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儒学有两次发展高潮，一是汉代，二是宋代。自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至宋代，儒学划时代的新发展，即为新儒学，通称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宋学博大精深，涵蕴广大，学派众多。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文化思潮，有其酝酿、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进程。这与唐宋之际和北南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

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儒、道、佛诸家思想相互对抗又互为融合，以及民族矛盾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该时代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综合与概括。本文拟就此作较全面的考察。

一、新儒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自中唐以降，尤其是两宋，为我国中世纪变化最大的时期。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写道：“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承上启下的新起点。如果说，唐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宋代则显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时代。从整个宋文化上言是如此，就宋代新儒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而论更是如此。

在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下，新儒学的勃兴与下列诸因素密切相关。

（一）新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

其一，宋王朝的政治需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中央集权，文德政治的需要。赵宋开国伊始，为防止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集兵、政、财、文大权于中央。同时，尊孔崇儒，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诸贤神像，强调武功克定，须文德致治。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读经祭孔，称儒学为“帝道之纲”等等，无疑促进了儒学的向前发展。二是重建纲常的需要。赵宋王朝虽是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战争，但以往社会分裂和混乱，造成固有伦常破坏，道德沦丧，人们无法遵循，且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准则。这就急需借重于儒者来重建纲常，以维护统治秩序。三是“尊王攘夷”的需要。赵宋虽统一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但却不如大唐帝国那样一统天下。先是在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朝，继而在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其后女真崛起，建立金朝，灭辽攻宋，与南宋对峙，最后又有蒙古的威胁。民族矛盾和斗争严重存在。欧阳修说，“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因而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宋儒研究的热门，传注最多。“尊王攘夷”，维护大一统，是当时政治需要的热点。四是要求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改革需要。宋朝官僚政治体制造成的弊端，至真宗后期业已暴露。仁宗时，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愈益高涨，这对儒学向通经致用转变，讲求实际，适应革新需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高宗赵构说“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爱结天下，此朕家法”，其设施之详可见于世。这包含了广泛的内容。此一政治大气候，即有利于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其二，社会巨变的有力推动。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宋初以来，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一是门阀士族地主下降，庶族地主上升，地主阶级上中下各阶层关系都有所变化。二是因土地买卖之盛行和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加速，出现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剥削关系，形成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客户（劳动者）与主人（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平等，过去人身依附关系变为双方自愿、来去听便的契约关系。三是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从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种典章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出现了深刻的变革。如“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科举考试强调公正性，相对抑制势家独占科名，一般地主和自耕农子弟登第入仕者多。这些，大大促进了社会流动，公开竞争，以及人们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反映在下层，农民的“均平”要求，体现社会阶级对抗的新特点；反映在上层，士大夫自由议论成风。新儒学的出现，即是社会巨变引起的有力推动。

其三，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的有利条件。宋代整个社会普遍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求学，蔚然成风。学校教育（官学、私学）的发展，特别是书院之发达及其独特的讲学模式，大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研究与繁荣。与此相联系，宋代科学技术也很发达，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尤其是活版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都在这个时代完成，其他诸如天文、数学、医学、农学和建筑等各类工程技术均有超越前代的进展。科学昌明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为宋儒进行学术创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宋儒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形成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

（二）疑古思潮与儒学复兴运动

疑古思潮与儒学复兴运动是宋代新儒学兴起的两大巨轮，交相为用，向前推动。它集中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术进步的一大趋势。

其一，关于疑古思潮。儒家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治国之学。不可否认，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潮。但东汉以后，经学向训诂方面演变，特重章句注释。汉儒治经，不论今、古文，都是笃守师说，不敢说半个不字。自汉经魏晋至隋唐，经学注释烦琐不堪，分文析字，死板僵化。唐初，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仍袭此家法。他写《正义》是用来解释传注的，但不敢与传注有出入，这叫作“疏不破注”。他把今文、古文、郑注、王学统一于《五经正义》，作为定本，实际上更束缚了儒学的发展。不突破这种束缚，经学便没有出路。这正是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落的原因。

有识之士不满这种状况。自中唐以来，先后有学者提出疑义，先是“舍传求经”，后则发展为疑经、改经、删经。这个疑古思潮虽始于中唐，但至宋初《五经正义》仍在沿用，学术风气沉寂。真宗时名士贾边参加礼部试，因对《当仁不让于师论》作了新解，与注疏异，即以“特立异说”被黜落。自真宗后期、仁宋朝开始，学风转变，才从“疏不破注”突破为“舍传求经”，进而由疑传到疑经，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众多，诸如范仲淹、欧阳修、刘敞、孙复、石介、王安石、司马光、李觏，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既是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文坛领袖。在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很突出的。欧阳修早在景祐四年（1037）所撰《易成问三首》，就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其后，著有《易童子问》三卷，用问答方式提示疑古思想，系统论证《系辞》、《文言》、《说卦》均非孔子所撰，有破有立，富有精辟的新解。又撰有《毛诗本义》十六卷，对《诗经》之《小序》真伪提出怀疑，专攻毛、郑之失，阐明自己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道：“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欧阳修还对《周礼》、《礼记》、《尚书》、《论语》、《孟子》，乃至《春秋》等儒家经典提出许多疑问，独创新见，开一代学风之先。苏轼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进士，擅长《春秋》，撰有关《春秋》之著作五种四十一卷（《宋史》作“为书四十卷”）。刘敞解《春秋》是沿着中唐啖助、赵匡等人“舍传求经”的路子而来，但他择善而从，“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自出新意，所训释远胜唐人及同时代的孙复。刘敞是“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最有成就的开创者。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除《春秋》外，刘敞对《诗经》、《尚书》、《三礼》等儒经亦很有研究。所撰名著《七经小传》，更是疑古思潮中影响很大的重要论著。《七经小传》不仅自出新意疑传解经，而且改经就义，以自圆其说，颇有启发意义，开宋学风气。清代《四库全书》馆臣批评说：“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正道出宋学的新精神，说明刘敞的新贡献。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才华盖世，早有通经济世的宏伟抱负。安石认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10这主张要广泛吸取各种知识，有所舍取，“以明吾道”。他说：“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1王安石敢于突破旧规矩，探求新学问，以义理为取舍标准，但求其“理”，以“明吾道”，正是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大原则。他被宋神宗赏识而重用，主持变法，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改革教育与科举制度，培养新政人才；一是加强学术理论工作，为新法探求理论根据。王安石冲破汉儒传注的旧传统，把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亲自主编《三经新义》，撰释《周礼义》。他在《周礼义·序》深刻地论述了它的学术价值。此为王安石新学最重要的著作。王安石撰经义，虽不改经文，亦不讲章句，但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而断以己意（新意）以说经。《三经新义》非但远胜旧疏，阐发新观点，而且颁于学宫，用于科举考试，以行政力量付之实行。从这点上说，王安石新学堪谓宋学初期疑古思潮由孙复、欧阳修、刘敞至王安石，已形成足以改变一代学术面貌的高峰。

