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范仲淹不仅是北宋首次政治革新——“庆历新政”的领袖，而且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实为宋学的开创者。有人说，“但其学术著作留传不多，而且平生志业别有所在”，其实不然。范仲淹在政治上、文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这或许是他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因。究其根本，范仲淹的政治、学术、文学实为三位一体，正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儒学的发展有两次高潮，一是汉代，二是宋代。自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儒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至宋代，儒学的飞跃发展，形成了崭新时期。儒学这一划时代的新发展，谓之新儒学，即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宋学博大精深，涵蕴广大，学派众多。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文化思潮，有它酝酿、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其开创则始于兴学育才。因为要改变士风，陶铸人才，开拓学术新天地，关键在于学校教育。

钱穆先生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可追溯至中唐的韩愈。韩愈的名著《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即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是其主要者。一般所说“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即传此道，开了宋学风气之始。欧阳修说：“… …明道以来，学者有师唯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宋元学案》把胡瑗列为第一学案（《安定学案》），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安定学案序录》中写道：“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诚然，上述三先生和欧阳修等人，是活跃在北宋中期宋学勃兴初期的代表人物，但最先登上历史舞台，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者，当推范仲淹。这一点，以往为人们所忽视。

其一，从偏重于教育方面考察。

范仲淹少时家境贫苦，曾苦读于长白山（今山东境内）一僧寺，后转睢阳应天府书院从学戚同文。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应晏殊之聘，掌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学，在应天府书院讲学期间，“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孙复始游范氏之门墙，即在此时。当时，孙复为奉养老母，极为困难。范仲淹给予接济，又给他一份月薪三千钱的学职，使他能安于学。孙复及其高足石介等人在范仲淹领导下开义理之学的先声，为新儒学（宋学）之兴起开辟前进的道路，范仲淹兴学育才的活动，从这时（天圣五年）就开始了。范仲淹在苏州创州学，又请孙复去讲学，后来范仲淹还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在太学任教。孙复成为著名教育家，得力于范仲淹的提挈。胡瑗在苏州办私学，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时为知州）聘胡瑗为州学教授，次年又向朝廷推荐胡瑗参定雅乐。庆历四年（1044）宋政府建太学，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著为“太学令”。可以说，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推行于全国，首先是范仲淹推荐之功。《宋元学案》卷一《安定（胡瑗）学案》、卷二《泰山（孙复）学案》，均列高平（范仲淹）为“讲友”，而卷三《高平学案》王梓材案云：“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而高平实发原于睢阳戚氏”。这充分说明，范仲淹对宋学之兴起有很大的贡献。

范仲淹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应天府书院授徒那年（1027）上宰相王曾书中，就提到学校教育是治本之道，是乐育英才、改变士风的根本，“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其后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又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这是说，人才的养成，要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学校教育须以《六经》之道来灌输青少年。读书人对《六经》的精深研究，小则可以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大则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

范仲淹的这种“宗经劝学”的教育思想，植根于儒学的教育原理，又有新的创发。范仲淹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初任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司理参军时起，就注意延揽人才，创办教育。此后他在南北十几个州郡担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首重兴学。例如，在广德、睦州、苏州、润州、延州、邠州、邓州、杭州等地办学，原有州学的，扩建宿舍，增强师资，整顿学风；原来没有学校的，重新创办。无论是在通都大邑或贫困山区、荒凉边塞，无论在政事纷繁的年代，或是戎马倥偬的岁月，他都孜孜不倦地兴学育才，办学成绩卓著。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提出“精贡举”、“兴学校”，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考虑，作为革新政策的立足点。可见，范仲淹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把改革科举与教育同革新政治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这正体现了“宋学初兴，注重教育精神与师道尊严的风气，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的新特点。范仲淹是宋学的开创者，又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位把重视教育与革新政治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的政治家。庆历兴学是宋代学校之启蒙，范仲淹是兴学的倡导者。这与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写给晏殊信中，以“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表白他自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一致的，亦即范仲淹注重教育的思想渊源之一，与上述韩愈《师说》也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两宋学术文化发达，英才辈出，群星灿烂，追溯其本，实由范仲淹倡导兴学育才，以开其端。这与宋学之勃兴密切相关。

