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一次首脑会议
5月20日星期六，“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途经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前往莫斯科。起飞以后，基辛格到我的机舱来兴高采烈地说：“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个星期以前，谁都预言这次首脑会议要取消，可是今天我们却在赴会的路上。”
我们在萨尔茨堡过了一夜，5月22日星期一下午4点钟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
我们抵达前不久下起了小雨。正式前来迎接我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也在场。只有一小群人站在栏杆外，手里摇着小纸旗表示欢迎，整个场面十分冷清。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宽阔而空无一人的大街驶向克里姆林宫时，我注意到为数不少的群众被挡在侧路路口一个街区之外的警察屏障的后面。
帕特和我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整整一层楼里下榻。正当我们四处观看我们富丽堂皇的住处时，基辛格带来消息说，勃列日涅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迎候我。
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就是13年前我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的那个房间。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和他的照片一模一样，脸部最突出的是那双浓眉，嘴角露出一丝带几分警惕的微笑。我敢说，13年前我和他并肩站在美国展览会的那间厨房里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举行首脑会议。
我们握手后站着聊天，这时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他把我让到屋子一边的一张长桌跟前，两人隔着桌子相对坐下，苏方的译员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坐在桌子的一头。有人曾经表示关心，认为我应该带一名国务院的翻译在场。但是我知道苏霍德列夫是位高明的语言学家，英语讲得和俄语一样好，并且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也许会随便一些。
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友善，但用的字眼很直率。他说，他必须首先告诉我，在我们最近在越南采取行动以后，他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很不容易。完全由于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坚持了原计划。
在做了这番几乎必不可少的表白以后，他明显地热情起来，开始谈到发展我们之间个人关系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说，苏联人民铭记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因为他是1934年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并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
我说，我曾经研究过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以及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战争期间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我说。
他爽朗地回答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我说。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他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拍了一下。这个开端看来还不错。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在葛拉诺维特大厅举行的国宴上再次会面。这是15世纪修建的美丽大厅，在克里姆林宫最古老部分的中心。镶木地板擦得锃亮，有拱顶的墙上挂着好几幅富于金黄色和褐色色彩的像圣像那样的巨幅油画。勃列日涅夫和我并排坐在第一桌，直接面向对过墙上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晚餐”壁画。勃列日涅夫说：“那是当年的政治局。”我搭话说：“那一定是意味着总书记和教皇有许多共同点啰。”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来和我握了一下。
像往常那样，时差使我第一夜难以熟睡。我终于在凌晨4点半左右起床，穿上便裤和夹克，决定到克里姆林宫院子里去散步。按照莫斯科的北纬度，这时天已接近大亮。我能听到红砖墙外河上的船声和路上的卡车来往声。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会儿那面飘扬在我们住处房顶上的、周围由克里姆林教堂和钟楼的金色葱头式圆顶和红星簇拥着的美国国旗。
上午11时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我决定一开始就定下我打算在这次首脑会议整个过程中使用的那种坦率的调子。
“我想讲一点苏联朋友们可能由于客气而不愿说出口的话。”我开始说，“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强硬、注意冷战和反共出名的。”
柯西金冷冰冰地说：“不久以前，我也听到这种说法。”
“固然我对我们的制度有坚定的信仰，”我接着说，“不过同时我也尊重那些同样坚定地信仰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一定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存和合作的。但是，靠温情或者靠掩盖实际存在的分歧这种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点了点头，不过我猜想，他们实际上都宁愿我们继续采取我们过去常常用以对待苏联的那种温情的态度。
当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美苏事务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谈。勃列日涅夫虽然装出对细节和数字厌烦的样子，却显然事先对问题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们讨论监督和限制的时限和技术的时候，他用一支红铅笔在面前的便签本上画出几枚导弹。
我说，我们觉得具体规定查核双方履行义务的情况的办法可以给双方提供必要的信心，这时他朝着我有点生气地说：“要是我们都打算欺骗对方，又何必要这一纸协定呢？我们方面是不准备捣鬼的。那种‘互相抓辫子’的办法完全要不得。”