宋学诸位学者几乎对所有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都经怀疑的观点加以审视和质疑，重新研究，创发新见。除上述者外，如司马光撰《疑孟》，批评孟子，提出质问。自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非孟与尊孟的论争，绵历一百多年，亦为宋代儒学新发展的反映。

陆游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议经，况传注乎！

王应麟指出：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这种反对迷古、立意创新的疑古思潮犹如春风吹绿了宋代的学术园地，成为推动科学文化向前发展的“发动机”——新儒学兴起的标志。

其二，关于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由中唐韩愈、柳宗元开启的古文运动，至宋初成为宋人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盛行骈文艳丽的文风，倡导诗文革新的先导。此谓古文，即散文。韩、柳等唐代古文家固以传道为己任，且倾慕于古文的写作技巧，故倡复古文。宋初，先是柳开，接着是石介、穆修等人，他们继承韩愈的古文传统，开北宋复古文之风。柳开说：“文章为道之筌。”古文是儒学传承和传播的工具，不能不注意。石介反对西昆体，更强调这个观点。他们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是为文学革新的先驱。在革新初期，真正在散文写作上取得成就的是王禹偁。王禹偁的古文“古雅简淡，真宗以前，未有及者”，很有特色。北宋中期，与疑古思潮相“犄角”，古文复兴运动出现了新局面。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一面旗帜。他主张“文”与“道”并重，“道”是金玉，“文”是金玉发出的光辉。欧阳修的古文很有独创性。他熟练地运用散文写议论、讽刺、批判乃至抒情的文章，自立新体。“修之文章，遂为天下宗匠”。苏东坡说：“士无贤不肖，不谋面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与欧阳修同时代，稍有先后的古文家有：范仲淹、苏舜钦、宋祁、司马光、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宋代古文家从一开始即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欧阳修更明确主张“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以载道”，即以古文作为载道的工具。古文运动以明孔子直到韩愈的儒学之道，而儒学又给古文运动以新鲜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表面上是两回事，实质上是一回事，古文运动是使古代哲学获得新生命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在与骈文辩论、同佛老斗争中发展起来，并直接为革新政治的现实斗争服务。这与新儒学的兴起关系极大。

（三）儒、道、佛诸家思想的融合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随着佛教经典著述的大量翻译和传播，至南北朝大为兴盛，且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及此前的道家和儒家思想互相糅杂。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即有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的趋势。不过，那时主要表现为儒、佛并存，佛、道并存，或儒、道、佛并存，又各自独立，互不相混。由于汉儒特重章句之学，烦琐哲学使之僵化，有碍发展；而佛、道两家却乘机有较大的发展。

到唐代，佛、道两家的教义和有关学说都盛行于世，其声势凌驾于儒家之上。中唐时，韩愈以儒家正统自诩，既排斥佛老之说，又受佛教内部那些“定祖”和争“道统”的影响，撰写《原道》篇等论文，具有徒摹佛教而为儒家明确道统和“定祖”的双重意义。李翱写《复性书》，亦是为了与佛、道争夺思想领地。但韩、李搬用儒家这一套还未自成体系，不足以与佛、道相抗衡。唐以降，儒、道、佛三家既相排斥，又互为融合，但只有到宋儒才完成新的学术体系，形成新儒学。

其一，从儒、佛关系上看。佛教传入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儒家思想既相对立又相沟通，魏晋以后则趋于融合。从总体上说，这是大趋势。在大趋势下，佛教内部各宗派出现了逐渐融合；佛与儒之间，出现了佛教大师与儒家学者交往密切的关系。接着，是佛教方面的高僧援儒入佛，融合儒、佛。例如，天台名僧孤山智圆，与西湖隐士林和靖是好友，孤山著有《闲居编》五十一卷。在《闲居编·序》中，智圆自称“好读周、孔、扬、孟书”，自号中庸子。他说：“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仅妄归真，俾千变态，复平心性，释有焉。… …”认为合儒、道、佛为一，才是真正的“道”。智圆提倡《中庸》，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光作《中庸广义》之前。陈寅恪先生说，智圆“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又如，云门高僧契嵩，与欧阳修、陈舜俞、苏轼均为好友，契嵩所撰诗文、杂著，后人编为《镡津文集》二十卷，大谈孝道、皇极、中庸，宣扬儒说。他认为，佛与儒均有益于治道；佛、儒皆为“古之圣人”, “心同而迹异”；佛家的“五戒”，即儒家的“五常”。契嵩是沟通儒、佛的重要人物。这两个例子说明，佛、儒之融合和新儒学的诞生，已有很有利的客观条件。

其二，从儒道关系上看。“道”，包含道教以前的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宋代儒、道的融合，主要是与道教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道：

及乎北宋，此种融合儒释之新儒学，又有道教中一部分之思想加入。此为构成新儒学之新成分。

陈寅恪先生在对该书的审查报告中亦很强调这一点。

大体上说，宋代儒、道之融合，主要表现为三：一是主张三教虽分，“道乃归一”的观点，如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的《司真篇·序》，即是例证。二是道教吸收儒家思想，如南宋道士白玉蟾的《无极图说》，实际上是《道德经》与《周易》的混合物。他的思想实为道家、儒学和禅宗等思想成分的糅合。三是儒家学者吸取道教的一部分思想，如范仲淹、周敦颐、邵雍等人都受过道教思想影响。这一点，以往有的学者认为范、周等人是儒家正宗，不受道、佛思想影响。其实，毋庸忌讳。道教思想亦确有其合理的内核。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思想渊源很复杂，但就民族性言，它更易于与儒家相融合，有些思想成分甚至是同出一源。所以，宋儒在与佛、道抗争中，重点在辟佛。不过，辟佛的同时，也吸取其有益的思想成分。

