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文学生涯
一部杰出作品的诞生，是个人心血的结晶，也是伟大时代的产物。
作为柳青同志创作指南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柳青一生的言论行动、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考察，他主要在以下几个重要观点上坚持了《讲话》的革命方向和艺术道路：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着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文艺美于生活，但一切来自生活。真理是这么朴素，而又这么深刻！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的那些论述，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因此构成我国革命文艺的美学理论的中心。柳青以毕生的精力钻研和实践毛泽东同志这一美学理论，把自己的创作活动长期地归根于社会生活，特别地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他的艺术追求也以此作为发端。研究柳青，必须时刻顾及这些，方不致离题太远。
在所有的创作准备中，柳青始终把生活的准备放在首位。一九四二年以后，他遵照《讲话》的精神，全身心地到生活中去，一直到死，从未离开生活——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土壤养育着文学之花。柳青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创业史》，长自生活的泥土中，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它是从群众生活中走出来的，不是从作家书斋里造出来的；它为群众接受后，又回到生活中去。柳青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一再提到生活的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给我印象极深，他说：“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
这正是作家柳青一生创作道路的真实写照。他是“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始终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做着。
生命根于泥土，生命之树常青。人类优秀的文学作品，现在、将来，即使过了若干世纪，仍旧光辉不灭，生意盎然，人们还能够从中感到生活的气息，受到生活的启示，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源于生活。除此而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下面，我将从柳青的文学生涯和创作发展谈起，着重介绍《创业史》写作前后的背景情况，看看一部杰出作品的诞生需要经过多么长时期充分的准备。
一 “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
柳青，一九一六年生于农民家庭。陕西吴堡人，原名刘蕴华。一九二八年（十二岁）读高小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柳青爱上文学，是在吴堡镇上初中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到西安，入西安高中，从此开始习作短篇小说。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运动，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勇敢地拿起文学之笔，以求影响社会。就在同年，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年轻人，写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待车》。一个作家眼看要脱颖而出。
一九三五年，柳青参加“一二·九”运动，任学生刊物《救亡线》编辑。一九三六年约二十岁时，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初期的革命文学活动。
一九三八年柳青到延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写了《肖克将军会见记》等作品。一九三九年到敌后，跟随部队战斗在陕北和太行山区，创作了《误会》等短篇小说。一九四〇年回延安，活动于杨家岭、绥德、蓝家坪等地，创作了《地雷》《一天的伙伴》《废物》《在故事》《喜事》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战争和农村生活为题材，如实地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新变化，首先是人（农民和士兵）的变化。从这些作品中第一人称的身份和“四哥”“四先生”“老刘”“刘干事”的称呼来看，此类作品大多取材真人真事，很像人物特写。然而，它也是小说。这时的柳青不过二十出头，但却具备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素质。他十分注意刻画人物形象，描绘人物性格，每篇小说的人物性格鲜明而不雷同，使笔运墨时竭力准确而精简。这时的作者，因为接受了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和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尽管看待生活中的各色世相还不深刻，视野不为开阔，语言，尤其是叙述性描写性的语言不够大众化，但是，他笔下老区生活的真实性，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性格冲突的曲折多变，人物对话的口语化，作者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新事物的热爱，却诚实地流露出来。作者在剪裁布局上，也考虑到短篇小说精悍隽永的艺术特点。我想，读惯了一九五八年以后那些标榜是“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直接推动生活前进”的作品的有些人们，也许觉得柳青的这些短篇作品思想落后（写了农民不觉悟的一面）、方法陈旧（如有人说是自然主义），其实，这正是生活，正是现实主义，正是短篇小说，它衔接着我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衔接着后来的《创业史》。
这位年轻短篇小说作者的崭露头角，立即博得同行友好的热情称道，他们不完全是开玩笑地称他是“陕北的契诃夫”，适足见其才华之盛。但是，柳青却认为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如《误会》《废物》等，由于“某种程度上的脱离群众”，显得生活贫乏；又由于对外国文学的皮毛的学习，语言文字显得欧化。后来，他回忆起这时的作品时，认为这些作品虽然歌颂人民、歌颂革命，但是里面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他说，那时“我总是以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名义吃饭穿衣，游来游去。我到实际斗争中去是看别人工作，在部队里是马上来马上去的客人，在农村里是把两手插在裤袋里站在旁边看群众开会”。很明显，他认为作品缺乏力量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只是一位生活的客人，因此，对生活的认识和再现自然就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上了。