那天晚上，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会谈来讨论一个争执不下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新型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部署在离莫斯科多远的地方。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随便把我们几小时以前刚商妥的数字减掉300公里。“关于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他说，“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公里，我们同意。”
“是1500公里。”我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他假装生气地说。
“可是，总书记总该觉得，我是从来不斤斤计较的。”我回答。
“1500公里，行啊。”他不错过抢先表白的机会，说道，“你要我们东移，我们现在就同意这样办。1200公里我们接受起来容易一些，不过1500公里也行。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谈了吧。”
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就某一个在细节上已经商妥的问题提出一点似乎很理想但行不通的修改意见。本来双方早就同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具体条款的有效期为五年，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为什么不规定为十年呢？干吗只定五年？”基辛格冷静地指出，原先苏方自己提出的有效期甚至还只有一年半。
“我认为，这个暂时性的协定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说，“我倒希望来个永久性的协定，不过我的任期有限——到不了五年。在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到太平洋游泳去了。说不定还在那之前呢。”
“总统先生，可别在那之前离开。”勃列日涅夫说。
突然袭击是共产党谈判代表喜欢使用的另一种手法。星期三下午，在我们举行了美苏联合探索太空协定的签字仪式以后，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走出房间。他开始谈起当天晚上打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政府别墅里为我们举行宴会。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他拉住我的臂膀说：“我们何不现在就到乡下去，在白天看看那里的景色呢？”他把我推进了电梯，下到一楼，门外停着他的一辆大型高级轿车。
我们上了车很快就开走了，这时特工人员和其他人员忙着找车子和司机来追赶我们。莫斯科所有主要街道中间的行车道都是专门留给党的高级官员使用的，所以我们的车开得很快。
一到别墅，勃列日涅夫就提议坐船游览一下莫斯科河。这和13年前赫鲁晓夫的做法一模一样。但是时代变了：他带我们去乘坐的不是汽艇，而是在水上轻轻浮动着的小水翼艇。驾驶员很熟练，小艇开得十分平稳。勃列日涅夫不断指着速度计，上面的指针表明我们的速度是每小时90公里。
我们谈到工作习惯，他告诉我说，他不用口述录音机。我说，记得丘吉尔有一回对我说过，他宁可口授给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并且勃列日涅夫还开玩笑说：“何况，当你夜里醒来想记下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女秘书可就尤其有用了。”他们都放声大笑。
我们回到别墅时心情都不错。晚宴的时间预定为8点钟，勃列日涅夫提议饭前再开一次会。
基辛格和我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温斯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蓬特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霍德列夫。一连三个小时，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非常激动地狠狠向我进攻。
我顿时想起《化身博士》那本书[2]，因为勃列日涅夫刚才还笑着拍我的肩膀，现在却愤怒地大声责骂我不是真心努力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人作为工具来压制苏联人干预北越人的事务。他说，他们怀疑我5月8日是不是气昏了才做出那样有欠考虑的行动，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我真的希望和平，我是不必借助外力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全体美国人民肯定不会一致支持越南的战争。”他接着说，“我当然不相信那些在越南死伤或残废的人的家属会支持这场战争。”
当勃列日涅夫最后好像脾气已经发够的时候，柯西金接过大棒。他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也许是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作战的。”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我第一次开了口。“这种威胁一点儿也吓不倒我们。”我说，“不过，你不妨再说下去，把话说得具体些。”
“不要错误地以为我们说的话是威胁，你们说的话就不是威胁。”柯西金冷冰冰地回答，“刚才我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柯西金似乎越说越来劲，他接着集中力量奚落阮文绍总统，把他叫作“受雇佣的所谓总统”。由于我对他这种激烈的长篇大论依然没有反应，柯西金开始沉不住气了：“难道你们还需要保留这个所谓的南越总统，保留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你们却称为总统的人吗？”
“北越的主席又是谁选举的呢？”我问他。
“全体人民。”他答道。
“说得倒好听。”我说。
柯西金讲完后，轮到波德戈尔内出击了。他的口气比较友好，但措辞一样厉害。当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对我轮番敲打、试图压倒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离座踱起方步来。
大约20分钟后，波德戈尔内突然收住了话题，勃列日涅夫接上去说了几句。之后，室内一片寂静。这时已经将近11点钟。我想在我能够让这次谈话结束之前，我必须让他们明确知道我的立场。
我指出，我已经从越南撤走了50多万人。当北越在3月间开始大规模军事集结时，我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首脑会议。但是，既然北越人确实入侵南越，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作出强烈的反应。
“总书记刚才说，有些人可能怀疑我上月采取的行动是出于恼怒。”我说，“如果情况是那样，由我担任现在的职务就太危险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冷静而客观地做出决定的。那是我的一贯做法，因为要考虑到后果和风险。”