其三，从儒、道、佛三者关系上看。由于佛、道的兴盛，刺激了晚唐以来许多儒家学者萌生一种意识：要把儒家独尊的地位重新恢复起来。于是，有人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选出《大学》、《中庸》，就前者阐明治学和治国经邦的程序，就后者吸取其抽象的义理以与佛、道相对抗；也有人专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把佛、道都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更有人致力于佛、道两家以及法家学说的钻研，然后援法入儒，援佛入儒或援道入佛。其目的是要重振儒家学派，使其能凌驾于佛、道之上。而要达到此目的，首先就需要把儒家的学说加以丰富、充实。援佛、道以入儒，或援名法以及诸子百家以入儒，都是围绕这个目的。经过长时期与佛、道相互抵排，斗争和交融，遂使“宋代的儒家学说真正蕴有了内圣外王的内涵，到达了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这就是宋代的新儒学。

综上所述，儒、道、佛诸家思想的融合，始自南北朝，经唐代，至宋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宋王朝力图糅合三教，是顺应这种必然趋势，而且促使这种趋势更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儒学的学者们，才有可能以儒家为核心，出入佛老，包容百家，开创自己的学术体系。

（四）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

宋代新儒学之形成，标志着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完成。其开创者谁？以往论者因循旧说，以理学代替宋学，又把周敦颐、二程奉为宋学开创者。真正的宋学开创者和奠基人，却成为理学的“附庸”而存在。对此，学术界有不同见解。笔者以为宋学的开创者当推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范仲淹不仅是北宋首次政治革新——“庆历新政”的领袖，而且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在政治上、文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或因此为人们所疏忽。究其根本，范仲淹的政治、学术、文学实为三位一体，正体现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钱穆先生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可追溯至中唐的韩愈。韩愈的名著《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即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是其主要者。因为要改变士风，陶铸人才，开拓学术新天地，关键在于学校教育。一般所说“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即传此道，是开宋学风之始。诚然，上述三先生和欧阳修等人，是活跃在北宋中期宋学勃兴初期的代表人物，但最先登上历史舞台，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者，应是范仲淹。

其一，从偏重于教育方面考察。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应晏殊之聘，掌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在此书院讲学期间，“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孙复始游范氏之门墙，即在此时。当时，孙复为奉养老母，极为困难。范仲淹给予接济，又给他一份月薪三千钱的学职，使他能安于学。孙复及其高足石介等人在范仲淹领导下开义理之学的先声，为新儒学（宋学）之兴起开辟前进的道路，从这时（天圣五年）就开始了。范仲淹到苏州创州学，又请孙复去讲学，后来范仲淹还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在太学任教。孙复成为著名教育家，得力于范仲淹的提挈。胡瑗在苏州办私学，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时为知州）聘胡瑗为州学教授，次年又向朝廷推荐胡瑗参定雅乐。庆历四年（1044）宋政府建太学，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著为“太学令”。可以说，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推行于全国，首先是范仲淹推荐之功。《宋元学案》卷一《安定（胡瑗）学案》，卷二《泰山（孙复）学案》，均列高平（范仲淹）为“讲友”，而卷三《高平学案》则按：“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而高平实发原于睢阳戚氏。”这充分说明，范仲淹对宋学之兴起有绝大的贡献。

范仲淹从一开始，就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有其独到的见解。范仲淹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初任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司理参军时起，就注意延揽人才，创办教育。此后他在南北十几个州郡担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首重兴学。例如，在广德、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邓州、杭州等办学，原有州学的，扩建宿舍，增强师资，整顿学风；原来没有学校的，开始创办。无论是在通都大邑或贫困山区，或荒凉边塞，无论在政事纷繁的年代，或是戎马倥偬的岁月，他都孜孜不倦地兴学育才，办学成绩卓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提出“精贡举”、“兴学校”，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考虑，作为革新政策的立足点。可见，他不是为教育而教育，是把改革科举与教育同革新政治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这正体现“宋学初兴，注重教育精神与师道尊严的风气，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的新特点。范仲淹是宋学的开创者，又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位把重视教育与革新政治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的政治家。庆历兴学是宋代学校之启蒙，范仲淹是兴学的倡道者。

由此可见，两宋学术文化发达，英才辈出，群星灿烂，追溯其本，实由范仲淹倡道兴学育才，以开其端。这与宋学之勃兴密切相关。

其二，从推进儒学及其学术思想上考察。如上所述，学校教育是培养宋学的温床。全祖望写道：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兴学育才、奖掖后进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推动当时士风、学风的转变，从而推进宋学的发展，均有先导之功，他们在宋代学术发展史上是关键人物。《宋元学案》列胡瑗、孙复为宋学开宗，而在《胡安定传》与《孙泰山传》之前，都冠以“高平讲友”，胡、孙两人与范仲淹关系密切。上面提到，胡瑗的教学方法及其在教育上的成就，全赖范仲淹多方扶持。孙复从一个穷秀才到成为一师，更是全靠范仲淹的帮助和激励，还授以《春秋》之学。另外，北宋一位讲究实际的学者李觏（李泰伯）聚徒讲学，从学者常数十百人，他善论《六经》，很有学问，也是靠范仲淹的举荐，才入太学任助教，后为直讲。其有关经术文章，皆因范仲淹的赞许而推广。不仅如此，范仲淹对关学开创者张载授以《中庸》，对张载等人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

范仲淹不仅提挈后进，推动新儒学发展，而且自己在从政之外，亦从事于讲学和学术研究。他“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士多出其门下”。《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传授表中，除其四个儿子外，列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等为其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为“讲友”，韩琦、欧阳修为“同调”。这些都是名重一时的儒士学者，或为当代军国名臣。朱熹在谈到宋代学术渊源时说：“本朝道学之盛，岂是衮缠？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敦颐）、程子（程颐）、张子（载）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诸公。”

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等一批教育家、思想家，他们研究《易》、《春秋》和《中庸》等经典作为治学的根本，此实开濂、洛、关学之先导。同时，范仲淹本人在学术思想方面亦造诣很深，其著作对宋学之勃兴实有开创之功。传世的《范文正公集》中收入有《易义》、《蒙以养正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天道益谦赋》、《水炎不相入而相资赋》等《易》学论著，还有其他诗、文，都充分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易兼三材赋》（自注：“通彼天地人谓之易”）为例，足以说明范仲淹的学术思想。