一九四二年，柳青参加文艺整风。他在极大的鼓舞和兴奋中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正确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澄清了许多糊涂、混乱的看法；它所放射的光芒，照亮了柳青的创作道路。柳青遵循《讲话》的方向，于一九四三年毅然决然离开延安，到陕北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乡文书工作达三年之久。他是《讲话》以后第一批深入生活的作家之一。次年四月，他写了人物特写《一个女英雄》，歌颂了敢同吴满有挑战的劳动模范——本县桃镇区的郭凤英。这是较早出现在柳青作品中的新人物。在任乡文书期间，他不辞劳苦，不怕艰辛，同群众一起投入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反奸斗争和生产活动。他对劳动农民产生了浓厚的阶级感情，他下定决心一生扎根农村，立足农村，为农村革命而献身。他把物质生活的清苦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和群众患难与共，直到奉调离开这块土地。这个时期，他写了《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中的语言还是比较欧化的。然而，作品的生活气息却变得浓厚起来。三年的文书生活，改变了他的思想感情，充实了他的生活积累，孕育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
写《种谷记》以前，柳青同很多行政村主任和农会主任打过交道。他在作品里王克俭的模特儿的家里食宿两个月；同六老汉的模特儿做隔壁邻居两年；存恩老汉的模特儿就在他出生的故乡；王克俭的身上也还有着他父亲的影子。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个行政村主任为了不愿让别人使唤自己的驴，执意不参加变工队。这件事触动了乡文书柳青，他将此事写成三四万字的短篇，但作为积极分子代表的农会主任，形象却太单薄。他下决心写个长的，从此有了《种谷记》的构想。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柳青随部队到了东北。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他到大连做文化工作。一九四七年五月写完《种谷记》。这部长篇小说以真切朴素的画面，以农民开始走上变工互助的新的生活内容，即以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吸引了广大的新解放区的读者，为作者赢得声誉。《种谷记》是《讲话》以后在长篇创作中最早收获的果实！
陕北保卫战开始以后，柳青几经辗转，于一九四七年再次回到陕北。他一路上想象着《种谷记》的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想把他们连续地写下去，可是一接触生活实际，却被一个村干部办粮站的故事抓住。当他和这个干部一交谈，听了他讲的故事后，冲动得再也坐不住了，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动笔写一个真人真事的短篇。接着，他访问了许多人，没黑没明找人谈，把这个粮店从头到尾的详细过程全部记录下来。“给我谈的人屁股都坐疼了，要求我 ‘饶’他们。我怎么能饶他们呢？白天黑夜谈，谈了半个月，我记下有好几万字。”在采访的材料基础上，柳青把他以前有关区干部、民兵、仓库管理员、战斗英雄的大量感性材料投放进去，开始了创作上的“妊娠”期。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柳青离开延安到北京，在团中央参与筹办《中国青年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过程，一九五一年三月，他写完了描写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中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热情歌颂了新的农民英雄人物，歌颂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功绩。更可喜的，是作者在长篇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文字不多，却很亲切而感人。《铜墙铁壁》同样以它所反映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为人们所称道。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引路，柳青才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里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实现了跃进。他一贯认为不能过生活关，就无法过党的文艺方向关。他感慨地说：“的的确确，我到今天能够写出两本稍稍有一点内容的长篇小说，没有毛主席著作的教导是不可想象的。”半年以后（一九五一年九月）, 《铜墙铁壁》出版，他立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深刻地指出：“一个作家很可能在写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以后，又写出坏作品来，这正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自己的；要避免这个，就需要我们继续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而不是借群众成了名，就脱离了他们。那些曾经以为结合过一时群众就够一辈子受用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同年年底，他作为我国的作家代表访问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年即一九五二年五月，他同一些创作人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赴上海参加“五反”运动。他借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之机虚心检查自己十多年的创作情况说：“我自己的作品就有明显的缺点。我始而在表现新人物的时候没有准确地掌握住哪些方面是主要的，哪些方面是次要的，哪些方面是不必要的，以便放弃不必要的，使次要的帮助主要的突出。继而我在掌握方面比较准确，但是却产生了另外的缺点，人物的心理过程粗略，感情的魅力不足。我知道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是对已有的成就的不自满；这种痛苦，对于一个继续前进的作家来说，往往准备着创作上新的突破。柳青的话，我以为比较真切准确地总结了他以往创作中在思想深度、写作方法、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还不成熟的状况。他所讲的“始而”“继而”两种情况，在《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中显而易见。他严格要求自己，他不自满，要继续前进，表现出一个革命作家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他看到自己的长处，也不隐讳自己的短处，也警惕自己不要走那一条路，也清醒地看清自己应走的道路。他接着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的缺点完全克服或者至少尽量少些呢？只有经过长期的磨炼，就是循环不绝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他大声疾呼：“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
