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美与人生的张力统一的观照，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在审美维度上的集中体现。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人生美学。它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与对人生美的追寻相纠缠。因此，它并非单纯地思考美的理论问题，并非孤立地建构美学或艺术的理论体系。这一特点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构成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有别于西方形态的审美哲学与艺术美学的独特理论特征和问题指向。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并未刻意建构审美与艺术的系统理论，也未做静态的纯理论建设，而是把兴趣投向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的关系，把对美的思考与人生实践、艺术实践相联系，集中探讨、表达了自己对美的人生本质的思考。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人生美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通过“趣味”与“情感”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集中阐释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实践精神及其情感本质，从而建构了一种以生命创化为核心的审美人生精神。在梁启超那里，这种美的精神就是兴会淋漓的生命活动，就是不较得失、不计成败的精神自由。同时，它又是对个体生命融入众生运化和宇宙大化中的责任与自觉意识。只有在情感中自然地融化了这种责任与自觉，才能自由地升华为生命实践的趣味。而这个趣味的实现，就是美的实现。因此，对于梁启超来说，最广义的美也就在我们丰富多彩的生命实践中。梁启超的审美人生理论，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和人文主义情怀，是现代中国唤醒人性、改造国民性的精神武器之一。这种美论指向和理想情怀，在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精神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光潜提出“谈美”就是“研究如何‘免俗’”。[14]他提出“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就是艺术的精神，也就是美的精神，是“只求满足理想与情趣”的艺术态度和生命态度。“情趣”作为朱光潜对梁启超“趣味”的重要发展，也显示了他从艺术的角度对美的精神的充实和具体化，特别是发展了“玩索”与“观照”的精神。在《谈美》中，朱光潜主要以艺术为范型具体考察并提出了自己关于美的基本见解。朱光潜认为“是‘美’就不‘自然’”，美“是把自然加以艺术化”。[15]而“艺术化”，就是“人情化与理想化”，也就是“情趣”化，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同时，朱光潜主张“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因此，首先要创造，否则就不可能有情趣的玩索和观照。同时，情趣又要回到人生，使每个人的生命史成为“他自己的作品”，可以实现情趣的玩索与观照。因此，“人生的艺术化”的实现也就是使人生成为“广义的艺术”。可以说，在朱光潜这里，艺术的本质在于“情趣”，同时，“情趣”也是生命与人生的理想与本质。丰子恺则从“童心”立论，通过“绝缘”与“同情”的路径与方法，确立了真率人生的理想模式，凸显了以真率（真情真心）为美的人生美学理念。富有“真率”之趣的艺术化的生活，使人“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人生的意义与价值”。[16]宗白华则突出了动静的和谐，以至动而有韵律的生命之美为美的最高境界。他侧重以中华民族艺术的意境为范型，打通了艺术、生命、宇宙三者间的动态关系，以艺术意境来贯通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从而极为生动而富有深蕴地揭示了艺术在生命和宇宙运化中的意义价值，揭示了美与生命的自由本质及其和谐境界。

通过哲学思辨与艺术审察，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确立了自己关于美的基本立场和价值态度，即把美视为主体生命的一种情感实现和精神自由状态。这种情感的自由，非无视理性的从心所欲的自由，非纯任欲望的感性宣泄的自由，而是建立在对生命趣味（情趣、情调）和生命意义（价值、理想）的追求的张力基础上，把生命和人生的理想情怀、爱与责任化生为一种情感性的自由精神，它的显著标志就是那种浓郁的浪漫情怀与诗意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