综上所述，范仲淹是宋学开创者为无疑。元代学者李祁写道：

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

范仲淹不仅是开启宋代学风的核心人物，而且是倡导“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代士风的第一人。朱熹在谈论振作士气时说：“… …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推崇范仲淹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从儒学的角度看，范仲淹一生的最大成就，应当是他对学术的贡献，为宋学之勃兴开新启后，扭转一代的风气。

二、新儒学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

新儒学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形成。从学术渊源所自，“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它深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指出：中唐的韩愈是“开启后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的重要人物，“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新儒学，包括宋学及由宋学衍生出来的道学（宋室南渡后兴盛起来的理学）。新儒学是以儒家为宗，吸引佛、道诸家思想的有益成分，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体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它是两宋社会、经济、政治诸多因素相互交融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富有时代精神。其研究主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一）新儒学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下述四个阶段。

其一，酝酿（或为准备）阶段。宋学的产生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形成的，在11世纪20—30年代儒学复兴、宋学开创之前，早已有些先驱者在摸索着。例如，孙奭、邢昺等奉敕主持《周礼》、《论语》等七经义疏的校定工作，尽管他们所作正义与其后的义理之学有距离，但已开始与汉儒之传注有所不同，是对旧儒学的一种改选之尝试。此应视为宋学酝酿阶段的开始，时间约自真宗咸平二年（999）至仁宗天圣以前。

其二，开创阶段。自仁宗天圣（1023—1032）至庆历（1041—1048）之前。其代表人物为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开端引绪的创立者当推范仲淹。

其三，大发展（或为繁荣）阶段。自庆历新政（1043），至神宗熙丰年间（1068—1085）。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石、司马光、张载、三苏、二程等。他们代表着不同学派，王安石新学占主导地位。

其四，演变阶段。自哲宗元祐（1086—1093），尤其是从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至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宋学趋向沉寂，由宋学派生出来的道学（理学）趋于兴盛。主要代表人物有：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陈亮等浙东事功学派与之对立。理学由鼎盛逐渐走向极端，至南宋后期又有所变化。

（二）新儒学的主题

新儒学的主题在其本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从总体上说，新儒学研究的主题，自范仲淹研究《易》学，开创宋学开始，有一个共同点是：探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的法则，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比附人类社会，用以论证伦理纲常；不讳言“天命”，但强调“人事”之重要，为赵宋王朝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这是一个总题目，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命题。

具体说，在宋学开创时有两大主题：一是要复兴儒学的独尊地位，力求突破汉儒以来寻章摘句的烦琐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推进探索，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的新风貌。二是宋学不仅要在经学上树立与汉学相对立的义理之学，而且要从儒经中寻绎出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方案，力求经世致用。范仲淹最早提出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勇担天下的重任。这种“自觉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而由范仲淹呼唤出来。此即范仲淹的伟大之处。范仲淹、欧阳修所撰的许多论著，李觏以《周礼致太平论》为题的五十一篇文章，以及范仲淹向朝廷推荐李觏的二十四篇文章，都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想寻找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种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对现实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内圣外王”四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宋学家们既重内求，又贵实用，特别讲求的主题——力求实践的最高理想境界。宋学所谓内求，既是指自我内心修养的追求，又是指对经书内在思想的体认，尤重于那些经书已经提及而尚未展开论证的命题。这闪烁着学术思想的新曙光。

宋学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二者是并重的。宋学由开创阶段至庆历后、熙宁前后进入大发展阶段，自王安石开始，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方面深化，即关于性命道德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这个主题仍不离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这个基本点。宋学进入大发展阶段，许多学派所论证的理论命题，诸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有关论著，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宋学转入演变阶段，南宋理学兴盛后，这个“内圣外王”便向内省方面倾斜，专讲求修养身心性命之学，“终于百事不理”，走向极端。所以，从广义上说，道学（理学）也可以谓之新儒学；但理学与宋学不能相等同。新儒学的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命题。不能以后者去涵盖前者，反之亦然。

与此有关，有三点需要说明：

其一，关于“内圣外王”的实践问题。宋学注重实际，讲求“通经致用”。要实践“内圣外王”这一最高理想，自然可以有多种实践形式。著书立说，应用于社会现实中去，这也算是一种实践。但要实现“内圣外王之道”，既要成德，又要立功，而立功就只有走上政治这条唯一的道路。因为儒生们纵使有满腹经纶，有天大的才能，不把他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他只能怀才不遇，发挥不了作用。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怀才不遇，始终无法实现他的抱负和理想。孔夫子提倡“学而优则仕”，通过“仕”而行儒家之道。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封建的中国只能走此路。宋学家们都是积极奔上仕宦之道，力图实现自己的抱负。范仲淹、欧阳修如此，胡瑗、孙复、石介等人，亦不是“隐者”，只不过各人的境遇不同而已。李觏写了很多论著，范仲淹称其才学为“非常儒”, “也是一位注意政治的人物”，但未曾在政治上得志，仅以教授“自资”。胡适先生说李觏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就王安石而言，他是一个才华盖世的鸿儒，早在仁宗时上了《万言书》不被采纳，起不了作用。其后，他以才学获得神宗的常识，擢为参知政事，当上宰相，进行革新变法，才得以施展其宏伟的抱负。范仲淹、王安石走上政治舞台，成为宋学家们实践“内圣外王”的范例。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和治国方略，不论其是否实行、是否成功，在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其二，关于宋学与理学。萌发于唐后期而至宋勃兴的新儒学——宋学及其后派出的道学（理学），是从经学侧面演进而来，为汉学的对立物，是儒家的新学问。它是宋儒特盛之学，为两宋学术思想的主体。然而，以往论者常以理学代替宋学，又把理学说成从一开始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对此，邓广铭教授撰有专文，作了分析论证。漆侠教授所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又作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宋学研究的新见，此不赘述。理学是从宋学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两者应区别开来，不应等同起来。这里讲的理学即道学。道学这个名称，是宋朝本来就有的，并非元代修《宋史》立《道学传》的人妄造的。冯友兰先生列举八条材料，其实可证之资料尚多。冯先生之说为是。据考证，道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学者王开祖，比程颐早三十多年。《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列王开祖为“安定同调”，开祖本传谓“先生见道最早，… …是时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徕、古灵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实遥与相应。”道学、理学这两个名称，自清朝以来，已相互通用。理学这名称出现较迟，南宋《陆九渊集》、张栻《南轩文集》都有理学一词，其他南宋文集也有。本文所讲道学、理学均指宋学派生出来的一个学派。我们不赞成在名词定义上兜圈子，主张从史实出发作实事求是地研究。理学在开始时也是一种进步。宋之理学与明、清时期的理学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其三，关于新儒学与自然科学。论者或以为新儒学所讨论的无非是性命道德之学，与自然科学无关。这是很大的误会。宋儒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和贡献同样是很突出的。例如，燕肃就是精于天文、机械、历象诸学的专家。苏颂“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身为宰相，又是一位富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欧阳修的名著《易童子问》，既是疑古创新之作，又包含了对天文、地理等很多自然现象的探索和研究。又如邵雍被后人误认为不懂科学的“老古董”。其实，邵雍是宋儒中对自然科学研究用力最勤的学者之一。所撰《观物内篇》（《观物外篇》为其弟子记述），就是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观察的记录。他所发现和阐发的理论，有的与近代科学相接近；有的把自然现象与他的象数学作荒唐的比附者，另当别论。再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本人和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能工巧匠，在天文、数学、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矿物、机械、建筑、冶金、印刷、医药、水利、指南针等多方面的新发现、新创造。郑樵《通志·二十略》中，有许多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和研究成果。朱熹著作中，对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索亦所涉甚广，且有卓越的见解。总之，宋代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视和他们取得的成就，是超越前代的。宋代学者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延伸到致力于探索宇宙真相的各种问题。这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是光彩夺目的。现存数百种宋人文集、笔记，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技史资料宝藏。宋代科学文化之发达，对新儒学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三）新儒学的学派

