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忠实与超越

不可否认，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经典及其研究所面对的危机和挑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研究者而言，关键问题是要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处理好忠实与超越的关系，在研究中贯之以当代精神和科学方法，文学经典及其研究才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1.当代性

所谓当代性，就是要在文学经典的研究中，重视文学经典回应现实的话语能力。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重新阐释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对于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思想而言，它的魅力在于常说常新。对于文学经典而言，“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永远如此的”。[8]这就意味着一部作品的“语义潜能”既不可能被作者完全阐释出来，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或某一个别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延伸的接受链条中才能逐渐由读者展开。因此，对经典本身“语义潜能”的不断挖掘和重新阐释，既是对经典本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也是经典与当下现实举行对话的过程。而经典本身也在与历代不同读者的对话中，“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9]因此，作为研究者，批评家不应该仅仅是学问家，更应该是思想家；不仅仅要充当作家忠实的代言人，而应该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并不是匍匐在经典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以当代精神重新审视文学经典，因为真正的研究者“必须有其独特的见解以贡献他们的时代，他们必须是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10]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就不能仅仅拘泥于原义的复制，而应该以新的时代精神贯穿研究的全过程，这样才能使经典与当下的现实形成对话。以鲁迅研究为例，对广大研究者而言，鲁迅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鲁迅世界的完美，或者渺小，而是要在保持其主体价值的同时，追寻其当下的有效性，即鲁迅提出的问题对当下的中国是否有价值。人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发展，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与此同时，也要防止“过度阐释”问题。虽然文学经典的研究必须重视经典回应现实的能力，但是我们在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诠释时，其前提是从文学经典的实际出发，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合理的引申与发挥，而不能为了创新而离开经典本身进行“过度阐释”。所谓“过度阐释”就是在经典的诠释和分析中，将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硬加在研究对象身上”。[11]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创新研究是一种超越了作者原意的一种不恰当的引申与发挥，这非但不能促进文学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反而歪曲了文学经典的本来面目，这也是目前文学经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虽然现代诠释学强调不同的阅读主体会产生不同的“美学客体”，从而将阅读区分为“正确阅读”、“误读”、“创造性阅读”、“竞争性阅读”等，但“过度阐释”则是从根本上离开作家的基本思想以及文本的实际而作的一种自我阐释，它所反映的只是研究者的观点，而非作家思想的合理延伸和发展。

2.科学性

所谓科学性，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回到经典化的历史变动本身，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吸取传统研究方式和现代方法的长处。

首先，要回到经典化的历史变动本身。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而言，要坚持经典研究中的科学性，其前提条件是回到经典，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尽量与历史人物“处于同一境界”，这样才能避免经典研究中的有色眼镜的影响。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尊重作家本人及其创作。对当下的文学经典研究而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学经典的古今转换以及它的诞生、传承与重构的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与考辨，是很有必要的。如对史料的挖掘与修正、对文学经典版本变迁的考证、对文本的细读等，都是在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要完成的基础性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是确保研究科学性的一个前提条件。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旧版的修订，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基础工作。而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则是将文本历史化，抛开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方式，侧重探寻这些在特定年代的文学作品如何成为经典的历史过程，并对此进行历史的还原，而不是从作品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它们进行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重回经典产生的历史现场，探寻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研究者严谨的科学态度。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吸取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方法的长处。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身处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研究者，其研究方法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带来的种种便利。网络的普及，为研究者收集资料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的条件，但是网络的便利，并不能代替图书馆。很多年代较为久远的资料的收集依然离不开传统的人工收集方式，二者不可偏废。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发达在为研究者带来更多的便利的同时，也拓展了文学经典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普通文本形成经典文本的过程其实就是其传播的过程。传统的传播学往往偏重于将对象置于“共时”空间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历时性特征不明显的文学经典的研究有效用，但是对那些历时性明显的文学经典的研究就不再有用，对此类文学经典需要采用“历时传播研究模式”。这样，在继承采取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借助于大众传播理论，可以极大地拓展研究的空间，以新的理论，新的视角，重新进入文学经典，进而发掘新的意义。如有的研究者对《红岩》所进行的传播学分析，其中涉及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的变迁、效果模式的变迁、媒介的变迁及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等。并且，文学经典的传播学分析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能不说是大众传媒为文学经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经典本身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