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运河之子”——刘绍棠
当代著名作家刘绍棠，是当代通州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扛起了运河文学的旗帜。他的人生、文学创作与通州息息相关，与运河血脉相连，是当之无愧的“大运河之子”。在运河文学书写历史中，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笔下的运河不仅是时代背景，不仅是地域空间，还是永恒的“主人公”。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写尽了运河情、运河人、运河魂。
刘绍棠，北京通州儒林村人，当代著名作家，乡土文学的旗手。1936年阳历2月29日（阴历二月初七）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原名“绍堂”，上学读书后自己改为“绍棠”。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48年的文学生涯中，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的文学理念的弘扬和创作实践，创作了多部佳作，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运河文化千年史册上重要的精神标签。
（一）运河滩上的文学启蒙
北运河沙滩地上的儒林村，于300多年前的清朝初期形成，最早有樊、曹、张三大家族。刘绍棠的祖辈最早居住在北运河西岸的靛庄，后来才搬到了儒林村。北运河从儒林村的村南流过，儒林村的村民都在河滩上安家落户。儒林村的历史与风俗大多来自口耳相传的故事。关于村名的由来，一种说法是：“儒林是当年逃荒来的一个小伙子的名字，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所以用他的名字纪念他。”[7]另一种说法是，村子“原来是清朝的一个旗人的公子哥的跑马地。他让一些兵丁在此放牧养马。后来这些兵丁都在这里立了门户，成了村落，刚开始叫儒家林，取那个公子哥的名字，后来在五十年代政府正式改为儒林村”[8]。
虽然有一个儒雅的村名，但是儒林村并不是才子辈出和生活富庶之地。相反，村民大部分是外地逃荒、逃难而来的没有文化的穷人。直到刘绍棠的文名传出儒林村，才使得人们知晓这个小村庄，记住了这个小村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小的儒林村与张家湾之间只有几十里的路程。据史料记载，著名的文学家曹雪芹在张家湾有土地和当铺，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认为，曹雪芹的墓地就在张家湾。这一研究是否已得到证实还不确定，但已经为这个村落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和难以言说的灵气。“刘绍棠特别喜欢看《红楼梦》，我猜是曹雪芹曾经住在我们通县张家湾镇，他们在心理与地缘上有一种亲近感。他也觉得自己的性格上有与贾宝玉相似的特性，他从小喜欢跟女孩儿说话，一起玩。”[9]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否刘绍棠也与曹雪芹一样，因为居住在靠近运河的风水宝地，而富有不一样的气质和文采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刘绍棠心系故乡的创作，让他成为大运河和通州的代言人，通州人民也为有这样的“大运河之子”备感荣耀，给予他“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赞誉，他是通州人民心里首屈一指的家乡作家。
因为儒林村地处运河边上，流传着很多关于水和运河的传奇故事。有的是吓唬小孩子的以避免溺水的故事，有的是关于运河的神秘故事，如运河水能不让好心人、善良的人沉下去，而恶人就会葬身水底的说法，寄托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愿望。刘绍棠熟知运河边上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他获得最早的文学启蒙和文化滋养。刘绍棠小时候特别顽皮，也特别爱听故事。运河滩上的村子里有很多说书人，有很多说书人留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有几个渠道：有戏剧本子上的故事，或者说来自经典文学作品的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有流传的神话故事，如“张羽煮海”；有运河滩上发生的故事，如运河滩上义和团的故事。说书人在原有故事素材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把新鲜的故事杂糅进去，进行二度创作，让故事更有味道，更受百姓喜欢。儒林村有自己的剧团，各家都凑钱买道具和戏服，一起演戏。生产队看瓜老头季聋子，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还有一肚子的故事，如《杨家将》《三国演义》，也有关于儒林村以前的故事，刘绍棠每天去听他讲故事。在刘绍棠看来，作家就是善于发现亮点并会讲故事的人。儒林村和运河滩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都是滋养刘绍棠精神世界的营养。这些说书人、说书人说的故事，唱戏人和唱本里的故事，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生活，对刘绍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以后，这些耳濡目染的故事细节在刘绍棠作品中得到渲染和讲述，成为运河人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这里秀丽多彩的运河风光，如童年乐园般的运河滩，以及有一肚子动听故事的祖父母和父老乡亲，打开了他认识世界的大门，成为他文学创作生发的土壤和人生的底色。
