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续事件及影响

天山之战结束后不久，班师的郑仁泰、薛仁贵就受到了弹劾，上疏弹劾他们的是当时的司宪大夫杨德裔。也正是透过这份奏疏，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史籍未载的有关天山一役的内幕。

杨德裔的奏疏篇幅很长，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郑仁泰等“情冀勋庸，志希货贿，不闻存慰，必置诛夷，乃肆凶残，恣行杀戮”[49]，即郑、薛二人既贪功又贪财，所以才故意残杀降众，导致“铁勒逃散，犹未枭悬”，漠北叛乱至今未平。

其二，二人“不量士马疲屙，不计粮食多少”，导致回师途中“冻馁征夫，饥毙士马”，士卒的尸骨和抛弃的甲兵弥山遍野，自大唐立国，未有如此折损国威之举。

其三，薛仁贵“娶所部为妾，并交财赂”，且“既曰监临，岂宜交涉？存没枉滥，从此而生。娶妾虽作逗留，准法便须离正”。

以上三点，前两条是杨德裔弹劾郑、薛二人的主要罪状，即“故杀降人，饥杀兵士”，其事实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已经大体了解了。郑仁泰作为最高指挥官，在这两点上理应比薛仁贵承担更大的责任。唯独第三条，杨德裔则专门针对薛仁贵本人，只可惜语多隐晦，使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来了解事情的真相。参考《资治通鉴》中“仁贵于所监临，贪淫自恣”[50]以及《新唐书·薛仁贵传》说其“亦取所部为妾，多纳赇遗”[51]的记载，揣摩文意，似乎是指责薛仁贵在监临投降的铁勒部众时，私下与之达成某种交易，交易的内容除了“财赂”，还很可能包括薛仁贵娶该部落的女子为妾，而薛仁贵也因此在杀降时故意徇私赦免了某些部众，同时由于娶妾逗留，也使唐军失去了进一步行动的机会。

如此看来，天山之役远比史书中寥寥数语的记载来得复杂。唐军不但一再因贪图财货而对已降的铁勒部众滥加诛戮，且时年已将近五十[52]的大唐名将薛仁贵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有学者指出，薛仁贵娶妾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婚姻色彩[53]，但从其本人的行事作风[54]以及唐初军纪来判断，毋宁说其功利目的更为强烈。而由于唐军上下从将领到士卒充斥着这种争功逐利之心，不但使他们丧失判断轻军冒进，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非战斗死伤，更重要的是使得九姓铁勒的叛乱没有得到平息，漠北局势依然动荡，这一点可以从杨德裔上疏中“铁勒逃散，犹未枭悬，屡扰干戈，实由于此”等语句中得到证实。据此，所谓“将军三箭定天山”之歌显然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面对杨德裔的弹劾，高宗判定郑、薛二人功过相抵，并未处罚，但铁勒叛乱一事仍未解决，郑、薛犯下的错误也需要设法弥补。于是高宗复“遣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为副，以辑其余众”[55]。契苾何力本为铁勒部酋，时亦在辽东参战，高宗不惜将其调离前线充任安抚大使，足见高宗对北疆局势之忧虑。而契苾何力也不负君望：

何力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虏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皆胁从，赦汝之罪，罪在酋长，得之则已。”其部落大喜，共执其叶护及设、特勒（勤）等二百余人以授何力，何力数其罪而斩之，九姓遂定。[56]

直到龙朔三年（663）正月，漠北局势才最终平息[57]。

龙朔年间漠北九姓铁勒的反唐叛乱，实际上是其十数年来受唐廷大肆驱使而又得不到相应补偿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唐代在漠北实施羁縻府州制度以来该地区爆发的首次大规模动乱。它发生在唐朝向东、西两方大举开疆拓土之时，不但对唐伐高丽的战争产生了不利影响，且波及了阿尔泰山以南的西域局势。因为据新出的一组吐鲁番文书显示，有部分叛乱的铁勒部众侵入了阿尔泰山南麓的大漠都督府辖区，迫使当地的葛逻禄部众一千帐流离失所，南迁到了北庭金满州一带[58]。为平息叛乱，唐高宗派郑仁泰、薛仁贵、萧嗣业等帅师出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唐代前期罕有的一次没有少数民族担任主要将领的出征[59]。也许正是由此，再加上唐军上下从将领到军士浓厚的逐利之心，使得唐军在业已取得战略优势的情况下滥杀降众、逗留失机在前，不明利害、轻军深入在后，不但没有使叛乱得到平息，反而在回师途中因风雪饥寒而弃甲丧师、折损国威。直到高宗复遣铁勒部酋契苾何力入铁勒招抚余众，漠北动荡的局势才回复平稳。