“我国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但是，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是多么认真地看待北越的这次战争新升级带来的危险。我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伟大将领谢尔曼将军说过：‘战争是地狱。’对此，苏联人民比谁都清楚。自从这次新攻势开始以来，已经有3万名南越平民，其中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于使用着苏制装备的北越人之手。”
“我这话丝毫不是说苏联领导人就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我们的目标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解决办法或任何政体强加于任何人。”
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了我说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试图回答。
在这以后我们就上楼了，那里有一席丰盛的酒菜在等待着我们。我说了一句一般的开玩笑的话：别给基辛格灌酒，他回去还得和葛罗米柯会谈呢。他们好像对此很感兴趣，就开始闹着假装给基辛格灌伏特加和白兰地。宴会上一片笑声，又是说笑话，又是讲故事，就好像刚才楼下那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吃饭当中，柯西金开腔说，我们刚结束了三小时那样激烈的讨论，还能在饭桌上轻松地亲切交谈，这是我们今后关系的一个好兆头。我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他使劲地点点头，再次举杯祝酒。
我们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已经过了午夜。基辛格和葛罗米柯马上开始就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中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问题举行会谈。
凌晨1点左右，当里兰大夫在我房间里给我治背痛的时候，基辛格进来报告说，苏联人仍旧坚持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主张。他们很可能是希望我们国内那种要我带回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压力会迫使我接受他们的条件。在我们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就预料到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已经做好和他们摊牌的准备。
但是，基辛格还有一些消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汇报说，五角大楼几乎是在公开造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也正在从他们原来已经同意的立场后退。基辛格用紧张的口气提醒我，要是这个分裂的消息传到新闻界，或者五角大楼拒绝支持从首脑会议上带回去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国内的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其实这一点用不着他提醒，我也是心中有数的。
“什么政治后果，让它见鬼去吧！”我说，“即使五角大楼不赞成，我们也顾不得什么政治后果，仍然要按照我们的条件达成协议。”我决心不让五角大楼从右面，也不让苏联人从左面来动摇我认为符合我国最大利益的立场。
“你尽力而为吧。”我说，“请记住，照我看来，我们并不一定要在本星期解决问题。”
当晚，基辛格又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订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会议最后在清晨休会，问题还是处于僵持状态。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大剧院观看《天鹅湖》的盛大演出。我坐在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中间，帕特坐在柯西金的右边。按照礼节，勃列日涅夫不需要出席，我倒很高兴有机会看看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不在场时他的同事们是如何表现的。
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观众里有一个妇女站起来对着我们的包厢高喊：“越南万岁！”人们马上把她带走了。后来我们听说这是一家亲共报纸的一名意大利记者的夫人。剧场又一次幕间休息时柯西金说，如果我们撤离越南，我们的威望只会增加，而不致像法国人在奠边府和阿尔及利亚吃了败仗以后那样威信扫地。这是整个晚上谈到实质问题的仅有的一次。波德戈尔内马上改变话题说，这个舞剧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二幕的四小天鹅舞。
看完芭蕾舞后基辛格和葛罗米柯继续会谈。第二天早晨他向我汇报说，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就现实情况作了磋商，但休会时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后来，当我和基辛格在我的套间里谈话时，多勃雷宁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政治局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同意接受我们的最后主张。
当晚，我们在驻苏大使的官邸斯帕索大楼举行宴会，席间人人兴高采烈。勃列日涅夫显得颇为开朗。宴席上的主菜是冒着火焰的“烤阿拉斯加”。上这道菜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瞧！美国人真能创造奇迹！居然有办法把冰激凌点着了！”
夜里11点刚过，勃列日涅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进攻性核武器临时协议，把每一方允许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目暂时冻结，到另行缔结一项永久性协定时为止。帕特曾问我她能否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因为其他几位夫人都不会出席，我建议她等正式代表入场后悄悄进去站在一根大柱子后面。她就这样观看了签字仪式。
第二天，我们飞往列宁格勒。我们参观了皮斯卡尔叶夫公墓，在纳粹围城期间牺牲的几十万人当中有许多人就埋葬在这里。我们到得太晚，所以先遣人员建议我取消原定到那里一个小纪念馆去参观的计划。年轻的女向导听说我可能不按预定计划全部都参观，显然不高兴了。我说我当然还是要看看这个纪念馆的。当她把葬在公墓里的12岁姑娘坦尼娅的日记给我看的时候，我深受感动。她把叙述坦尼娅全家人如何相继牺牲的几段记载翻译给我听；令人悲痛的最后一段写道：“都牺牲了。只剩下坦尼娅一个人了。”念这句话的时候，女向导激动得声音发抖。最后她抹着泪水说：“坦尼娅也牺牲了。”
在我们离开之前，他们要我在来宾簿上留言。我写道：“向坦尼娅和列宁格勒的所有英雄们致敬。”临走时我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永远不在全世界重演。”
我们飞回莫斯科，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到莫斯科唯一的一座浸礼会教堂——福音派浸礼教全苏理事会教堂——去做礼拜。教友们虔诚的礼赞歌声使我想起早期的基督教徒。我感到奇怪的是，有那么多年轻人参加礼拜。后来有人告诉我，许多老年的善男信女或者被克格勃的特工吓跑了，或者被他们迫迁到别处去了。