（二）生在“蒲柳人家”的神童作家
“生在穷乡僻壤，长在狭天窄地，我是个蒲柳人家子弟”[10]，这是刘绍棠对自己的描写。刘绍棠就出生在北运河边儿的“蒲柳人家”。曾祖父自幼给邻村皇粮庄头家放牛，长大后扛长工，会赶车，还有一身好武艺。既给牲口贩子赶马，还会在大河的运货船上掌舵，后在北京的大宅门赶轿车，积攒下银子后，落户儒林村。曾祖父死后，曾祖母支撑门户，她是个“两只肩膀扛得住塌下的天”的粗手大脚、脚下生风，样样在行、乐于助人的人。刘绍棠童年跟祖父一起生活，他的祖父情感丰富、热情、坦诚、豪爽，乐于助人，自由狂放，也好听书，会说书，好斯文，穿起了长衫，说话咬文嚼字。刘绍棠的祖母生于贫家，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心肠很硬，针线活儿粗糙，做农活是把好手。刘绍棠和祖父感情深厚，深受祖父溺爱、祖母宠爱，祖父母对刘绍棠的成长和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刘绍棠的多篇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都有祖父祖母的影子。刘绍棠是父母的长子，他的父亲上过私塾，后来在北京城前门大街的一家店铺做事，是位文雅的商人，为人善良，讲义气，本本分分、安分守己，但又胆小柔弱。外祖父是清朝末科秀才，运河滩上的私塾先生。她的母亲柏丽贞眉清目秀，勤劳能干，聪慧，粗通文字，喜欢看书、新事物、自由自在的生活。刘绍棠个人认为自己的性格和智力更像母亲：“从事人才学、心理学和文艺发生学研究的几位同志，根据我的生长环境和家庭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我这个出生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个作家，主要是受社会影响，家庭影响是很少的。他们的判断很有道理，但是我的智力却是得自母亲的遗传……我的性格跟我的父亲完全不同，但是某些方面很像我的母亲。”[11]
刘绍棠性情直爽，大嗓门，见多识广，博闻强识，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给村民听，他讲的故事常常让人痴迷沉醉。通州土地上发生的英雄故事和战斗故事，刘绍棠对之耳熟能详，烂熟于心，并且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连北京的历史故事都知道。他熟悉运河滩上祖祖辈辈的生活、语言、习惯、风俗传说，这为他后来的运河书写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他在创作上的小试牛刀之作，就呈现出色的文学天赋。“神童作家”呼之欲出，一条走向作家的大门为他打开。1949年，刘绍棠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1951年只是一个初中生的刘绍棠被邀请到河北省文联《河北文艺》编辑部当编辑。年仅15岁的刘绍棠，在半年后，通过河北省文联的关系，被保送进了通县潞河中学。1952年在潞河中学读高中的刘绍棠因发表《红花》引起了团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次年光荣入党，他的小说集《青枝绿叶》出版。1954年考上北京大学，一年后，也就是1955年在北大退学，被团中央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第三期学习班学习。
1956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从事专业创作。年仅20岁的刘绍棠，从此不拿工资，而是靠自己的稿费养家糊口，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需要勇气的。刘绍棠也对此说过其中缘由：“当时年仅20岁的我，竟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50年代稿酬高，收入多。”[12]至1957年被划为“右派”时，他已经出版了《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夏天》《中秋节》《瓜棚记》《私访记》七本书，可以说这时的他在文学创作上已经有了不小的建树，在当代文坛上已经引人瞩目。
刘绍棠在20世纪50年代的稿费究竟有多高呢？刘绍棠在自己的传记里也做过说明：“光是这4本书（指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我收入一万八千元。”[13]而当时的物价相对便宜得多，“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14]。这个与中南海相邻的小院，刘绍棠一住就是33年。用刘绍棠的话说，以当时的稿费收入，“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15]。少年成名的刘绍棠靠稿费收入就能获得富足的生活保障，可见刘绍棠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和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三）风云突变，返乡避难
