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千里地山河
——远离战乱的一方净土
李煜及其父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天下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动乱年代，也是刀光剑影、群雄逐鹿的年代，更是黎民百姓横遭血雨腥风洗劫的苦难年代，还是人才脱颖而出、乱中求治的创业年代。
唐朝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怒涛席卷华夏大地，特别是把“平均”、“冲天”作为改朝换代奋斗目标绣上战旗并为之殊死搏斗的黄巢大军，更是粪土王侯，力转乾坤，所向无敌，威震海内。唐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率部以电闪长空、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一举攻克西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把帝王将相的宫殿府邸捣得如同汤浇蚁穴、火燎蜂房。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打击，正像这场事变的目击者、当时在长安应举、三年后寓居东都洛阳的诗人韦庄，在其长诗《秦妇吟》
中所描绘的：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曲哀叹王朝末日的挽歌，用白描的笔法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绝少斧凿痕迹地再现了战乱之下长安的衰乱景象。《秦妇吟》问世以后，时人争相传抄，韦庄名噪一时，被誉为“秦妇吟秀才”。然而没过多久，《秦妇吟》便失传了。直到千年后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人们才在丝绸之路的敦煌石窟中发现多种手写本，得以再窥此诗之全貌，我们也由此如临其境地“目睹”了黄巢起义对唐末政治与社会的摧毁。
在这幕威武雄壮的伟大史剧上演前三天，当浩浩荡荡的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陷东都（今河南洛阳）、下潼关、向八百里秦川勇猛挺进的时候，偌大的长安城就已陷入树倒猢狲散的混乱之中。预感末日降临的唐朝君臣，个个如丧家之犬，茫然若失，不知所措，或策划逃命，或坐以待毙。酒囊饭袋的当朝天子，往日靠列祖列宗积攒下的家业过活，以击球、斗鸡为能事的唐僖宗李儇，吓得魂不附体，在小马坊使出身的宦官头目、被他亲热地唤为“阿父”的专权人物田令孜及其选派的五百神策军护卫下，带领为数极少的亲王妃嫔，辙乱旗靡地挤出金光门，星夜向西急驰，仓皇逃往兴元（今陕西汉中）。随后，又流亡到成都栖身。声威显赫的大唐帝国，刹时沦落到名存实亡的地步。
不甘心轻易让出金銮宝座的唐僖宗，逃到“天府之国”的成都以后，惊魂稍定，就紧急诏示各地藩镇调兵遣将，云集关中，解救京畿。然而，那些自唐中叶以来随募兵制盛行而崛起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武装割据者们，亦即手中紧握政权、兵权、财权的地方藩镇，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的藩镇，自恃“天高皇帝远”，朝廷鞭长莫及，非但坐视不救，反而借机谋叛。有的藩镇即使出兵镇压义军，也是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借机膨胀实力。这些“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新老藩镇，开始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继而干戈相寻，争夺皇冠，造成无地不藩、无时不战的厮杀局面。五代中期，后晋成德（镇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一语道破了他们当初争斗的天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这些列镇相望的大小军阀，趁堂堂帝国瓜分豆剖、令不行禁不止之机，以强凌弱，以大吃小，屡经火并，最后界定出若干不容他人插足的势力范围。其中，朱全忠据宣武（今河南开封以南地区及与之毗连的安徽部分地区），李克用据河东（今山西太原以南、太行山以北地区）。这是北方藩镇中实力最为强大、争夺最为激烈的两霸，也是当初镇压黄巢起义最为残酷的两支反动武装。此外，称雄割据的主要人物还有：王建据西川（极盛时辖今四川大部和湖北、陕西、甘肃部分地区）；杨行密据淮南（极盛时辖今江苏、安徽、湖北部分地区和江西全部）；钱镠据镇海和镇东（极盛时辖今江苏和浙江部分地区）；刘隐据岭南（极盛时辖今广东、广西和云南、湖南部分地区）；马殷据武安军（极盛时辖今湖南和贵州、广西部分地区）；王审知据威武军（极盛时辖今福建大部）。这些人后来几乎都称王称帝，摇身变成“五代十国”的鼻祖。
所谓五代，是指从907年藩镇立国的“始作俑者”朱温称帝到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半个多世纪在黄河流域消长兴亡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所谓十国，则是与此同时在秦岭、淮河以南，先后同五代并存、对峙的九个割据王国，其方位大致是沿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排列为：前蜀与后蜀、荆南、楚、吴与南唐、吴越、闽、南汉，再加上黄河以东至太原府以北的北汉。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五代十国错综复杂的时空轮廓，兹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后梁 为原唐朝宣武节度使、梁王（后封魏王）朱温于907年所建，都开封，传三帝，即太祖朱温、郢王朱友珪、末帝朱友贞，立国十六年。辖境七十八州，分布在黄河以南、淮水汉水以北和渭水两岸，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北大部、山东与河南全部，以及安徽与湖北小部、陕西大部。五代其他各代的幅员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减变动的。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各国臣属后梁，吴与前蜀则与之分庭抗礼。923年，后梁为后唐所灭。
后唐 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为原唐朝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勗所建，初都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灭后梁之后迁都洛阳。立国共十三年，传四帝，即庄宗李存勗、明宗李嗣源、闵帝李从厚、末帝李从珂。辖境一百二十三州，较后梁有较大增加。吴越、闽、楚、荆南向后唐称臣纳贡。吴、南汉与后唐互派使臣，平等相处。此间，后唐灭了前蜀。936年，后晋灭掉后唐。
后晋 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二个王朝，为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婿、河东节度使、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于936年所建。石敬瑭为了实现其称帝野心，竟然不惜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每年纳贡三十万匹帛的沉重代价，拜比他小九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约为父子之国”，堕落为人所不齿的败类。后晋复以开封为都，立国十年，传二帝，即高祖石敬瑭、出帝石重贵。辖境一百零九州，较后唐有所减少。吴越、闽、楚、荆南四国对其称臣奉朔。946年，后晋为契丹所灭。
后汉 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947年所建，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三个王朝，都开封。立国仅四年，传二帝，即高祖刘知远、隐帝刘承祐。辖境一百零六州，较后晋又有减少。吴越、楚、荆南三国臣属后汉。951年，后汉为后周所灭。
后周 是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由后汉枢密使、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郭威于951年所建，以开封为都。立国九年，传三帝，即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和恭帝柴宗训。辖境一百一十八州。吴越、南唐、楚、荆南对其称臣，南汉、后蜀、北汉则与之对峙始终。960年，后周因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北宋而亡。