事后，针对这次铁勒叛乱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唐朝对漠北羁縻府州进行了改革，不但“以铁勒本部为天山县”[60]，且于龙朔三年（66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61]，加强了对铁勒地区的控制。而九姓铁勒经此打击，“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通观薛仁贵在天山一役中的表现，虽然其勇武与箭术令人钦佩，但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缺乏政治智慧的狭隘与短视却令人遗憾。在其数十年的征战生涯中，天山一战算不上一场成功的战役，如果从唐军最后弃甲丧师的惨状来衡量，甚至可以说是遭遇了失败。尽管薛仁贵作为副手，主要责任应由总指挥郑仁泰来承担，但薛仁贵本人坑杀降众和贪求财赂的行为依然是他军旅生涯中难以抹去的污点。这也许正是两《唐书》薛仁贵传对其箭术大加渲染而对战役具体过程含糊其辞的原因。至于所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之歌，如果并不像欧阳修怀疑的那样是后人所增，那至少属于不切实际的溢美和夸张。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薛仁贵的个人行为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诸多社会因素之反映。唐前期军队中争功逐利风气之盛行以及将士素质的参差不齐且不必说，单就民族关系层面而言，虽然高祖感叹“胡越一家”[62]，太宗自诩“爱之如一”[63]，但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唐朝与其周边藩属民族的关系远比高祖、太宗宣称的更为复杂多变。九姓铁勒初附唐之时，咸请列其地为州县，又曰：“愿得天至尊为奴等作可汗，子孙常为天至尊作奴，死无所恨。”[64]但仅仅十五年后就爆发了反唐叛乱，这其中的转变尤其值得人深思。遗憾的是，虽然叛乱平息后唐朝对漠北羁縻府州进行了改革，但羁縻制度下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十八年后单于都护府所领二十四州突厥部落一时俱反，北疆兵革再起，终于导致东突厥第二汗国复兴于漠北，成为唐代又一大边患。

说来也巧，大唐名将薛仁贵人生的最后一战恰恰是面对复兴的东突厥。其时仁贵已年近古稀，刚刚遇赦从被流放的象州返回未久，高宗便任其为检校代州都督，让他到边疆去发挥余热。史载：

（仁贵）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问曰：“唐将为谁？”曰：“薛仁贵。”突厥曰：“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65]

与“三箭定天山”一事相同，这段源于唐笔记小说《谭宾录》的记载亦显得文学性十足。因为突厥即便听说过薛仁贵的威名，却未必认得他的尊容，“下马罗拜”云云则更属夸张。两《唐书》薛仁贵传记的作者，就这样煞费苦心地为后世塑造了一个英雄般的战神形象。然而在“将军三箭定天山”这样的英雄歌谣背后，却隐藏着唐代北疆民族关系史中的一段令人深思的往事。

（任宝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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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资治通鉴》所载，薛仁贵虽是南北朝时大将薛安都之六世孙，父祖亦曾出仕，但投军前却是平民身份，即“自编户应募”。参见黄约瑟《薛仁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2]参见柳杨《薛家将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解读》，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6年。

[3]史学界对薛仁贵之研究，参见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八章第1节《薛仁贵研究现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87页。

[4]参见王民信《薛仁贵北征九姓考》，载《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92页。该文考订薛仁贵讨伐的九姓铁勒为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多览葛、斛薛。然而有学者认为，“九”作为突厥语民族的吉祥数字，“九姓”只是对数量众多的铁勒各部的一种泛称，并非说铁勒部落只有九姓，笔者从之。参见田卫疆《回纥与漠北草原诸族关系初探》，《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5]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6]《隋书》卷八四《铁勒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79—1880页。

[7]同上书，第1880页。

[8]《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3页；《新唐书》卷二一七《薛延陀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34页。

[9]《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周勋初等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28页。

[10]有关薛延陀及其与唐朝之关系，参见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1]参见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100—108页。

[12]《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第5347页。

[13]《汉书》卷二五《郊祀制》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8页。

[14]参见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55页；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页。

[15]《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第1119页。

[16]《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

[17]《册府元龟》卷十九《帝王部·功业》，第196页。

[18]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14页。

[19]《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3页。

[20]参见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9页；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27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八《龟兹传》，第5304页。