刘绍棠少年得志，又在风口浪尖上遭遇众多运动批判，人生一波三折，命运多舛。1955年刘绍棠在北大退学，被团中央保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第三期学习班学习。后来文学研究所学习班停办，1956年刘绍棠到基层挂职锻炼。为响应毛主席发表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情高涨的刘绍棠在1957年4月和5月，分别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和《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因为这两篇文章，6月刘绍棠被《文艺报》点名，8月被划成了“右派”，成为文艺界的三大“右派”代表之一。这位21岁正意气风发、热情满怀的年轻人在团中央礼堂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一时间风云突变。
政治气候的变化波及他的创作。亲手埋葬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成为刘绍棠“深埋在心底的隐痛”。肖洛霍夫是刘绍棠喜欢的作家，他的《静静的顿河》也让刘绍棠推崇备至。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青年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刘绍棠得以跟肖洛霍夫见面，并与之畅聊文学观点，谈出许多在文学创作上共同的认识。他说，“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我就写《金色的运河》进行竞赛”。[16]当时，1957年8月，他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1959年，刘绍棠完成了55万字的小说《金色的运河》。这是一部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虽然是政治题材，但是当时的刘绍棠正在倡导小说的美育功能，并力图让自己的小说更加乡土化，因此这部小说呈现了一幅大运河儿女的生活画卷，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部小说完成于1959年，可惜在通过出版社三审后付印前因为他的“右派”问题，被退了回来。“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版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其中5000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17]刘绍棠为此非常难过，并亲手把这本没有问世的书稿装在一个木匣子里，葬在自家院子里的树下，给予“祭奠”。“我在无限悲忿中将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埋葬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年我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老编辑向我要这部稿子，我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变成烂泥，可谓尸骨无存。”[18]刘绍棠在很多文章里提到这部他付出无数心血却未曾面世的长篇小说时，都难以释怀，万分痛惜。“从这个行为上来说，刘绍棠是一个热爱乡土热爱父老乡亲的作家，他写故乡运河小说，好像是落叶归根。”[19]虽然埋葬的《金色的运河》腐烂于泥土之中，他仍然不忘自己重新写故乡的“痴心”。在回乡避难时，他几次想起写家乡的夙愿：“有朝一日，也许是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党和人民对我重新使用；那么，我要在我们运河家乡的土地上，在我出生的这个村庄里，完成我的少年时代就向党和人民许下的一个宏大的誓愿——写作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我将在这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中，写出整个历史时代，和这个时代众多的人物和故事……”[20]
作为少年成名的作家，刘绍棠的人生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起落。1962年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风雨又扑面而来，他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出北京。这让他想到家乡的民谚：“小乱进城，大乱入乡。”他不得不回到家乡相对简单和安静的儒林村躲避风雨。刘绍棠走后不久，北京就陷入一片混乱的运动之中。死里逃生的他，怀着低沉绝望的心境踏上家乡的土地，在人生的低谷，是家乡人民给了他温情的迎接、安慰、鼓励，以及用心的庇护。
