同时，安禄山又派遣徐归道夺回营州，任平卢军节度使。此时，平卢军裨将侯希逸又与安东都护王志玄袭杀刘归道，重新夺回营州最高权力。
由以上诸多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安禄山与唐中央政府在营州的势力呈犬牙交错状态，双方竭尽全力想把营州掌控在手。此后王志玄病故，侯希逸任平卢军节度使。此时，奚族势力崛起，在内忧外患之下，侯希逸率军两万人南下到青州一带驻防，从此平卢军再没有能力北返营州。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取消了营州都督府的建置，遣卢龙节度使统辖营州，这也标志着唐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对东北的无力经营，同时也为10世纪契丹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总之，隋唐之际朝阳作为最重要的节制东北及北方古代民族的重镇，其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具有多重因素。
二 大凌河流域隋唐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
公元581年，北周重臣杨坚取代宇文氏的北周，建立隋王朝，在平定高保宁营州叛乱之后，在北齐营州基础上置营州总管府。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废营州总管府，置辽西郡。隋大业八年（612），辽西郡改名为柳城郡。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营州地区逐步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唐王朝在此相继设置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等，它们作为营州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以管辖控制东北边疆。隋唐时期营州的地域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三燕”与北朝时期在此留下的民族迁徙和经营的积淀，经过了隋唐统一后的整合；另一方面，随着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盛，以及营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朝阳成为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的聚居地。因此隋唐时期的营州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特征。目前，学术界对隋唐营州的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综合梳理朝阳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对于隋唐时期营州对东北和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主要从营州的历史地理、地域的行政建置与职能、民族融合、风俗宗教文化、墓葬形制及墓志、国外研究状况等六个方面加以叙述。
1.关于隋唐营州历史地理研究
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一书，考订了隋唐营州（柳城）的地理位置，纠正了学术界原来认定“柳城”为河北昌黎的错误。辽代的营州，虽袭故名，实为新置，与北魏至隋唐时期的营州并非一地。辽代的兴中府才是隋唐时期的营州，即今天的朝阳。金毓黻先生的这一考证，奠定了确认隋唐营州的学术基础。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认为，隋唐时期的营州通往东北藩国的道路共有三条：其一，东北至契丹牙帐通往东北诸国道；其二，西北越西陉至奚王牙帐通往北蕃道；其三，东至辽东通往东方诸国道。而隋唐的营州则是这三大通道的起点。王绵厚在《隋唐辽宁建置地理述考》（《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 年第 1期）主要考证隋唐在营州设置的羁縻州县的地理位置。史念海在《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是农耕地区。燕山以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就是游牧地区。孙进己、冯永谦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魏晋——隋唐民族与建置的分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主要梳理了隋唐在营州的建置，以及所辖的民族分布。王绵厚、李健才的《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考订了隋唐时期营州通往安东都护府的三条重要道路，即南道，由营州东南陆行，经大凌河下游的“燕郡”（今义县附近）、“汝罗城”（大凌河西岸老君堡）去往“安东都护府”（辽阳）；中道，从营州出发经“怀远镇”（北镇一带），向东至“安东都护府”；北道，从营州出发至通定（今新民县高台山），过辽河至（玄菟）新城（今抚顺北高尔山山城），东南沿浑河到“安东都护府”。邵京彩的《三燕至隋唐时期朝阳城市地理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对三燕至隋唐时期朝阳的地理环境、城市形态进行了论述。
2.关于隋唐营州地区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隋唐时期在营州地区相继设立过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以及平卢节度使等机构，作为该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以管辖控制东北边疆。这些机构对于隋唐的东北部边疆的稳定和有效管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慧庆在《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中；主要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论述了营州平卢节度使在东北边疆所起到的作用。王俊在《唐平卢节度使始置年代辨证》（《六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中认为，唐开元七年（719）始置平卢节度使，并非如《资治通鉴》《新唐书·逆臣传》中所言，始置于天宝元年（742）。他认为《唐会要》《新唐书·方镇表》中的说法比较可信。郭继武在《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治所的变迁——兼论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中认为：营州作为唐代前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负有统制东北诸蕃的战略重任。营州都督府位置的变动、权力机构的变更，尤其是其两次侨治以及向节度使体制的转变，都受到奚、契丹叛服的深刻影响。许辉在《隋朝幽州军事防御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认为隋朝营州的主要职责是镇抚东北诸族及防范辽东，并相应地担负了幽州东北的防御任务。由此，导致幽州的防御目标和防御地位发生了转变。幽州主要将目标集中于突厥，积极配合北边的军事行动，同时为营州的防御提供支持。