自天圣至庆历前，以范仲淹为首开创的宋学开赵宋一代学术之新风。而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开始，历经嘉祐（1056—1063）、治平（1064—1067），至熙丰年间（1068—1085），宋学进入了大发展阶段，或称繁荣期。在此期间，门墙林立，学派纷呈，出现了宋代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有下列各派：

其一，王安石新学派，或称荆公新学，亦谓王学。荆公新学独树一帜，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王安石之外，其代表人物有王雱、吕惠卿、陆佃、蔡卞等。从学术渊源上看，新学是熔儒、法、佛、道于一炉的新创作。尽管《宋元学案》把新学编于卷末，称之为“略”，不曾给予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新学的历史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提高了，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二程和程门弟子杨时等把攻击目标对准新学，正说明唯其视之重，才更贬之刻。新学随着北宋政争而兴替，几经崇黜，历六十多年才被禁废，充分显示其特色和生命力。邓广铭先生所撰《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对此有详尽的论证。新学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它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

其二，司马光朔学派，或称温公学派。司马光（1019—1086）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很有思想深度。他创立朔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司马康、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等。司马光对宋学及其后道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贡献的。程颐说：“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朱熹曾把司马光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列为道学六先生。而在《伊洛渊源录》中，朱熹为抬高洛学，叙道统，又把司马光删去。据说胡适先生在北大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曾认为“理学之开山祖师”是司马光。其实，司马光与邵雍、张载、二程虽为“讲友”、“同调”，但从学术思想上看，司马光与他们是不同的。宋人说，温公之学“成于脚踏实地”。他是务实的学者，体现宋学的实用精神。这种精神，后来为南宋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扬。司马光的新史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是当时新旧党争的核心所在。所以亦有人称司马光之学为史学派。

其三，苏氏蜀学派。蜀学在宋学发展中是独具特色的一个学派。创于苏洵（1009—1066），发于洵子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除三苏外，其代表人物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王巩等。三苏及蜀学派其他代表人物多向文学方面发展，但蜀学派中的秦观却认为把蜀学之贡献“止于文章”，这不是尊崇而是贬低。秦观意在昌明苏氏在学术、政治方面的贡献，似亦为蜀学争“道统”（学术地位）。从三苏等人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而言，亦确有其成就，应占有一席之地。苏氏蜀学，说他们是纵横家者流，实与战国策士根本不同；说他们是道士，却是热心政治、忠诚激发的名臣，非“隐者”；说他们是“禅者”，却又是庙堂中的“老庄”。实在不可以一格绳之，而自成一格。此为宋学中异样的鲜花，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异军特起，反映宋学学派中的异彩。

其四，张载关学派。张载（1020—1077），陕西凤翔郿县人。因在郿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张载“关学”是当时正在形成的道学中的一派，未有“理学”之称。张载的思想渊源，历来有不同说法。程门弟子，包括张载的学生后事程颐的吕大临，都说张载的道学思想源于二程。其实，这是程门弟子为争道统或讨好二程（如吕大临）而编造的。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年长十二三岁，属于长辈。所谓“必资于二程”，与事实相背。范仲淹授张载以《中庸》；张载出入释老，反求之《六经》，立大体，斥异学，自成一家。“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冯友兰先生称其为道学中的“气派”。张载关学注重“学以致用”，又重视以自然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论，形成它的特色。张载效法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突出体现宋儒追求真理的新气象。

其五，二程洛学派。程颢（1032—1085），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后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兄弟，河南洛阳人，亦称大程、小程。二程洛学门人众多，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时、刘绚、李籲、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尹焞、胡安国等。

二程道学（洛学）从宋学衍生出来，始于熙丰年间，至元祐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在大程去世后，主要是小程之推动与发展。实际上，在二程生前，其洛学并非显学。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二程与王安石的某些论点原有相似之处，二程极力抨击新学，主要出于党争之偏见。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始，二程洛学被不断拔高，实为争其道统地位。二程洛学是接过唐儒韩愈的道统论，以道统的传人自居的。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反映二程学术思想的共同点。而同中有异：程颢强调“传圣人之学”即“传圣人之心”, “传圣人之心”，就是“传己之心”，显露心学的端倪；程颐突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天下只是一个理”。大程讲“有我”，小程说“无己”。这个分野，在北宋不明显，互为补充，实开南宋心学、理学两大派系之先河。

其六，周敦颐濂学派。周敦颐（1017—1073），宋道州营县（今湖南道县）人。因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世称濂溪先生。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南宋绍兴四年（1134）朱震在《汉上易集传·进书表》中，说周敦颐的《太极图》传自穆修，又说周之学术传授给二程。朱熹对此第一个表示异议。但朱熹所撰《伊洛渊源录》列《濂溪先生事状》于卷首，如同佛教各宗派“定祖”那样，把周敦颐“定为”道学派的开山祖。其实，此说难以成立。程颐撰《明道先生行状》和朱熹撰《程氏遗书后序》，就没有叙及周与二程的传承关系。全祖望在《濂溪学案·序录》中，更有明确说明周与二程的传授关系并不存在。邓广铭先生《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又作了详细的考证。周敦颐的濂学并非二程洛学所自出，但不等于说周敦颐在宋学及其后道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贡献，更不能全盘否定。有待进一步深入考索。