当年刘绍棠避难还乡，带着濒临绝望的心境走到村口，一位老社长见到他又难过又激动，用简单、温热的话语鼓舞他不要丧失信心，要相信国家，相信还有希望，这让当时的刘绍棠备受鼓舞并产生活下去的勇气。对这位社长，刘绍棠不仅参加了他的葬礼，还在短篇小说《含羞草》中为他书写。刘绍棠的《含羞草》就是为了记录这位儒林村合作社第一任社长的恩德。“当年他大乱还乡，心情沉重地走在村道上，沉重的行李，沉重的心情，使他走不动道。这时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刚好经过，二话没说，驮上他的行李，带他回了家。村里有一位老交通员，一个老贫农，合作社的第一任社长，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他正在坝下放驴，一看刘绍棠的样子，就安慰他：‘爷们儿，咱们别只看三指远，早晚国家有想起咱爷们儿的时候。’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位给了他很多鼓励的老人，在当年冬天，因病去世。刘绍棠满怀敬意地参加了老人的葬礼，后来还把老社长写进小说《含羞草》里去，纪念他，怀念他。后来我听说，刘绍棠在一九七九年春天平反回北京时经过老社长的墓地，专门下车去告诉了地下的老人。我没看到，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感恩戴德的人。”[21]刘绍棠在传记里也提到自己这段经历。据他回忆，这位老交通员的安慰给了濒临绝望的自己活下去的巨大勇气。
家乡人民在动乱中保护了刘绍棠。这些保护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处。他说：“虽然是一个跟头跌倒了，但回到儒林村却成了一个很有运气和福气的人。”[22]乡亲父老亲眼看着刘绍棠长大，对落魄中的他不但没有冷眼相待，反而生出同情和怜悯之心。刘绍棠虽然人高马大，但是从小生活优渥，没有劳动锻炼的体验。在儒林村割麦子，大伙儿“看他割得辛苦，就不声不响在麦地的另一头，帮他把一垄地给割穿了，一起拉着他去瓜地吃瓜”[23]。“他参加劳动的时候，没人跟他较真，反倒经常帮他几锄头，多割几把麦子。帮他的人说，咱们村难得出一个全国有名的大作家，现在落难了，咱不帮他谁帮他？当然也有人不爱搭理他。”[24]乡亲们自觉给刘绍棠安排轻松的劳动，却给他记满工分，减少他的劳作之苦。“乡亲有时把他当作女劳力，还给他记十分的工分，但是派的活，却是轻松的。简单一点，让这个大作家少吃点苦。”[25]面对外来的风雨，他们本能地帮刘绍棠辩护和抗争。在独自放牛、拾粪的日子，刘绍棠体会到了乡亲的良苦用心。他们一方面照顾他的体力，一方面避免他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乡亲们还热情与他攀谈，真诚地鼓励他不要放弃文学创作。
谈及这一段经历，刘绍棠说：“回到了家乡，双脚踏在生身之地的热土上，我像一个颠沛流离了多年的游子，投入慈母的怀抱。”[26]杨广芹的母亲是运河滩上的名人，他们一家人根正苗红，是世代贫农，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刘绍棠受到他们一家人生活上的照顾、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鼓励、运动中的庇佑。“刘绍棠真的是躲在保护伞里平安无恙，逃过了那个时代许多人难以逃脱的杀身之祸、血光之灾。”[27]他在十年浩劫中，得以求生，对此他在传记里说道：“天意乎？非也。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28]
刘绍棠落难归乡，父老乡亲的爱护、宽容和优待，让他重新振作了精神，得以休养生息，也重新拿起了创作之笔。在儒林村避难期间，他虽然落难故乡，生活困窘，但毫不计较，而是感恩家乡情谊，感慨时间流逝的焦灼感和忧虑创作上的荒废，他始终保持巨大的创作热情和对未来可期的坚定信念，而且用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寻找黑暗中的丝丝光亮。刘绍棠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与时代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同年同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高潮中，他成名成家，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文革”开始时，他刚好三十岁。在儒林村下放了十年，他韬光养晦，坚持写作，并坚信总有“出头之日”，在此期间创作了《桅顶》《春草》《狼烟》等小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绍棠就用清新、优美、纯情的文笔描写农村新人新事，带着运河的气息闯入文坛，被划为“右派”后，在儒林村的土炕上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这三部长篇小说与我50年代的作品异中有同，也跟我平反之后的作品同中有异，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29]这期间刘绍棠的创作观念和风格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带着“学生腔”的青涩稚嫩到1957年划为“右派”遭驱逐时写给自己看，再到《地火》《春草》《狼烟》时自觉地群众化，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这种变化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熟。
（四）扛起乡土文学的旗帜
