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真理对所有人、各种不同教养的人都一样。可是，对真理的科学认识是意识到真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寻求这种认识的工作并非所有的人。[1]
——黑格尔
自1776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尤其作为现代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提供一套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分析方法：视角（perspective），如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学基本假定；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即为研究真实世界而提供的非真实的高度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道布鲁定理）；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即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
但是，正如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E.F.Schumacher）所认识到的那样：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经济规模的意义或经济计量的意义，而忽视了超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者忽视研究超经济学，或者更糟，至今还不明白经济计算法的适用性是有限的，那他就可能犯中世纪某些哲学家的同样性质的错误，这些神学家曾试图引用圣经上的话来解释物理学问题。”[3]
“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门主要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重新描绘，从而为全面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来。”[4]“中国越来越迫切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5]“因为这会造成这样的错误：预先假设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6]
（一）
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先驱约瑟夫·阿洛斯·熊彼特指出：“‘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果情况是，在经济领域本身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而我们所称的经济发展现象在实际上只不过是建立在这种事实之上，即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继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数据，那么我们应当说，并没有经济发展。”[7]事实上，“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经济——在其本身中没有发展——是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在拖着走。为此，经济发展的原因，从而它的解释，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8]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诺斯指出：发展应该被视为一种人权要素，而不是作为一个GDP增长的问题——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穷人可以从中受益；任何一个社会倘若不能使其50%的人口的经济状况获得积极改善，那么这样的发展不能被称为发展。[9]早期经济学家，相信一种所谓的“涓流效益”，即经济增长总量的提高会自然而然地惠及包括所有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然而，发展的结果往往与人们的初衷不相符。[10]
尤诺斯认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贫困的减缓毋需翘首以待宏观政策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增长及其周围发生许多变化后才能看到的事情，甚至完全可以以一个人或一家一户的方式着手解决。”[11]对农村经济发展而言，市场化不仅是要配置效率提高的需要，还有助于重构农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和组织机制。[12]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约翰逊指出：“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状况（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劳动、土地、资本或信贷）在中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存在很多缺陷。中国未来要素市场表现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和农民收入的提供。确保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运作。”[13]
（二）
武定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武定县与其他国家扶贫重点县相比，有其共性和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其共性和普遍性——寓于国家级贫困县这一“特殊历史存在”的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及其发展阶段中——如经济财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和扶贫性增长特性典型等。武定县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集中反映在“山区、民族、宗教、贫困”集于一体的主要方面，如资源多样性、区域差异性、民族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与贫困性特点突出等。
截至2010年末，武定县贫困人口14.5万人，占总人口53.51%，占乡村人口的58.0%。其中：缺水致贫人口占15.17%；气候寒冷致贫人口占61.38%；地质灾害致贫人口占9.66%；其他原因致贫型人口占13.79%。“贫困面广，且程度深。”10%农户的住房为土掌房、杈杈房；70%农户的安居房尚未达到《云南省农村居民地震安全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抗震要求。全县缺水3933万立方米，尚有7.86万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的问题，其中2.6万人长期存在饮水问题；2.4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下——丧失了基本生存条件、人均产粮不足200公斤和人均纯收入低于600元。[14]
武定县境内居住着彝族、傈僳族、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3.78%，占乡村人口的58.68%。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超过80%的有41个行政村、占总行政村（130个）的31.54%；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超过90%的有19个行政村、占总行政村的14.62%。