岳东在《南下平卢的马匹》（《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中认为，平卢军驻扎在营州时利用与畜牧地带相接的条件，获取了北方优良马种、巩固了平卢诸藩镇的军事地位。王义康在《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中认为，后突厥的复兴是促使平卢节度使建立乃至军力加强的直接或间接因素。虽然唐以优势兵力遏止了突厥对东北诸族的进攻，巩固了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军事上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岳聪的《略论唐代营州都督府》（《枣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主要探讨“营州之乱”后，唐朝对营州都督府的重建，并以宋庆礼为个案进行研究。他认为：在宋庆礼经营之后，营州都督府逐渐变为唐政府的重要军事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吉林大学的宋卿博士在这一领域发表过数篇论文，并颇有建树，其《唐代营州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主要从地方建置、民族与人口、官署机构与职官、职能实施等多角度入手，探讨营州在唐王朝东北区域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对唐代东北地区设置的各种形式的羁縻府州，既有设置正州即营州内的羁縻州，亦有设少数民族原居地的羁縻府州，诸羁縻府州的职官与正州职官有所不同；《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对唐代营州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征收赋税与土贡、经营屯田、管理互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营州府行政职能，主要是选拔考课官吏、管理朝贡活动、少数民族诸羁縻府州等问题；《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认为平卢节度使的任命渠道主要有三种：朝廷任命、安禄山任命、先由将士推立后，再由朝廷任命。平卢节度使以汉人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边疆民族将领。其任前多为武将，亦有文官，还有宗室亲王遥领。平卢节度使多在营州地方官或军府官员中提拔任命；《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认为：唐代平卢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七年（719），与营州都督共同负责营州军政事务。在官职任职中，平卢节度使多兼任其他官职，相继以营州都督、柳城郡太守、营州刺史充任。并且兼充支度使、营田使、转运使等职，或摄御史中丞（大夫），亦兼押蕃使以负责监督、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认为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在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发展东北边疆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治亭的《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程妮娜的《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分别从通史的角度对隋唐时期营州的地方建置进行了论述。
3.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民族分布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叛乱以及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是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杜日新在《隋代“营州靺鞨”琐议》（《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中指出，隋朝末年靺鞨人开始移民到营州，在其演化过程中，有两个主要去向：进关，成为中原朝廷州郡属下的臣民，后来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返回靺鞨故地，成为中央唐王朝在东北渤海国的王室和编户。张春海在《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中指出，唐代营州地区的高句丽人，由于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遭到破坏，再经过近300年的动乱、变迁，组织力更加微弱。因此，平卢军中的高句丽武人被排斥于高级将领队伍之外，对以安禄山为首的胡人军事集团产生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趁安禄山从平卢军抽调大批精兵猛将发动叛乱、对军内未做周密人事安排之际，高句丽武人集团趁势崛起。范恩实在《论隋唐营州的靺鞨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中指出，隋唐时期先后有数批靺鞨人流入营州地区，包括隋初内迁的突地稽部粟末靺鞨人、唐初入附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以及唐伐高句丽过程中内附的粟末、白山等部靺鞨人。万岁通天年间营州靺鞨人东走建立渤海国之前，营州地区当有10万以上的靺鞨人。此外，隋唐时期营州的“高保宁之乱”与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也备受学界关注。王小甫在《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认为，隋初平定营州高保宁的叛乱，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突厥与高句丽对辽西地区的染指，安定了北部边疆。许辉在《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隋初平定营州高保宁之乱后，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突厥的进攻。韩昇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认为，营州高保宁之乱主要依托高句丽的支持，背后牵涉到隋朝与高句丽之间对辽西地区的争夺，前者希望占据该地进而断突厥右臂；后者则希望利用此地来屏藩本国。李文才在《论“营州事变”的成因及其影响》（《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中认为，武则天时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武周统治集团内部的武李之争，是造成“营州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并对东北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松涛在《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论述道：唐在“营州之乱”后，为确保东北地区安定，调整了防御体系，形成营州、幽州掎角之势，同时也为安禄山的反叛提供了客观条件。