刘绍棠的文学之路从写运河生活故事开始，虽然也曾创作过少量的以知识分子为原型的城市生活故事，但在具备更加成熟的创作经验后，他更加确定“割据一方”的创作原则，写运河、写家乡、写父老乡亲。这是刘绍棠经过生活锤炼和写作反思之后的觉悟和对自我的清醒认识。1979年，刘绍棠的“右派”冤案得以改正，重获创作的权力。压抑了22年的创作热情和生命热情被激发出来，时不我待，刘绍棠带病顽强拼搏，争分夺秒进行文学创作。“我的童年时代智力发育过早，少年时代，读书强人一头，后期逐渐成名，青年时期前期一帆风顺，闻名全国，跟着便咎由自取，急转直下，从二十一岁开始，空掷了时光，虚度了年华。流年的水，弹指一挥。如今，中年快要来临，这二十年岁月，就越发珍贵了。一个人，真的做点事情，中年时代最有能为，因为人生的这一时期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较为深刻生活阅历，较为渊广的学问见识。而且精力集中，体力也旺盛。所以我非常希望这二十年里对于祖国人民，能有所贡献。”[30]
复出后的刘绍棠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文学创作高峰。他把文学的根扎在人民的泥土里，在十八年里，他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运河乡土文学作品。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分别是《春草》《狼烟》《地火》《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敬柳亭说书》《十步香草》《京门脸子》《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二十多部中篇小说，如《蒲柳人家》《渔火》《瓜棚柳巷》《花街》《草莽》《荇水荷风》《蒲剑》《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绿杨堤》《烟村四五家》《柳伞》《年年柳色》《青藤巷插曲》《黄花闺女池塘》《碧桃》《二度梅》等。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此外，他还创作了多达十一部散文、随笔、评论、自传，包括《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蝈笼絮语》《如是我人》《红帽子随笔》《我是刘绍棠》《四类手记》。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而且获得多种荣誉。《京门脸子》荣获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泰等多种文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绍棠专心于创作，还大力倡导乡土文学理念。不但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坚持写大运河乡土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学乡土体系，还提出了关于这一体系独有的文学风格概括——“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成为运河文学的旗手。刘绍棠在60多年的人生之途中，思想情感从未离开过乡土。他本人有40多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的根在农村泥土里，他的作品的根也在乡土的土壤里。口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艺人的演说评书，民歌民谣、民间音乐和民间绘画、戏曲艺术的熏陶、启蒙、浸染，与家乡的母子连心，哺育之恩和反哺之心，让他“以土为荣，割据一方”，让他一生与家乡深深地交融在了一起。他的作品离不开家乡的人、事、场景，即便是外面的人和事，也会经过他的艺术“同化”和“翻炒”，极具乡土风味。
刘绍棠的小说创作离不开农村生活，离不开运河人家生活，更离不开村里的父老乡亲。在他获得平反后，他返回城里，但是对他来说，在城市里反而难以静心写作。因此，他常常回到老家寻找灵感，进行构思。他喜欢把自己的小说念给身边的人听，念给普通人听。只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让他觉得欣慰。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小说是写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说好，那就八九不离十。”[31]有时候，他会让村里的人讲村里的故事给他听，甚至要说一个晚上，“把村子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那些事儿篦子似的篦了一遍”[32]。他的小说《烟村四五家》里写小莠子醉酒场面不怎么生活化，听了别人说村里一个“酒糊涂”醉酒的笑话后更改了原来的醉酒戏，让场面变得传神，更贴近生活本身，更有味道。
生于运河河畔，长于运河河畔，成为作家以后，他的笔触再也没有离开过通州和运河，他把故乡写进了作品，写进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心中。刘绍棠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先生。他说鲁迅是个真正的乡土文学作家，《祝福》《孔乙己》《社戏》反映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父老乡亲的心声。他写的也是他的父老乡亲的生活与心声。无运河不通州，无通州不故乡，无故乡不创作在刘绍棠的创作生涯和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通州是成长的起点，运河是灵感的土壤，家乡是一生的牵挂。他说：“我虽然被称为世界名人、中国名人、中国共产党名人，其实我最爱当的是彻头彻尾的农夫。”[33]
