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一些课文

作为教师，在文本的选择方面要尽量保持客观。

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他如果当老师，也得认真教浪漫主义作品；艾青是诗人，他如果当老师，也得认真教小说、传记；郁达夫是文人，他如果当老师，也得认真教知识性文本。也就是说，作为教师，你有义务将不同文体、风格、特色的文章推荐给孩子，教师不能随便以自己的偏好剥夺孩子的阅读权。

但是，教师是可以讨厌一篇文章的，前提是那篇文章存在问题。我说的“问题”，是说这篇文章存在“质量”上的问题。说得再明白一点，如果教材里有一篇低劣的小说，你可以不喜欢；如果有一篇“知音体”的散文，你可以不喜欢；如果有一首口号式的诗歌，你可以不喜欢……我甚至觉得，衡量一位语文老师是否优秀，就得看他对文章是否有自己的态度。

我不喜欢《爱迪生救妈妈》这样的文章

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中，有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在爱迪生7岁时，他妈妈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做手术时发现光太暗，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解决了手术照明问题，使医生能够在家里为妈妈做紧急阑尾炎手术的故事。

郭初阳他们经过查证发现，这个故事完全不可能发生在爱迪生7岁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是在1886年，而此时爱迪生已经是40岁的已婚男人了。显然，在1853年，即爱迪生7岁时，医生不可能做阑尾炎手术，爱迪生要利用反光原理救妈妈，也只能通过穿越的方式才能实现。

类似这样的“虚假”文章有不少，比方说《与象共舞》。《与象共舞》描述了作者去泰国看大象的故事，讲述了泰国人与大象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展示了泰国独特的地域文化。文章最后描述说：“我想，如果大象会笑，此刻所展示的便是它们独特的笑颜。”事实上泰国人与大象的关系远不是作者描述的那般和谐，在大象精彩表演的背后是近乎残酷的训练。泰国清迈府大象自然公园的工作人员素彻2010年曾对媒体表示，任何形式的动物表演都是对动物的伤害。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强迫之下进行的，如果有些大象既会画画，又会跳舞，这就意味着它需要接受更多、更残酷的训练和虐待，遭受更严重的“伤害”。“失业”大象命运更加悲惨，它们不受泰国保育法保护，被视为家畜，可能会被杀掉吃肉，公象则可能被拔掉象牙，它们也可能就为了一串香蕉被派去乞讨，越来越多的大象失去表演能力，乞讨也变得困难了。（参见《看世界》2006年第4期文章《泰国失业大象的悲惨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追查事实的真相，因为《与象共舞》这样的文章不是小说，而是散文，“真实”是起码的要求。

所谓“真善美”，真是放在第一位的，“真”都不存在，善就是伪善，美就是臭美。

我不喜欢《地震中的父与子》这样的文章

一次，我在听一个老师上《地震中的父与子》。当上课的老师通过反复的诵读和分析企图让学生感动的时候，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问：“老师，这件事是真的吗？”老师似乎不太满意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很容易破坏自己苦心营造起来的情感氛围，但有老师在听课，她又不便发作，于是她果断阻止了其他同学对这个问题的响应：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吗？未必。当我们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真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很多学生的问题总是被我们忽略，以至于到后来，学生不敢也不会提问题，不敢也不会提真的问题。

我上网搜寻与这次地震相关的资料，没找到能证实这个事件真伪的直接信息。但是，我却发现了也有很多老师对这件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例如李玉龙老师在论坛上表达了他的疑点：

1．孩子的那所学校（三层漂亮的小教学楼）在地震中已成为一片废墟。美国学校的规模或许不大，但有一两百个学生当属正常。一两百个生命的安危，对当地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对这样一个学校，在美国这样的国度，不及时进行清理救助是不可想象的。

2．即如消防队长和警察所说，当时还有可能发生大爆炸，就算事出有因不救助，但居然一直等着这位父亲一个人整整挖了38个小时，还没有做出组织救助的措施，的确是当地政府的严重失职。这件事情如果被披露，不知道政府及消防和警察部门要承受多大的舆论压力！