从后梁到后周，中原相继更迭五个王朝，共八姓，十四帝，历时五十三年。
前蜀 由原唐朝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于907年所建，925年为后唐所灭，先后存在十八年。前蜀传二主，即高祖王建、后主王衍。首府设在成都，辖境四十六州，包括今四川全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和湖北西部。
后蜀 是前蜀灭亡之后，由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所建，仍以成都为首府。自934年建国到965年为北宋所灭，共立国三十一年，传二主，即高祖孟知祥、后主孟昶。辖境与前蜀大体相当。
荆南 为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于907年所建，都江陵，辖境只有三州，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是十国中幅员最小的王国。荆南传五主，即武信王高季兴、文献王高从诲、贞懿王高保融以及高保勗、高继冲。立国五十六年，始终奉中原王朝正朔。963年为北宋所灭。
楚 为原唐朝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于927年所建，都长沙。传六主，即楚穆王马殷、衡阳王马希声、文昭王马希范、废王马希广、恭孝王马希萼和马希崇。辖境十州，相当于今湖南全部。立国五十四年，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951年为南唐所灭。
吴 缔造者为原唐朝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继承吴王位的杨渥拒绝承认，遂宣布独立，但尚未建国，仍用唐朝天祐年号。919年，杨隆演即吴王位，改元武义，正式建国。927年，杨溥称帝。吴以扬州为都，立国三十二年，传四帝，即太祖杨行密、烈祖杨渥、高宗杨隆演、睿宗杨溥。吴辖境二十九州，包括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江苏大部、江西全部和湖北东部。937年，吴国政权被太尉、中书令、齐王徐知诰取代，改国号为南唐。
南唐 以金陵为首府，系徐知诰（称帝前为吴国大丞相徐温养子，故姓徐名知诰；称帝后复改姓更名为李昪）所建。传三主，即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立国三十九年。其间，自937年至958年，李昪、李璟称帝；此后至灭国，李璟、李煜先后向后周、北宋称臣，改称国主。南唐盛时辖境三十五州，比吴时增加六州，后期国势衰微，被后周割去十四州，仅剩二十一州，集中在长江以南吴国旧地及福建一部分。975年，南唐为北宋所灭。
吴越 为原唐朝镇海军暨镇东军节度使、吴越王钱镠于923年所建，以杭州为首府，传五主，即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佐、忠逊王钱倧、忠懿王钱俶，立国七十二年，在五代十国中延续时间最长。吴越辖境十三州，包括今浙江、上海全部及江苏南部。吴越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978年为北宋所灭。
闽 为原唐朝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所建，以福州为都城。王氏父子曾臣服于后梁、后唐。933年，王
正式称帝。945年，闽为南唐所灭。从898年王审知割据算起，闽先后延续四十七年。传五主，即忠懿王王审知、嗣王王延翰、惠宗王
、康宗王昶、景宗王曦。外加天德帝王延政。闽辖境只有五州，相当于今福建全部。
南汉 为原唐朝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首府广州。朱温建立后梁后，割据岭南的刘隐向朱温奉表称臣，先后被封为南平王、南海王。刘隐死，其弟刘龚继承王位，于917年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南汉传四主，即高祖刘
、殇帝刘玢、中宗刘晟、后主刘
。971年，南汉为北宋所灭。南汉共延续六十六年，辖境四十七州，包括今广东全部和广西东部。
北汉 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河东节度使刘崇（称帝后改名刘旻）于951年所建，979年为北宋所灭，立国二十八年。北汉传四主，即世祖刘旻、睿宗刘承钧、少主刘继恩、英武帝刘继元。北汉辖境十二州，包括今山西太原以北、黄河以东地区。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割据于北方的政权，立国最晚，灭国也最晚。从特定意义上说，北汉被北宋纳入统一帝国的版图，是“五代十国”终结的标志。
藩镇立国的“始作俑者”朱全忠，原名朱温，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幼年丧父，为人放牧。在黄巢扯旗举义之初，这个怀有野心、自命不凡的破落户子弟，仗着自己有一身过人的力气，趁百川汇海、龙蛇混杂之机，投奔到黄巢麾下，暂时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同路人。此人平日勇猛顽强，又善于随机应变，遂能在横刀跃马的拼杀中力战累捷，被黄巢提拔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后随黄巢进兵关中，任渭北战略要地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黄巢率部进入古城长安，在含元殿正式称帝，国号大齐，建元金统。朱温继续驻兵同州，肩负屏障长安的重任。唐中和二年（882年），农民起义军战事失利，粮饷奇缺，斗争被迫转入低潮。朱温屡为唐河中（治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节度使王重荣所败。这个与大齐政权能同甘而不能共苦的软骨头，经不起敌对营垒许之以高官厚禄的诱惑，竟叛变倒戈，杀监军严实，举州降唐，被唐僖宗授以左金吾大将军，继而委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后又升为宣武军（治今河南开封）节度使，令其驻兵汴州，封梁王，并赐名“全忠”。
唐僖宗万万没想到，朱全忠竟是一个对他“全不忠”的野心家，是葬送大唐二百八十九年基业的掘墓人。当初他赐给朱全忠的御酒，换来的竟是朱全忠残杀李唐子孙的刀剑。在僖宗死后不久，朱全忠便撕下了“全忠”的面纱，于唐天复四年（904年）凶相毕露，杀掉他从长安强行劫往洛阳的僖宗之子昭宗李晔；随后又于唐天祐四年（907年）废掉他早已玩弄于股掌的昭宗之子、十三岁的唐朝末帝李柷，自己取而代之，在汴州金祥殿即皇帝位，改名朱晃。他在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宣谕大赦天下，命有司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诏告各地州县，以汴州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建元开平。因其曾被唐朝封为梁王，所以招牌换记为“梁”。梁开平三年（909年）又迁都洛阳。史家为了区别于南朝的萧梁，习称“后梁”。
后梁的建立，宣告了统一的唐朝的彻底覆灭，以及分裂、纷乱的“五代十国”的开始。吴和南唐的创建者杨行密，就是在这时登上历史舞台的。
唐末，天下大乱。江淮地区各地守军将领招兵买马，庐州农家子弟杨行密应募从军。杨行密自幼贫贱孤独，屡遭磨难，但身强力壮，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他这一技之长被州刺史郑綮看中，录用为步奏官。杨行密恪尽职守，呈报、取送文谍从不误时。从军之后，受命戍边，功成而返，晋升为队长。妒贤忌能的军吏怕杨行密日后对他构成威胁，便怂恿州刺史郎幼复调杨行密再次戍边，杨行密对此耿耿于怀。行前，杨行密路过军吏门前，军吏虚情假意地问其尚少何物，杨行密怒不可遏地回答：“惟少公头尔！”遂拔刀砍下军吏首级，发动兵变，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郎幼复恐事变闹大，只好向淮南节度使高骈推荐杨行密取代自己的职位，高骈顺水推舟，任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
唐光启三年（887年），占据蔡州（治今河南汝阳县）的奉国军节度使秦宗权令其弟秦宗衡、部将孙儒为正、副统帅，扬言攻打淮南，高骈命牙将毕师铎戍守高邮（今江苏高邮）狙击。毕师铎乘机串通宣州守将秦彦反叛高骈，攻入扬州，将高骈幽禁。杨行密闻讯率兵前去解围，与毕师铎、秦彦交战于扬州城外。毕师铎、秦彦受挫，退回城内杀掉高骈。消息传出，杨行密下令全军缟素，面城祭奠高骈三日。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举攻入城内，毕师铎、秦彦率部出逃。
