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验研究

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大量关于教育分层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已经较为详细地描绘出家庭在学校中的影响过程与影响机制，对于这些研究的回顾与归纳，将为本书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精英阶层子女将更有可能顺利完成学业并向上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他们在求职时也具有一定优势，如他们的求职成本更低、工作单位更好、平均工资更高、工作满意度更强（Mullen et al.，2003；Goldrick-Rab＆ Pfeffer，2009；Ostrove et al.，2011；阎凤桥、毛丹，2008；张顺、程诚，2009；李宏彬等，2012；岳昌君、杨中超，2012；岳昌君、张恺，2014；李忠路，2016）。那么家庭的影响过程是怎样的呢？布东（R. Boudon）指出，家庭阶层背景对于毕业结果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首要路径与次要路径。首要路径是指家庭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间接影响子代的毕业结果，这里的教育成就包括在学校中的各种表现，如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实习经验、志愿活动等，这些表现体现了大学生的个人能力。在控制了首要路径的影响后，家庭仍然会对大学生的毕业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布东称之为次要路径（Boudon，1974）。从布东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他更加重视前者，这是因为首要路径真实体现了教育过程的阶层差异，如果其确实存在的话则意味着高等教育过程扩大了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那么大学就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场域；而次要路径事实上可以绕开学校环境而独立存在。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在这两种路径中，首要路径发挥着更大作用（Nash，2003），不过次要路径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其仍然能够解释所有差异中的四分之一到一半（Jackson et al.，2007），但国内目前还缺少类似的研究。

1.首要路径：关于教育成就获得的研究

家庭影响的首要路径事实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家庭影响子女在校教育成就的获得，二是在校获得的教育成就对其毕业结果的影响。对于后者，人力资本理论是主要的解释理论，该理论认为，大学生在校获得的教育成就反映了他们的个人能力，因此教育成就越高，越可能升学或者找到好工作（Rosenbaum ＆ Kariya，1991；Buchmann ＆ Hannum，2001；李黎明等，2009；张顺、程诚，2009；杜桂英、岳昌君，2010；岳昌君、杨中超，2012；岳昌君、张恺，2014；赖德胜等，2012；李忠路，2016）。

对于前者，国内研究较少，西方许多研究显示，家庭影响教育成就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家庭文化资本的直接再生产，一种是家庭其他资本的间接转化。二者的理论依据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资本转化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精英阶层子女从小在家庭里耳濡目染，积累了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文化惯习，这种文化惯习表现在人际交往、语言风格、态度品味、教育素质等各个方面，从而在学校中获得较高评价。在经验研究中，大家一般以父母的教育背景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指标，国外大量经验研究都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大学生，其学业成绩更好，更可能参与各种学生文化活动（Dumais，2002；Goldrick-Rab ＆ Pfeffer，2009；Jæger，2011；Roksa ＆ Potter，2011），但国内研究似乎仅发现父母文化资本对子女在校的学生活动有积极影响（李锋亮等，2006；朱新卓等，2013；李丁，2018）。

资本转化理论认为精英阶层可以将其他优势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资本。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在大学里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而投入兼职的时间更多，因为他们通常需要以此来赚取学费（Walpole，2003）；事实上，为了节省上学成本，许多学生甚至会放弃距家较远的大学，而选择离家较近但质量较差的学校（Bozick，2007）。但也有学者认为，父母的金钱投资可能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由于父母难以监督大学内的子女，那些得到父母资助的大学生没有太强动力投入学业，反而导致他们的学习成绩更低（Hamilton，2013）。

2.次要路径：关于毕业选择期望的影响

与首要路径不同，次要路径是指家庭绕开学校而对子女毕业结果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也意味着在控制大学生在校教育成就后，大学生毕业结果仍然存在明显阶层差异。这种直接影响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毕业结果尤其是求职结果的直接影响；另一种则是家庭通过影响子女主观的毕业选择期望进而影响他们的毕业结果。对于前者，国内已有大量研究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讨论（张顺、程诚，2009；陈宏军等，2011；陈海平，2005；胡永远等，2007；阎凤桥、毛丹，2008），故而本书的重点在于后者。

在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早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并没有纳入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等社会心理因素，但威斯康星的一些学者很快将它们纳入地位获得模型中，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模型”（Wisconsin Model）。该模型明确指出，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等社会心理因素对于孩子的教育获得及其以后的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Sewell et al.，1969；1970；2003），此后，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就被视为预测地位获得的最有效变量（Jacob ＆ Wilder，2010）。已有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结果发现，精英家庭及其子女的教育期望确实更高（李卫东，2009；王甫勤、时怡雯，2014）。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认为阶级文化决定了家庭及其子女的教育期望，上文提到的“文化抵制理论”就是该思路的代表，威利斯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不一样，他们没有太强的欲望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学习（威利斯，2013）。但理性选择理论则认为，这种差异并不是阶级文化所决定的，而是阶级结构位置决定的（Goldthorpe，1996）。不同阶级家庭在考虑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学习时，主要考虑的是继续学习所需要的成本、成功的概率以及不继续学习面临的向下流动风险，而精英阶级子女继续学习的边际成本更低、成功的概率更高尤其是规避风险的动机更强，因此在教育成就相同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会有更强的升学期望（Breen ＆ Goldthorpe，1997）。

对于这两种思路，经验研究难以判定孰是孰非。一方面，有研究指出，大多数工人阶级父母的文化观念与学校内的主文化其实是一致的，工人阶级父母同样非常尊重“读书人”，也希望通过教育使得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布莱克莱吉、亨特，1989：225-229；熊易寒，2010；周潇，2011）。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理性选择理论过于忽视了阶级文化的影响，尽管理性选择确实有作用，但针对不同阶级，二者作用可能并不相同，事实上，中产阶级孩子的教育选择更多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选择则受到阶级文化的重要影响（Hatcher，2006）。

就职业期望而言，国外研究显示，大学生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与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关，而这种风险偏好通常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精英阶层子女更倾向于接受风险挑战，选择创业式工作，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承受失败的较高损失，并且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应对风险（Johnson，2002；Hartog et al.，2002；Halaby，2003；Hällsten，2010）。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意愿的研究并不多，有一项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于子女的就业取向具有明显影响，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入企”意愿越强，父母的政治资本越高，大学生从政意愿越强（尉建文，2009）。但其中的具体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根据上文的文献回顾，对于大学生的教育成就，已有经验文献主要是接受了结构解释理论，认为教育成就是由家庭资本结构所决定的；而对于大学生的毕业选择期望，强调能动性的理论则有更大影响。笔者将现有研究中描述的家庭影响路径与机制归纳在表2-2中。接下来将在评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

表2-2 家庭影响的具体路径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