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IV：伯克哈特·威廉·莱斯特

没有一位学者能像伯克哈特·威廉·莱斯特（Burkard Wilhelm Leist）那样曾对事物本质进行过如此全面和透彻的讨论。[48]他的认真与勤奋、他的独立与无畏至今仍引发着当代读者的兴趣，哪怕他有些古怪的习惯。他本想给他的《民事问题研究》（1854～1877年）取名为“来自事物本质领域的研究”，只是因为这一用语的多义性使得他放弃了这一标题：他称之为“科学论证中最危险的工具”之一。在论战性的小册子《自然理性与事物本质》（1860年）中，他将它与作为一种清晰概念的自然理性相对。他的《民事问题研究》第4卷（1877年）的标题为“法的现实基础与质料”。它将罗马人关于物性（事物本质）与自然理性的区分解释为，前者“仅仅是事实上的存在者”，而后者意味着“现实的自然秩序”，也即是说，前者是法的纯粹自然的基础，而后者是法的已被理想预制了的社会基础，但两者“相互融合”，更准确地说，是自然理性将事物本质包含在内。故而我们大可以将莱斯特的书视作一本关于事物本质的书。事物本质与自然理性，作为法的现实基础，与其他要素一起构成了“法的质料”。令莱斯特惋惜的是，法学者们只知道通过罗马法学的镜鉴去发现法的这种质料，也就是生活关系，而不懂得直接从生活关系中提炼出法条，就像伟大的罗马法学家所做的那样。他将运用法质料的活动（不那么幸运地）称为“自然研究”（Naturstudium），将由此获得的法条称为“自然条文”（Natursätze）。他假定了一种“私生活的科学”，一种“私经济学”，故而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私有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通过对于法质料的这种倾向，法律科学重新变成了它在罗马人那里曾经的模样：不仅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iusti et iniusti scientia），而同样也是关于人事的知识（humanarum rerum notitia）。莱斯特通过历史的、前史的和教义的研究试验直观阐明了他的方法论，并在经济作业中找到了财产的决定性现实基础，就此成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

然而，莱斯特没有认识到、也没有讨论事物本质的逻辑问题，即法形式的质料确定性。法的质料与形式这一对概念被打上了萨维尼的烙印：“每种法律关系都以某种质料为基础，它是法形式运用的对象”（System I）。普赫塔已经考虑到法形式的质料确定性，并将它与事物本质联系在一起：“在无损于法概念之纯粹性的情况下，法的形式应当通过这种质料（个体）被确定。”“法越发达，它就越是向人和事物之不同本质的主张开放，形式也就越不那么生硬和僵化、也就越灵活，它将上述主张包含在内但却不放弃其基本原则。”[49]基于这些主张就导致了质料确定性、个别化和事物本质之间的等置。

在莱斯特之后，但与他没有多大的联系，后来的帝国法院法官埃里希·布罗德曼（Erich Brodmann）讨论了法的质料与形式的问题。[50]在他看来，法的质料是“具体现实中的人类社会生活”，而恰恰令他感兴趣的是质料与形式之关系的“逻辑结构”：也即是，如何从大量生活现实出发结合为一个层面（法律的层面），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法又如何“通过其命令，仿佛用墩、柱和锚那般穿过和围绕所谓无定型的理念（它们来自于生物的、经济的和伦理的质料）。”但布罗德曼也只对法的质料和形式的逻辑问题感兴趣，而对事物本质之实践解释与法律创新问题兴趣寥寥。但那种逻辑阐述已被当时像埃米尔·拉斯克这样的法哲学批判者称赞为“出色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