杨行密在扬州立足未稳，前来争夺淮南的秦宗衡和孙儒便兵临城下。不久，孙儒叛，杀秦宗衡，取得帅印，继续围攻扬州。杨行密为了对付孙儒的凶猛攻势，一面派人北上联络朱温，试图内外夹击孙儒；一面部署兵力，做或战或撤的两手准备。唐文德元年（888年），孙儒杀毕师铎、秦彦，攻陷扬州。杨行密听从幕僚袁袭的谏言：“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市）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退守庐州。经过短期休整，杨行密渡江南下，夺取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唐朝诏以宣歙观察使。杨行密继而夺取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市）。孙儒对杨行密则穷追不舍，双方反复较量。唐景福元年（892年），杨行密在广德（今安徽广德）大获全胜。时值瘟疫流行，孙儒身染重疴而死。经过六年多的苦战奋斗，杨行密占据了淮河南、长江北八州，并兼有江南常、润、升三州，唐命其为淮南节度使。
是时，黄河两岸的藩镇忙于中原逐鹿，无暇南进，从而给杨行密经营江淮地区提供了大好时机。在这一过程中，杨行密发现和网罗了一批具有安邦治国才能的文臣武将，如袁袭、高勗、李神福、徐温等人。他们用心血和智慧，为创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乾宁四年（897年），在鏖战中稳操胜券的朱全忠，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平畴沃野，但是，锐气正盛的朱全忠并不满足已有的半壁江山，得陇望蜀的贪欲，驱使他急不可耐地去鲸吞大江南北的富饶山川。于是，他灭掉秦宗权以后，借援助杨行密之名，行出兵淮南之实，派手下名将庞师古、葛从周统兵十万，以扬州和寿州（治今安徽寿县）为攻取目标，马不停蹄地向淮河以南进军。朱全忠则坐镇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等着将士凯旋阅兵。
而捷足先登的杨行密，此时正踌躇满志地陶醉在独霸江淮的畅想中，怎能容忍朱全忠染指他赖以安身立命的鱼米之乡？为此，杨行密和部将朱瑾等率兵三万于东西两线奋力狙击。在东线，双方于泗水入淮处的清口（又名清河口，或称泗口，古泗水入淮口，在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展开激战。庞师古所部驻地地势低洼，不利交战，但他自恃兵多轻敌，放松警惕，却在营中弈棋作乐。探子来报军情，他斥为诳言惑众，拿下斩首。朱瑾乘其不备，先在淮河上游截流，策划水攻；继之亲率精骑五千偷渡淮河，打起庞师古军的旗号，自北迂回直扑庞营中军。庞师古军猝不及防，淮水又汹涌而下，庞军在惊慌失措之中一败涂地。杨行密适时引兵渡淮，与朱瑾夹击庞师古所部，庞师古阵前丧生，将士万余被斩。在西线，葛从周屯守寿州失利，退兵濠州（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杨行密紧抓战机，挥师追击，赶到淠河（淮河的一条支流），将葛从周所部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葛从周侥幸活命，带领残兵败将夺路北逃。时遇大雪，军中连日断炊，冻馁而死者触目皆是，生还不满千人。杨行密乘胜发难，又向朱全忠下了一道气势逼人的战表：“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朱全忠从惨败中深知杨行密非等闲之辈，不敢再对他轻举妄动，从而被迫放弃了征南计划。杨行密因此得以遏制中原战火南延，赢得了经营江淮大地的安定环境。
在新老藩镇间频繁攻城略地的年月里，北起黄河、南抵长江的广袤区域，到处是烧杀掳掠，到处是流血呻吟，真是战无宁日，民不聊生，疮痍满目，哀鸿遍野。翻开记载这段历史的《旧唐书》，惨不忍睹的描述比比皆是。例如，中州腹地“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这种无休止的不义之战，使神州大地蒙受了继“安史之乱”以后的又一场浩劫。不仅黄河两岸里邑荒废，悉为榛莽；就是富甲天下的扬州，也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雄富扫地”。因此，尽快脱离兵连祸结的战乱漩涡，与民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复苏凋敝的社会经济，便刻不容缓地摆到每一个有图王问鼎之志的藩镇面前。草莽出身的杨行密亦莫能外。
唐天复二年（902年），自身难保的唐昭宗李晔，苦于杨行密兵强马壮，无力驾驭，便以官爵笼络，加封他为吴王，官拜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但在名义上还不承认其辖地是独立王国。后来，杨氏家族建国称“吴”，便来源于吴王的封号。为区别于三国时期的“孙吴”，史称“杨吴”。破产的农家子弟杨行密自幼熟知底层民众疾苦，特别是战乱岁月的悲惨熬煎，所以他在称王之后，便把招抚流亡、轻徭薄赋、奖励耕织等措施，作为安天下、固江山的根本。由于当时民心思定、民心思治，杨行密又崇俭戒奢、勤政恤民，没用几年，便将江淮地区治理出一派农桑复苏、公私富庶的兴旺景象。不幸的是，杨行密壮志未酬，于唐天祐二年（905年）病故。
杨行密死后，其长子杨渥嗣位。杨渥骄奢淫逸，不恤政事。他在为其父守丧期间，竟然昼夜酗酒作乐，点燃十围粗的巨烛与宠臣击球狂欢，一烛费钱数万。有时任性，单骑出游，竟日忘归，连侍从都不知所向，只好跟踪候命，奔走道路。杨行密倚重的部将，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坦诚规劝，他竟蛮不讲理，勃然大怒：“尔等谓吾不才，何不废吾取而代之？”为了尽兴骑射，他更不计后果，轻率地将捍卫衙城的亲军撤到城外，并把营地改成靶场。由于杨渥昏庸无能，遂使军政大权旁落，集中到张颢、徐温手中。至唐天祐五年（908年），张颢杀掉杨渥，对外佯称吴王暴死，妄图瞒天过海，但又怕事情败露后杨氏旧将群起而攻之，便密谋向朱全忠投献吴王辖属的版图户籍，以求后梁庇护，结果张颢事泄，授人以柄，被徐温以弑君之罪杀掉。
张颢被杀后，徐温一手遮天。徐温，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人，年轻时以贩盐为业。杨行密庐州起兵后，徐温投身其麾下，与刘威、陶雅等号称“三十六英雄”。徐温虽无卓著战功，却足智多谋，深得杨行密的青睐，留在府中参与军机谋划。杨行密和杨渥死后，徐温表面上极力维护任其摆布的政治傀儡、杨行密次子杨渭（亦即杨隆演），实际上自己却独揽大权，并用心腹严可求、骆知祥治军理财，行政安民。为了早日实现篡位窃国的梦想，徐温制服了杨行密的宿将刘威、陶雅、李遇之后，外镇战略要地金陵，遥控朝政，命其长子徐知训留守扬州“辅佐”杨渭，又命养子徐知诰为润州刺史。一旦时机成熟，父子三人里应外合，改朝换代。
徐知训怙权恃势，我行我素，颐指气使，狂傲不羁。他不仅对群臣目空一切，骄横跋扈，就连吴王也不放在眼里，处处寻衅，肆意狎侮。一次，吴王赐宴文武百官，徐知训在席间提议君臣联袂表演“参军戏”助兴（参军戏是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一种二人戏）。由于戏中的正面角色是参军，徐知训当然演主角参军，幞头绿衣，英姿飒爽，而让杨渭扮演参军的仆从苍鹘，穿戴寒酸，卑躬折节，跟在趾高气扬的参军后面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另一次，君臣泛舟浊河，徐知训不满吴王先他收桨停船登岸，竟蛮横地以弹丸击打杨渭，幸被吴王的贴身侍卫用盾牌挡住。还有一次，赏花禅智寺时，他又使酒骂座，侮辱吴王，杨渭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回宫暗自流泪。
徐知训的倒行逆施，自然激起杨行密旧部众将的怨怒，最后被行营副都统朱瑾所计杀。朱瑾是江南闻名遐迩的战将，因其英勇善战，功勋显赫，被心胸狭窄的徐知训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将其剔除为快。朱瑾家蓄养的宠妓良马，也使徐知训垂涎三尺。因此，徐知训绞尽脑汁，暗算政敌朱瑾。最后，他以吴王杨渭的名义，宣布外放朱瑾出任静淮军（镇泗州，今江苏泗洪）节度使。而虎视眈眈寻机惩治徐知训的朱瑾，岂肯俯首就范？为了先发制人，他佯称赴任之前举行家宴，与徐知训把盏话别，并赠以歌妓骏马。徐知训不知其间有诈，欣然前往朱府赴宴。开宴之前，朱瑾在侧室埋伏下杀手，并预先约定击掌为号，又将两匹雄性烈马同槽拴在廊下，任其踢咬嘶鸣，扰乱外人视听。席间，朱瑾令府内色艺双全的宠妓轮番敬酒。等酒过三巡，徐知训醉意朦胧之时，朱瑾又令夫人陶氏出堂拜谒，趁徐知训拱手答拜之机，朱瑾抽出笏板，猛击徐知训的后脑，并击掌三声。杀手闻声赶到，手起刀落，结束了徐知训的性命。