3．如果可能会有大爆炸发生的危险，这位父亲的行为属于什么行为呢？警察会允许他一个人在危险地区待这么长时间吗？

4．一个孩子在废墟里38小时不吃不喝，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文章中我们看出，这个孩子好像完全和没事人一样，而且最后还“雷锋”了一把，这难道不让我们疑惑吗？

我并不执着于要证明《地震中的父与子》这篇课文的虚假，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一个科学报告。既然是文学作品，适度的虚构完全是可以的，虚构得是否合情合理属于文学赏析的范畴，与真假无关。但让我痛苦的是，面对这篇如今在我看来“有点问题”的文学作品，我已无法像原先一样投入情感和孩子一起沉入文本去经历一场感动。于是，我就不太喜欢这篇文章。

我不喜欢《桥》这样的文章

《桥》讲了一件什么事呢？黎明的时候，洪水突然来临，人们翻身下床向木桥涌去。一个老汉，也就是这个村的村支书沉着地指挥人们撤离，他让党员排在后面，并揪出自己的儿子让他排在最后面。最终群众撤离了，老汉和小伙子却被洪水卷走了。

其实，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写过一篇情节类似的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小说讲的是船即将沉没了，船上的人纷纷逃命，乱作一团。船长沉着指挥撤离，最后他自己沉没在茫茫大海中。

比较两篇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下表。

但是，两篇文章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在《“诺曼底”号遇难记》里，船长为了让纷乱的人群有序逃生，以死相逼，他对大副说：“哪个男人排在前面，用枪打死他。”然而，在《桥》里，村长并没有像那位船长那样，以死相逼，只是以“退党”作为警告，村民却自动排成一队。

就是这个细节的不同，让我更喜欢《“诺曼底”号遇难记》。

我不喜欢《麋鹿》这样的文章

我在公开场合上过苏教版的《麋鹿》这篇文章。刚开始时，只是隐隐觉得这篇文章有点问题，但一下子看不出问题在哪里，后来我看了中国海洋大学朱自强教授的分析，才发现问题所在。

这是一篇说明文。说明文中当然要有观点。这篇课文里的观点是什么呢？似乎有这样几个：(1)麋鹿在中国“几乎绝迹”的原因在外国人身上（“数十头麋鹿被陆续盗往欧洲”, “最后一群麋鹿惨遭厄运，有的被杀戮，有的被装上西去的轮船”）; (2)麋鹿是有祖国的（“回归故土”, “在祖国的土地上”）; (3)麋鹿应该回到中国生活（“在海外漂泊不定、颠沛流离”）。

我认为，这三个观点不能完全成立，或者说根本不能成立。下面我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麋鹿在中国“几乎绝迹”，外国人是有责任的，但是说到今天的麋鹿能够“在祖国的土地上繁衍后代，茁壮成长”，外国人又是有贡献的。这就是事情的两面性、复杂性。所以有的孩子认为“好像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坏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麋鹿没有祖国，它不属于祖国。因为祖国是一个人类文化的概念，而麋鹿只有自然，它只属于自然。人类文化形态会对麋鹿的生存造成影响（比如在中国供皇家游猎之用），但是，那是人类强加在麋鹿身上的，不是麋鹿自己的选择，而归属祖国必须是自主的选择。

第三，课文并没有拿出麋鹿“在海外”过的是“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活的证据。从课文中，读者获取的信息是：“英国贝福特公爵在私人别墅乌邦寺动物园里饲养的18头麋鹿生长良好，并迅速繁殖。到1967年，这里的麋鹿已增加到400多头，并向各国输出。”假设乌邦寺动物园的麋鹿能够讲话，它们未必会说自己是“在海外”，未必会说自己过的是“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只要是适合麋鹿生存的自然环境，麋鹿在哪儿生活都是舒适的。