肖爱民、孟庆鑫在《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中认为，契丹“营州之乱”，不仅让武周政权在军事上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边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迫使武则天在立嗣问题上，态度发生了转变，由支持武氏转为支持李氏。都兴智在《略论契丹李尽忠之乱》（《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中，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之乱，使唐王朝在很长时间内失去了对辽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进行了论述。蒋戎在《靺鞨参与营州事变的原因及其东奔》（《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中认为，营州靺鞨参与营州事变的原因，不是反唐而是反对武周政权，其东奔的最初目的也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而是为了与武周对抗。
4.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的研究
孙慧庆在《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中认为，驻扎在营州地区的平卢节度使南迁后，使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减少，汉族所从事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等也随之收缩，并引起边疆某些民族驻地变化的连锁反应。荣新江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商业价值，此地也成为粟特商人的聚集地，或许可以说是距离粟特本土最远的粟特聚落。营州粟特人的来历，很可能是从河东道迁来的，迁徙路线很可能是经代州、蔚州、妫州而到达东北的营州，而后落籍。杨晓燕在《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从平卢军入手解释了唐代营州社会的多元文化及其在环渤海地域内的重要作用。徐效慧的《略述唐代营州的经济》（《渤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主要利用考古资料论述唐代营州经济的繁盛，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唐王朝的经济政策以及营州的交通优势造成的。张春海在《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中认为，平卢军是一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队伍，在忠于朝廷的势力中，主要分为胡化汉人军事集团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两大派别。胡化汉人军事集团的胡化程度要比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更深。在两大派别陆续南下的过程中，他们都把胡族文化的影响输入到中原地区，并使一部分地区（淮西）出现比较严重的胡化倾向。王禹浪的《三燕故都古朝阳的历史、文化与民族融合》（《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3期）一文，主要根据近几年来朝阳市出土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及其三燕时期的历史线索，针对三燕政权与鲜卑族的主要分布和迁徙特点，对朝阳市三燕时期的历史文化进行简要的梳理，以期说明隋唐以前的三燕时期，以朝阳为中心的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张宜婷在《营州在唐代环渤海地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载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唐代营州是介于中原与塞外的“过渡地带”，形成了中原文化与蕃族文化并存的特点，同时也不断对环渤海地区的文化有所辐射。
5.隋唐营州的墓葬形制、分期以及出土墓志研究
张松柏的《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与唐代营州西域移民》（《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以李家营子出土金银器的两座墓葬为例证，对波斯、粟特人移居营州的历史过程和西域移民在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活动加以论证，指出由于大食在阿拉伯半岛的兴起，从唐初开始，波斯、粟特商人为躲避战火而大批移居到营州。营州附近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来自西罗马的玻璃器证明，早在公元5世纪初叶，丝绸之路就已经延伸到营州。辛岩的《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一文，就朝阳唐墓的分布、类型、分期以及类型进行探讨。张洪波的《试述朝阳唐墓形制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中认为，朝阳唐墓形制，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唐武德年间至贞观年间，这一期墓葬形状基本上还是沿用隋代风格，以砖筑方形墓、弧方形墓为主，长方形土坑墓次之，砖筑圆形墓出现。第二期自永徽年间至安史之乱以前，本期墓葬以圆形墓为主，梯形、舟形墓占一定比例，方形墓、弧方形墓减少。第三期安史之乱至唐末，本期主要以梯形砖墓为主。齐东方的《中国北方地区唐墓》（载《7—8世纪东北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主要分析了以朝阳地区为主的北方唐墓的形制和随葬器物表现出的鲜明特征，认为这种特征体现出与中原地区、东北渤海、朝鲜半岛7—8世纪文化交流的过渡性。此后，齐东方又在《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葬研究为中心》和《隋唐环岛文化の形成と展开》（《东アジアと『半岛空间』》，思文阁出版，2003年）中提出：隋唐时期环渤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地域特征，体现出一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独自特色，形成特殊的“环岛文化”并由此放射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张晓辉的《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的分区与分期》（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4年）一文，把已发掘的朝阳地区的隋唐墓葬分成三期，即隋至初唐、盛唐早段，盛唐晚段和中晚唐。吴炎亮的《朝阳隋唐墓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5年）一文，对朝阳地区发现的隋唐墓葬进行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划分。对墓葬进行了分期，分析了在朝阳隋唐墓葬中所见到的多民族文化因素，并比较了朝阳隋唐墓葬和中原隋唐墓葬的区别。