随后，朱瑾手提徐知训血淋淋的头颅出府，吓得徐知训的随从作鸟兽散。朱瑾翻身上马，直奔王宫，面奏杨渭：“臣朱瑾今日已为大王除害，大王得以自主亲政矣。”胆小怕事的杨渭见状大惊，吓得魂飞魄散，忙用衣袖掩面。因为朱瑾与其父同辈，又与其母同姓，所以杨渭平日称朱瑾为“舅”，此时仍按旧称哀求朱瑾：“舅自为之。甥不敢知。”朱瑾见他胆怯如鼠，不禁大失所望，便厉声地呵斥道：“汝果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孺子如此软弱无能，吾怎能与汝共成大事。”说着，便愤然将徐知训的首级朝王宫内的圆柱掷去。这时徐知训的随从搬来的亲兵像潮水般涌向王宫，朱瑾不敢再多停留，便提剑向外冲杀。不料前面宫门紧闭，朱瑾只好返身奔向后园，试图翻墙脱身，结果坠地折足。他自知大祸临头，难于幸免，便在绝望中仰天长叹道：“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担祸，当死而无憾矣！”接着便将手中利剑猛朝颈部一横，倒地殒命。
久受徐知训欺侮和压制的徐知诰，得到心腹马仁裕来自扬州附近蒜山渡口的急报，星夜引兵渡江入城，控制局势，接替徐知训执掌吴政，解除多年淤塞在心头的憎恨。因为在徐知训的心目中，徐知诰是迟早要除掉的政敌。徐知训平日极度蔑视徐知诰，称他为“乞子”，从来不屑与他以手足之情相待。徐知诰有时到扬州觐见吴王，徐知训就借机邀请徐氏兄弟饮酒，徐知诰恐其居心不良，回避不至，徐知训则直言不讳地说：“‘乞子’不欲酒，欲剑乎？”一次，徐知诰应邀到场饮酒，徐知训又事先设下埋伏，拟于席间杀之，幸亏良知未泯的徐知谏暗中投足示意，徐知诰才借口如厕逃脱。而穷凶极恶的徐知训却不依不饶，又命杀手刁彦能前去追杀，刁彦能不忍加害徐知诰，中途而返。屡涉险境的徐知诰，终于等来了化险为夷的时机。
吴沿袭的唐天祐十六年（919年），徐温为了改变自己权重位轻的处境，一再鼓动文武同僚拥戴吴王杨渭称帝。杨渭身不由己，宣布正式立国，举行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制度均用天子礼仪，只是不称帝号。同时，拜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军事、诸道都统，封东海郡王；授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杨渭立杨氏诸子弟为各郡郡公。庐江郡公杨濛颇有才干，不甘寄人篱下，对杨渭屈服于徐温愤愤不平，慨然叹息道：“父辈创建的江山日益落入他人手中，可乎？”
翌年五月，杨渭病危，召徐温自金陵来扬州商议立嗣大计。杨渭说：“当年蜀先主刘备临终时，曾向丞相诸葛亮托孤：‘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未等杨渭说完，徐温便言不由衷地发誓：“吾王此言差矣！臣当初假如有意窃位，当在诛杀叛逆张颢时信手轻取，何须拖延至今？杨氏天下不容他人染指，即使无男，有女亦当拥立。朝野倘有图谋不轨者，定斩不赦！”于是，以杨渭的名义下诏，迎丹杨公杨溥前来扬州监国。不久，杨渭病逝，杨溥正式嗣位，但傀儡地位未变，仍被徐温操纵在手中。
吴顺义七年（927年），徐温病故；徐知诰秉承徐温衣钵，又拥杨溥称帝，史称吴睿帝，改元乾贞。尔后故伎重演：自镇金陵遥控吴政，命其长子景通留守扬州辅政。吴天祚元年（935年），杨溥迫于徐知诰权倾朝野，又加以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特准他以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之地建立国中之国。随后追加“九锡”，即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有权势诸侯的九种礼物。据《公羊传》庄公元年“加我服也”下何休注说：“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封大国，受九锡，享殊礼，这是西汉王莽始创的“禅让”前奏曲。徐知诰也是先受九锡，随后禅代的。吴天祚二年（936年），徐知诰正式建立大元帅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盐铁官。杨溥被迫下诏，以金陵为西都，默认徐知诰与他平起平坐。吴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在杀掉长于弓马的吴国宗室、临川王杨濛以后，便授意杨行密时代的勋旧周本、李德诚率众臣上表劝进，请吴睿帝册命徐知诰扮演“受禅老臣”的角色，领衔主演了一出迫使杨溥“禅位”的逼宫戏。徐知诰先是更名为“徐诰”，去掉“知”字，以示有别于徐氏兄弟，并追尊徐温为“太祖武王”；继之正式称帝，定都金陵，国号曰齐，建元升元。为了收买人心，追封义父徐温为“义祖”，以示不忘徐氏收养培育之恩，又堂而皇之地封杨溥为“让皇”。转年凶相毕露，命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率兵将杨氏家族自扬州强行迁往润州丹杨宫。杨溥在乘舟南行时百感交集，吟了一首凄惨悲戚的七律《渡江》：
江南江北旧家乡，二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榭亦荒凉。
烟迷远岫愁千点，雨打孤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细思量。
为了稳坐江山、号令天下，徐知诰即位后更煞费苦心寻“根”觅“祖”，与李渊建立的大唐王朝赓续家谱，自认是唐朝宗室吴王李恪的后裔，在宰相宋齐丘、李建勋和枢密使周宗等重臣的劝说下，徐知诰于升元三年（939年）复易姓更名为李昪，并改国号齐为唐，史称南唐。
南唐的缔造者李昪，字正伦，因为出生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又被呼为彭奴。史书称之为南唐烈祖或先主。
李昪自幼家境贫寒，六岁丧父，八岁又丧母，从童年开始就成为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浪儿。在唐末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一度栖身濠州名刹开元寺。该寺因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得名。寺内潜龙殿，则因李昪幼年寓居于此得名。唐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攻取濠州得胜，特到开元寺拜佛布施。在禅房留宿期间，他发现服侍他的小和尚聪明伶俐、朴实勤快，在同老僧的交谈中又得知他双亲早逝、孤苦无依，于是便同住持商量，将这个剃度的孩子收为养子。
在唐末五代时期，收认养子是极为盛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它起源于私兵招募制。当时的藩镇军将，为了立功名、位将相、取天下，争相收认义子，与骁勇善战的部属结成死党，号称“义儿军”。《新五代史》为记载这种“以利合而相资”的社会现象，专门设有《义儿传》。
杨行密将李昪带回扬州之后，遭到了亲生诸子的激烈反对。他们都嫌李昪出身低贱，有辱正在发迹的杨家门风，不屑与这个流浪儿出身的小和尚以兄弟相称。杨行密迫于府内不容，只好忍痛割爱，将他推荐给部将徐温。
徐温是一个侠肝义胆的草莽豪杰，在唐末乱世冒着生命危险追随杨行密起兵，成为“黑云长剑”军将领中的佼佼者。当初，杨行密攻破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后，杨氏手下诸将忙于抢掠金银财帛，唯独徐温带兵把守粮仓，赈济饥民。杨行密因此对徐温格外信任和器重，两人遂结成莫逆之交。所以，当杨行密要徐温将李昪收为养子时，徐温欣然从命。于是，李昪从此改姓为徐，名知诰。
徐知诰到徐府生活伊始，就深得义父义母的钟爱。他恪守子道，孝敬徐温夫妇胜似生身父母，朝夕起居，承颜侍膳，俯躬迎奉，事事细致周到，处处温顺恭谨。他那超群的智慧和才华也随之脱颖而出。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不仅与寻常百姓家的同龄少年相比出类拔萃，就连徐氏子弟，也个个望尘莫及。徐知诰九岁那年的一天黄昏，徐温在书房里令其取火掌灯，他灵机一动，借物抒怀，用手举着灯盏，望着燃烧的灯芯，边向书案走动，边自言自语吟出四句咏灯诗：
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深谙世故、老成持重的徐温，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首语义双关的咏物诗，内中含有深刻的哲理，尤其是后两句更有弦外之音。他的心不禁为之一怔，又惊又喜，暗暗想道：“好个机灵鬼，这是埋怨我没有对他栽培和重用啊！”出于主人兼养父的矜持，徐温在徐知诰面前未动声色，可内心却产生了日后定要对徐知诰多加关注的念头。
徐知诰对徐温终日俯首帖耳，竭尽孝道。一次，他随徐温出行，徐温中途突然想起一桩苦恼的事，心烦意乱，操起手杖便拿徐知诰出气，将他厉声斥退。待到徐温乘车回府，远远就看见徐知诰跪在门前迎候。徐温下车惊问：“你怎么跪在这里？”徐知诰哭着回答：“儿在这里等着向您陪罪。适才父亲发怒，要儿离开，儿不敢违抗父命，只好先回家中恭候。”徐温听了徐知诰的答话，内心颇受感动，伸手将徐知诰拉起，他对养子的疼爱都凝聚在这无言的举动中了。
