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城、运河与城市

（一）北朝长城

    自战国时期的燕国以后，北京地区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修筑过长城，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才修筑了“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的“畿上塞围”。这段长城从上谷郡治居庸县（今北京延庆）向西延伸达黄河东岸今山西偏关一带，是北京地区有明确记载、规模较大的第一条长城。当时，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效仿秦汉时期防御匈奴的办法修筑长城，主要是为了保卫其都城和所辖北部地区不受柔然等北方部族的侵扰。

其后的东魏、北齐和北周也都沿袭北魏的做法修筑长城，其中以北齐为多。北齐时期，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族势力壮大，并建立了突厥王朝，常欲侵扰北齐的北部边境。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的北齐政权为抵御北方的突厥、柔然、契丹族和西部的西魏、北周政权，在立国的短短27年中曾先后数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其中与今北京地区关系密切的长城修筑工程有如下几次：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派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共九百余里。从长城的走向及位置看，北齐这次所修长城可能是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补扩建而成。第二年，北齐又在已有长城的基础上，“自西河总秦戍（今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北京市境内居庸关以东在这时第一次出现了长城，是自大同西北至山海关长城的一部分，是北齐的外长城。北齐在外长城之内还筑有重城，其中与北京有关的是河清三年（564年）幽州刺史斛律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相关资料记载，北京市顺义区和通州区境内均曾有北齐长城，至今在通州区窑场村还有遗迹可寻。这些长城片段即应是在外长城之内冲要处所修屏障。

北京地区的北魏、北齐长城用土、石筑成，北周、隋、唐时期都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后来大部分为明代长城所利用。也就是说，北魏和北齐时期所修长城奠定了今天北京长城的基本走向，初步形成了北京长城防御体系的基本格局。

（二）隋代大运河——永济渠段

    汉代以后，幽州变为边塞重镇，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辽东用兵，隋朝文帝、炀帝时大都委任重臣、名将为幽州总管和涿郡太守。特别是在炀帝时期，开凿了大运河最北的一段，南达黄河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用于运输军需粮饷。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征调“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大体可分成三段：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北到卫县（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是当时新凿的渠道。卫县以下经馆陶、东光等地，至今天津市境内与沽河会合，这是中段，它以东汉末年曹操在河北穿凿的平虏、泉州等渠的故道为基础，扩展成为大渠。由今天津市到涿郡为北段，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一条是古潞河下游，它位于今天津市和武清县之间。另一条是桑干水（今永定河）下游，当时它位于今武清县到涿郡南郊。南、中、北三段运河共长1 900里左右，不到一年便完工。永济渠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且也可航行庞大的龙舟。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发兵高丽时，除亲自乘龙舟通过永济渠到达涿郡外，还曾将江淮以南的役夫、兵士和船只、武器等通过永济渠运往涿郡。船只相延近千里，往返运输数十万人次，其规模相当可观。

隋炀帝为开凿永济渠，耗费了巨大的民力和财力，给河北以及涿郡的社会经济带来不小的影响。可是从长远看，永济渠和隋代大运河南段的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运河相连，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河流，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全长四五千里，从而将涿郡与北方地区以及富饶的关东、江南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并且成为此后一千余年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纽带。

（三）从蓟城到幽州城

    燕王喜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秦军攻陷燕都后，蓟城遭到极大的破坏。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下令毁掉原来关东诸侯国旧城郭，蓟城当属被拆毁之列。秦始皇堕城郭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摧毁关东六国贵族势力，然而蓟城是秦帝国北方的重要边城，必定应有一个新的城池修筑起来。但是城池修筑的时间、形制和规模，以及城址的具体方位，因缺乏文献与实物资料而难以断定，只能说与战国时的蓟城位置大体相同。

