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及两者结合的基本认知
（一）思想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珍贵法宝
建党早期，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就特别重视思想建党问题。毛泽东于1928年11月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首次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政治主张，要求将思想教育列为当时最迫切的建党任务之一，主张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6]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逐渐成为全党共识。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的建设的唯成分论倾向，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毛泽东领导的整党整风运动，不仅着力推进思想建党实践，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通过整党整风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有效形式，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思想建党的理论逐步趋于完备、成熟。[7]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通过引领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效解决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强调“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全面整党、“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持续推进思想建党的伟大实践，并注重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创立，不仅是推进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新时期思想建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任务时特别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要求“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9]。思想建党由此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地。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到思想解放运动，再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我们党始终坚持运用思想建党这个法宝，锻造并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长期执政，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长期坚持思想建党，“使思想建党成为‘铁打营盘’的优良传统和珍贵法宝，如此才能管住管好‘流水的兵’。”[10]因此，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二）制度治党是源于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和科学总结
我们党对制度的重要性和对制度治党必要性的认知，是随着党的建设实践不断发展而逐步深化的。自1921年建党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扎根于中国“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群体、扎根于中国社会劳工群众，更扎根于革命军队、与军队共生并与局部政权粘连，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这一外部重大事件，导致中国共产党生存环境的巨变。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最广大劳工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建设重点放在了发展党员、创建并壮大革命军队（实质）、创建并维护局部政权（象征）、推进全面统一战线等，党内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党员管理制度、干部制度、领导制度、组织层级关系制度、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侧重于集中）、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的提出等。自1945年七大召开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围绕夺取全国政权并试图稳固政权，开始探索从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建党到试图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建党的转变。七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演化史上的第一次话语革命，初步显示出党的制度的张力和生命活力。八大的召开，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演化史上的第二次话语革命，显示出朦胧的制度觉醒。这一时期，党内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对民主集中制的详尽阐释（侧重于民主）、请示报告制度、选举制度、干部制度、领导制度、党员权利和义务制度、监督制度、党政组织关系制度等。当然，“文革”期间，党内制度建设遭遇严重挫折，不少好的制度被扭曲。自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围绕重塑并巩固执政基础问题，显示出一个追求执政绩效、坚守改革理念和价值的执政党与一个遵守宪法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党之间的内在生存张力和巨大优势。其间，毛泽东逝世后“文革”结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中国共产党制度生命史上的极大幸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演化史上的第三次话语革命，制度诉求鲜明而理性。这一时期，党内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批判个人崇拜、修复集体领导制度、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及党员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宪法精神等，党内制度建设开始走向自觉并趋向体系化。特别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制度建设真正走向自觉自信，不仅完善建章立制，而且强调依靠制度加强自身治理，全方位扎紧了制度的笼子，更多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早年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固然围绕党员管理、党员权利和义务、党组织层级关系、党内请示报告、党内民主、选举、监督以及干部、领导等方面，建立了一些制度，但这些制度还不成熟、还不成体系，加之制度执行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动、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与人为因素的干扰，致使制度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制度效用未能充分彰显。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以及国外长期执政政党制度建设得失成败基础上，认识到制度是决定性因素，重视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尊重制度的权威性，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正是基于对制度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对制度治党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与科学总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才鲜明提出“制度治党”的命题，从而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心，从建章立制转向依靠制度进行治理，将制度治党贯穿于党建工作的全过程、融入于从严治党的全方位。这是我们党制度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三）扎实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和关键环节
应该说，在早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一直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得还是比较好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理想信念比较坚定、党内生活比较正常、作风建设整体优良，制定实施了一些比较好的党内制度。我们党不仅初步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建党治党理论——毛泽东建党学说，而且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党情的建党治党新路子，这一建党治党工作被誉为一项“伟大工程”。此后的一段时间，建党治党出现了一些曲折，甚至走了一些弯路，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念指导下，良好的建党思想遭到曲解，有效的治党制度遭到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逐步恢复了建党治党的良好传统和做法，提出了建党治党的新思路，打开了建党治党的新格局，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1]。由此指明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基本方向。
从实践经验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不可偏废。一方面，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正确的思想引领和指导，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制度设计；没有端正的思想认识和态度，不可能严格遵守或执行制度规范。思想涣散必然导致制度废弛，思想认识扭曲必然导致制度执行走样。正是因为找到了思想建党这个法宝，制度治党才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制度治党则是思想建党的根本保障。思想建党的过程要靠制度加以规范和保障，思想建党的成果要用制度加以凝结和固化，舍此，思想建党要么敷衍了事走过场，要么疲软乏力无成效。再一方面，实践经验证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可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思想建党能够有效解决绝大多数党员的理想信念、政治觉悟、理论认知、价值追求等思想层面的问题，发挥并强化“自律”的作用。制度治党能够有效解决治理规则、行为规范、监督追责机制等制度层面的问题，发挥并彰显“他律”的力量。[12]思想建党的常态化、长效性，要靠制度治党来保障和巩固，否则就难以为继，不能落地生根；制度治党离不开正确的思想引领，否则就会迷失方向、难以奏效。二者相互结合，同时同向发力，就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产生建党治党的聚合效应。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建党治党的宝贵经验。
从现实需要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必须结合。一方面，这是应对问题挑战、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举措。当前，思想市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而复杂，一些党员、干部信仰迷失、党性虚化；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积弊沉重，政治生态污染严重；一些部门和领域体制机制性问题突出，不少制度僵死、冲突、衔接不周，制度执行阻滞、乏力、扭曲；加之十八大报告警示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应该说，我们党继续长期执政面临的问题不少、挑战不小，但使命光荣、前途光明。只有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我们党才能更好地攻坚克难、革除积弊，才能更好地经受“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另一方面，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和关键环节。“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13]。把思想建党始终放在首位，把制度贯穿于治党全过程、全方位，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筑牢思想基础、扎紧制度笼子，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从横向比较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既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也是我们党独特的“比较优势”。总体上看，国外主要政党基本上都是围绕政治选举而运转的“选举机器”，是追求选举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同盟体”，而非尊崇理想信念的“信仰共同体”。为了扩展本党的选举“票源”，不少政党都制定了要求比较宽松、程序比较简便、门槛比较低的党员发展制度，敞开吸纳普通党员。至于党员思想上是否入了党，甚至组织上是否入了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选举中投票支持该党，国外不少政党根本没有旗帜鲜明而又一以贯之的建党治党的指导思想或理论指引，一切以迎合选举需要为旨归，就连看上去似乎比较完善而又严格的党纪监督方面的制度规定，也是为了确保政党投票的一致性或行动的协调性，意在笼络住一定数量的党员选民，守住本党的选举“票源”。[1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党有着一以贯之的鲜明的建党治党指导思想，明确要求党员不仅组织上要入党、思想上更要入党，特别强调党员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党性原则和对党的忠诚，注重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致力于打造一个坚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国外绝大多数政党的独特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