徐知诰在徐府逐渐长大，徐温见他日益通达事理，便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当众交代：“从现在开始，全府家务交给知诰全权处理，各房男女老少都要听从他的安排。”显然，徐温是想借机考察徐知诰的办事能力。因为在宗法社会里，治家与治国是相通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只有治好家才能治好国。徐知诰明知这桩差事复杂棘手，却知难而上，勇挑重担。虽然说是总管徐府家务，然而，要真正管好这个人口上百、头绪繁多的将门之家也确非易事。可是徐知诰偏偏在料理如此繁杂的家务中，得到了全府上下的首肯。管家有方的徐知诰，把府中方方面面安排得有条不紊，从婚丧祭祀、迎宾宴客，到租息俸禄收存、钱粮布帛支出，无不举重若轻、得心应手。其中，尽管另设专人各司其职，但他对各项活动的筹划落实、支费存留都亲自督办。就连通常使管家感到最费脑汁的眷属衣食住行，也因调配得当而使府内女眷皆大欢喜，没因分配中的差次有等发生吵闹争斗。每遇徐温查问任何一笔花销，徐知诰都成竹在胸，对答如流。没用三年五载，徐知诰便在偌大的徐府中成了众人刮目相看、交口称赞的人物。但是，徐知诰并不以此为满足，于管家之外，还忙中偷闲读书习字、操练骑射，立志将来能有更大作为。为此，他亲笔书录一帧条幅悬挂在居室里，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这便是他十岁时的诗作《咏新竹》中的一联：
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
斗转星移，韶光荏苒。徐知诰走出了少年时代以后，很快就成长为一个精明干练的青年，并由徐温做主，与升州前刺史王戎的女儿结发为妻，建立了家室。尽管他已长大成人，但对养父养母仍像少年时代那样恭顺孝敬，每日晨昏，定时请安。在徐知诰的影响和带动下，性情温顺的王氏对公婆也百般孝顺。一次，徐温患了重病，多日卧床不起，他的六个亲生儿子互相推诿，谁都不愿留在病榻旁守护。只有徐知诰和妻子王氏日以继夜，悉心护理，亲自煎汤喂药，按时倒洗痰盂便盆。有时徐温从昏睡中醒来，听到床帐外面有人轻轻走动，便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何人守候在此？”徐知诰夫妇闻声则连忙回答：“小儿知诰。”“知诰之妇。”徐温听后周身发热，长久不能入睡。时近半年，徐温大病痊愈，王氏却因日夜操劳过度，病倒在床，诊治无效身亡。
王氏病故，徐温异常内疚。他暗中发誓：今后对徐知诰一定要予以特殊的补偿，把他培育成徐氏家业的可靠继承人。为此，他先给徐知诰续了家室宋福金。宋氏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宋韫之女，幼年流离于乱兵之中，为王戎收留。后来，宋福金随王戎女陪嫁到徐知诰身边，王氏卒后被立为继室。自此以后，每逢遇有征战，徐温都把徐知诰带在身边，有意为他创造熟悉军旅生活的机会，让他在严峻的沙场上经受金戈铁马的洗礼，在两军对垒中增长运筹帷幄的智谋。
有一次，徐府子弟大摆酒宴，按照长幼尊卑依次给徐温拜寿。席间，徐温借题发挥，纵论孝道。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不厌其烦地称赞徐知诰的孝行；同时，又半是劝诫、半是警告地教诲亲生诸子：“别看知诰与汝等非一奶同胞，但是，自从他来到徐家以后，待我就像生身之父，甚至比对生身之父还亲。汝等切勿与他貌合神离，定要亲如手足，风雨同舟，共撑家业。”事后，徐温又致书杨行密，夸耀徐知诰德才非凡，怜子之情，跃然纸上。杨行密得知徐知诰年轻有为，才兼文武，心中大喜过望。他既为自己有伯乐之识而自豪，又为徐知诰有千里马之才而庆幸。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便讲：“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逮也！”
果真不出杨行密所料，徐知诰投身戎马生涯以后，很快就以行动表明：他虽非出身将门，却是军旅中难得的一员将才。吴天祐六年（909年），二十二岁的知诰被徐温派往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任防遏使兼楼船副使，监造战船，装备水军，在城北玄武湖进行实战演练。吴天祐九年（912年），杨行密旧将、居功自傲的宣州观察使李遇，不满徐温独揽吴政，举兵欲争高下，徐温又派徐知诰协助主将柴再用前往弹压，因战功卓著，徐知诰被提为升州刺史。
徐知诰在升州刺史任上，治绩最为显赫的是重建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龙蟠虎踞”之喻的金陵城池。
金陵城池的修建，最早可以溯至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以擅铸兵器著称的吴国。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今南京城西的一座土山上筑起“冶城”，利用附近的铜、锡等金属资源，铸造兵器。这是关于南京地区“城”的最初记载。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冶城还只是一座大规模的冶炼作坊。公元前472年，越国灭掉吴国。越王勾践为了称霸江淮一带，在大夫范蠡的谋划和主持下，在今南京城南筑起一座土城，史称越城，亦称越台。越城虽小，却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南京建城的历史起点。因范蠡曾亲自率军驻守，故越城又称“范蠡城”。公元前333年，楚国灭掉越国。楚威王受方士妄言蛊惑，为防止日后有人在此称王，便在狮子山以东一带埋下金制小人，以镇“王气”，时人称金人陵寝为“金陵”。同时在石头山上修筑一座城邑，取名“金陵邑”。金陵得名即始于此。但是，越城、金陵邑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不具备城市的综合功能，仅仅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军事据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金陵邑归属鄣郡。秦汉时期，金陵改称秣陵。
关于秣陵的来历，与秦始皇巡行有关。据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南下途经金陵，陪同的术士见四周地势险要，便说五百年后金陵有王气。秦始皇听后龙颜大怒，当即派人凿断方山地脉，令淮水流贯金陵与长江汇合，以泄“王气”，金陵段淮水由此得名“秦淮河”。秦始皇觉得仅泄“王气”尚不能满足其帝业传之万世的心愿，于是又下令将金陵改为秣陵。秣即草料，其意是说，金陵只配作他的草料场。
金陵成为真正的城市，始于三国时期东吴在楚之金陵邑故址修筑石头城。相传，赤壁大战前夕，蜀相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途经秣陵，驻马石头山观察山川形势。当他用军事家的敏锐眼光，审视出以钟山为首的群山如巨龙蟠蜿于东南，以石头山为终端的西部诸山，又似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时，不禁脱口盛赞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在同孙权共商蜀吴联兵抗魏的大计之后，他劝孙权迁都秣陵。后来刘备赴京口（今江苏镇江）拜会孙权，夜宿秣陵，月下环顾周围山川，与诸葛亮不谋而合，认为秣陵确是理想的帝都，也劝孙权迁都于此。东吴的谋臣张纮，更称秣陵山川形胜“有王者之气”，力谏孙权放弃京口来此定都。孙权鉴于“智者意同”，在权衡长江中下游两岸诸如武昌、京口等名城的利弊之后，于229年毅然决定迁都秣陵，在西临长江、南控秦淮河入江口的石头山上，利用悬崖峭壁，依山筑起城垣雄伟的石头城，并将秣陵改称建业，以示其决心在此建立帝王功业的决心。
继东吴之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也先后在此定都。西晋末年，为避晋愍帝司马邺的名讳，将建业改为建康。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不断营造，建康城池更加巍峨壮观，丽宫雄殿、楼阁寺宇鳞次栉比，人烟日益稠密，经济日益繁荣，遂有“六朝古都”之称。
令人痛惜的是，隋开皇九年（589年），胸怀统一天下大业的隋文帝杨坚，挥师渡江南征。名将韩擒虎、贺若弼兵分两路，一举攻破建康，从陈朝宫内的景阳井中活捉了沉溺酒色的末代皇帝陈叔宝，以及他宠幸的张贵妃和孔贵嫔，结束了陈后主“万里河山天不管，只留一井属君王”的末日，也结束了空具江山形胜、自我消蚀在奢侈糜烂中的南朝。
隋文帝灭陈以后，惟恐江南有人据城东山再起，与他分庭抗礼，便下一道诏令对“金陵自古帝王州”犁庭扫穴，将城垣、宫殿、官署、兵营一律荡平，或辟为农田，或闲置放生，将昔日兴盛繁华的都会建康，降为只辖三个县的蒋州治所，从此变得萧疏荒凉起来。正如晚唐诗人李群玉那首凄凉落寞的《秣陵怀古》诗所云：
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
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
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
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