[22]《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第11405页。

[23]以上战事过程参见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459—470页。

[24]《史记》卷一一○《匈奴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9页。

[25]《隋书》卷八四《铁勒传》，第1880页。

[26]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9、141—156页。

[27]《旧唐书》卷一○九《契苾何力传》，第3291页。

[28]事见《刘仁愿纪功碑》，《金石续编》卷二一，收录于《全唐文》卷九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250页。碑文载贞观二十一年刘仁愿即有入铁勒安抚事，但其时薛延陀新破、漠北羁縻府州初置未久，刘仁愿此行主要目的当意在安抚“自称可汗”的回纥首领吐迷度，与唐廷征调铁勒出征一事无涉。

[29]见《魏哲碑》，《文苑英华》卷九○六，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67页。

[30]《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11411页。

[31]《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11411页。

[32]《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曰：“（回鹘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贵城。”又元人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三《北中大风诗》注曰：“和林东北斜连柯河有古城，唐贾耽地志所载仙娥河、富贵城是也。”斜连柯即为色楞格之异译，可知仙娥河即色楞格河。

[33]《阿史那忠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元○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34]郑仁泰事迹见《郑仁泰墓志》，《唐代墓志汇编》麟德○一八，第406—407页。并参见两《唐书》、《资治通鉴》之相关记载。

[35]关于燕然都护府治所，目前学界并无定论。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天德军”条载：“贞观二十一年，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然西受降城有两座，一为景龙二年（708）张仁愿所筑旧城，二为开元十年（722）张说所筑新城。《元和郡县图志》所云“今西受降城”应为张说所筑新城。近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多主张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乌加河古城址为张说所筑新西受降城，则燕然都护治所应在其东北四十里处找寻。参见谭其骧《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严耕望《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王北辰《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兼考唐西受降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赵占魁《内蒙古后套平原古城考——兼与王北辰先生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6]岑仲勉：《外蒙于都斤山考》，《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0—1082页。

[37]《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62页。

[38]黄约瑟：《薛仁贵》，第102页。

[39]思结等五部反唐事迹，见前引《册府元龟》郑仁泰“率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落，三战皆捷，追奔百里，斩其首领而还”及《旧唐书·回纥传》“龙朔中，婆闰死，侄比粟毒主领回鹘，与同罗、仆固（仆骨）犯边”之记载。此五部实为九姓铁勒最强之部落，故唐人统称为九姓叛乱。其中多览葛部未见反迹，但因地近思结，故郑仁泰军至漠北之时，多览葛与思结同保天山。此为自保之举，未可轻言其与思结同样反唐。

[40]《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曰：“龙朔中，婆闰死，侄比粟毒主领回鹘，与同罗、仆固（仆骨）犯边，高宗命郑仁泰讨平仆固等，比粟毒败走，因以铁勒本部为天山县。”

[41]事见《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传》，第2781页。

[42]《隋书》卷五四《崔彭传》，第1370页。

[43]《唐会要》卷六一《弹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8页。

[44]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5页。

[45]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传》，第5325页。

[46]《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11412页。

[47]《册府元龟》卷四五二《将帅部·识闇》，第5087页。

[48]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薛仁贵碑”条：“列传又载仁贵降九姓事，云军中为之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仁贵卒于永淳中，碑以天宝中建，不载汉关之歌，不应遗略，疑时未有此歌，亦为后人所增尔。”见《欧阳修全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27页。

[49]《册府元龟》卷五二○《宪官部·弹劾》，第5904—5905页。以下所引杨德裔奏疏内容，俱引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50]《资治通鉴》卷二○○龙朔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8页。

[51]《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第4141页。

[52]据两《唐书》本传，薛仁贵卒于永淳二年（683），享年七十，则龙朔二年时为49岁。

[53]黄约瑟：《薛仁贵》，第108页。

[54]薛仁贵壮年从军，本为求利，即薛妻柳氏所言“富贵还乡”，后又因贪污渎货而流放岭南象州。事见《新唐书》本传及《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并参见黄约瑟《薛仁贵》，第16—20、152—155页。

[55]《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第1493页。

[56]《资治通鉴》卷二○○龙朔二年条，第6328—6329页。

[57]《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载“三年春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等帅师讨铁勒余种，尽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同。

[58]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原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2007年。此处据作者改定后之版本，收录于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65页。

[59]自贞观四年东突厥降附以来，唐代在对外征战中一直重用蕃将，蕃将几乎参与了唐代前期的每一次大规模战争。龙朔年间讨铁勒之战，虽有“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4页），但其人仅为中级军官，故不计于内。参见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29—242页；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42页。

[60]《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

[61]《资治通鉴》卷二○一龙朔三年条，第6333页。

[62]《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8页。

[6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条，第6247页。

[64]《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文学》，第429页。

[65]《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第4142—4143页；参见《太平广记》卷一九一引唐胡璩《谭宾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