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之美好：遵循理性而生活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史，“人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在一起？”只有人类才会思考的这两大终极问题不仅以有形的方式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外在器物中，而且更是深深地萦绕于人内在的精神生命中。何种应当？西方文明基于理性的价值传统，所谓“应当”就是人要过善的生活，而善就是遵循理性的指导去生活，应当的价值目标就是人在理性的指导下去追求对人类有益的东西，使人获得美好而幸福的生活。由此，西方文明对理性的强调使其走向了以理性为主导的文明路径中，同时由于情感作为人性基本内容之一，情感又始终以受理性引导、克制的暗流形式贯穿于整个西方精神文明史中。
西方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方式表现为与血缘氏族制度相决裂，这一过渡方式直接基因式地决定了理性在其文明中的绝对地位，因为人要从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同一性中解放出来，首先需要以理性的别异性使个体挺立出来，同时由于人的“类”本性，人又有追求同一性的价值诉求，因此又需要以理性建构形式普遍性和绝对性的“一”。因此，古希腊哲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论证人对善的追求，始终都重视理性的发挥和其在道德哲学中的绝对意义。认为人类只有依托理性才会走向真善美。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认为一切正义的、共荣的和好的行动，都是遵循着理性、明智而做出的，一个人要获得德性，就首先必须有关于道德行为的知识。继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把理性追求绝对性、形式普遍性的哲学本体功能推向了极致，他提出“理念论”，认为只有理念世界才是客观真实的，人要过上美好的生活，获得永恒的价值，必须以最高的理念——善指导自身的言行。他还强调，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理性控制了情感和情欲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个人幸福的获得还是“我们能够幸福地在一起”都离不开最高的理念——善的支撑，“没有一个城邦比暴君统治的城邦更不幸，也没有一个城邦比贤王统治的城邦更幸福；没有一个人比暴君型的个人更不幸，也没有一个人比贤王型的个人更幸福”[3]。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使西方精神文明的理性传统更为系统化，他把至善和幸福作为其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认为至善就是幸福，而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以理性做统帅，“合乎德性的活动所导致的快乐比任何其他快乐都更美好、更高尚、更令人快乐。而最美好、最高尚、最快乐的东西就是幸福”[4]。“德性是一种决定我们的情感和行动的品质，这种品质处于一种相对于我们的中道之中，而这种中道参照伦理性加以确定。”[5]古希腊伦理学以理性作为人类追求美好的动力，而理性的本质是别异性，其转化成的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前提是把人和世界处于对立之中，其所建构的人类精神世界基本上展现为一个具有更紧张、差异和矛盾的文化结构。如何化解紧张、差异和矛盾？古希腊理性精神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试图按照中道原则，以至善为终极价值目标，而建立起一种美好的、对称与和谐的人类世界。
古希腊理性精神无论把理性置于何种最高地位，但是其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柏拉图建立的“理念世界”虽然超越于现实世界，但是他的后继者亚里士多德又把柏拉图的“理念”从抽象中拖入到现实的具体中，“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相反，既不拿唯心主义的理念来骗人，也不主张禁欲主义。他从现实的实际生活出发，主张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是在追求某种目的，是在实现某种具体的善”[6]。但是，现实世界和人的现实生命本身毕竟是有限的，同时人作为有精神的存在，又有追求无限的本质和要求。古希腊理性精神执着于对象性的认知，努力掌握外在世界的形势和规律，而难以从内在层面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对无限性的价值诉求。由此，继古希腊理性精神传统之后，西方的精神文明传统又走向了具有超越性的宗教型文化，“西方文化有两个传统，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超理性精神，虽然并存，却在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立和辩证关系。理性化和超理性化就变成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途径。理性化的方式是外在化，是把一切变成外在关系；超越理性化把所有变成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7]。“上帝”超越具体的“理性”成为世界的根本。以“爱上帝”作为绝对的信仰，西方宗教文明在解答“人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两大问题时，走向“爱上帝”“信仰上帝”“希望得到上帝的眷顾”成为回答这两大追问的终极答案。人之幸福的实现、人类美好世界的构建就是一切都以“回到上帝身边”为终极价值目标。那么，人应当如何过上好的生活呢？我们如何幸福地在一起？就是每个人都要具有源于“上帝之爱”的博爱精神。由此，在超理性的西方宗教文化中，理性与情感获得合一，不过，“上帝”作为“理性”之绝对性的人格化身，理性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源于宗教情感的博爱精神在西方文明中却产生了深远影响，“爱”的理念成为西方人追求美好、和谐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西方人理性化情感的基本精神形态。
在神学的统治下，“理性”绝对地服从信仰，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遮蔽了人性在现实世界的光辉。到近代，随着文艺复兴“人本”反对“神本”的胜利，理性又重新获得独立和尊重，同时现实的人从基督教纵欲主义的禁欲主义解放的过程中，人的情欲和情感需求进一步得到肯定和发扬。因此，到近代，古希腊理性精神和源于宗教的非理性精神共同集中在西方人身上，这两种精神在西方的精神世界中发生着激烈冲突，其集中表现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较量。不过在这种对立中，理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对西方的积极影响就是使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和外在社会制度建设上获得了充足发展。因为西方的理性精神更为重视认知理性的发挥，由此人的实践活动更为重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活动。但是人作为有精神的生命存在，其精神追求始终致力于超越有限的物质世界和有限的现实生命而追求具有无限性和美好性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而这一追求的实现要依赖于主体的挺立。康德伦理学在西方精神史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人作为“理智主体”，进而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性。康德把理性作为其伦理学的基础，认为人遵循理性立下的准则去行动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本途径，尽管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问题，但是他提出的“只有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凸显了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深远意义。但是康德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挺立，其对“绝对命令”的强调使其道德思想走向了绝对主义，而在解决“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基于康德道德的这一理论缺陷，黑格尔从精神哲学的角度出发，使伦理—道德获得了辩证统一的精神形态，其对理性极为推崇，认为理性是人类所共走的康庄大道，把理性主义推向了巅峰。
西方现代社会在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独霸的现实中，理性之别异性的极端发展，使西方人陷入碎片化的精神境界中，如何从碎片化走向伦理性的整体，是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困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