诚然，隋文帝可以凭借刀剑从舆图上抹掉古城金陵，但是，他却无力动摇或取消金陵在长江下游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这除了金陵独有险山峻水的地理条件外，长江中游的采石和下游的京口两处要津，与金陵互为犄角，彼此支援，可攻可守。金陵东南则是当时最富庶的太湖、钱塘江水域，盛产鱼盐谷帛，“舟车便利则无险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籍”。这就是历代有经天纬地之才识的人，无不把金陵及其周边地区的险要、富庶和畅通奉为至宝的根本所在。
也正因为如此，徐知诰在唐天祐九年（912年）出任升州刺史伊始，就惨淡经营金陵城。吴大和三年（931年），他接任徐温镇海、宁国节度使之职，驻镇金陵，又继续修缮。他在“六朝古都”城址的基础上，南移了都城位置并扩大了城周，将周长增至约三十五里。城墙用巨型砖石垒砌，高三丈五尺，上阔二丈五尺，下阔三丈五尺，呈梯形，墙外挖沟注水，用以护城。全城设八个城门，除东西南北四门外，另有上水门、下水门、栅寨门、龙光门。经过前后两度扩建，将金陵打造成城垣雄伟、楼堞完固、府署齐整、街市井然的新城，矗立在南倚雨花台，北连鸡笼山、玄武湖，东望钟山，西带石头山，秦淮河穿流其间的大江之畔，为他日后称帝定都奠定了基础。
当时，江淮地区烽火狼烟初散，久蒙兵燹战祸的黎民百姓厌乱思治，梦寐以求安居乐业。而行伍出身的州县官吏，仍然按照战时条规行事，以征赋敛财、养兵自重为能事。这些目不能识点划、手不会握毫管的武夫悍将，对安民经国的文治之道一窍不通。身为刺史的徐知诰，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勤政恤民，选贤任能，在身边的股肱之材宋齐丘、王令谋、马仁裕、周宗等人的辅佐下，轻徭薄赋，招抚流亡，褒奖农桑，惠民福祉。仅用几年时间，就把升州治理得民户丰实，府库盈积，以至于他后来离任时当地百姓依依不舍。
徐知诰治理升州的显赫政绩，引起了徐温的忧虑和恐惧。他生怕“而立”之年的徐知诰据城独立，对年近花甲的他恩将仇报。他深深知道，在拼死争夺皇冠的历史上，父子反目成仇、骨肉自相残杀的悲剧是屡见不鲜的。亲生父子尚且如此，养父养子焉能相安共事？于是，徐温悄然改变初衷，设法与徐知诰分道扬镳了。他先是借嘉奖徐知诰营建升州有功之名，将其提升为团练使，调虎离山，派驻润州。继而，他又亲自出马镇守升州，为日后夺取吴国王位暗中铺路。又命其长子徐知训留守与润州只有一江之隔的扬州，一面控制吴王杨渭，一面掣肘对岸的徐知诰。
徐知诰对徐温这种居心险恶的调动极为不满，他提出调至山城宣州，以求韬光养晦。徐温不准，徐知诰更加不满。胸有城府、自比孔子的谋士宋齐丘闻讯，力劝徐知诰前往润州。他说：“当日项羽背约，要先入关中的刘邦王汉中之地，时人皆视为贬谪，鼓动刘邦拒受，惟有萧何赞成。公欲成大事，亦当仿效汉王刘邦。如今徐知训在扬州辅政，上下树敌，积怨甚多，已失道寡助，危在旦夕。而润、扬二州又近在咫尺，隔江相望，一苇可航，倘若对岸鱼蚌相争，公则可坐收渔人之利。奈何舍此天赐良机而去宣州磋砣岁月？”宋氏这席话说得徐知诰茅塞顿开，欣然采纳，移镇润州。
时隔不久，扬州果然有变。徐知训被杀，乱象萌生。徐知诰获悉，惊喜若狂，连呼：“宋公之言中矣！”当夜，他捷足先登，占领扬州。等徐温从金陵赶来，徐知诰早已控制了局势。
徐温囿于骨肉之情，对徐知诰百般猜疑。他认为，徐知训死于非命是徐知诰的预谋。直到视察完徐知训的公署，才打消了这种疑虑。因为他在土室的墙壁上，发现了徐家父子的画像。其中，老态龙钟的徐温，站在一旁荷枷候审；他的几个儿子则分别跪在地上任人严刑拷打。惟独徐知训例外，头戴冕旒，正襟危坐，得意忘形。徐温望着眼前这幅血腥扑面的逼宫篡弑图，气得咬牙切齿，大声骂道：“逆子猪狗不如！死有余辜。”接着，他转身安抚陪同的徐知诰：“亏得你在润州，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出兵平乱。不然，老夫一生惨淡经营的家业，就将全部毁在这个不可饶恕的忤逆手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场大乱，使我更加觉得你是徐府子弟中最靠得住的人。有你在，老夫入土可以瞑目矣！”迫于眼前木已成舟的事实，徐温只好奏请吴王颁诏，晋升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接替徐知训在扬州辅佐杨渭，经办军国大事。
徐知诰辅政之初，就萌发了篡吴的意念。但是，他又觉得时机未到，当务之急不是策划如何取代杨渭，而是加紧防范他人抢先行动。他要认真对付的头号敌手，还是他的养父徐温。他用以制服这位当朝丞相的法宝则是：拉起“尊王”的大旗，做为吓人的护身虎皮，震慑徐温及其同僚。平日，他深知徐温最爱穿白袍，于是便投其所好，每逢徐温诞辰，照例献上一袭白袍。有一年，他向徐温献袍祝寿，巧遇相府的一个幕僚在场。此公善于阿谀奉迎，最会看风使舵，见状便语义双关地向徐温献媚：“白袍不如黄袍好。”敏感的徐知诰迅即回驳：“公怎能如此信口戏言？丞相忠于杨氏天下，朝野有口皆碑。倘公之戏言讹传于外，岂不败坏了丞相的声誉！”徐温对徐知诰这番旁敲侧击的话语只好违心附和：“吾儿言之有理。汝当引以为戒。”
鉴于历代持械逼宫的教训，徐知诰奏请吴王下诏，禁止臣下带兵器入朝觐见，意在从限制权倾朝野的丞相徐温做起。说来也巧，在他上奏后不久，杨渭病倒在床。徐温请求前去探视，徐知诰又抢先面奏吴王：“微臣养父向来以忠见称，恭奉大王从无二心。但是，为了确保杨氏天下长治久安，尚须防患未然。今后文武百官入觐悉去兵仗，且从丞相做起。”杨渭对此正中下怀，当即传令有司拟旨。这样，在徐知诰的精心策划下，徐温乖乖地做了徒手觐见的头羊。
后来，杨渭病危，宣徐温进宫共商后事，谋士严可求乘机鼓动徐温废嗣自立。徐温试探徐知诰，徐知诰义正辞严地回答：“可求之言，事关重大，前有张颢之鉴，丞相当三思而后行。”徐知诰强调的“张颢之鉴”，是指十二年前张颢杀吴王杨渥又被徐温复杀的往事。做为当事人的徐温，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他更明白徐知诰旧事重提的用心。想到张颢的可怕下场，徐温不寒而栗，当即表白：“吾焉能做此不仁不义之事！当初张颢谋叛，嗣王幼弱，吾手握兵权，废嗣自立，岂不易如反掌。然而吾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叛太祖行密临终时的嘱托？”于是，养父养子各怀心事，再次妥协，共同拥戴杨渭幼弟杨溥继承王位，徐知诰又一次延缓了徐温篡吴的步伐。
徐知诰同徐温明争暗斗得胜以后，又绞尽脑汁设法制服对手如林的元勋硕望。恰在这时，发生了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拜觐吴王的事件。徐知诰便由此入手，加以整治。柴再用原为杨行密手下重臣，资历和战功与徐温不相上下。十五年前，他挂帅出征平定李遇叛乱时，徐知诰还是他的副手。在柴再用的眼里，徐知诰不过是孩童之辈，因此他常常居功自傲、倚老卖老。这次违章入朝，遭到御史弹劾仍不服气，极力辩解。徐知诰觉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不宜直接加罚，便退而谋划自责予以羞警之策。徐知诰故意在便殿违反一项无关紧要的朝规，随后奏请吴王治罪。杨溥优诏不究，他又自罚不贷，拒领一月薪俸。此事一经传出，柴再用和朝中大臣无不肃然钦佩。为在那些身居要职的老臣李德诚、周本、刘威等人面前显得成熟稳重，徐知诰甚至不惜吞服催老药物改变形象，让自己的鬓发、髭须在一夜之间变白，以便皓首号令百官。
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里成长的徐知诰，深知群雄逐鹿、得胜者固然取决于实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民心。为此，他在辅佐吴王期间，继续推行节度金陵时的成功之策，千方百计取信兵民。
面对往日战乱留下的累累创伤，想起金陵城内水火造成比比皆是的灾患，徐知诰心情沉重，反躬自问：“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于是，他传令遣散宫内歌妓，焚毁用膳时演奏的乐器。为了助民度荒，扩大衣食来源，徐知诰又下令开放山林川泽，供民渔猎樵采。他还派出官员巡视民间，赈灾救荒，并用库金为沦为奴婢的良家子女赎身。
与此相辅而行，徐知诰极力倡导轻徭薄赋，振兴农桑。他在辅佐吴政初期，就以“吴王之命”诏示各地州县：一律免收民户在吴天祐十三年（916年）以前（即在徐知训执政期间）累年拖欠的赋税；同时，缓收下余两年赋税，数额待丰收之年另定。三年之后，他又下令清查户籍，复核田亩，改革税法。根据重新核实的民户占田数量，按照土地的肥瘠高下论质收税：上田每顷二贯一百文，中田每顷一贯八百文，下田每顷一贯五百文。他还积极改革吴国重钱轻物，只收现金、不收谷帛的税收旧制，实行以物折价抵钱的税收新制，并让利于民，提高实物价格：绢由每匹五百文提到一贯七百文，绸由每匹六百文提到二贯四百文，绵由每两十五文提到四十文。对于计口收钱的人丁税，则索性蠲免不征。
徐知诰万没想到，这些利民措施，竟遭到守旧朝臣的非议和反对。他们责问：照此办理，州县每年损失的官钱岂不高达亿万！长此以往，焉能不民富国贫？对于这种发难，宋齐丘力排众议，致书徐知诰，据理申辩：世上安有民富国贫之理？民耕耘得谷，蚕织为帛，耕夫红女，历来靠农桑所得纳税。假如强行收缴现钱，将谷帛折以金银，无异于教民兴贩求钱，实则舍本逐末，以此来求国富，犹如“拥篲（笤帚）救火，挠（搅动）水求清”，永远也不能使火灭水清。徐知诰高度评价宋齐丘的主张：“此劝农之上策也！”接着便大刀阔斧地排除阻力，推行新的税制。不出十年，江淮地区就出现了“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耕织繁荣景象。