武定县作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其扶持性增长特点亦颇为明显。从“十五”时期至“十一五”时期，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11.15亿元增加至24.1亿元，年均增长11.94%，其中，2010年（24.1亿元）比2009年（20.1亿元）增加4.0亿元、增长19.9%；人均GDP从4201元增加至8608元，年均增长15.4%，其中，2010年（8608元）比2009年（7204元）增加1404元、增长19.5%；地方财政总收入从0.72亿元增加至3.06亿元，年均增长33.46%，其中，2010年（3.06亿元）比2009年（2.37亿元）增加0.69亿元、增长29.06%；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从0.49亿元增至1.95亿元，年均增长31.65%，其中，2010年（1.95亿元）比2009年（1.42亿元）增加了0.53亿元、增长了36.37%。
（三）
研究落后地区比研究发达地区更需要透过传统的社会表层的帷幕，深入到它的需要、活动和环境的相互适应的真正过程中去。实际上，不从主体方面考虑落后地区人的基本问题，单纯构思经济的宏观模式是很危险的（郝拉明特）。
白邑村隶属于武定县狮山镇，辖10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分布在“高山区”“半山区”和“矮山区”。2010年末，全村共有农户838户3465人；耕地面积2621亩，其中，水田1879亩占71.69%，旱地742亩占28.31%，人均耕地面积0.76亩。白邑村居住着汉族、彝族、苗族和傈僳族等民族。
2010年，全村生产总值1409万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027.2万元、占72.9%，第二产业产值115.54万元、占8.2%，第三产业产值266.3万元、占18.9%；人均生产总值4066.9元，第一产业产值2964元，第二产业产值333.4元，第三产业产值768.5万元。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297元，比2009年增加282元、增长14.0%，仅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的38.81%，比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272.8元少975.8元、低29.8%，比民族扶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131.3元少834元、低26.6%，比全县3223元少926元、低28.73%。
白邑村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它既有着国家扶贫重点县下村庄的特殊性及扶持性增长特征，还有着自身内在的特性和差异特点。“村庄分布特殊、农户贫困程度深、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生活改善明显、村级经济发展不均、资源占有量位居中游”等是白邑村的主要特点。村内存在“高山区”“半山区”“矮山区”三种区位经济形态，且其基础条件和发展程度差异明显，“村民”“农民”“居民”分化特征突出。
高山区村民仍然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水资源匮乏生活的艰难困苦，只能望天、等地、靠政府，陷入常规扶贫措施下的收入增长困境。半山区农民已步入经济收入稳定增长和生活水平逐渐改善的阶段——采取适宜经营方式确保收入稳定增长；相对能够享受到政府整村推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惠农支农政策促进农民生活更加踏实和满足。矮山区居民逐渐迈向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道路——土地规模经营以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出效率；股份合作组织以原材料采购和农产品销售为主导；开始出现农业产业集群，并正在寻找新的市场发展机遇和增强竞争力空间。
（四）
户情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白邑村（调查户）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50.6%，工资性收入占40.3%，财产性收入占3.2%，转移性收入占5.9%。2010年，调查户农民人均纯收入4177元，比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少1742元、低29.43个百分点。其中，经营性收入1487.6元、占35.61%，工资性收入2378.5元、占56.94%，财产性收入114.3元、占2.74%，转移性收入196.8元、占4.71%。调查户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在2300元及以下的农户比重为36.4%，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948.3元，是全国同期贫困户人均纯收入2003元水平的47.3%，是民族扶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131元水平的30.3%，仅是扶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273元水平的29.0%，仅仅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水平的16.6%。
2010年，白邑村调查户经营性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为25.7%，生活性消费的比重为70.0%，其他性支出的比重为4.3%。人均生活消费4051.88元，比全国同期农户人均消费支出4382元少330.12元、低7.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1878元、占46.3%（比全国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比重41.1%高5.2个百分点），衣着296.8元、占7.4%（比全国农民人均衣着支出6.0%高1.4个百分点），居住267.3元、占6.6%（比全国农民人均居住消费比重19.1%低12.5个百分点），交通通信310.6元、占7.7%（比全国农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比重10.5%低2.8个百分点），医疗保健591.7元、占14.6%（比全国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7.4%高7.2个百分点），家用设备用品158.3元、占3.9%（比全国农民人均家用设备用品消费支出比重5.3%低1.4个百分点），文化教育507.8元、占12.5%（比全国农民人均文化教育支出比重8.4%高4.1个百分点），其他商品及服务41.38元、占1.0%（比全国农民人均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比重2.1%低1.1个百分点）。
2010年，白邑村调查户人均住房面积31.2平方米，比全国农户同期水平34.1平方米少2.9平方米，比扶贫重点县农户同期水平24.9平方米多6.3平方米，比民族扶贫县农户同期水平23.7平方米多7.5平方米。其中，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构住房面积的比重38.2%，比全国农村居民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构住房面积的比重89%少50.8个百分点，比全国扶贫重点县农户64.1%少24.9个百分点；居住土坯（木）屋结构农户比重为61.8%，比扶贫重点县农户同期水平19.3%高42.5个百分点，比民族扶贫县农户同期水平21.2%高40.6个百分点。
白邑村调查户存在饮水困难的农户比重为72.7%，比全国扶贫重点县饮水困难的农户比重8.9%高63.8%个百分点，比全国少数民族扶贫县饮水困难的农户比重11.4%高61.3%个百分点；水冲式厕所比重10.9%，低于全国21.0%的10.1个百分点。
（五）