其二，从推进儒学及其学术思想上考察。

如上所述，学校教育是培养宋学的温床。全祖望写道：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兴学育才、奖掖后进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推动当时士风、学风的转变，从而推进宋学的发展，均有先导之功，他们在宋代学术发展史上是关键人物。《宋元学案》列胡瑗、孙复为宋学开宗，而在《胡安定传》与《孙泰山传》之前，都冠以“高平讲友”，胡、孙两人与范仲淹关系密切。上面提到，胡瑗的教学方法及其在教育上的成就，全赖范仲淹多方扶持。孙复从一个穷秀才到一代名师，更是全靠范仲淹的帮助和激励，还授以《春秋》之学。另外，北宋一位讲究实际的学者李觏（李泰伯）聚徒讲学，从学者常数十百人，他善论《六经》，很有学问，也是靠范仲淹的举荐，才入太学任助教，后为直讲。其有关经术文章，亦因范仲淹的赞许而推广。不仅如此，范仲淹对关学开创者张载授以《中庸》，对张载等人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全祖望说：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范仲淹不仅提挈后进，推动新儒学发展，而且自己除从政之外，亦从事于讲学和学术研究。他“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士多出其门下”。《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传授表中，除其四个儿子之外，列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等为其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为“讲友”，韩琦、欧阳修为“同调”。这些都是名重一时的儒士学者，或为当代军国名臣。朱熹在谈到宋代学术渊源时说：“本朝道学之盛，岂是衮缠？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敦颐）、程子（程颐）、张子（载）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诸公。”

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等一批教育家、思想家，他们研究《易》、《春秋》和《中庸》等经典作为治学的根本，此实开濂、洛、关学之先导。同时，范仲淹本人在学术思想方面亦造诣很深，其著作对宋学之勃兴实有开创之功。传世的《范文正公集》中收入有《易义》、《蒙以养正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易》学论著，还有其他诗、文，都充分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易兼三材赋》（自注：“通彼天地人谓之易”）为例，足以说明范仲淹的学术思想。《易兼三材赋》写道：

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所以轸行健之权。保合太和，纯粹之源显著；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阴阳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之，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所以拟广博之义。宛然不动，既侔厚载之容；感而遂通，益见资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刚予而功备。于是卑高以陈，中列乎人。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时行时止之间，宁迷进退；察道长道消之际，自见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义而有伦。

这里讲的“天之道”、“地之道”，诸如阴阳、不息、行健、高明、沉潜、广博、原载、资生等等，即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及其对人的作用的认识，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所谓“人之道”，便是讲的封建等级秩序。他又说：

《易》之为书也，范彼二仪；《易》之为教也，达乎四维。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通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适上下而弗遗。

这是说，《易》所研究的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地万物，人类社会，上下内外都包含在《易》之中，故“统三材而成《易》”。很明显，范仲淹的《易》学著作，与胡瑗的《周易口义》、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李觏的《易论》一样，都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自然比附人类社会，用以论证伦理纲常；轻“天命”，重“人事”，以变化的观点探求变化的规律。以此对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有所开拓创新，并为革新政治寻找理论依据，体现了新儒学（宋学）的新风貌。有的学者认为，范仲淹这篇《易兼三材赋》涉及宇宙生化论、道德修养论和宋学本体论。这篇著作，对后来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很有影响。可以说，《易》学“传给了周敦颐”，开程颐《易传》之先声。范仲淹写这篇著作时，周敦颐11岁，程颢才5岁，程颐4岁，足见过去所谓周敦颐或者二程“开创宋学”是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范仲淹是宋学开创者无疑。元代学者李祁写道：

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

这从兴学育才、推进儒学两个方面对范仲淹的功绩作了概括，可谓公论。范仲淹不仅是开启宋代学风的核心人物，而且是倡导“忧以天下，乐以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代士风的第一人。朱熹在谈论振作士气时说：“… …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说，“宋朝忠义之风，都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推崇范仲淹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宋史》本传说，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影响深远！所以，从儒学的角度看，范仲淹一生的最大成就，应当是他对学术的贡献，为宋学之勃兴开新启后，扭转一代的风气。这是功盖千秋，值得大书特书的。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8—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