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辽宋女真与辽、宋、高丽的经济来往
在女真和汉族的关系史上，女真人初期虽然在契丹贵族控制下，后又建立了与南宋并立的金王朝，但他们的社会发展受汉族影响很深，大量事实表明，女真人也像其历代先人一样，在经济上与中原有密切往来。女真的逐渐强大并和周边各族各国经济交往，主要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联系最多的当然是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其次则是宋和高丽。
一 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
女真和契丹人所居相近，应该早就有联系，却未载于史籍。《隋书》记载了靺鞨与契丹的关系，但这靺鞨似乎是以后建渤海国的粟末靺鞨等，还不是女真。唐代女真受统于渤海国，所以也与契丹人无直接交往。最早见于史籍已在公元10世纪初，《辽史》载：“（903）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接着，“（906）十一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65]这是由于契丹人向外扩张，才和女真人发生了交往。这时，中原通过契丹人间接得知女真，并载入史籍。《五代会要》载：“后唐同光二年（924）……九月，（契丹）为邻部室韦、女真、回鹘所侵。”[66]《册府元龟》卷九九五亦载此事。《册府元龟》又载：“同光三年（925）五月，黑水胡独鹿、女真等使朝贡。”[67]这是首次以女真之名入贡于中原。
女真当时和中原政权联系不多，主要是和辽的联系。《辽史·太宗纪》记载女真首次遣使入贡于辽，是在天显二年（927）十二月戊戌，接着，“天显三年正月，黄龙府罗涅河女真、达卢古来贡”。“五月己巳，女真来贡”[68]。天显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会同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八年，九年，女真几乎每年都入贡于辽。其中会同四年（941），不称女真而称鸭绿江女真。加上天显三年（928）的黄龙府罗涅河女真，说明当时女真有许多氏族，分别入贡于辽。
辽世宗时期，不见女真入贡于辽的记载。辽穆宗时应历二年（952）、五年（955）女真两次入贡于辽。辽景宗时，保宁五年（973）五月，“女真侵边，杀都监达里迭，拽剌斡里鲁，驱掠边民牛马”。同年六月庚寅，“女真宰相及夷离堇又来朝”。似乎女真并不以曾掠辽边为惧，辽也不以为责。保宁八年（976）八月，“女真侵贵德州东境。九月辛未，东京统军使察邻、详稳涸奏女真袭归州五寨，剽掠而去”[69]。九年（977），“春正月丙寅，女真遣使来贡”。五月，“女真二十一人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以次授之”。十月，“壬申，女真遣使来贡”。十年（978）夏四月“己巳，女真遣使来贡”。乾亨元年（979）三月，“辛卯，女真遣使来贡”[70]。
《辽史·本纪》所载这些女真或侵掠辽边境，或入贡于辽，不能都看作同一女真部族和辽的关系。因为当时女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部族和国家，是分成许多氏族和氏族联合体。他们不可能有统一的朝贡，各自为政，或贡或掠，辽也只能分别对待。但由于《辽史》记载简略，往往笼统称之为女真，我们的研究就难以将之区别开来。
辽圣宗时（984～987），辽对女真人发动了多次战争。这些战争，究竟是攻打女真哪一氏族，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出兵多次，分兵几路，所获女真牲口一次就达十余万及马二十余万来看，辽攻打的应是女真诸氏族。由于辽攻打女真，女真遂加强了和宋的交往。契丹为阻挠女真和宋的交往，去海岸四百余里的鸭绿江中置三栅，并置兵三千，以阻绝女真和宋的交通。统和八年（990），女真各氏族皆入贡于辽。故二月、四月、五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有女真来贡或请内附。以后也常有一年数贡的记载，这应该不是某一氏族。开泰元年（1012）正月，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太平元年（1021）夏四月，东京留守奏女真三十部酋长，请各以其子指阙抵侯，诏与其父俱来受约。[71]
《契丹国志》对辽后期女真各氏族和辽的关系作了具体介绍：“次东南至五节度熟女真……无出租税，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户下差充兵马。兵回，各遂便归于本处。所产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并系契丹枢密院所管，差契丹人或渤海人充节度管押。西北至上京五百余里。”“又次东南至熟女真国，不属契丹所管。……不与契丹争战，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或只于边上买卖迄，却归本国。契丹国商贾人等就入其国买卖，亦无所碍。契丹亦不以为防备。西至东京二百里。”“东北至生女真国……前后屡于契丹为边患，契丹亦设防备，南北二千余里沿边创筑战堡，搬运粮草，差拨兵甲屯守征讨。二十年来深为患耳，西南至东京六百里。”[72]
这里表明辽与女真三个氏族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第一类是五节度熟女真、鸭绿江女真，辽直接派人管押，并要女真提供服役，这是一种赋役关系。第二类是所谓熟女真，是指辉发河流域的顺化国女真、伊通河流域的黄龙府女真等，是边贸关系。第三类是所谓生女真，已成为劫掠关系了。但生女真也并非一开始就和辽相对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此后，辽天庆四年（1114）女真阿骨打打败辽兵，取宁江州，辽发兵攻之，战于出河店，辽兵大败，女真进占宾、祥、咸三州，铁骊部降女真。天庆五年（1115）时女真阿骨打称帝，国号金，至此女真与辽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73]
二 女真与宋朝的经济交往
女真和中原政权最早的经济交往，发生在公元925年。《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载：“同光三年（925）五月，黑水胡独鹿、女真等使朝贡。”[74]这次女真使者和黑水部使者，同向后唐朝贡，应当是渤海衰落，女真氏族和黑水氏族得以摆脱渤海束缚，直接朝贡。