我用那天其余的时间草拟我准备对苏联人民发表的电视广播演说。像在1959年一样，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不受苏联政府的删节或限制，向苏联人民介绍美国对各项国际问题的观点。
在演说里，我谈到了无限制地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着重说明了美国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最后我描述了前一天参观列宁格勒公墓的感受，我说：
当我们为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的时候，让我们想想坦尼娅，想想全世界各处的其他坦尼娅和她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竭尽一切力量来保证使其他儿童不致遭受坦尼娅经历过的苦难，使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太平地生活在一起，度过他们的一生。
广播过后，勃列日涅夫对我说，我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
首脑会议期间最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我和勃列日涅夫倒数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本来是为了作一次半小时的例行礼节性拜访，结果我们却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越南问题。不过，这回同我们在别墅会谈时不一样，他的态度是平静和认真的。
起初我们有些小交锋，接着他说：“你是否希望我们为了和平的利益派一名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跑一趟？”
我回答说，这样一次访问可能对结束战争大有帮助，并且说，在这位苏联官员逗留河内期间，我将暂停轰炸。
在我告辞的时候，我们在门前停了一会儿。我说：“我向你保证，不论是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我决不采取任何损害苏联利益的步骤。但是，你应该相信我通过私下途径对你说的话，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进的谗言。不仅世界上有某些力量，而且有新闻界的代表，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改善关系。”
第一次首脑会议的主要成就是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反弹道导弹条约阻止了一场本来不可避免要出现的防御性武器的军备竞赛，使双方不致再花数十亿美元来部署越来越多的反弹道导弹。这个条约的另一重大作用是使那种通过“相互恐吓”来达到威慑效果的概念永久化：既然双方都放弃对导弹的防御，彼此的人口和领土便暴露在对方的战略导弹的袭击之下，变成了抵押品。因此，双方都会极度关心防止发生那种势必使双方同归于尽的战争。
关于战略导弹的临时协定，连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构成了热核时代走向军备控制的第一步。临时协定使双方的战略导弹冻结在当时实际拥有或者正在制造的水平上。根据这项协定，美国什么也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没有一项计划受到冻结的影响。但是，苏联却正在执行一项规模庞大的导弹部署计划。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就不知道部署的范围会达到多么广泛的地步。这项计划如果继续执行，就势必会使我们在导弹数目方面日益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十之八九将使我们仅为保持双方现有比例也不得不搞一项费用浩大的部署计划。由于这个协定维持了现有的比例，双方就可以在摆脱军备竞赛压力的情况下着手谈判一项关于进攻性武器的永久性协议。
除了军备控制方面的这些主要成就以外，在第一次首脑会议上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定，包括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鼓励扩大贸易的协定，以及关于污染控制、医药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关于癌症和心脏病研究）方面的协定。为了扩大若干科技领域里的合作，设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此外，还商定了进行一次联合的空间轨道飞行，后来1975年实现的“阿波罗”和“联盟”号宇宙飞船在空间的对接，就是这项协议的成果。
最后，我们签订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它规定了双方同意遵守的12条行为准则。这个文件不仅涉及双边关系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而且规定双方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减少紧张局势和冲突，特别是减少那些可能使大国卷入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首脑会议上达成的这些协议，确立了在几个不同的领域里加强彼此的关系和合作的模式。这是缓和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要使苏联人关心采取种种办法以增加他们与保持国际稳定和维持现状这一事业的切身利害关系。我们并不认为光凭这种贸易、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关系就能防止对抗或战争，但是，当苏联人企图在国际上从事冒险的时候，他们至少总得把这些关系列入总的损益表上权衡一下。
由于到处都有窃听装置，我在苏联期间没有口授任何日记。奇怪的是，苏联人对窃听似乎不觉得有掩饰的必要。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报告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随便对自己的秘书说想吃个苹果，谁知十分钟之后一个女服务员便端了一盘苹果进来，放在桌上。
但是，我在这次旅行期间还是写了不少笔记，在回国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根据这些笔记口授了好几篇很长的日记。
日记
我向亨利着重谈了我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我说，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苏联领导人只有第三流的智力水平，这话根本说得不确切。我说，我们总是错误地估计苏联人，因为我们只根据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之类来做出判断，而不更深一层去观察他们实际的性格和力量。
谁要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里爬到最高的地位并保持那个地位，他就一定要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坚强的毅力。这三位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肯定都有这样的条件。勃列日涅夫的口才可能不如他一些老练的欧洲或亚洲同事们那样出色，风度也不如他们潇洒，可是像美国的工会领袖一样，有他独到之处。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他看成一个傻瓜或头脑简单的粗人。周恩来是既文雅又刚毅的人，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