他不能离开生活、脱离群众。他说到就要做到。一九五二年，正当土改复查时，他又一次“克制住一切邪念：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追求，地位观念……”毅然决然告别首都北京，到陕西省长安县农村继续地、长期地磨炼自己了。
“皇甫村十四年”由此开始。
史诗《创业史》将从这里诞生。
二 到皇甫村去！
柳青从首都到长安，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作家架子。他总是认真工作、埋头学习，总是向人们提示些细致深刻的问题，总是特别注意干部群众的情绪变化和党的政策执行情况。一九五二年冬天，他和县委工作组一起，到王莽村帮助薄忠智建立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艰难刻苦地发展互助合作，“搞出个局面”，柳青于一九五三年春定居在
河边上号称十里长的大村子——皇甫村。村里有个破庙“中宫寺”，他稍加修葺，变成自己的家。他决心在这里扎根落户、生儿育女，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取得一员普通农民的资格。他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讲互助合作课本，但局面不容易打开，互助组难以巩固。一些在土地改革中分配果实时被人称为大公无私的贫雇农，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为了巩固互助组，柳青总是不断用事实启发大家，热情扶持一切新的事物，对一时落后的群众，进行耐心的教育，然后等待他们的觉悟。比如，一个重点互助组的副组长思想退坡了，不愿意开会，门上挂锁，自己躲在家里蒙头大睡，表示坚决退组。柳青不厌其烦地找他，满村地找，帮助他。对于不能把一些甚至三十几岁还讨不起老婆的生产能手吸引到互助组来，柳青深感不安。他日夜为农民，组织起来操心费力，但收效却极其有限。到一九五三年春夏之间，皇甫村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见了他仍很冷淡，无话可说，甚至躲着他走路。人们用镜框子把土地证装起来挂在毛主席像下边，心中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夏收以后，皇甫村的互助组散得所剩无几。事与愿违，柳青的劲头受到挫阻，干脆关门写东西了。这也是生活！后来的《创业史》，并没对此加以掩盖。
秋收的一天，突然，区委书记孟维刚高兴地告诉柳青：王家斌互助组丰产了，试验的稻田，每亩平均九百九十七斤半，其余平均六百二十五斤，创全区纪录。（请与《创业史》第五五五页的描写作个对比！）新的人物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下了决心，做出奇迹，埋头苦干，默默无闻，这时，人们才注意到他。柳青喜出望外，相见恨晚；当他见到王家斌后，顷刻变成知心朋友，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从此，他同王家斌以及他的互助组结下不解之缘。
王家斌就是柳青踏破铁鞋所要寻找的人物！
王家斌就是梁生宝的原型！
柳青爱王家斌，爱皇甫村，爱自己新的家。他在这里工作、劳动、写作。他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朝夕相处、情深意长，一起经历了互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直到农村四清等一系列农村巨大变动。他是一个出色的实际工作者、事业家，党的好儿子、好干部、政治鼓动家、组织家，是农民群众的知心人、带头人，然后才是一位文学家。柳青走上一条很艰苦然而却很光明的创作道路。
柳青一九五三年秋天认识王家斌以后，一直到他一九六六年被迫离开“家乡”——皇甫村的近十四年里，他们情同手足，命运与共，共同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事业耗费着心血。
柳青亲自参与王家斌互助组的领导工作。全组十来户人，谁每天干什么活，哪家发生了什么事，他都知道。他尤其下大力气学习王家斌、培养王家斌，使这个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崭露头角的带头人物站得稳、走得快，使他的互助组这一社会主义新事物真正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来。
王家斌引进的稻种在互助组的土地上获得特大丰收。四口之家的王家斌一年收入二十几石细粮。一九五三年秋天的农村，粮贩子到处活动，秋收后的粮食市场反而紧张起来，土地改卖越来越多，卖地的人也跟在王家斌的身后了。柳青觉察到一种倾向正在露头，他不失时机地对王家斌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站稳了脚跟。到了年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精神下达到皇甫村，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运动带动了农村的各项工作，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王家斌彻底打消了买地的念头，并动员组员们以丰产互助组的名义首先卖余粮给国家，从而使互助组在生产上和政治上都打了个大胜仗。农民革命热情的高涨大大鼓舞了柳青，他说“在家里越来越坐不住了”，已经到了“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我不说写完一章，就是一页也写不下去了；正如外面是暴风雨，我在屋里不能工作一样”。他全身心地投入运动的洪流，深入到行政村、居民小组和互助组，继而向茅棚里和炕头上发展了。当时村里有个姓高的富农拒不出售统购粮，态度非常顽固。那天下着大雪，柳青不顾道路多么泥泞，同村干部、群众一起，到富农家里进行说理斗争。诸如此类，使我们联想起《创业史》第一部《第一部的结局》里“一大群蛤蟆滩的庄稼人涌进姚士杰的四合院里来”的生动描写。难怪柳青描写得这么真实！