西汉时期的蓟城具体位置目前也不能确定。从文献记载中可以间接了解到一些大体的建设情况。当时蓟城的城墙可能是以桩木为墙，筑有城门和城楼。城里建有王宫，有宫墙环绕。宫城里修筑有许多宫殿，有万载宫、明光殿等。此外，在城里还设有铸造兵器的工场，屯驻有车骑、材官等部队。可见，作为封国都城，它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1949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北京郊区发现几座土城遗址，包括房山区窦店镇之西的汉、唐良乡县故城遗址；良乡镇东广阳村汉代广阳城遗址；长沟镇东汉代西乡县故城遗址等。其中良乡县城经勘测有大城、小城两重城垣，大城呈长方形，外城墙东西长约1 100米，南北宽约860米。大城内靠西城墙有一座长方形小城，小城西墙与大城西墙重合，城墙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大城外还有“郭”（土围墙）。古城遗址保存最完整处是西南转角，高达8米，夯土筑成，顶部宽约2.5米，底部宽约17米。夯土层次明显，厚度多在12~17厘米。根据考古调查，大城周长约3 900米，其规模远远超过秦汉之制“千丈之城”的大县城，又筑有外郭城，比较符合西汉侯国建城的制度。这些古城遗址的规模及建制对于推测汉代蓟城提供了旁证资料。另外，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永定河改道，从蓟城北改道至蓟城南，在这一过程中，蓟城东部被冲毁，所以魏晋以来，蓟城城址向西移动。

魏晋以后，有关蓟城的文献记载增加，特别是经过考古发掘，掌握了一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确定蓟城城址的方位有特殊的价值。

华芳墓志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了西晋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的墓地，并出土了重要文物。在华芳的墓志中记有“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的字样，从而使我们得知西晋时的蓟城在华芳墓地以东20里。又在该墓葬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发现一把象牙制作的晋尺，从刻度计算，当时1尺约折合今天的24.2厘米，经推算西晋蓟城的西城墙大体在今羊坊店会城门村附近。

隋唐五代时的幽州城基本沿袭了魏晋以来蓟城的城址，有关这方面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较前增多，为确定幽州城址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今法源寺内保存着一块“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碑，是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刻的，碑文记载“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悯忠寺是法源寺的前身，从碑文可知今法源寺址就是当年幽州城区的东南角。1949年以后，北京出土了不少唐代墓葬，在墓志中记叙了这些墓地距幽州城的方位和里数，成为可靠的实物佐证。

悯忠寺（法源寺）

根据目前已出土的几份墓志资料可以基本推断唐幽州城四周城垣的大致方位。东城垣在今烂缦胡同和法源寺之间南北一线；西城垣在今会城门村以东，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南城垣在今宣武区姚家井以北，白纸坊东西街一线；北城垣应在今头发胡同一带，由头发胡同向西直线延伸经白云观，到会城门附近。据史书记载，唐代幽州城，南北9里，东西7里，开有10门。据此，全城呈长方形，周长32里，折合今天里数约有23里（每唐里约合今0.72里）。

幽州城作为政治、军事重镇，修建得坚实强固，适于军事防卫的需要。有10个城门，但城门名称已不得而知。城内按基层行政单位划分为若干个坊，郊区则分为乡或里。“坊”也称里，一般叫做“里坊”，是唐代城内基层单位。坊为十字街，分为4大区，每区再以十字分割成4个小区，即每坊16个小区。据宋人路振所著《乘轺录》记载，幽州城中有26个坊，但从唐、辽墓志和房山石经题记等实物资料中已得知有罽宾、卢龙、肃慎等27个坊（里）。各坊位置及名称，因年代久远，城市变迁，其间名称或有变更，难以复原，但据资料已知部分里坊位置，如蓟北坊和显忠坊，在今宣武区三庙前街和范家胡同一带，时和坊在今宣武区善果寺一带。每个坊都设有坊门，晨启夜闭，坊与坊之间有街衢相连。幽州的商业活动，集中在“市”里进行。城北是市肆之区，称为“幽州北市”。 “市”设各类店铺，见于云居寺唐代石经题记中的有30多种行业。不仅各类行业繁多，而且行业分工很细，有米行、白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染行、油行、布行、五熟行、果子行、椒笋行、炭行、生铁行、磨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彩绢行、绵行、丝织行、幞头行、靴行、杂货行、新货行等。此外，城里还设有官署、仓库、监狱，驻有军队。在城内西南隅建有子城，它的四周也筑有城墙，北墙在今广安门大街西段，南墙在今白纸坊以北，东墙在今北线阁以南一线，西墙则在今广安门外南街一带。子城四周均有城门，东门就是前燕宫城东掖门，在距子城东门以东100余步，在大街北面有智泉寺（龙兴寺），与悯忠寺东西并列，这条大街就在今天南横街的位置。“安史之乱”时，史思明曾将子城改为皇城，城内建有紫微殿、听政楼等宫殿和楼阁。遗憾的是隋唐以前的蓟城的城垣、宫殿建筑都未能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