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考古就是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历史

问：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当时你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有如此重大的发现，是不是感到很偶然，很激动？

石兴邦：哪有偶然，也有必然。当时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工程大部分在西安、洛阳、侯马，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聚集的地方。夏、商、周、秦、汉、唐，几个封建王朝的都城全在这一块，中国的典型文化事迹都在这一带。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地去考古勘探。那时候有几个考古界的老前辈，向达、梁思永、郑振铎等等，这些先生都是当时负责的，说这不行，光靠在这实验室里的几个人啊，一天挖那几个平方米，我的天，那不行。于是考虑要培训干部。从1950年到1953年，北京文物局、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培训班，为全国各地培养考古人才。我当时是考古培训班的教员。然后到1951年，由苏秉琦带队的陕西考古发掘团，就在半坡遗址一带进行考古调查。1952年我又在沣东、沣西调查。

1953年，我带陕西团又到陕西做了一个详细调查，在那儿发现了半坡遗址。那一天，大概是中午时分，我腿困脚乏地走了不少路，就找了个土坎坎坐了下来，无意中发现河对面地势比较低，那个土梁梁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按照考古者的职业习惯，这些季节河水冲刷出来的层次比较鲜明的断崖，也是我们愿意查看的地物。一个是这类断崖不要动手“做”就很完美地展示了地层，再一个是此类断层纵深很好，土层堆积一目了然。遗址一般是一个土包包。古代人住的地方一般要比河床高，既要有饮用水，又没有水灾，古人喜欢这样的地方。到了近前，经仔细观察，我立即断定这个断崖的横切面应该是现代人为取土挖下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个取过土的断茬上边已经露出很多东西，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还有明显不是河水冲刷形成堆积的小石片，一层一层的，十分丰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也是很随意地拿起一个陶片打量了一下，一块陶片，仅仅是一小块陶片，就让半坡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露出它那惊人的面目。当时，我手里拿着那一小块，显然是经过古人精心打磨过的陶制片状物，抑或就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生活工具”呢。当时我那个心跳都快得不行了。回去以后，我立即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交给了所里。

所以，如果不是当时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也不会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到各省参与保护地下文物，可能也就不会发现半坡。如果这些陶片和石片遇到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一般民众也绝对不会关注动土的时候出现的这些毫不起眼的东西。于我个人来说有运气，那运气很大。

问：当时是否想到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石兴邦：完全没有料到会出来这么大一个村落遗址。我们开始知道这个地方有，因为它那个断崖，那是两米多深的，它有一层一层的，肯定是有埋藏的。后来发掘时，主体的东西出来了，离地面大概有一尺多不到二尺，完完整整一个圆房子，倒了六七千年了。这房子就塌在那地方了。那时候的房子拿泥巴糊的，那倒是都蛮结实的，就倒下去没有动，我说这真是奇迹，这真是好运气。

问：主持半坡发掘时你很年轻，当时有没有觉得压力？

石兴邦：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出头，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年轻人敢想敢干，没有包袱。半坡真正的发掘是1954年的事情。步骤上，先发掘墓葬，再发掘遗址。在发掘史前遗址方面，世界上谁家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于是，我们改变了前苏联那一套工作方法。以前打探沟，只是了解文化层堆积，并且将器物取走就算完事。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应当怎么去做？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只有采用全方位探测，大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作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第二步的发掘计划和方法。

正是采用了这种超常“大胆”的方法，与过去打探沟、切成条条块块分割的方式大有不同，我们最终才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残迹，以及其他房屋建筑遗迹。由于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出土遗迹迹象清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我记得中国考古泰斗裴文中先生曾说：“用 ‘半坡’这个方法发掘遗址好，过去打探沟把整体房屋都 ‘切切糕’样切掉了，石兴邦这次做得不错。”

问：你们没有挖多久，一下就挖到一个史前的大房子？当时挖掘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石兴邦：那真是好得很，那个屋顶是圆圆的一个。大概有160多平方米，是完完整整的房子。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后来还发掘到很多，是一层层摞着的。那时的人一般是房子倒掉后在原址上继续盖。

我们按照规定，将遗址一块块分开，有时候是一个方块块，有时候挖一个条条。然后一个一个分开挖。半坡遗址是有很多层的，我们就一层层进行挖掘。当时我们每个遗址都要刨，认真观察、记录，一步一个脚印，真是眼到、腿到、手到、口到。我们每周还要给北京考古所写一个周报。

问：当时最令你兴奋的发现是什么？

石兴邦：那多了，我觉得这个遗址的东西都是新的。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罐罐，大家都非常好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小米，和现在的小米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米瓤，壳里面都是空的。