为了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鼓动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柳青在皇甫村的历史变迁中，向一大群饱经风霜的庄稼人苦口婆心地做宣传，为他们打开社会发展史的壮丽画卷，使农民憧憬社会主义的幸福成为可能。皇甫村的庄稼人被“柳书记”的爱和热动了心，入了迷。熟悉《创业史》的同志不难发现：梁生宝与王家斌，梁生宝互助组与王家斌互助组，蛤蟆滩与皇甫村，柳青与农民，他（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家斌互助组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获得胜利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三年冬成立了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王家斌任社主任。建社时期，柳青简直忙坏了。他天天和干部们开会研究怎么办社，天天拄个棍子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具体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柳青以点带面的办社经验传遍了长安县，县农业合作化训练班接二连三地在王曲区举办。每一次训练班上最为人称道的老师，就是柳青。群众反映说，同样一个理，老柳就像用指头戳窗纸儿，一点就破。比如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当社主任光荣，但不是为了唬人，不是为了坐汽车，不是为了指拨大家，而是要吃苦。三九天没人磨豆腐，你就磨豆腐。但我们反对光磨豆腐不动脑筋、跑烂鞋的社主任。你还得挨骂。群众骂得再凶，你也不能发脾气。一年你发一两次火，不是好主任，发三四次火，就是个烂脏主任。你要像和尚手里的木鱼子，人家一面敲你，一面嘴里咕嘟咕嘟骂你。就这，还是不能发脾气。你要搞团结，绝对不能分小摊摊。只要你社里有小摊摊，你就瞎事了。……群众是多么喜欢听他讲话呵！他的多次生动、深刻、透彻的演讲，皇甫村人、长安县人至今记忆犹新。他们当时听了“老柳”“柳副书记”讲话以后的心情，很像《创业史》中梁生宝听了县委杨副书记的谈话后的激动心情，觉得这位“聪明、理智和有力”的领导人的话，“比金子还要有价值”, “我的天！多么深的道理，可是多么好懂呵！”
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开头的年份里，在互助合作化运动的滚滚洪流中，柳青和贫下中农一起，经历了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阶级的和道路的斗争，打下了雄厚的生活基础，收获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进行了从王家斌到梁生宝，从胜利社到灯塔社，从皇甫村到蛤蟆滩等等复杂的艺术提炼、艺术构思的典型化过程。一九五四年，他开始了《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他一边写作，一边生活；有时半天写作，半天在群众中间。他的创作态度非常谨严，自我要求的水准也非常高。他决心要在《种谷记》《铜墙铁壁》的基础上，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要完成一次大的飞跃、大的突破。他觉得自己开始具备了有关的条件，他以长期全身心地投入到群众斗争生活而感到慰藉，以继续深入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而充满希望。他写得很慢，一天不过千把字，少的时候只有数百字。他是在沙子里澄金，在大海里捞珠，一粒粒、一颗颗镶嵌着他的瑰丽史诗。
这个时期，柳青目睹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巨大胜利，有时不得不中断《创业史》的写作，及时记录下眼前沸腾的生活画面、新的人物、新的事物以及他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破天荒出现的伟大壮举而欢欣鼓舞的狂喜心情。他发表了《新事物的诞生》《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第一个秋天》《王家斌》《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王家父子》等作品，这就是他后来（一九五五年）结集出版的《皇甫村的三年》里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当时脍炙人口的得力之作。这些作品也记录下他自己深入生活，和农村一代新人共同前进的脚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皇甫村的三年》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梁生宝的原型和蛤蟆滩翻天覆地的社会背景。
胜利农业社建立以后，柳青更加忙碌，时时关心着农业社的巩固。一次，他解决了生产上一个大问题。塬上地多，用肥多，但是社员担粪上塬，挑麦下塬，上上下下，路远难走，浪费劳力太多。他创造性地建议社里搞“生产点”：在塬上盖牲口房，就地积肥，在地里光场，就地收割碾打，节约宝贵劳力，免于来回奔波。不久，“生产点”建起来，他每天都要上塬查看、照料，群众莫不称赞。
群众也忘不了这些年间他同社员一起经历的严重斗争。一九五七年自发势力抬头，他发动党员和群众坚持真理，借重事实，进行批评教育。一九五八年，他为了配合当时农村的斗争，暂时放下《创业史》的写作，发表了中篇小说《狠透铁》。这篇小说正视生活矛盾，真实反映了当时农村自发势力嚣张，一些干部堕落腐化，勾结坏人进行破坏，集体经济面临危机的严峻现实，给人们重重地敲了一声警钟。但是，更为可贵的，是小说塑造了主人公不畏诬陷、不畏孤立、不畏病痛、韧性战斗、坚持到底的硬骨头精神的鲜明形象。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敏锐眼力，而且表现出作者艺术家的勇气。他有雄厚的生活实践作后盾，他不怕有人把这部作品打成“歪曲生活”的毒草。
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第一部的时候，仍然不脱离实际，继续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中间。他说过，外头热火朝天，自己很难在房子里坐下来。他依然跟大家一块开会，给群众、干部出主意、想办法。群众、干部都很尊敬他。
柳青在皇甫村和普通社员过着一样普通的生活，坚决不搞特殊化。他把小孩子的籍贯填成“皇甫村”。他对孩子说：“这里就是咱的家，我就是皇甫村的社员。”他从踏入皇甫村的日子开始，就主动地拜访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同他们谈心交心，谈生产，拉家常，息息相关，亲密无间。他在皇甫村的田间地边、草舍牛棚、锅台炕头和柴火垛旁，留下了多少足迹！他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关中农村明理的“老汉”了：穿的对襟袄，不留“洋头”，戴着毡帽，走起路来，一点架势也没有，和农民在一起，相互都不感到生分。人们没有不觉得这个“老汉”十分可亲而又“无所不晓”的。他的住所“中宫寺”不但是干部们的“会议室”，而且是群众们的“问事处”。大至党支部出现难题，小至家庭发生纠纷和小孩生病，人们都习惯于到“中宫寺”来要求解决。人们常常看到的是，再发愁的庄稼人，到了“中宫寺”，只要脚地上一蹲，把满肚子的话往外一倒，听听柳书记一阵劝导，就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柳青经常加在人流中赶集，边走边谈边听，谁也分不清他是农民还是作家。他经常提个竹篮排队打油买醋，不但不抢先而且让别人上前他退后。村里每逢婚丧嫁娶或者盖房架梁，他也挤进人群看热闹。他完全习惯和农民一个样。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农民化，为了进一步熟悉农民、学习农民、宣传农民、教育农民，柳青做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大量而艰巨的工作，长期而痛苦的磨炼。有同志统计说，柳青叫出皇甫村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再加上他以往在陕北对农民的长期了解，那么，不妨可以说：柳青是我国最熟悉农民（特别是新型农民）的一个作家！