公元960年宋建国，次年女真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三·女真》载：“太祖建隆二年（961）八月，其国遣嗢突剌朱来贡名马。十二月，遣使拽鹿猪泛海来贡方物。三年正月，遣使只骨来贡方物。四年正月，遣使来贡方物。八月，复遣使来献名马。九月，遣使来贡名马五十六匹。乾德二年（964），首领悉达理并侄阿黑哥，首领马撒鞋并妻梅伦，并遣使献马及貂皮。三年九月，遣使来贡，并赍定安国王烈万华表以闻。五年，马撒鞋及首领斫鞋来贡马。六年首领祈达渤来贡马。又有铁利王子五户并母及子弟连没、六温、迪门、没勿罗附其使贡马、布、腽肭脐、紫青貂、鼠皮。太平兴国六年（981），遣使来贡方物。”[75]
这一时期女真对宋的朝贡非常频繁，有时一年数贡。如建隆二年（961）八月、十二月，三年的正月、三月，四年的正月、八月、九月。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短短数月间如此频繁往返是不可能的，只能理解为当时女真有许多氏族分别遣使入贡，并非仅一个氏族一年数贡。彼时女真各氏族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可能统一遣派贡使。因此，乾德二年入贡的女真首领悉达理及首领马撒鞋应是两个女真氏族的首领。而同书载：“五年，马撒鞋及首领斫姑来贡马。是年，女真来寇白沙寨，略官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诏止其贡马不令还。未几，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奉木该言，三十东部落令送先被为恶女真所虏白沙寨人马。诏书切责前寇略之罪，而嘉其归顺之意。先留贡马女真悉令放还。”[76]这更明显说明了来贡于宋的是三十东部落，而掠宋人马的是三十东部落以外的恶女真氏族。宋廷一时分不清，将恶女真掠马之罪，归于贡马的女真氏族首领马撒鞋，因此渤海那等女真首领前来说明。按此三十东部落，当即《辽史》所载的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他们入贡道路是顺鸭绿江而下渡海至山东半岛。
契丹为阻止女真和宋之交往，于统和二年（984）攻打女真，路经高丽之界，也说明了这些女真正是长白山女真。当时女真以为契丹之所以攻女真，是因高丽以诱导构祸，因于985年贡马于宋，并诉于宋朝，言：“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不复放还。”[77]洎高丽使韩遂龄入贡于宋，宋太宗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令归白本国，还其所俘之人。高丽王忧惧，洎宋使韩国华使高丽，因作申辩。[78]之前说到辽朝与女真关系时，提到契丹为了阻挡女真至宋的朝贡道路，去海岸四百里，在鸭绿江中游筑三栅，此即统和九年（991）辽所建立威寇、振化、来远三城。长白山女真三十部拟发兵先平三栅，并泛海入朝于宋，求宋出兵支援。但宋仅降诏抚谕而不为发兵。自此女真改附于辽，和宋的直接交往就此断绝。但以后女真还多次经由高丽，附高丽使以入贡于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遣将军大千机随高丽使入贡。八月，遣首领阿虚太随高丽使郭元入贡。天禧元年（1017），遣首领随高丽使徐呐入贡等。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得知，当宋太祖结束了中原分裂局面后，受契丹贵族控制的女真人即于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961），遣温突剌朱向宋贡“名马貂皮”等方物。“自此无虚岁，或一岁再至”[79]。《文献通考》记录了女真人于宋建隆二年（961）、三年、四年，乾德二年（964），开宝二年（969）、三年、五年，太平兴国六年（981），雍熙四年（987），淳化二年（991），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年，天禧三年（1019）等多次来中原朝贡。[80]他们每次来中原不仅献马匹、貂皮等方物，对北宋表示臣服，而且开宝三年（970）来贡，还为渤海遗裔“定安国王烈万华”赍“表以闻”，后又带领“铁利王子五户并母及子弟”向宋“贡马”。[81]由此可见，女真人虽名义上受辽管辖，但心向中原，是当时东北地区与中原往来最频繁的氏族。当“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的形势出现后[82]，他们又派人“泛海入朝，求发兵”，“共平三栅”[83]，以保持经常往来。由于宋太宗“但降诏抚谕，而不为发兵”[84]，结果导致自天圣年间（1023～1032）后，“不复入贡”。[85]
这一时期，住在辽阳一带的“熟女真”，虽“著籍”于契丹，受辽严控，但他们利用住地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地缘优势，常“由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86]，在经济上保持了与内地居民的联系。由此可见，女真与汉族的经济交往尽管受到契丹国阻挠，但史上形成的经济互补关系，已经使女真人不能一日无之，可以泛海绕道，可以“共平三栅”，绝不能放弃互补之利。
三 女真与高丽的友好往来
高丽是在朝鲜史上建立的一个国家，辽代女真和高丽的关系是中朝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真和高丽地域相连，很早就建立了关系，且长期交往密切。
在整个辽代将近二百年中，女真和高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女真人经常用自己的方物、马匹换取高丽的各种器皿和衣服等。据《高丽史》记载，当时高丽称生女真为东女真，熟女真为西女真。东女真和西女真的各氏族常分别到高丽进行交易，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或数次，每次都数十人“入朝”。但这种“入朝”仅是经济上的交往，没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他们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
乙酉年（985），先是契丹伐女真，路由我境，女真谓我导敌构祸，贡马于宋。因诬谮高丽与契丹倚为势援，剽掠人口。（高丽使）韩遂龄之如宋也。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文契以示遂龄，曰：“归白本国，还其所俘。王闻之，忧惧。”及（宋使）国华至，王语曰：“女真贪而多诈，前冬再驰木契，言：‘契丹兵将定其境。本国犹疑虚伪，未即救援，契丹果至，杀掠甚众，余族逃遁入于本国怀昌、威化、光化之境。契丹兵追捕，呼我士卒，言女真每寇盗我边鄙，今已复仇，整兵而回。于是女真来奔者二千余人，皆给资遣还。不意反潜师奄至杀掠吾吏民，驱虏丁壮没为奴隶。以其世事中朝，不敢报怨。岂期反相诬告，以惑圣聪。本国世禀正朔，谨修职贡，深荷宠灵，敢有二心交通外国？况契丹居辽海之外，复有二河之阻，无路可从。且女真逃难受本国官职者十数人尚在，望召赴京阙，令人责之使庭辩，庶几得实’”。[87]