姜念思的《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出土靺鞨石俑考》（《考古》2005年第10期）一文，分析了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的一对男女石俑的族属问题，指出石俑应该是根据靺鞨人的形象雕刻而成。吕学明、吴炎亮在《辽宁朝阳隋唐时期砖构墓葬形制及演变》（《北方文物》2007年第4期）中认为，朝阳唐墓在早期阶段以弧方形和方形砖室墓为主，但至中期以后则以圆形砖室墓为主，弧方形和方形砖室墓消失。朝阳唐墓中的圆形砖室墓和梯形砖椁墓未见于中原地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张桂霞的《朝阳地区出土瓷器的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一文，探讨了朝阳地区出土的隋唐瓷器釉色品种、纹饰题材内容，并进行形制分析。郭清章的《辽宁朝阳地区唐墓初探》（《安徽文学》2009年第1期），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来探讨朝阳唐墓与中原唐墓的区别，以及所体现出的少数民族特征；《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研究——以河北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9年），对朝阳地区唐墓常见的墓龙、仪鱼、观凤鸟、伏听俑，以及圆形墓葬形制进行历史成因及渊源的分析。徐效慧的《朝阳出土的唐代乐舞俑赏介》（《辽宁师专学报》2009年第5期），主要介绍了1998年朝阳市西上台唐墓出土了一组唐代陶瓷乐舞俑，认为这些舞俑为人们提供了反映北方大唐乐舞方面非常珍贵、更为直观的资料。田立坤的《朝阳的隋唐纪年墓葬》（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主编《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已发现的朝阳地区21座隋唐墓进行梳理，并结合墓志就营州社会文化作分类研究。郭明的《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初步研究》（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对朝阳地区隋唐墓葬及出土遗物的分析，探讨朝阳地区隋唐时期的葬俗及民族、政治关系的变化，指出方形砖室墓墓主可以确定为汉族，而圆形砖室墓墓主的成分则相对较为复杂，既包括本地少数民族，也包括南朝归附的汉人。万欣的《朝阳发现唐代铁器的初步考察》（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主要对朝阳唐代铁器的形制特点进行分析，并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铁器作横向与纵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朝阳地区已发掘的隋唐墓葬形制中，圆形墓葬占据很大比重。有关圆形墓葬的渊源，学界对此有如下几种观点：信立祥在《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2年）中认为，圆形墓可能为迁徙内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摹拟穹庐牧帐而来。方殿春在《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中认为，圆形墓葬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基因和地理区域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下出现的，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毡帐毫无牵扯。申秦雁在《论中原地区隋墓的形制》（《文博》1993年第2期）中认为，圆形砖室墓在河北、辽宁等地的隋唐墓中多见，可能是东部地区特有的一种形制，因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而产生的。张洪波在《试述朝阳唐墓形制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中认为，圆形墓源自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圆形毡帐环车。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以纪年墓葬为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中认为，圆形墓是源于河北道当地的传统，唐朝中央能否有效控制此地，决定了圆形墓葬的兴衰。李梅田的《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东南文化》2004 年第1期）和郭清章的《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研究——以河北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9年）中认为，北方地区圆形墓葬的源流应追溯到六朝时期的椭圆形墓。倪润安在《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认为，圆形墓是以墓葬形制模仿石窟形制，体现的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的做法，是当时地位较高者的权利。
朱子方、孙国平的《隋〈韩暨墓志〉跋》（《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介绍了韩暨墓志的主要内容，指出墓志的内容涉及北魏、北齐和隋朝的历史以及当时东北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王金鑪的《唐左才墓志析》（《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结合左才墓志对营州左氏家族的官职、合葬以及迁移进行考释。张建宇的《左才墓志刍议》（《博物馆研究》1992年第2期），结合《唐左才墓志析》对左才祖孙三代的官职以及夫妇合葬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田立坤的《唐杨涛墓志考》（《文物》1994年第10期），考证墓志中有关官职和历史地理问题，并对杨涛的死因加以推测。郭明的《墓志所见隋唐时期营州地区军事制度的变迁》（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通过墓志的记载，对隋唐时期营州地区军事制度变化作了相关探讨。认为营州地区作为远离中央的边缘区域，其主要军事制度的变化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万雄飞、图旭刚的《唐杨和墓志考》（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通过墓志的记载，对杨和世系、生平与子嗣以及家族的迁徙作出考释。田立坤、韩国祥的《蔡泽、蔡须达墓志考》（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对蔡氏家族的迁移、事迹以及营州的佛教发展进行了考释。此外，辽宁省博物馆主编的《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和王晶辰主编的《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均收录和汇编了部分隋唐时期的营州墓志。