丰富的生活积累，正在作家辛勤的制作下转化为艺术的世界；扑面而来的新的生活积累，为作家孕育的新作的第一部最后充盈了血肉：《创业史》的写作日趋完成。柳青说过：“代表着一个个人的思想和性格的行为，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这就是文学创作描写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我特别注意的地方。”王家斌自告奋勇坐火车到几百里以外去买优良稻种的事，他组织组员们进终南山搞副业的事，他的互助组亩产九百九十七斤半的事，只要他走进茅棚、叫声大爷叔叔或老哥，人们就动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的事，成立胜利社牲口合槽的事，等等，在柳青的艺术遐想中已经不是简单的动人的行为举动，而成为他艺术构思时“特别注意的地方”，尽管在《创业史》完成后它们只不过是一个杰出性格的个别表现而已。柳青贵在熟悉农民的灵魂及其变化的契机和脉络，贵在据此创造了不同农民的典型，特别是新人的典型。把握了典型化的人物（包括他们的时代特征、阶级特征、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等），也就把握了作品的轴心，相比之下，其他的都比较容易解决。典型人物之间一旦发生性格冲突，就产生情节；情节的安排，产生了故事，一部小说大厦的设计和建设，无非是这样。柳青自己说过：“作品是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的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人物是构思的中心，是作品的纲，举一纲而万目张也。当然，写作自始至终是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它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柳青不敢稍事怠慢，他在为《创业史》大厦的竣工呕心沥血。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晴朗的傍晚，柳青又回到延安。他回延安躲病，因为他支气管哮喘受不了关中平原的麦黄气味。他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青岛或北戴河去呢？他们不知道：一切过敏性的疾病，除了生理因素之外，精神因素是很重要的。我回到延安，住的地方，吃的东西，睁开眼睛或者闭上眼睛都是舒服的。世界上没一个地方能给人精神上这样大的满足，除非那个地方唤起记忆中许多令人鼓舞的往事。”自然，他回忆起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党和群众，《讲话》和乡文书，王加扶和王克俭们，石得富和曹安本们。自然，他也带着皇甫村的王家斌，王莽村的蒲忠智，蛤蟆滩的梁生宝、梁三老汉们一同到延安来。当他夜间伏在南关招待所上院的砖花墙上贪婪地享受延安的夜景美时，当他攀上清凉山把延安精神同中国农民的历史联系起来时，他手头所从事的工作即创作，变得更加有意义有生气了。他将为我们迎来一个崭新的农民英雄典型形象，这个农民形象不但是柳青自己从前任何作品中的先进人物无可比拟的，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时，《创业史》第一部在皇甫村一座破庙里光荣诞生！
啊，艺术史诗《创业史》！
三 《创业史》出世以后
《创业史》第一部四易其稿，一九五九年四月先在《延河》杂志上连载，后又在《收获》上一次登完。之后，柳青亲自进了神秘凶险的终南山，获得地理环境等等亲知，再次修改了梁生宝的割竹子队在山中集体劳动的动人诗篇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等处。一九六〇年五月，《创业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欢迎。全国著名的文学报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评介文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同年七月，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周扬同志在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中，热情称赞“《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面貌，塑造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
对于《创业史》第一部，人们还有待于作深入的研究分析，《创业史》本身还要接受长时间的考验，读者对书中一些人物（如改霞等）的描写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读者公认这是一部真实的、有理想、有相当深度的力作。若按第一部的水平完成四大部《创业史》，那将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广大读者和整个文学界都对柳青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来自全国读者的好评和期望，给柳青以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的路子走对了，他将坚持不渝地照样走下去。他保持着自信而清醒的头脑，没有丝毫的骄傲和自满。他说：“对于作家来说，自满必然发生停滞，骄傲必然脱离群众。我们写了书，不应当是党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吗？有时候，你在屋子里写作，觉得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但你跑到人山人海的水利工地一看，就觉得你做的那点工作，比起党和人民的集体事业，算得了什么呢？没有这些伟大的事业，你又写什么呢？”他给自己定了三条戒律：不谈创作经验之类，不登报，不拍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我们的几亿农民，在短短几年里，就把一个几千年的落后、分散的社会，以自觉自愿、争先恐后的心情，从根底上改造了……这是人民精神面貌的大变化。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男女劳动者，都在起着这个变化。时代赋予现代中国的革命作家这样光荣的任务——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任务。必须严格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人民生活的洪流，我们创作中所遇到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经过刻苦钻研，逐步地得到解决。”这些见解精当的话，是对自己的警惕，对自己写作《创业史》第一部主要经验的总结，也是今后继续奋斗的宣言。取得《创业史》第一部写作成功的柳青，始终狠狠抓住“生活”这一环节不放，不让自己哪怕稍稍地脱离“人民生活的洪流”。
在北京的文代大会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同柳青作了亲切的交谈，询问了他在皇甫村搞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与人民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党走廊上的这次交谈，大大鼓舞了这位人民的作家。当晚，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参加了在宴会厅举行的文艺界联欢会。
