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英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发展历程
英国高等教育规模于二战后不断扩大,自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高等教育入学率逐年增加。60年代初期,英国大学入学率只有6%左右,而到了2006年高等教育参与率达到43%,2010年则突破了50%(喻恺,2008),基本完成了从精英型到大众化的转变,并朝着普及化迈进。但是2006年英国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中,白领和管理人员的子女所占比例超过50%,而技术工人的子女仅占19%(赵鑫、周冠环,2014)。数据背后反映出,虽然英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入学率稳定增长,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但是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英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家庭贫富差距导致入学机会差异。高等教育长期被富裕的上层阶级家庭学生垄断,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群体的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其次,地域差异导致入学机会不均衡。例如英格兰地区高等教育参与率明显高于威尔士、北爱尔兰地区,伦敦地区又显著高于英格兰的其他地区。为了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强调入学机会的公平性,英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继发布并出台了《罗宾斯报告》《迪尔英报告》《高等教育的未来》《2004高等教育法》《新机遇:为了未来的机会均等》以及《把学生置于体系中心》等报告、政策或法规,以保障所有学生享有平等进入大学的权利和机会。其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与美国类似,在二战后英国政府为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为其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战后前十年,大学的招生政策对退伍军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给予扶持与倾斜照顾。因此,大学入学率在这个时期不断增长。但是,该时期大学的扩招政策却不断出现反复,如1950年后由于政府认为扩招不利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而到了50年代中期大学恢复扩招。1963年公布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被普遍认为是英国高等教育从传统模式走向现代模式、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型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所有具备入学能力和资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应该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罗宾斯报告》提出“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在不同性别、不同职业阶层间存在明显差异,强调未来要关注女性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机会”。而“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和“双重制”的建立,从体制上拓宽了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途径。在《罗宾斯报告》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规模,并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2)第二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放缓的时期。在社会的动荡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明显减缓,进入到调整和收缩时期(王伟宜,2015)。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经济紧缩政策,开始削减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再加上英国高校长期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入学筛选,大学入学率相比60年代出现了下滑。因此,198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雷弗休姆报告》(Leverhulme Report)旨在打破高校只进行精英教育的传统模式,扩大少数民族、女性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而在1985年颁布的《迈向90年代的高等教育》(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o the 1990s)中提出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使经济与社会阶层较低、少数民族、女性学生都能够获得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紧接着在198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迎接挑战》中也再一次重申“凡有足够的智力、动机与已经成长得能够受益于高等教育的人,并自愿升学者,都应该能升学”。这个时期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也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使高等教育体系从精英垄断型向多元开放型转化,使更多社会中下层及成人接收到适合大众型的高等教育。
(3)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入学机会差异扩大的时期。从1962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高校持续为全日制本科大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和资助,学生学费由国家支付,政府也会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对学生进行生活费补贴。但是,由于80年代金融危机,政府支付的费用越来越多,财政负担沉重,政府不得不进行财政紧缩政策,减少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为了检讨和评估《罗宾斯报告》后的发展状况,制定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框架与发展战略,英国政府于1997年发布了《迪尔英报告》(The Dearing Report),该报告被认为是自《罗宾斯报告》之后第一个全面回顾及反思英国高等教育并对未来发展做出战略构思的纲领性文件。《迪尔英报告》建议向学生收取学费,因为政府认为既然学生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他们就应该减轻纳税人负担,自己支付一定的费用。《迪尔英报告》针对英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模式、结构、规模、经费及学生资助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满足英国未来20年的需要。该报告指出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政府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少数族裔、残障者等弱势群体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英国工党政府通过引入生活费贷款、推动高等教育收费、废除生活费助学金等措施推动了一场资助政策变革,有学者对这场改革在不同学生群体间的分配效应进行了分析,但发现低收入学生从改革中获益最少,反而是中高收入阶层受益更多(Callender C,2002)。
进入新世纪后,英国政府为了在全球化中保持高等教育的竞争力,逐步打破长期以来的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英国议会通过了《2004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2004),这项法律旨在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参与规模,加大对弱势群体学生的补助,成立公平入学办公室(Office for Fair Access,OFFA),对高校的招生政策和收费情况进行审批和监管,提高弱势群体学生入学比例(王玉蕾、胡娟,2017)。同时,实施“志向更高计划”(Aim High Program),要求大学招收足够数量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以提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学比例(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3)。2009年颁布的《新机遇:为了未来的公平机会》(New Opportunities:Fair Chances for the Future)指出政府应当保障所有年轻人公平地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资助鼓励家庭贫困的学生进入大学,并通过拨款等手段鼓励高校招收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当前,OFFA要求各大学扩大招收贫困家庭的学生数量,并计划将招生由2011年的2.2万名提升至4万名,这意味着更多的英国大学必须为满足贫困学生的入学需求而降低门槛。对此,代表英国24所顶尖大学的罗素集团随即表示了不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杜伦大学纷纷表示,这是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不是仅靠大学就可以解决的,OFFA的建议不切合实际(凤智等,2015)。此外,尽管政府花费数亿英镑试图促进贫困学生进入大学,但是英国的一流大学仍然未能招收足够多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黄喆,2012)。
虽然英国在战后一直致力于扩大招生,打破高校精英式招生和教育模式,其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特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独立机构负责与监管(公平入学办公室);(2)政策法律的强制性;(3)以经济资助为主的财政补贴;(4)具有降低入学标准性质的倾斜性照顾和激励性拨款政策鼓励高校招生。但是,相关的政策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英国高校两极化严重,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老牌大学依旧是收费较高的“贵族学校”,收费较低的普通大学则招收了过多的“寒门子弟”,不同群体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并没有减小。其背后的原因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英国经济从2000年后持续低迷,政府无力对高等教育提供大量资助,英国政府决定提高高校的收费标准,这一举措无疑将许多寒门子弟拒之门外。第二,英国高校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招生选拔由各高校自行拟定和制定,政府虽然在政策法律上要求扩大招生,保障不同民族、性别、阶层的学生拥有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是自古以来的精英式教育模式根深蒂固,很难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