徐知诰严于治军，更善于治军。辅政之初，禁中军校目无法纪，桀骜不驯，擅自成群结伙呼啸近畿山野，或纵禽游猎、穿行林莽、或聚饮取乐、醉闯民居，闹得徐知诰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决计用釜底抽薪之法，根治这股扰民的歪风，严令各地州县，即刻废止献纳出猎的鹰鹯，违者严惩。此令一出，果然奏效。不足一月，便杜绝了禁中军校田猎骚扰乡民的现象。
徐知诰整饬军纪铁面无私，而且常从自身做起，与士卒同甘共苦。盛夏巡视军营，他总是身着戎装，头戴盔甲，从不使人张盖遮阳，挥扇驱暑。他耐心开导身边侍从：“官兵头顶骄阳操练，汗流浃背都不叫苦，吾用此物何以心安？”对于捐躯沙场的将士眷属，他派属下察访优恤，每户发放三年俸禄。遇有特殊困难的贫苦人家，特别是无力完婚或安葬者，另以财物接济。
徐知诰上述举措深得民心，不胫而走，感动和吸引了北方许多有志经邦营国之士，如在江左早负盛名、才气逸发的韩熙载，长于“书檄、诗赋、碑颂”的史虚白，通晓古今、“辩论风生”的孙晟，“重厚方雅，多识故事”的常梦锡，为南唐草创“一代纪纲”、“礼仪上下”的江文蔚，以及骁勇善骑射，被誉为“虎臣”、“名将”的李金全、卢文进等，皆不远千里南来，心甘情愿为徐知诰效劳。
为了招贤纳士，接待各方贤达，徐知诰先后在府舍专设“延宾亭”、“礼贤院”，备置经史百家、琴棋书画和文房四宝，供志同道合者会友辅仁，论古鉴今，裨补时政。徐知诰于公务之暇，还亲自宴请宾客，咨访缺失，切磋大计，不论尊卑长幼，语有可采，便言听计从。他爱才惜才，知人善任，扬长避短，来者不拒。徐知诰留人留心的襟怀和风度，使众多的有识之士倾倒在他的麾下。才华横溢的韩熙载，通过在中原的怀才不遇和南下江淮受到的礼遇，以及奉使中原的感受，用深情的笔墨题诗于驿馆墙壁：
仆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
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
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由于徐知诰求贤若渴，没用几年就在身边聚集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治国能手。宋齐丘即是典型一例。此公虽然博学多识，长于智谋，却是一介穷困潦倒、狂狷不羁的书生。他与人共事，恃才傲物，有时因为一语不合，便拂袖而去。来到徐知诰门下，仍不改旧习，曾多次怒发冲冠，提笥出走。每逢此时，徐知诰都宽容礼让，使宋齐丘后悔莫及，发誓与徐知诰同舟共济，时人因此将他比作南朝刘宋忠心辅佐高祖刘裕的刘穆之。他呕心沥血，为徐知诰谋划军国大计，徐知诰怕泄露机密，经常约他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到后园四面环水的孤亭密谈，入座后将通往池岸的吊桥收起。有时，二人还整日围炉笔谈，用铁箸在灰烬上写字，为防泄密随时抹掉所谈内容。
在徐知诰的感召下，一些与他休戚与共的心腹，即使年迈体衰，也不忍致仕还乡。王令谋“老病无齿”，家人劝他挂冠养老，他说：“齐王（即知诰）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他多年朝思暮想的“大事”，就是如何帮助徐知诰化家为国，成就帝业。在这方面，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特别是徐温死后，徐知诰自恃羽毛丰满，撕掉温情脉脉的忠孝面纱，加快了篡代步伐。已逾“不惑”之年的徐知诰，在一天早晨，面对铜镜，用手抚摸着双颊的白髭，感慨地自言自语：“真乃时不我待，此物无情，功业成而吾老矣！”言者有意，听者更有心。此言一经传出，他身边的谋士便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地为他及早实现“功业”四处奔走呼号。
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改朝换代的舆论。在人们笃信天命和天意的封建时代，直白易懂的童谣、谶语，是最容易被人借题发挥、牵强附会的。徐知诰的谋士们正是利用这条最容易深入民心的渠道，借助流传在江南水乡的童谣《东海鲤鱼飞上天》，大肆为徐知诰登临皇帝宝座鸣锣开道。他们不遗余力，在通衢闹市和乡野草庐绘声绘色地传播：东海，徐氏郡望海州之谓也；鲤鱼，徐氏收养的义子李氏之喻也；飞上天，坐天下之举也。东海鲤鱼飞上天，盖徐州李氏坐天下之意也。同时，广泛流传一则隐喻李氏兴、杨氏衰的谶语，其意是说“江北”扬州的杨花像漫天飞雪即将消逝，而“江南”金陵的李树却是果实累累，李氏代杨为期不远：
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
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扬花无了期。
与此遥相呼应，在扬州街头出现了佯狂道人悬鲤行吟、在金陵城里发生了古刹老僧夜半撞钟等奇事。
在江北扬州，有一个头戴黄冠、束发蓄髯的佯狂道人，手执一把钓竿，竿顶高悬一尾硕大的木刻鲤鱼，连续多日走街串巷，反复吟唱濠梁新鲤将要取代盟津旧鲤、新鲤尚未被人所识的短歌，意在四处寻找世间众多的“识鱼人”。其歌词云：
盟津鲤鱼肉为角，濠梁鲤鱼金刻鳞。
盟津鲤鱼死欲尽，濠梁鲤鱼始惊人。
横排三十六条鳞，个个圆如紫磨真。
为甚竿头挑着走？世间难寻识鱼人。
在江南金陵，一天午夜，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突然，古城上空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惊醒了满城酣睡的民众。人们惶恐不安地走出家门，纷纷涌向街心探听此中根由，全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徐知诰闻讯大发雷霆，责令有司速将撞钟人缉拿归案，并要亲自审讯。
待有司将肇事者押解到徐府，徐知诰方知撞钟人原是寺庙的一个老僧。问其因，答云：“《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贫僧夜半撞钟，乃因偶得好诗一首，内心激动难抑，故而借钟声抒怀也！”
徐知诰又问：“何等好诗，使尔如此惊喜若狂？”对曰：“《咏月》。”并当即诵道：
徐徐东海出，渐渐入天衢。
此夕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随后，老僧将这首五言绝句诠释了一番，徐知诰听罢，不禁心喜。原来此诗的含义竟与童谣《东海鲤鱼飞上天》异曲同工，合若符契！于是，他重赏老僧并引为知己。
在紧锣密鼓的喧嚣声浪涌过之后，纷至沓来的便是徐知诰的亲信粉墨登场，轮番演出劝进的闹剧。他们扮演的角色尽管庄谐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了众星捧月，把龙袍披在徐知诰身上。李德诚、周本威逼吴王下诏禅位，并偕百官持诏乞求徐知诰即位。周宗则借机给徐知诰圆梦，郢书燕说，大讲兆应。
据说，有一天徐知诰早晨起来闷闷不乐，夫人询问缘由。他答曰：“夜有恶梦，恐兆不祥。”夫人说：“梦无吉凶，全在人圆；善于圆梦者可替你排解忧虑。”徐知诰出门，在庭中巧遇周宗，便问：“吾在梦中路过顺天门，突然跌倒在地，是否预示厄运降临？”周宗听后，认为正是劝进良机，于是便诡秘地回答：“此乃可喜可贺的吉兆也。梦中倒地，日中必有人拥立矣！”
甚至连山林隐士沈彬，从童谣《东海鲤鱼飞上天》中揣摩到奥妙以后，也向徐知诰献诗劝进。他呈送的《观画山水图》题诗中赫然醒目的一联便是：
须知手笔安排定，
不怕山河整顿难。
徐知诰就是这样，与其同党精心策划，稳扎稳打，水到渠成，在“知天命”之年登上皇帝宝座的。
从孤儿经将领、辅臣到皇帝的李昪，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长于治国安邦的政治家。自吴武义元年（918年）辅佐吴政起，至南唐升元七年（943年）离开人世止，前后二十五年，在吴和南唐的重要国事决策中，他始终是执牛耳的人物。这四分之一世纪，徐知诰在“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州、金华），南及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横亘在今江西、湖南和两广一带），西至湖湘（今湖南、湖北），北拒长淮（即长江、淮河），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的幅员内，奉行保境睦邻、劝课农桑、振兴文教的基本国策。