一九六〇年八月，柳青开完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回到皇甫村以后，首先到皇甫管理区询问生产情况，关心村里、队里和管理区的生产和工作。同年，他动笔写《创业史》第二部。他上午写作，下午到地里去，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
《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汇款单到了，数字是很大的：一万五千六百元！这是他个人应得的劳动报酬，但是，他分文不留，全部交给他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就像是把人民的收获交还给人民一样。他说：“我也是个公社的社员，只是社员参加的是体力劳动，我参加的是文字劳动。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他让公社保密，不要向群众说是他献的款。可想而知，作家柳青的精神境界是何等的高尚！
柳青的稿费，在王曲镇上办起医院，方圆三十里，十余万人口，蒙受到天降的泽惠。“王曲医院”现仍立在十多万农民中间，代柳青问候他们的健康。
柳青自己的生活极其俭朴，屋内陈设简陋，钉鞋的工具却一应俱全。家里还有节约箱之类的东西。孩子们鞋破了，修鞋匠就是他。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同群众拉平，不准家里人悄悄到村里给他买鸡蛋，尽管他身子病弱。他严肃地说：社员能过去，咱就过不去？咱这样做，是在困难面前当俘虏，是脱离群众。
这几年中，柳青经常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从而获得不少的感受和体会。他在不打乱《创业史》写作的前提下，把他的感受体会写成短文、特写或文艺随笔，有时还特地为地方报纸写点有关农村工作经验或工作意见之类的短文。
在三年困难时期，皇甫村一个地主分子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公然跳出来说：“有朝一日天睁眼，我要持刀杀人！”柳青当即组织干部整理这个反动分子的材料，“组织群众，坚决打击”。他对一切反动分子的深仇大恨，表现了他对劳动农民的执着的爱。皇甫村群众也不能忘记他同他们一起坚决抵制“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等的斗争。王家斌不愿说假话，不愿搞浮夸，社里给插了“白旗”，让他去喂猪。他想不通，得了失眠症。柳青常常去看他，谈心交心，肯定他做得对，鼓励他“挺起腰杆”。一九六二年，柳青发现因为管理不善，合槽喂养的牲口有些死亡，有些人就不相信合槽喂养了。他当即停下《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到各队饲养室进行调查。他为了总结经验，订出一个易于为社员记忆的耕畜饲养管理公约，在公社几个同志和胜利大队的王家斌等同志的协助下，同年四月，编了一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热情歌颂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在群众中颇为流传，在文学界引起了人们的深思。通过这件事，人们看到一个无产阶级的著名作家怎样在人民中“生活”。
一九六四年皇甫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某些极左的做法挫伤了农村的基层干部，竟出现了“皇甫人民受着黑暗统治”“皇甫还要第二次解放”的谬论。柳青坚决不同意如此对待新皇甫。他反对把农村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齐整”，坚持认为“皇甫和全国一样，建国十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干部百分之八十是从土改反霸斗争、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多数是好的”。当他刚从北京回来听说工作组搞突然袭击，批斗了王家斌，一个胡宗南的干亲也上台控诉，动手打人时，他即刻赶到社教总团反映情况，据理力争。工作组终于向王家斌赔礼道歉。柳青出于公心，坚决抵制极左的倾向，站出来保护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敢作敢当的大无畏精神，受到正直的干部、群众众口一词的拥戴。有人诬蔑他是“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他毫不在乎。只要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柳青无所畏惧，义无反顾！
《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版，给柳青带来了荣誉，然而他并没有松懈自己的努力和追求。永不自满的柳青，时常为创作的苦闷所缠绕；他要使自己的艺术、思想水平再提高，他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些创作问题。他为自己的探讨钻研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深入到许多对作家说来颇为奥妙的领域——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他这个辛勤的蜂在尽力吸吮生活花蕊的同时，也在尽力吸吮理性的花蕊，都是为了给人民酿造艺术之蜜。他深入学习、研讨了不少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其他知名的理论著述。从一九六一年底开始，他陆续写了《美学笔记》数篇，约两万字，提出了一些有独创性的艺术见解。他学习、钻研是为了艺术创作，提高作品的美学水平。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信念：第二部要写得比第一部更好些。他计划在第二部写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第一部只是全书的开头，虽然贯穿全书代表各方面的主要人物，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中心，大部分已经出现或提高了，但矛盾斗争还在酝酿阶段，有待以后逐步展开。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号起，《延河》杂志开始连载《创业史》第二部，到一九六一年十月，共发表了七章，以后再未逐章发表。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以后，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从一九六一年起，在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典型化程度对比等方面产生了分歧意见。有同志认为《创业史》典型性最强的人物形象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呼吁对梁三老汉多予分析研究。有同志认为梁生宝英雄人物形象的出现，是柳青的突出的艺术成就，但是这个形象的塑造，理念的东西多了，性格化的东西相应地不足。其次，在如何准确地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矛盾冲突的特点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柳青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对于梁生宝形象塑造等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褒贬抑扬，态度十分鲜明，他希望进一步引起讨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支持柳青的观点，也有同志坚持自己原先的看法。关于《创业史》的这场争论，与文学界有关“中间人物”的讨论相互影响。一九六四年大张旗鼓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同时，也“平息”了关于《创业史》的这场争论。其实，这场争论，纯属学术讨论。正常的学术讨论需要“百家争鸣”的民主空气，当时这个条件还不具备。