6.隋唐营州的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关于隋唐时期营州的研究，成果虽不多见，但其研究的角度却有特点。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常与“安史之乱”和“营州之乱”后的渤海国兴起联系到一起。如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从政治、经济、种族等方面分析了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同时考证了安禄山家族的来源，指出安禄山是粟特与突厥混血，并分析了安禄山从粟特经突厥迁到营州的历程。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的《安史の乱による唐の東北政策の後退と渤海の小高句麗国占領》，（《史淵》1964 年第91 期）认为“安史之乱”使唐朝内外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唐朝东北政策大大后退。从而使唐朝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而辽东地区存在一个以高丽王系子孙统治为主的“小高句丽国”。森部豊的《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载《唐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认为，安禄山等“营州杂胡”实则多为“突厥化”的粟特人。韩国学者郑炳俊的《“营州城傍高丽人”王思礼》（载《高句丽研究》2005年第19期），以王思礼为个案来探讨高句丽遗民在营州的地位；他在《营州大祚荣集团的渤海建国》，（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4-2，2007）一文中，考察高句丽灭亡之后移居到唐营州地区的大祚荣和其集团的生活形态，并分析了对渤海国的性格形成有何影响。指出大祚荣集团在营州居住时，他们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因为他们被编制成了由异民族构成的带有半专门性军事集团性格的“城傍”，而大祚荣则是营州高句丽人城傍的首领。此外，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06—2011年，对尚未发表的朝阳隋唐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并编写出了考古发掘报告。其中日方的考古学研究文章如下：丰岛直博的《朝阳地区隋唐墓出土带饰金属部件的制作技法》（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对出土的带饰金属部件的细部构造进行了梳理。小池伸彦的《朝阳地区铁质环形弹簧剪考》（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对出土的唐代弹簧剪进行了分类和编年的研究。高桥照彦的《辽宁省唐墓出土文物的调查与朝阳出土三彩枕的研究》（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对三彩枕的纹饰、用途、样式的变化以及年代进行研究。降梵顺子、高妻洋成、肋谷草一郎的《使用携带性荧光X线分析装置对俑的分析调查》（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对左才墓、张狼墓、蔡须达墓出土的人物俑、动物俑的颜料进行了分析。和田一之辅的《陶俑研究之一视点——以辽宁省韩相墓出土武官俑为中心》（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对于武官俑的制作方法以及痕迹分类作了探讨。金田明大的《辽宁省隋唐时期墓葬出土考古资料的立体测量》（载《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报告了用三维测量技术测量出土文物的结果。
三 大凌河流域隋唐营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考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其一，隋唐营州的历史地理方面研究。主要侧重于隋唐营州地域的地理环境、路线交通、城市形态等方向的考证与研究。其中最为主要的收获就是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中纠正了柳城为河北昌黎的错误观点，为之后隋唐营州的地理位置确定了正确的历史坐标。尤其是与之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历史事件、古代交通等问题得到了解决。
其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其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了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其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其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4]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其四，隋唐营州的考古发现问题。隋唐营州考古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地区学术成果积累最多，发表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历史阶段。隋唐营州考古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这些实物资料，从各个方面为揭示隋唐营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市井生活、都市文明、城市建筑、交通、宗教、艺术、音乐、舞蹈、贸易、货币等，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素材。考古资料的丰富性，为我们原本停留在隋唐营州的民族、历史、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摆脱，并把隋唐营州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和实际。尤其是对于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的细节研究有了可能。例如：“1993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墓内甬道壁龛内发现两件辫发石俑。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的男性石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梢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蹀躞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蹀躞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5]这两尊石人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服饰装束、编发的形式、身材相貌、身份职务等提供了可能。