其七，邵雍象数学派。邵雍（1011—1077），世称康节先生。他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年岁最长。他据《易传》参以道教思想，创象数学派。研究自然与社会，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问题。邵雍之学，荒谬与科学并存。在政治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学术上，对道学应当说是有贡献的。从总体上说，他属于道学，但与二程洛学又有不同。以往对邵雍之研究多半在象数学上打圈子，众说不一。其实，邵雍是值得重新研究、评价的一个历史人物。

上述七个主要学派中，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虽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考察，同属于道学范畴，尤其是关、濂、洛并为道学（理学）一派，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道学的开山祖师当是张载和二程。故新儒学大发展阶段的主要学派可概括为：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三苏蜀学和道学派这样四大派。

三、新儒学的演变与流派

新儒学（宋学）大发展阶段过后，自元祐，尤其从南宋高宗建炎以降，至孝宗淳熙年间，宋学进入了演变阶段。主要表现为：义理之学趋向性理之学方向发展，学术理论研究逐渐与现实生活相脱节，倾向于“内省”上用功夫。宋学走向沉寂，由宋学派生的道学（理学）自熙丰年间开始，至此形成并兴盛起来。这个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继二程道学兴起的学派在南宋分为朱熹（1130—1200）理学和陆九渊（1139—1193）心学两大派系。南宋初年，朱熹、张栻、吕祖谦相鼎立，号为“东南三贤”。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南宋学术思想界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逐步占主导地位，元朝以后变为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与朱熹理学相对立的有陆九渊心学，陈亮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吕祖谦等为代表的婺学（金华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学派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实为介于理学与事功学派之间的温和派）。从宋学演变而来的理学虽处于鼎盛阶段，但已显现出走向极端的倾向，隐伏着内部危机的因素。自真德秀、魏了翁起，至南宋末年黄震、王应麟时，学术思想界又有所演变。整个演变过程，纵横交错，很是复杂。它“同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从两宋社会历史演变中才能寻找宋学的这一内在的深刻的演变。”

（一）宋学演变的诸种因素

其一，急剧变动的政局。北南宋之际是内外交困的时期。自“元祐更化”，王安石新法尽废，新学遭到很大的打击。其后，新旧党争，如翻烧饼，反覆折腾，致使元气大伤，国力衰竭，遂成“靖康之祸”。就边患而言，且不说别的方面，仅北方，随着契丹（辽）的败落、女真（金）的强大，赵宋异想天开地联金灭辽，实际上自身置于金的强力攻势之下，导致徽、钦二帝被挟俘北去，北宋灭亡。靖康二年（1127），康王赵构由抗金名将宗泽等爱国军民拥立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南宋高宗。从这年（建炎元年）五月至次年（1128）五月，宗泽虽通前后二十四次奏请高宗北伐抗金，但赵构畏金如虎，非但不敢北伐，而且节节南逃，一直逃到浙江海中，幸赖沿途爱国军民奋勇抵抗，才保住了赵构的小朝廷。往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与金朝南北对峙，高宗等人更迷恋于偏安江东。这个急剧变动的政局，前者正如金朝降宋徽宗为昏德公，降钦宗为重昏侯时所说，“夏商以来，莫非不仁而失天下”，意为徽、钦二宗亡国被俘，乃是咎由自取。后者高宗赵构则是既要保住皇帝的宝座，又胆小如鼠，逃失了多次抗金北伐的良机，从而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赵构患有“恐金症”，对金一直屈辱求和。同时，又有严重“疑心病”，生怕抗金将领击败金兵，不利于他的求和，更害怕将领们功大、势大，有碍其帝位的稳固。高宗赵构曾对大臣说：“天下幸无事，唯虑士大夫妄作议论，扰朝廷耳。治天下当以清净（静）为本。”因此，重用秦桧之类奸臣，扼杀抗金主力岳飞等人，排斥忠良，只求南宋偏安，便成为赵构等人的既定方针。

在这种政局下，力求通经致用的宋学自然不容于当局而趋于衰落，义理之学蜕变为注重“内省”功夫、专讲道德性命之学就成为必然的了。

其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与宋学之兴起和发展一样，其演变同样有着社会经济深刻变化的原因。南宋袁采所撰《世范》，虽是进行封建道德说教的小书，但其反映的宋代社会有别于前代的新情况，则足以揭示北南宋之际社会经济的激剧变化。如“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富儿更替做”。由此导致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政治、学术思想之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南宋社会经济变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地主阶级力量增强，中下层地主的实力削弱了。据统计，从北宋到南宋大地主占田大约自百分之三四十扩大到百分之五十，中下层地主占田则在百分之三十至二十之间。这是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土地兼并猛烈发展的结果。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南宋政治舞台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如果说，北宋中期宋学家们在政治、学术上的活跃，“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是中下层地主阶级力量的显现。那末，南宋自建立之日至其灭亡，一直是大地主专政，有时表现为权臣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专擅朝政，即是中下层地主力量下降，大地主独占政坛的反映。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无论哪一派的儒家学者，诸如朱熹、陆九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都是不可能的事，最多只能在地方上，忠于州县官的职守，做些有益的事，留下可歌的政绩而已。例如，朱熹在同安、南康州、漳州等地有值得称道的政绩。朱熹早年亦主张抗金北伐，但现实政治和南宋国力的实际状况都表明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后来就不谈此事。这些，集中说明一点：南宋社会经济的变动及其相关的政治环境，已不能向儒家学者们（无论是理学派或事功学派）提供实现“内圣外王”这一最高理想的实践条件和机会。这正是逼使宋学向脱离实际方向蜕变，演变为专讲道德性命之学的客观原因。

南宋社会经济的变动又表现为：占人口百分之六七的地主阶级占有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六七十，甚至七十以上。其中占总人口千分之四五的大地主占田竟达百分之四五十，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占有土地仅是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在百分之三十以下。土地占有的不均，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抗关系，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都以此为轴心而发展起来。反映在政治上则是南宋王朝需要一种有利于大地主专政统治的理论，而力主内心反省工夫的程朱理学正由此盛行起来。

