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外援助的基本内涵及其三种援助观

国际责任源于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两者密切关联的基本事实。基于“共在国家哲学观”的主权国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是前提、是基础。只有对本国人民负责的国家才可能对国际社会负责。诚如只有自爱才能爱人。对自己负责是国家“自在”责任观的集中体现；对国际社会负责既是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应有的要求，也是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建构国际社会、发展国际社会的积极体现。而作为主权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基本方式，一国之对外援助行为、政策、理念正体现了一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方式与成效，因而我们需要从国际援助的视角上来理解分析国际责任问题。

一　对外援助的基本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援助是指“支援；帮助”。对外援助简称援外，是指“（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支援外国”[1]。对外援助的英文通常为“Foreign aid：Money，goods，etc.，given to poor countries”[2]，即给穷国的钱和物等。约翰·怀特（John White）认为“对外援助”这个术语只能严格地用来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所实施的帮助或计划进行帮助的行为。[3]我国学者罗红波认为“对外援助”即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给予物资、资金和技术等实质性的支援。[4]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包括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形成的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集团之间）的援助。这种对外援助的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及其国际组织，实施援助方主要是主权国家，接受援助方也主要是主权国家。

二　三种对外援助观及其批判

由于不同的国际关系哲学观，因此对国家间的对外援助的性质也有不同认识。一般而言，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对外援助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激进主义。刘丽云认为战后以来存在着三种对外援助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激进主义。现实主义以民族国家框架为主导考虑对外援助行为，视为对外援助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重视双边战略援助；理想主义从国际共同体角度出发考虑对外援助，将对外援助视为一种义务和责任，主动通过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民主繁荣；激进主义将对外援助视为新殖民主义，呼吁建立一种公正的对外援助机制。[5]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对我们认识对外援助的性质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在批判性分析三种对外援助观及其国家哲学基础下，建构国家共在论视野下对外援助的性质，它既反对现实主义认为一切对外援助都只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一切对外援助的道德是虚幻的，只是获得利益的幌子；也不完全认同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外援助观。

下面从人性观、利益观以及道德观来阐释这三种对外援助观的国家哲学基础。现实主义的对外援助观以单子国家哲学观为基础。从人性观方面来看，这种单子国家哲学观以人性恶为哲学前提，认为国家跟人性恶一样，自私自利。人性追求利益和权力的最大化，国家也是如此。它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6]从利益观方面来看，现实主义的利益观是一种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它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工具，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和权衡的标准。因为它基于人性恶的人性假设，认为自私自利的国家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只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利益冲突与争夺，而利益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权力来解决，可以说权力是“利益的利益”，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与争夺，因此权力是国家利益争夺的核心议题。正如现实主义先驱卡尔认为：“国际利益和谐是虚幻而不是事实。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是现实存在的。利益冲突不是由国家之间相互不理解、相互不沟通造成的，而是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7]从道德观方面来看，这种现实主义的单子国家哲学观认为国家间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所谓的道德也是虚幻的，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国际行为原则。并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无规范的社会，有的只是权力的较量和利益的争夺，国家之间和国际社会不存在道德。即使是对外援助，也只是名为援助，实为谋取自身国家利益。正如现实主义代表人摩根索认为，一切对外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8]“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提供多少援助，不取决于后者的需要；也不取决于它以往的经济状况的好坏，或它的道德状况，而是取决于援助国将从其援助中能获得多少政治上的好处。”[9]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认为对外援助是为霸权国家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工具。[10]

理想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等[11]理想主义一个共同特点：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不仅在民族国家内能发挥良好作用，在民族国家之外、在国际社会甚至全球社会中同样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理想主义认为，源于普遍正确的抽象原则的理性和道德的政治秩序可以实现。”[12]从人性观来看，理想主义以理性人作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人的这种理性具有普遍性，因此它能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国际社会中起作用。不论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它们都不认同现实主义的人性假设，现实主义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不存在真正的利他行为；而它们认为人利己和利他并不一定根本对立，利己和利他可以调和，甚至利己和利他是密不可分的。从利益观方面来看，现实主义往往认为国与国之间是根本对立且不存在共同利益；理想主义则往往认为国家之间存在相互利益和共同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从道德观方面来看，理想主义不同于现实主义，它不认为国际社会只是一个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的无序的无政府社会，它认为即使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但是也并非没规范和秩序可言，它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普世性道德规范，强调国际社会的合作性与互利共赢。基于以上基本观点，理想主义对外援助观因此往往强调援助相互获益。它从相互依存的角度，认为“对外援助实际上带有互利、互助、互惠的色彩，即富国应该帮助穷国，穷国只有靠国际共同体的援助才能摆脱贫穷；随着穷国开始发展，变为更强的贸易伙伴，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它们将给发达国家出口提供新的市场，从而使得双方获利”[13]。此外，这种对外援助观认为“对外援助是将本国价值观与社会力量投射到海外的过程，提供援助是为了增进正义”[14]，因此在对外援助实践中往往附加一些政治性或价值性条件。因此这种理想主义的对外援助观也常被人诟病，尤其激进主义对它的隐性控制和霸权逻辑的批判。

激进主义坚持批判和解放的立场，从思想来源来看，它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现当代表现为新马克思主义等。激进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持批判立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国际扩展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从人性观方面来看，激进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性是一种物化、异化的人性，人性受到资本主义逻辑的宰制，追求资本价值是资本家人性的显著特征。从利益观来看，激进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隐性剥削和宰制的利益观，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把自身利益置于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隐性控制和剥削基础之上。

从上面三种对外援助观的哲学基础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抑或激进主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强调是合理的，一般来讲任何对外援助都不应该是损己利人的；理想主义突出理性的价值和社会性，也是合理的，一般而言，这种凸显对外援助的理性与社会交互性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激进主义对现实中西方对外援助和“南北援助”模式的批判也是有道理的，西方对外援助附加的政治性等条件往往隐含着霸权逻辑和不平等的关系，而且激进主义对外援助观的正义取向也是很值得尊重和倡导的。虽然以上三种对外援助观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但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现实主义由于基于敌对性的人性恶观和单子国家哲学观，因此过度夸大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只看到国家间的利益对立和纷争，而看不到国家间的利益互存与共同利益，因此强调对外援助只是获取自身国家利益的工具，而看不到对外援助的伦理性，更看不到对外援助是履行国际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理想主义主要基于人性善和人的社会性，强调人理性的普遍性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因此容易把本国的地方性知识上升到全球普遍性从而蕴含着文化霸权，这一点从“南北援助”模式，尤其是20世纪末的对非援助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了。理想主义援助虽然强调人道主义，但在对外实践中容易扭曲和变形，甚至正如激进主义所批判的那样，打着人道主义幌子，干的却是新殖民主义的事。激进主义的对外援助观虽然追求国际正义，但往往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哲学和国际社会观作为基础来建构新的对外援助观。而以国家共在为基础的哲学观恰恰能为建构这种新的对外援助观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