其五，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造成学者对此关注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得不够。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地、造型、制作技术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尤其是朝阳地区共出土了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隋唐营州地区的上层人物。其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不仅包括墓主人的生平，还包括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让人从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去审视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同时笔者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的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古代营州地区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说明民族的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尤其是表现出的中亚与东亚、内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学术界深思。
其六，在隋唐营州发现的墓葬形制的研究问题，尚停留在的对墓葬形制等各种要素的简单统计和对比上。例如朝阳地区发现的大量隋唐时期的营州墓葬的形制，就存在着对方形墓和圆形墓解释上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方形墓就属于隋唐的汉室墓，圆形墓就是北方民族所特有的葬俗形式。由此类推，圆形墓多于方形墓，就说明了隋唐营州地区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结论。其实，这种简单的类比式推断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简单化和片面的。我们认为，应该在考古学的类比研究的方式下，应该考虑到当时的人们之所以采用方形墓葬和圆形墓葬的方式，应该有其特有的深层原因。是否应该从当时人们的信仰、理念、宗教等角度去思考。墓葬实际上是表现人死后的寄托和追思，它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须坚守和遵循的一种社会时尚与规则。如果结合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的状况，那么这两种墓葬形式产生的历史背景，除了与不同的民族习俗有关外，是否还存在着与宗教、理念、信仰相关联的因素呢？
总之，隋唐时期营州历史文化研究，应该注重内陆亚洲向东亚的临海地带移动的现象，这种东西文化方向上的文明互动与交流曾经成为当时的时尚。中古时期营州地区位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东部，其地理位置优势非常突出。既是东北通往中原地区的重要咽喉要道，也是连接蒙古高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草原文明、农业文明、海洋文明的纽带和桥梁。从“三燕”政权建立开始，这里便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区，由于北朝—隋唐时期民族的大流动、大迁徙，使得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具有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因此中亚商人来到中国本土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营州就必然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聚居地。在今天朝阳地区北朝—隋唐墓葬出土文物中，很多具有外来器物的风格，包括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的淡绿色透明鸭形注壶、银制高脚杯、提梁壶瓷器、胡人俑、骑骆驼俑、波斯货币、各种中亚地区的乐器等；包括源自“三燕”的金步摇饰、马镫、车马具、石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庆州龙江洞发掘的古坟中出土一组泥俑、陶马和十二生肖等，都具有浓郁的唐代风格。这些文物的出土都与环渤海地区的隋唐营州的唐墓出土遗物非常接近，而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平壤城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营州入安东道”。由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营州的地域文化也传播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营州地域文化在东北亚区域空间的位置及其意义。此外，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分析隋唐营州的都市文明及其社会状况，也是今后值得注意和积累的研究方向。王国维曾论述过：“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6]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史学有了很大的突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土的文物之不仅订正了过去的许多过失和偏误，更加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无论是隋唐营州的墓葬，还是营州城址、各种瓷器、玻璃器、金银器、墓志铭等，都提供了更真实、更鲜活的信息，为我们尽可能“还原”隋唐营州的古代社会提供了可能。在朝阳地区隋唐墓中出土的21方墓志中，如《贾善墓志》《韩暨墓志》《蔡泽墓志》《张秀墓志》《蔡须达墓志》《杨和墓志》《孙则墓志》《王君墓志》《勾龙墓志》《左才墓志》《张狼墓志》《王德墓志》《韩相墓志》《鲁善都墓志》《杨律墓志》《孙默墓志》《骆英墓志》《高淑英墓志》《尼大光明墓志》《韩贞墓志》《杨涛墓志》，除了记载墓主人的生平外，还涉及墓主人的家族迁移、源流、动因，以及隋唐时期营州的士风和佛教盛行的情况。
其次，隋唐时期营州地域内民族的互动，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课题。隋唐时期对其周边征伐的结果，导致大量的高句丽人、靺鞨人、突厥人，以及契丹等民族被迁移营州地区。这些族众大部分都以族为单位，编制成“羁縻府州”或“城傍”，他们在专有区域内遵循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待隋唐用兵之际则被征调充军出征。这时期的“城傍”跟“羁縻府州”有些不同，它是一种亦兵亦民军政合一的民族军事集团。当时“城傍”的人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平时保持部落组织，过着兵牧合一的生活。[7]唐代诗人高适在其作品《营州歌》中这样描绘当时营州的习尚：“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营州地区流行这种北方民族的尚武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