李昪自幼生长于金戈铁马之中，亲身经历过不堪回首的血雨腥风。每逢想起那烽火连天、尸横遍地的残酷年月，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孤儿寡母令人心碎的哭诉声。因此，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消散之后，他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扩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在他登位之初，谋臣争相上疏谏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同时鼓吹拿近邻楚和吴越两国开刀。当他伏案披览这类奏章时，先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继而朱笔批示：“讨伐之议，愿勿复言。”事后又现身说法：“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害深且久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从而恪守保境睦邻之策，力戒穷兵黩武之举，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南唐升元五年（941年）春天，南汉王刘龚派特使相约南唐联兵灭楚，瓜分其地，李昪严辞回绝。同年夏天，“素为敌国”的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瓘惊悸而死，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嗣位，面对满目废墟不知所措。南唐一些武将力主趁火打劫，请命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昪极力劝阻：“奈何利人之灾！”“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治古之道。”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前去吊唁，厚赠“金帛缯绮”，资助吴越治丧度灾，重建京城。有的臣下对此困惑不解，背后讥讽说：“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集大事也！”69李昪闻后一笑了之，也不加罪。
直到临终弥留之际，李昪还念念不忘此道，紧紧握着长子李景通（即后来的中主李璟）的手殷切叮嘱：“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苟能守吾言，汝为孝子，百姓谓汝为贤君矣！”
在改朝换代的角逐中取胜的李昪，深知打江山的艰难，更知坐江山之不易。他从多年横刀跃马的征战中，亲自感受到民如水君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威力，从而在得天下以后，把爱惜、赡养民力摆在首位，对历代帝王在政通人和时期奉为圭臬的施政纲领，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的信条，更加坚信不移。他充分利用保境睦邻政策赢得的和平安定环境，兴利除弊，富民强国，把南唐建设成一方远离战乱漩涡、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正像时人沈彬在《金陵杂题》中所咏：
正惭海内皆涂地，来保江南一片天。
李昪针对当时州县官吏多系行伍出身，不善理政、办案滥用刑罚、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立国之初，就采纳给事中常梦锡的谏言，大破以往“人主亲决细事，琐碎失大体”的弊端，诏令有司“修复旧典，以示后代”，于南唐升元三年（939年）颁行与吴国旧法《吴令》并行的新法《升元格》。三年以后，又颁行经过修订的《升元删定条》，共三十卷。这部法律强调依法严审，力戒滥杀，消除冤案，“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
鉴于中原兵连祸结，政苛税重，田园荒芜，李昪对北方迫于饥寒流落江淮的难民，以及当地因昔年躲避战乱亡走山林的农户，积极招抚，妥善安置。始而计口给食，为其解除冻馁之忧；继之按丁授田，免收三年租税，助其定居耕织。对于植树垦荒成绩突出者，更以钱帛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受租税”。对于人丁兴旺、聚族而居、勤于农事的人家，褒奖尤重，既“蠲复征役”，又“旌表门闾”。李昪一次就同时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其中，江州陈褒，十世同居，长幼七百口，全族生活井然有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举族上下和谐安康。
李昪深知治国艰难，不惜礼贤下士，遍访为政之道。一次，他向道士王栖霞请教“何道可致太平”，对方回答：“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李昪从中获得启发，决心励志节俭。他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诗训，宫内虽然财物堆积如山，但他从不滥用钱物，生活因陋就简，仍如往昔。一次，有司奏请李昪，言及太子李璟要用杉木制作版障，李昪批曰：“杉木固然不乏，但宜留作战舰，版障以竹代之可也。”
这个寒门出身的君王，平日着装朴素，脚穿蒲编草鞋，衣无锦绣罗绮；盥洗、饮食等各类日常用具全为铁制，严禁使用金银制品；他不贪图声色犬马，将后宫年轻貌美的姝丽全部裁汰，准其还家择偶婚配，身边只留几名老丑勤快的宫女照顾起居，对于那些使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歌妓以及舞乐、苑圃、器玩等等，一概弃之不用。他没有因为自己是新皇登位而大兴土木，另建宫殿，只是将原升州刺史府邸略事修缮，增加几处鸱尾、棚槛而已；暑月里，寝殿帷幔继续用葛布而不换轻纱；夜晚仍用油灯照明，燃的是“乌臼子”榨制的植物油，小宦官戏称为“乌舅”；所用灯具还是杨吴时代马厩照明的旧物，这个高约五尺的捧烛铁人，小宦官唤为“金奴”。一日黄昏，李昪急需灯盏，便传唤身边侍从：“速将金奴与我拿来。”顽皮的小宦官听了觉得好笑，小声说道：“金奴？乌舅配金奴，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由于李昪洁身自律，宫廷风清气正。李昪死后，宋齐丘在挽幛中大加赞颂，其中有一联是：“宫砌无新树，宫衣无组绣，宫乐尽尘埃。”
青少年时代就“以文艺自好”的李昪，在身边众多文人学士的熏陶下，当政后特别重视征集文献图籍。他诏令州县，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有个名叫鲁崇范的儒生，家境困窘，却安贫乐道，潜心读书。九经子史，广贮一室，逐函逐册，亲手校订。当他得知李昪下诏求书时，欣然将全部藏书捐献出来，并说：图书典籍，乃天下公有之物，“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都是为了益国利民。吾家并非书商，何须待价而沽？李昪将从各地征集的三千多卷图书，收藏在治理升州时设置的“建业书房”。这些盖有“金陵图书院”藏书印章的图书，数量虽然有限，但却为南唐日后“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今名图，辐辏绛帷”、成为“文献之地”开了先河。
与此同时，李昪还热心办学兴教，除在京师秦淮河畔开设“国子监”，兴办太学、小学，培养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外，又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以国学大师李善道为白鹿洞主掌教，置学田，拨专款，聚徒授业，从者不下数百。诗人江为、伍乔、刘洞等人曾就学于此。洞主除向生徒传授儒家经典外，还传授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境内各州县亦争相效仿，兴办官学施教。私家兴办的书楼、书舍、书院和村舍私学也与日俱增，生机勃勃。如江州陈褒的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由于公私办学蔚然成风，一些世代耕耘的农家子弟，也“释耒就学”，遂使“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与礼崩乐坏、文献俱亡的中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李昪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南唐一跃成为“十国”中的强国，引来四方朝贺。其中有中国境内的吴越、荆南、闽、南汉、后蜀、于阗、辽等国，还有中国境外的高丽、新罗等国。
李煜就是降生在这块“三千里地山河”的国土上，靠着先辈的荫庇，度过“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走向人生历程的终点的。
关于李昪的籍里、姓氏和家世，本书暂采学术界较为通行的《新五代史》说，即该书卷六二《南唐世家》谓：“李昪，字正伦，徐州人也。世本微贱，父荣，遇唐末之乱，不知其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