四 一次最严格的“塑造自己”
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同年，即动手写《创业史》第二部。一九六五年，写完前二十五章。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迫离开皇甫村。“斗争”不息，死生难保，《创业史》的写作，中断近十年之久。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动乱期间窃踞高位，捣乱破坏。党的优秀干部和无数的好人，或者被批、斗、关、押，或者被打、骂、凌、刮；冤狱遍于国中，奸佞弹冠相庆，病残伤虐疯死者、赍志以殁者不计其数。柳青当然在劫难逃。他失去了自由，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里通外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他是“黑作家”，皇甫村“中宫寺”是“地主庄园”, 《创业史》是“大毒草”。接着，就是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拳头，皮鞋，砖头，瓦块，昏厥，休克，抢救……
“柳青，你是什么人？”
“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一阵拳打脚踢）
“什么人？”
“革命干部+革命作家。”（一阵拳打脚踢）
“《创业史》是不是毒草？”
“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又一阵拳打脚踢）
无休止的威逼，一声声的严词答对，数小时的弯腰低头，哮喘病人须臾不能离手的喷雾器被扔在地上，都不能使共产党员柳青屈服。他心脏病发作，死了过去，孩子们放声大哭，救护车却不肯送医院。有一次，他死了过去，准备抬进太平间，娃娃们大哭爸爸。为了一线存活的希望，好心的护士耐心等了一个多钟头，果然他又睁开眼回到这个世界。人民在受难，自己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何况壮志未酬，《创业史》没有写完，这个顽强的生命终于活下来了。
“柳书记”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人民，广大群众和皇甫村的庄稼人，心心向着他们的“老柳”。王家斌被拉上台陪斗、挨打，“中宫寺”成了“地主庄园”被捣毁，柳青的亲密伴侣和助手马葳被逼身亡。人们看见佝偻着身子的柳青，扔下自己那根木棍，攀上自行车后座，或伏在架子车上，让儿女推着拉着四处求医。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提及这些不忍提起的柳青的惨痛遭遇时，怎能抑制自己无比沉痛和愤懑的心情！林彪、“四人帮”给中国人民、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之大，用不着开列不忍开列的含冤而死的亡者名单，一个柳青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柳青能够下床了。除打针吃药外，他贪婪地读书。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两年间，他学习历史——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读了前汉、后汉、明史、清史诸种演义，他说：“我家里成了历史研究室了！”他还准备读一些文学书籍，把多卷本的《创业史》接着写下去、写完。他同时关心着贫瘠的陕北老家和生儿育女的长安皇甫。他随时准备着重返长安，落户皇甫，他做梦也想回那里走走、看看、听听。然而，病魔不断折磨他。
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抱病的柳青悲愤之极，慷慨陈词，本着对人民对党极其严肃负责的态度，给党上书，冒险诤谏，和泪写了《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文中不但表露了一颗忠于人民的赤诚的心，而且有胆有识，闪耀着一个作家科学智慧的光芒。他从陕北十年九旱、多年薄收或不收、人民生活清贫的真实情况出发，大胆提出：“‘以粮为纲’不是说每一地区不管客观地理条件，都种粮食。”“陕北地区就是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陕北应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苹果产区”。这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科学设想，出发点是为了人民。他说：“我在一九五五年我国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以后，就曾将此建议写给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七年我催问第一书记本人，经查询，原件已找不到了。当时我本人的写作已经很忙，不能认真想这件事。”“这次我在受审查期间，因病重不能劳动，在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亲友，说起这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成我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由此可知柳青当时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不惜身家性命的悲切心情。
同年，柳青在已经被“砸烂”了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去北京，在一个医院勉强挂号、看病。但是，他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仅仅依靠出版社几个热心人的奔走，困难很多，无法解决。他的女儿出于无奈，写信给敬爱的周总理，托人转送上去。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周总理，第九天就将信批转中央卫生部，指示给以妥善安排。卫生部办公厅打电话通知柳青到阜外医院检查身体。周总理还让秘书把这封信拿给当时在北京开会的陕西领导同志看，嘱咐待柳青回陕后予以照顾。在一次国宴上，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志说：希望柳青把身体搞好，写完四部。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位作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双手呀！柳青对无所不在的周总理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无比地激动。他说：“周总理有多少事啊，还没有忘记一个作者在那里写书，准备出四部。真是我们的好总理！”