同时，南宋社会经济大变动还有很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南宋社会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发达，在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涌现出一批讲实际、重实效，主张“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 “农商一事”，共同发展，并行相补，而不“相病”的学者，陈亮、叶适等浙东事功学派的兴起正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反映。他们与理学相对立，由此产生学术上的一系列论战。

其三，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因素。宋学家们疑经驳传，解说经义，断以己意，虽不免有臆断之弊，但从当时来看，却具有突破旧框子，开拓新思路的作用，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产物。然而，在宋学大发展阶段，以王安石新学为例，其正面辉煌却亦折射出负面的影子，例如王安石写经义本是富有新意的，是通经致用，为新法服务的。但他为了“一道德”（统一思想），把《三经新义》等颁于学宫，科举考试奉为“标准”答案。久而久之，便逐渐成了固定的格式，到南宋宁宗时期形成一种“时文”（明清两代所行“八股文”的雏形），把秀才变成为学究。这个缺点从王安石时代就开始了。大凡学术，贵在不断创新发展，拘隘片面必生僵化，有碍创新发展。

二程道学从一开始，虽把攻击目标对准王安石新学，但新学发先儒所未发的学术成就，二程乃至后来的朱熹亦无法否定。而新学本身的某些弱点或缺陷，则为二程道学尤其是程门大弟子杨时、胡安国攻击的集中点。例如，杨时所撰《周礼（义）辨疑》、《毛诗（义）辨疑》、《书义辨疑》和《字说辨》（尤其是《字说辨》）等，系统反对新学，我称为“于新学极精”。杨时力排新学，这是程门道学与王氏新学迭相崇黜的具体表现。它既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及其后政争中，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政治主张的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又是北宋中期以来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的论争。从政治上说，杨时把后来蔡京、王黼等人的罪责说成“安石有以启之”，是政治偏见，错误的。从学术上看，杨时为了倡明道学必排新学也是可以理解的。宋学演变阶段，道学（洛学）兴盛，洛学南传和福建闽学道学化，这中间的重要环节就是杨时，他对南宋理学走向鼎盛起了重要作用。《宋史·杨时传》说：“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杨时力排新学开始于北宋二程在世之时，绍兴初年杨时已退休回到福建老家。《宋史》所说，当是追溯道学南传的源流脉络。杨时力排新学，倡明道学，适合南宋高宗的政治需要，这是事实。亦正因此，二程道学（后来发展为程朱理学）成为南宋的显学。至于绍兴五年（1135）三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四十三篇（共为七卷），攻击王安石及其新学，高宗答王居正之问，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之术）。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于安石。”此时杨时年已八十三岁，退居家中，并在当年病逝。尽管高宗的话与杨时前此说过的话相一致，但并不说明杨时依附于高宗的政治主张。其实，杨时是力主抗金，反对割地、求和的。他在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抗金时，还保护学生，谓学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

上述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主客观因素，促成了宋学演变过程中二程系统的道学（即程朱理学）在南宋兴盛起来。演变的关键在于是讲求实际、与现实结合，还是尚空谈、与社会现实脱节。上述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使学术思想家们无法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联系实际，去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而只能退入书斋去著书立说，专讲道德性命之学。从这点上说，是一种倒退；但从学术思想本身，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所阐述那一套自然观、认识论、伦理观、道德论等等，自成完整的哲学体系，无可否认，应当说是前进了，发展了。当然，在发展中从一开始就隐伏着矛盾和危机。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就是为什么二程一系的理学在南宋特盛起来？如众所知，二程在张载、王安石面前，都属于晚辈。二程之学始于熙丰年间，元祐以后渐成学派。张载死得早，弟子中不少人归附程门。王安石新学自熙宁起在相当长时间内虽处于官学地位，但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不太多，且因新法而横遭打击。钦宗即位后，下诏禁行老庄、《字说》，新学的官学地位随之被取消，南宋初年新学又成攻击目标，因而虽有影响却日益衰落下去。而程门弟子众多，杨时南归，洛学南传，杨时、胡安国宣扬道学起了很大作用。程门弟子遍及蜀中、关中、河东、中原、湖湘、吴越、闽赣等地区，至朱熹继起，又以小程为宗，熔铸周、张，兼融佛、老，遂集理学之大成。加上程颐、杨时和后来的朱熹都比较高寿，在他们晚年，学界老成凋零，他们却独步一时，门生众多。所以，从朱熹开始，理学一派便逐步在南宋学界占主导地位，元、明以后成了官方显学。

（二）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朱熹历仕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但实际从政时间不过十年，其余时间都在从事讲学和著作。他仕宦有政绩，但一生主要贡献在学术文化方面。朱熹是二程道学的嫡传。自程颐—杨时—罗从廖—李侗到朱熹，为四传。朱熹的学生众多，陆游在一篇祭文中提到朱熹的学生约有千人。仅列入《宋元学案》的门人就蔡元定、黄榦、魏了翁等数十人。在《朱子语类》中有姓名可考的笔录者有九十多人。而据陈荣捷教授统计，接受过朱熹指导、有名可查的门人有四百六十七人。美国学者田浩根据陈教授资料，就其中三百七十八名学生有来历可查者计算地理分布的百分比：福建人占百分之四十三，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一，江西占百分之二十一，其他地区占百分之十五。可见朱熹之学在当时的兴盛。他学问渊博，在经学、史学、文学、教育、书法、乐律、宗教乃至自然科学诸领域造诣很深，著作极多，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据周予同先生统计，朱熹著作有八十一种。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太极图解》、《西铭解义》、《通书解》、《周易本义》、《伊洛渊源录》、《资治通鉴纲目》、《名臣方行录》、《楚辞集注》、《诗集传》、《韩文考异》和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等。朱熹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有建树的文化巨人之一。他仕途不得志，其学在生前还被韩侂胄视为“伪学”，下令禁止。随后韩氏倒台，朱学解禁平反。自嘉定二年（1209）赐谥曰“文”，被尊为“朱文公”开始，朱熹又被历代统治者偶像化，统治者们根据自己的面目和需要不断塑造涂抹着朱熹的“圣人”形象，这一步步升级的造神运动绵延了七百年，他被罩定在“万世圣人”的光圈中。