问：大家最熟悉的恐怕还是人面鱼纹盆吧。你还记得当时它出土的情景吗？

石兴邦：记得。我们到了这个墓里，挖到了两三个陶罐，后来再挖还有很多。陶罐上面就盖着完整的人面鱼纹盆。大家都很高兴，都来看。这是一个瓮棺群，里面放着小孩子的尸体，上面盖一个盖子。有意思的是盆子底上都有一个眼。我当时天天在现场，打开瓮棺的那天，我仔细揭开一个陶罐盖子，发现盖子背面绘着一个很完整的鱼，确切地说是一只完整的“人面鱼”。几个鱼的图案，巧妙地头尾相接起来，却只有一个人样面孔，那样子，就和几个“鱼”戴着一个人的帽子一样。把这个清理完，然后我才一个一个揭盖。盖子里面没浸土，那些图案就跟新绘上去的一样，非常鲜艳。盖子上那个眼，我想是叫小孩的灵魂出来。出来以后，可以和母亲在一起。一般小孩的墓葬都紧挨着母亲的房子。我们能体会古人的感情，母亲便于照顾孩子，也不希望孩子离他们太远，以免受到野兽伤害。过去我们农村里面，小孩子死了以后就扔掉了，扔掉了一般都是喂狼喂狗了。但是古人物质和精神都要保护好孩子。他们用图腾神保护他们的孩子。

他们使用的尖底瓶也是很让人难忘的。无论陶质细腻程度，还是外形美观精细程度，一直到入水自动倒伏灌水的物理原理利用，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惊叹不已。

这个村落出现的东西，完全可以写一部书。粮食种植、打猎捕鱼、房子搭盖、工具使用、文化出现、信仰图腾等等，他们当时甚至有了祭祀的地方——一个石质的祭祀柱，四周用小巧的陶盆排列整齐地盛放着祭祀品。

还有一点，人们也不能忽视。当时的半坡人已经非常地“爱美”了，已经出现了一些原始的小装饰。我们现代人总是对古人估计得有点低，对他们以前的生活形态设想得不够大胆。我曾经给许多人说，半坡人那时穿得并不比我们差，他们都笑了。事实上，他们那时不但已经穿衣裳了，还穿花布衣裳！他们会织布，而且织的布用的原料是很细的麻丝。用天然麻布做衣服，并不只是现代人的奢侈，半坡人那时都穿着这样子的料子。当然，他们绝对也能染布，染的色彩还不局限于一种，黄的、黑的、白的、红的，他们都能染。为啥？涂抹在陶器上那么多颜料的制作，他们已经掌握了。再看那些缝衣服的骨针，并不比现在机器做得质量差，他们的裁缝手艺肯定也很精湛。

这些原封未动的生活场景，活生生地展现了居住在灞河边的部落先民。当时是靠种植和捕鱼为生，而且生活资料很丰足。最后才发现的那些鱼钩、鱼镖、石镰、石锄，以至于击打动物和河鱼的圆形石球，都使这些猜想得到一一印证。再后来，他们磨制涂抹陶器颜料的朱色矿石、“石砚”都出来了。还有那些陶片上刻出的奇怪符号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这里的先民已经努力地创造自己的记事“文字”了。

问：这让我想到了你说过的那句经典的话“我认为考古就是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历史，说明一个历史问题”，你觉得人面鱼纹这个图案，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石兴邦：这是一个八角鱼，中间是一个人，这个鱼纹已经往图案化走了，那个鱼不是很写实，已经出现了抽象化。这种鱼纹像两个三角对着，其实就是两个鱼头对着。它就是一个族徽，像我们的徽章一样。根据半坡的这么一个发展，可能它就是以鱼为图腾的一个族，鱼的氏族。

问：据说很多中央领导人也亲自来观看，最后是陈毅元帅拍板建了半坡博物馆。

石兴邦：当时，那些北大学生热情很高，挖了那么多东西。他们说要展览一下。我们也想搞大众教育。展览很快就办了，简单得很。在断崖下放一排桌子，文物就摆在桌子上。很多人都来看，一个月下来就有将近10万人。一下子把事情传开了，陕西省好多官员都来过。1956年4月，陈毅副总理到西安时专门来看了发掘现场。那次，我担任讲解任务。陈毅元帅到了陕西，听到口头汇报就很激动，也不听专门报告，就提出要参观半坡遗址中几个重要房址。他一边看实地，一边看地图资料，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一一都作了说明。之后，我们又带陈毅元帅一行在西安研究室参观出土文物，看了陶器、彩陶、墓葬材料和小件石器、骨器等精细器物。参观完以后，大家坐下喝茶休息，这才由我将这座遗址作了书面介绍。

座谈时，在场的人并不多。首先是当时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提出：“半坡遗址很重要，保存得很好，出土文物很丰富，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应该在这里建一个博物馆，把这些实物给子孙保存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接着，郑振铎局长就半坡遗址的价值和成立博物馆与保护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等问题作了阐述，激发了大家的极大兴趣，使陈毅元帅对建博物馆一事兴趣更浓。他们话刚一落，陈毅元帅就说：“好啊！就建一个博物馆吧，把它保存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嘛！是好事嘛！”

当天晚饭后，郑振铎局长特意到陈毅元帅下榻的房间去拜见他，将成立博物馆的想法再次向他提出，元帅当即慨允，打电报给国务院要钱。不久，国务院一次下拨30万元建馆费，陕西也拨了5万元建馆费，并组织筹建会，开展建馆工作。1958年，博物馆建成，我们的发掘工作也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