毫无疑问，苏联现在的领导人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具有自卑感。他们不需要吹牛说苏联的一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东西都好。但是，他们仍然渴望人家对他们平等相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
有趣的是，苏联领导人都讲究穿着。勃列日涅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时髦的人。他有一套显然非常贵重的金制烟嘴和打火机。
我注意到苏联三位领导人的衬衫袖口都用链扣。这使我想到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么微妙的变化，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曾经坚持要穿得比我们大家都朴素。
柯西金确实是一本正经，非常冷静，不轻易露出热情；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他是个贵族。波德戈尔内更像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参议员。勃列日涅夫有如爱尔兰人后裔的大工会头子，或许把他比作〔芝加哥的〕戴利市长更加贴切。当然，这些比喻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
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私人交情也不错。有一次，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一起交谈，我给基辛格写了一个条子说，这听起来就像我们房间里那架每当我们想要防止窃听时便打开的扰频器发出的干扰声一样。
勃列日涅夫非常热情友好。我们乘车去别墅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他希望我们已经建立起亲密的私交。
〔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曾经分析过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属于“熊的拥抱”那种类型的人，因为不论谁来见他，他都喜欢拍拍肩膀，搂搂抱抱。我不由得想起，如果当年在葛拉斯堡与约翰逊会晤的是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柯西金，这两个人倒真是一对。
有一次他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另一次他把我称为“现任的和未来的总统”。
他告诉我，在他刚开始从事党务工作时，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向他强调过个人交情在政治活动以及党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老资格的党员究竟是谁，反正听起来有点像是指斯大林。
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比另外那两位年轻5岁。其次，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不论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你都能感到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再次，他有时说话过多，并且不尽确切，但常常能够很有力地表达他的意思，同时也十分精明。他还善于在辩不过人家时转移话题。
他的手势富于表情。他有时站起来踱步，这是我们会谈时他常用的方法。亨利记得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说：“我每站起来一次，就做出一个新的让步。”当然，他这样做一定是受我的态度的影响，因为和他相比，我是十分克制的。有人也许会说，我这样对待他是错误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我对他的各种指责神色不动，反而比感情外露更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我说：“我是个易动感情的人，特别是对于战争中有那么多人死亡的事情。”我回答说，尽管我是以缺乏感情出了名的，在他谈起的这个问题上我却和他一样感到激动。
他问起毛泽东的情况。我说，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从智力上说还是敏锐的。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毛是个哲学家，是个上帝般的人物。他说，要了解中国人是极其困难的，接着他又说：“我们欧洲人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进行了猛烈的阶级斗争。当然，苏共领导人开始不再处决反对派，只是使他们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如对赫鲁晓夫那样，算起来也不过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
他非常强调“有些人”不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显然是指中国人。
有一个侧面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总是想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苏联领导人却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简单地提起朝鲜以外，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到哪一个小国。我还颇感兴趣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提古巴问题，他们对朝鲜问题的态度是很温和的。
我注意到1959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马路上的汽车增加了许多，人们的穿着比以前好了。
有一次我指出，我们的会晤绝不是偶然的。世界的局势要求我们举行这次会议。全世界希望会议产生成果，我们并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会议是有充分准备的，现在我们必须前进，消除世界上的一切战争温床。我们决不能让历史重演。雅尔塔会议导致了美苏关系的改善，但是后来却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读一读雅尔塔历史可以发人深省，因为引起后来的一切麻烦的，并不是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而是苏联没有遵守协议这一事实。
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我们已经签署的各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