舒尔茨指出：“农业问题并不来自农业本身，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部分农业问题来自于外部的经济波动和经济不平衡。”（舒尔茨，1945）因此，城乡统筹不是要消灭农民、剔除农村。相反，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农业发展了，农业部门才有可能向工业部门追加劳动力，“农业发展了工业产品才有市场”（舒尔茨，1945）。
2010年白邑村劳动力人数1958人，男性劳动力1762人、占89.99%，女性劳动力196人、占10.01%。其中，劳动力第一产业从业人数1747人、占89.22%，比全县同期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82.91%的水平高6.31个百分点；比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76.1%的水平高13.12个百分点。户均劳动力数2.34个，劳动力与人口比例为56.7%，劳动力负担系数1.76，比扶贫重点县劳动力负担系数1.4的水平高0.36。
2010年，白邑村调查户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16—35岁的比重为31.2%，36—45岁的比重为32.8%，46—60岁的比重为32%，60岁以上的比重为4%。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16—35岁的比重为51.9%，比第一产业31.2%高20.7个百分点，36—45岁的比重为33.3%，比第一产业32.8%高0.5个百分点；46—60岁的比重为14.8%，比第一产业32.0%低17.2个百分点。
2010年，白邑村调查户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为16.0%，小学文化的比重为37.6%，初中文化的比重为41.6%，高中文化的比重为4%，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0.8%。第二﹑三产业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比重为零（说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至少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的比重为18.5%，比第一产业37.6%低19.1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的比重为70.3%，比第一产业41.6%高28.7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的比重为9.3%，大专及以上1人，占1.9%。
改良人类幸福之价值，是谁亦不能否定的。这方面的任何一种进步，即使是最小的，亦有其大价值（马尔萨斯）。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公共服务事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农村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在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需求能力、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中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扶贫攻坚发展策略的一项有力举措，是新时代农村农民生活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的行动表现，是新世纪大社会与小政府及其普世价值思想的具体体现。
（六）
要除去社会下层阶级的贫乏，是一种困难事业。真理是，社会这一部分人所受的困苦和压力，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马尔萨斯）。
“双重弱势：自然资源条件差与农业生产率低；三重期待：望天、等地、靠政府；四方支援：钱粮棉救助”是白邑村大红山自然村——高寒山区村民生存、生产、生活和发展等方面的概括和真实写照。
由于区位和自然条件的因素，半山区是政府及有关部门扶贫和整村开发行动的主要受益区域——这或许因为高寒山区条件限制及其他客观因素的问题；或许矮山区居民生活相对富裕的缘故；或许半山区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接受能力比较强，是扶贫及其他经济措施实施效果比较好的原因。户均人口规模大、收入稳定增加、村民纠纷矛盾时有发生、生产及市场综合发展能力较好是白邑村半山区的主要经济社会特点。
白邑村矮山区（温暖坝区）有上旧城、下旧城、白邑和木果甸四个自然村，也是白邑行政村最富裕的区域。“三高”：教育程度高、产量高、人口密度高（矮山区人口密度大、几乎占全村总人口的一半）。“三多”：就业机会多、水田多、收入多。“三好”：经济条件好、地理位置好和群众生活好是白邑村矮山区居民“四生”——生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基本状况和条件。从“生产、经营和市场”层面来看，“土地集中及适度规模经营，土地产出效益和生产率水平高”，“农产品要素合理流动及建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采购原材料和开拓市场销售渠道”，“‘户户连接、村村联合、社社联盟’组成特色农业产业和农产品集群”是白邑村矮山区主要经济业态和市场特征。
期待白邑村摸清“家底”及其村庄自身发展优劣势，找准问题“症结”，找到切入点与突破口，撬动发展阻碍锁链；运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盘活土地，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和集中，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和粮食供给水平；瞄准市场需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生产、加工和供应更多更好的特色农产品，开辟村民农民居民就业创业增收渠道。
此外，“思路创新与人才开发”是其发展“瓶颈”，也是其未来发展的“关键节点”。同时应当清楚认识到“发展”是单向度的，“贫困”却是相对的，只能结构性改善，不可能彻底“根除”（贫困），切莫急功近利。
[1] 黑格尔：《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第11页。
[2]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3]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
[4] 王曙光等：《农村金融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5] 费孝通：《江村经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6] 布·马林诺斯基：《费孝通江村经济（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7]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第67页。
[8]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第67页。
[9] 《穆罕默德·尤诺斯自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18页。
[10] 蔡昉：《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1] 大卫·吉朋斯：《乡村银行读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序》。
[12] 王曙光等：《农村金融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3] 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中译本。
[14] 虎鑫：《关注民生突出实效——全力开创扶贫开发工作新局面》，2011年6月22日；武定扶贫办：《武定县致贫主要类型调查及扶贫开发对策分析》，2011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