这段高丽王对高丽与宋、契丹、女真二者关系的综述，明确了高丽当时对宋的依附，对契丹的畏惧，对女真的接纳。高丽认为，女真是“世事中朝”的，对“女真来奔者二千余人，皆给资遣还”。仅有少数女真人（二十余人）逃难受高丽官职。这里看不出女真对高丽有什么隶属关系，显然是一种友邻关系。
但到高丽文宗朝，高丽定州（今朝鲜咸镜道安平）界外东女真部落先后归附高丽。文宗癸丑年（1073），因在公崄、咸兴、洪原、北青一带设十五州以辖之。公元1103年女真完颜部乌雅束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88]高丽睿宗二年（1107），高丽遣尹瓘击女真，破之，定地界，筑雄、英、福、吉等四城。公元1108年，高丽复置咸州大都督府及公崄镇防御使。尹瓘以平定女真新筑六城，奉表称贺。立碑于公崄镇以为界碑，以后兵连数年。公元1109年后，女真兵围吉州，高丽救之，结果大败。同年六月，高丽王召宰相台谏六部，议还六城，多数皆曰可。女真亦遣使谦辞求还九城。七月定议，还女真九城。女真誓曰：“而今已后至于九父之世，无有恶心，连连朝贡，有渝此盟，蕃土灭亡。”[89]这表明女真和高丽虽一度因争夺领土发生了一些纠葛，但不久就和解了，他们处理了领土纠纷，并进一步加强了彼此间的友好关系。总的来说，整个辽朝数百年中，女真和高丽的经济关系始终是一种友好和平的交往。
中华民族经济作为“一体”的形成是在融合少数民族经济成就基础上实现的，每个少数民族作为其中的“一元”，是否完全被纳入整体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当这种整体联系受到某种力量的区隔时，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器官是不能和有机体分离的，否则就不是整体的器官了，整体失去某一器官，则会作为一种残疾存在。宋初，女真人受控于契丹贵族，但于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961），女真部遣温突剌朱向宋廷进贡方物，此后连续不断，说明经济联系已经不因契丹的阻隔而终止。还有一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经济“一体”化，不是“多元”分头与主体民族融合，而是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错综交往、综合发展的过程。辽宋时期，北方民族间经济融合是在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部经济综合交往中前行的。
[1]《金史》卷二，《本纪第二》，中华书局，2011，第22页。
[2]《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11，第2页。
[3]《辽史》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11，第2页。
[4]《辽史》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11，第2页。
[5]（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7]《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11，第1页。
[8]《金史》卷二，《本纪第二》，中华书局，2011，第25页。
[9]《金史》卷六，《本纪第六》，中华书局，2011，第132页
[1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1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1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1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14]《金史》卷二，《本纪第二》，中华书局，2011，第2页。
[15]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58页。
[1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1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19]（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2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页。
[22]《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9，第8页。
[23]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30页。
[24]（金）苗耀：《神麓记》，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27页。
[25]《金史》卷六七，《列传第五·乌春》，中华书局，2011，第1577页。
[26]《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124页。
[27]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1965年第3期。
[28]孙占文：《五道岭冶铁遗址的两个问题》，《黑龙江日报》1963年3月26日。
[29]王永祥：《阿城五岭地区古代冶铁遗址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日报》1962年11月13日。
[30]孙进己：《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249页。
[31]《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15，第615页。
[32]《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勿吉》，中华书局，2017，第2220页。
[33]（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34]（南宋）陈准：《北风扬沙录》，载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569页。
[35]《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3页。
[36]（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37]《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第2页。