关于集理学之大成，陈荣捷教授指出：“其实朱子多多创新，乃完成理学。故吾人强调不应在‘集’字而在‘成’字”。陈教授列举事例，论证朱子之创新，是很有见地的。全祖望说：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这是说，朱熹之学源于程颐——杨时而来，网罗古今，自成体系，具有承先启后、集大成之新意。

关于研究和评说朱熹的专著和论文特别多，无须赘述。

大凡任何伟人，任何学派，都是时代的产物。人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也没有尽善尽美的“学派”，更没有超时空的“绝对真理”。朱熹是历史上的伟人，而不是“神”。只有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说才好。朱熹论著中有极多精华，也有些糟粕，这是不依人的意志转移的，是时代的烙印，此且不论。只是说，对朱熹的研究和评价，要恰如其分，如此而已。

（三）南宋学术思想界的流派

如上所述，南宋高宗朝三十六年间，理学有很大发展，孝宗隆兴（1163—1164）至淳熙（1174—1189）年间，则趋于鼎盛。与此同时，还有与理学相对立或相近似的学术流派。从总体上说，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是两大派系。陆九渊的门人杨简、袁燮、舒璘、舒琪、沈炳等，其后又自成学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号为“东南三先生”的张栻（1133—1180），则是南宋蜀学、湖湘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湖湘学首创于胡安国，而完成于胡寅、胡宏、张栻。张栻之学，对朱熹“多有启益”。陈亮写道：“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吕祖谦婺学，亦称吕学，即金华学派，来自“中原文献之传”，从六世祖吕公著起，吕家七代有十七人列入《宋元学案》。吕本中为大东莱，吕祖谦为小东莱。吕学是南宋新儒学中一个重要流派。从广义上说，金华学派还应包括陈亮（1143—1194）、唐仲友（1136—1188）等人为代表的诸家学术。而陈亮的永康学派，与温州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叶适（1150—1223）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则同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永嘉之学始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周行己师承伊川（程颐），他们将洛学引入浙东，开永嘉地区理学之先河。南宋时，永嘉理学式微，郑伯熊兄弟继承于后，至薛季宣、陈傅良，永嘉之学演变为事功学派，其间薛、陈两人是转折关键，叶适可谓中兴此学，集永嘉事功之学的大成。浙东事功学派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相鼎立的重要学术派别，朱熹“目之为浙学”。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来概括浙江学者的学术流派，即相对于濂、洛、关、闽诸学而言的南宋浙江儒学。其范围涵盖了当时浙东地区永嘉、永康、金华三个主要学派，还包括了“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属于陆学；“金华四先生”（何基、金履祥等）为代表的金华朱学；王应麟为代表的深宁学派；黄震为代表的东发学派等。金华朱学和深宁学派实为吕祖谦金华学派的余绪，东发学派则为“四明学派”的分支。这是多种学术思想流派多元并存的学术群体，其中各家各派学术见解很不相同，有的对立，有的近似，不能一概而论。自南宋到清代，“浙学”内容又有所演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宋代新儒学（宋学）由宋初酝酿，北宋中期创立、发展，至南宋演变为道学（理学）占主导地位。理学在朱熹时代，诸大儒交相论辩，学术思想特别活跃，堪谓宋学百家争鸣的延续。虽经“庆元学禁”（1195—1202），朱熹理学被视为“伪学”，有关学者受到牵连，或被贬逐，或自危而不言学；理学在当时学界影响尚存。嘉定元年（1208）韩侂胄被杀，其后理宗赵昀上台（1225），为朱熹和理学平反，这时朱熹等一代学者已先后去世。真德秀（1178—1235）、魏了翁（1178—1237）接续道统，阐扬理学，但他们又侧重于理学的心说，仍然空疏，扭转不了世风。朱熹身后，理学虽被朝廷奉为“正统”，但过去诸学并存、多姿多彩、充满蓬勃活力的局面消失了。宋理宗（1225—1264在位）“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 … …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本意尊崇，实即成为辛辣的讽刺。余英时先生指出：“理宗皇帝不但象征了理学的式微，而且也标志了宋朝的衰亡。宋太祖早年咏月，尝有‘才到中天万国明’之句，气象万千，一直被看作是宋朝兴起的朕兆。理宗题诗于太祖诗后，竟作‘并作南楼一夜凉’的萧瑟语，故元儒刘因题《宋理宗南楼风月横坡》之二云：‘谁知万古中天月，只办南楼一夜凉’。诚可谓概乎其言之。我觉得刘因的诗句也恰好可以移用于南宋道学（理学）的盛衰。道学在朱熹的时代正如‘万古中天月’，但到理宗之世也不免使人生‘南楼一夜凉’之感了。”这是很精辟的分析和恰到好处的评说。

诚然，理学在朱熹时代达到鼎盛，并隐伏着衰退的因素。朱熹身后，理学被捧为正统，南宋末年虽有黄震（1213—1280）、王应麟（1223—1296）之崛起，终未能挽救宋末理学的颓势，更不能挽回南宋灭亡的命运。不幸，陈亮猛烈批判的那种“闭眉合眼，朦胧精神”一类道学先生，在南宋末年随处可见，低头空谈心性，闭眼高论理学，却不知蒙古兵已到家门口的“冬烘”人物，在宋亡之际大有人在！这正是理学走向极端的悲剧。

新儒学（宋学）反对汉儒章句之学是一大发展；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发展，开始时也是一种进步。至南宋，宋学演变，理学兴起，又从鼎盛走向极端而趋下滑。宋末王应麟反对空疏，倡导实学，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被乾嘉学者尊为朴学的先驱。清代提倡朴学并不是汉学的简单重复，反对“宋学”的空疏却是学术上的否定之否定。自南宋末年，经元、明，至清代，理学从本来是一种新儒学演变成“以理杀人”的文化专政工具，这正是对理学脱离实际、空谈道德性命的历史惩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附记：

本文应邀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主办《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承蒙王德毅教授评论指教，与会诸位学者提出研讨意见，均此致谢。

关于讨论问题之一：是否道学亡宋？笔者以为非也。宋亡元兴，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有其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不宜以道学（理学）亡宋以归之。如众所知，蒙古西征，如入无人之境，而在中国，南宋却与蒙古对峙、持续抗战达四十年之久，直至最后文天祥、陆秀夫等爱国军民以身殉国，足以说明宋之国脉所系。这需要作具体分析论证，非本文所能及也。

——原载台湾大学历史系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42页，台湾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