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周总理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在周总理的巨大鼓舞下，柳青强忍病痛的经年折磨，珍惜时间犹如生命，以重病之躯，一手攥着喷雾器，一手提起笔，艰难地伏在小桌上写作。幸好被斗期间查抄去的第二部手稿，被好心的同志保存下来。支撑不住时，他被送进医院，抢救过来后，他又蜷伏在病床上写起来。一九七三年，他曾抱病重返长安，往事涌上心头，感慨万端，誓将《创业史》续写下去。当他身体稍稍见好，能够做一点工作的时候，就又全神贯注到刻苦的写作境界之中。他把《创业史》第一部重新看了一遍，并且做了修改。他又打开了《铜墙铁壁》，悉心加工修改。时值酷暑，群蚊乱飞，他以比常人还要坚强的意志，不顾炎热虫咬，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修改着《铜墙铁壁》。进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写一小张稿纸，三百多字。他终于以顽强的毅力改完这部长篇，为这部作品倾注了新的血汗。这就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修订，一九七六年二月重新出版，“作者在文字上又作了不少修改”的《铜墙铁壁》。
“四人帮”为了加紧篡党夺权，把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恶毒诬陷邓小平同志，社会上弥漫着所谓“批右倾翻案风”的阵阵烟雾。这大大激怒了柳青。他说：“整个一九七五年冬和一九七六年春，才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期。”周总理的逝世，使他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病情随之恶化。有一段时间，他无心治病养病。被摧残的艺术家埋藏着愤懑，忍受着沉默；怒火在内心燃烧，沉默蕴伏着强烈的呼喊。毛主席与世长辞，更使他悲痛万分，他日夜为党和国家的命运焦虑。他不相信“四人帮”能够得逞。
在动乱的、漫长的“文化大革命”中，柳青又一次地“塑造自己”，这是他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塑造”，差点丧命。不过，他总算活过来了，这是他不幸中的万幸。
遥传京中除四害，未悉曲折泪满腮。
儿女拍手竞相告，病夫下床走起来。
忧愤经年吉日少，欢歌一夕新春开。
问讯医师期何远，创业史稿久在怀。
饱受摧残的柳青终于在病床上盼到了春天。“泪满腮”“竞相告”“下床走起来”“史稿久在怀”，绘出经年忧愤的“病夫”狂喜不尽的心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柳青带病紧张地工作，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他要求提前出院，医生不准。他只好蜷缩在病床一字一句地细抠。一九七七年春天，他的病况稍稍见好，倔强的灵魂专注在作品的修改上。他计划再改一遍第一部，年底改定第二部。他体力不济，但是精神百倍，情绪高涨，竟在炎热的夏季应请赶到北京修订《创业史》。同年九月，经他同意，将修改过的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版，作为第二部的上卷。他说，要“拿出一点实际成绩来”, “虽然单薄些，但这是作者的一番心意”。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同年十一月，“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的《创业史》第一部，再次出版。
不料，这年冬天，他病势变危。在西安病重住院期间，他还热情关心正在举行的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忍着剧烈痛苦的哮喘，翻阅会议材料，并慨然允诺为会议写一篇发言稿（见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延河》）。他表示要参加新的长征。经他修改定稿的《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从第十四章起开始在《延河》（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登载。人们以为作者病体好转，可以恢复工作，莫不感到慰藉。
但是，这部机器磨损太厉害了，病势日见沉重，到了非离陕赴京紧急医治不可的地步。四月底的一天，病榻上的柳青向送别的同志强忍着涌出的泪水，声音颤抖地说：“我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写作在陕西，没想到……”但他一天不死，就要为人民吐一天蜜，挤一天奶。他答应《延河》负责同志，到北京住院以后要继续他的修改工作，将《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各章的修改定稿陆续寄回发表。语重心长，闻者莫不为之动容。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他离开了西安，告别了他和他的作品的乡土。到首都以后，住东郊朝阳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适逢中国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京隆重举行，他是那样热切地关心着会议进行情况。谁能想到，会议刚刚开完，文艺界的同志和朋友们期待他有更大作为的时候，六月十三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年多些的时间里，柳青完成的是何等可观的工作量！作家李若冰同志说得好：“一个垂危的病号所能做的和难以做的，他都做到了。他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耗尽了生命里最后一滴血。”他在临终的一息，也没有忘记“塑造自己”。柳青在中国革命的剑与火、血与泪中，完成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坚强战士、杰出的人民作家形象的自我塑造。
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哺育了这位作家。这位作家在人民中树立了一个榜样。它不但告诉人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什么是无产阶级作家，而且，更重要的，告诉人们怎样做一个中国人、革命干部、共产党员。
这里，我想起柳青的一次录音讲话，即他最后的一篇遗作《生活是创作的基础》里的几句话。他极端诚挚地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咋样塑造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他还多次告诉人说，他爱皇甫村，他死了要埋在皇甫村……作为党的忠诚战士，人民的好儿子，我国文学的骄傲，柳青在创造历史的主人中间完成了对自己的塑造。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常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沈德潜《说诗
语》）人生、人品之于写作，诚若是也。
柳青同志的骨灰安葬在皇甫村，他又回到王家斌们的身边。
1977年12月
（选自《小说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