[38]（南宋）陈准：《北风扬沙录》，载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570页。
[39]（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40]（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41]华山、王赓唐：《略论女真族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年第6期。
[42]《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7页。
[4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州县载记》，中华书局，2014，第237页。
[44]（南宋）陈准：《北风扬沙录》，载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569页。
[45]《辽史》卷六十，《志第二十九·食货下》，中华书局，2011，第929页。
[46]《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2页。
[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0～71页。
[4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7页。
[49]《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6页。
[50]《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995页。
[51]孙进己：《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249页。
[52]《金史》卷六七，《列传第五·温敦蒲剌》，中华书局，2011，第1582页。
[53]《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25页。
[54]《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纪》，中华书局，2011，第24页。
[55]《金史》卷六八，《列传第六·冶诃》，中华书局，2011，第1595页。
[56]《金史》卷六五，《列传第三·始祖以下诸子·谢库德》，中华书局，2011，第1539页。
[57]《金史》卷六七，《列传第五·腊醅麻产》，中华书局，2011，第1581页。
[58]《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22页。
[59]《金史》卷六八，《列传第六·欢都》，中华书局，2011，第1591页。
[60]《金史》卷六七，《列传第五·桓赧》，中华书局，2011，第1575页。
[61]《金史》卷六七，《列传第五·留可》，中华书局，2011，第1584页。
[62]《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2页。
[63]《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中华书局，2011，第24页。
[64]《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中华书局，2011，第29页。
[65]《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耶律阿保机上》，中华书局，2011，第2页。
[66]（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56页。
[67]《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凤凰出版社，2006，第11254页。
[68]《辽史》卷三，《本纪第三·太宗耶律德光上》，中华书局，2011，第29页。
[69]《辽史》卷八，《本纪第八·景宗耶律贤上》，中华书局，2011，第95页。
[70]《辽史》卷九，《本纪第九·景宗耶律贤下》，中华书局，2011，第101页。
[71]《辽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中华书局，2011，第189页。
[7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州县载记》，中华书局，2014，第237页。
[73]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64页。
[74]《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凤凰出版社，2006，第11254页。
[7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六册，《蕃夷三·女真》，中华书局，1957，第7711页。
[7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六册，《蕃夷三·女真》，中华书局，1957，第7711页。
[77]《宋史》卷四八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中华书局，2011，第14038页。
[78]孙晓：《高丽史》卷三，《世家三·成宗》，人民出版社，2014，第65页。
[79]（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页。
[8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8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8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8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8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0页。
[8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通考四·女真》，中华书局，1986，第2571页。
[8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页。
[87]孙晓：《高丽史》卷三，《世家三·成宗》，人民出版社，2014，第65页。
[88]《金史》卷一三五，《列传第七十三》，中华书局，2011，第2882页。
[89]孙晓：《高丽史》卷十三，《世家十三·睿宗》，人民出版社，2014，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