（五）魂归故里：大运河畔的守候
刘绍棠这位以毕生精力讴歌家乡的作家于1997年落叶归根。在家乡的大运河畔，这位“大运河之子”找到了他永远的归宿。“我不想离开我们亲爱的家乡，脱离人民、脱离劳动、脱离生活的覆辙，再也不能重蹈。我愿意住在我们家乡的简朴的房子里，吃着我们家乡的稻菽菜蔬，喝着我们家乡的甘洌的井水，呼吸我们家乡的新鲜空气，写作美好的作品。”[34]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被彻底平反，重新回到北京。他始终没有忘记故乡，常常回儒林村居住。作为一个蜚声文坛的大作家，在一个小村庄住了30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刘绍棠说：“如果以后我去世了，要效仿总理，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汨罗江，那是屈原的归属地，屈原是上下而求索，我将坚定不移地追逐我的社会主义理想；撒在李白之河上，也就是在‘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黄河里，那是表示一个浪漫的文学大师的行走足迹，愿步先辈之后尘，还有一个就是撒在大运河里，虽然大运河给我留下太多的伤害，但毕竟是母亲河，子不嫌母丑，我将永远热爱她。”[35]
刘绍棠1997年3月病逝，魂归故里。他的墓地在儒林村村南的大运河河畔。运河东岸的儒林村的南头“运河人家度假村”右堤的墓地，就是刘绍棠的最后归处，据说这里曾经是他当年劳动过的“牛角地”。他是儒林村村民的骄傲。度假村的名字也是刘绍棠小说的名字。武秀兰，儒林村的原党支部书记，见证了刘绍棠大难返乡的岁月，也给予刘绍棠诸多保护和生活帮助。她说：“刘绍棠去世时先埋在通县北关那边，说是北运河的源头。后来北关那边开发地产项目，2004年的时候，迁移回运河人家，真正地回家来了是不是？他现在的坟地就是当年劳动的‘牛角地’。早几年村里还给他立了碑，刻了碑文。我说村里做得好，大作家的归宿应该重视，他是儒林村的人啊。”[36]
《北京晚报》记者王肖明在2016年7月探访了刘绍棠的故里——通州区西集镇儒林村。他在《大运河畔的守候》一文里用文字记录了这一行程。通过实地探访，发现这个普通的小村庄和其他村庄并无分别。他的故居已经被翻盖成了新房，生前写作留下的旧物旧地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经记者描述，虽然刘绍棠去世后，通县政府曾经有过在老屋旧址上建立“刘绍棠故居”的计划，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导致这一计划搁浅了，着实令人感到遗憾。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为运河书写的作家的墓地还在儒林村村南。这片墓地坐落在公路与一片果树园之间的洼地里，略显简陋的坟墓和简单的生平介绍，成为对刘绍棠最后的纪念。刘绍棠这位以毕生精力讴歌家乡的作家最终落叶归根。在家乡的大运河河畔，这位“大运河之子”找到了他永远的归宿。
刘绍棠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多次说，他要以他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也是他一生的最大心愿。他生前已将全部文学档案捐赠给通州档案馆。目前通州档案馆建有“刘绍棠文库”，收藏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这些资料是刘绍棠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开展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生动素材。刘绍棠的浓浓运河情、拳拳赤子心体现在他的人生历程里，也体现在他为后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里。
刘绍棠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写的也是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创作形成的大量书稿、资料，充满乡土气息，既是刘绍棠几十年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鲁迅先生在1934年4月19日写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这是我致力乡土文学创作的四大准则。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的粗手大脚的乡亲父老画像，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描写我的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术化的历史写照，同时也使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通过我的小说，了解我的家乡，喜爱我的乡土，这便是我今生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大野心，也是我实践鲁迅先生上述创作思想的志愿。”[37]刘绍棠崇拜、敬仰鲁迅先生，也用自己的写作实践着鲁迅先生关于地方文学的理念，他做到了。他是当之无愧的“大运河之子”，斯人已逝，精神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