另外，《麋鹿》这篇课文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语言表现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就拿结尾这一段来说，前面明明写着选自英国7家动物园的39头麋鹿回到了中国，可是紧接着就说“从此，麋鹿结束了它们大半个世纪在海外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涯，开始了回归故土、回归自然的新生活”，意思是所有的麋鹿都“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其实，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从此，这些麋鹿……”“这些”是指那“39头”。用“从此，麋鹿结束了……”这样的全称判断，逻辑上有问题，观点上更有问题，因为我们无法确认留在英国7家动物园的那些麋鹿就没有像这“39头”麋鹿一样“回归自然”、“茁壮成长”。

《麋鹿》这篇课文，属于说明文，更具体地说，属于科学小品文。作为科学小品文，《麋鹿》在谈论麋鹿的生活时，存在着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混淆（如果是童话则没有问题），而且将人类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强加到了麋鹿的身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这样来写麋鹿，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产生错误的动物观、自然观。一个人的动物观、自然观如果是错误的，他的人类观、社会观也会出现问题。

我不喜欢《赶花》这样的文章

《赶花》是浙教版语文教材第十册中的一篇文章，课文主要写了洋槐花开了，主人公在槐树林遇到一个养蜂人，便与之交谈，感叹于他们生活的艰辛，同时又羡慕他们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赞扬了养蜂人为人们贡献甜蜜生活的高尚品质。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的信息，但从作者的行文笔调和思想主旨来看，当是属于杨朔的《荔枝蜜》、秦牧的《对蜜蜂的赞美》之类赞美新时代、讴歌新生活的文章。

备课时，我捧着课本大声地读了一遍，感觉不是很对味。作者在描绘养蜂人的生活状态时，充斥着脱离生活实际的语言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资情调。如养蜂人是这样回答“我”的问话的：“这生灵和人一样，最有觉悟。一赶上花时，直到累死……它那短短的一生，喘口气都舍不得，哪有工夫蜇人啊！”“然后，转回我们的家乡，那里的荆条花开得金光灿灿的，采来的蜜也和金子一般。到七八月，又跑到三边一带，那边粉红的荞麦花开得很盛，蜂儿痛痛快快地采啊，采啊……”

呜呼！我们那朴实可敬的劳动人民哪有这样翘着舌头、侬侬细语文绉绉地说话的？特别是作者的那一段旨在总结全文、点明中心的话：“我入神地听着养蜂人的话，暗暗地震惊：‘养蜂人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艰辛，又是这样地充满诗情画意！'”

这更让人倒胃口，我不否认一些文人雅士可能会觉得一年四季追赶着花开的时节，徜徉在花海中，与群蜂共舞、与花香同醉是一种浪漫陶醉的生活。但是在劳动人民的眼里，为采蜜、为生活而四处奔波、风餐露宿，绝对不可能是一种闲情雅兴。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一位作家去苗圃里采风，问一位花农：“你每天穿梭在这些美丽的花丛中，是不是会欢快地奔跑？是不是感到特别兴奋啊？”那位花农说：“不，只有我们家的那条小狗才会这么做！”

我不喜欢《小稻秧脱险记》这样的文章

《小稻秧脱险记》是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一篇科学童话，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形象地写出了杂草对于稻秧生长的危害，以及喷洒除草剂对保护稻秧的作用。童话的立意我们暂且不管，我们来看童话里的一段话：

一天，水稻田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群杂草把小稻秧团团围住，气势汹汹地嚷道：“快把营养交出来！”

小稻秧望着这群蛮不讲理的杂草，说：“我刚搬到大田来，正需要营养，怎么可以交给你们呢？”这群杂草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拼命地跟小稻秧抢营养。小稻秧气得脸色蜡黄，当场就病倒了。

你发现了什么吗？你会发现这则童话里，用了较多的四字词语——团团围住、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不由分说、一拥而上。语文老师看到四字词语，尤其是成语就会忍不住兴奋，会把理解、积累四字词语作为教学重点。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这个童话质量不高的原因所在。童话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会使用大量口语，好说易懂。即使这是一篇现代人创作的童话，但也应该避免出现过多的书面语，否则文体感觉不好。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里的《文成公主进藏》也有这个问题，冷不丁地窜出一句文绉绉的话——“从此，西藏和内地的往来更加密切了！”没有一个爷爷奶奶会这样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