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的功能

一、社会救济功能

互助之所以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内部具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在于其较强的社会救济功能。和所有的社会一样，少数民族社会的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也频繁发生。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抵御这些灾难的能力非常弱。但互助可以把个体的损失和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极大地弥补了个体抗损能力的不足。这种救济性是少数民族群众千百年来在穷乡僻壤仍能繁衍生息的强大武器。正如民国年间修订的《信用合作社组织法（上）》所言：“什么是合作制度呢？乃是大家共同合作以谋求彼此利益容易发展的一种制度。人生社会上，日日竞争，稍不努力就被淘汰，所以生活的需要除个人奋斗外，不能不有赖于朋友的互助，以求幸福的增进，生计的发展，因此种事业非仅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必须有待于通力合作方可，古人说，人生在群，众擎易举，此之谓也。”[36]

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的社会救济功能在实践调研中多有体现。笔者仅就在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普遍盛行的“牛肉风险分摊原则”进行分析。2003年笔者第一次前往前述潘内村调研，住在当时的村支书家中。午饭时，主人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用牛排招待客人，我们非常过意不去，因为该村山高路远，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到最近的泗水乡赶集步行也要两个小时，主人专门为我们买牛肉太难得了。但支书的一席话不仅打消了我们的顾虑，还让我们油然而生感动。原来，当天早晨有户村民的牛在山路上折断了腿，对农民来说，断腿的耕牛毫无用处，只能宰杀，这对牛的主人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损失。但按照村里的规矩，谁家的牛因受伤被宰杀时，全村的人都有义务去买一份牛肉，以便将牛主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这实际上是一种风险分摊。另一个典型事例也证实了这种“风险分摊”原则。2010年国庆节，笔者到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岜团村观看一年一度的斗牛大赛。在人山人海的观赛人群中，笔者现场采访侗族群众，如果牛在斗牛过程中严重受伤或当场死亡，会怎么办？旁边的侗族群众很认真地回答，在这种情况下，牛会被当场杀掉出售牛肉，而人们都会去争先恐后去买这头牛的牛肉，这并非因为牛肉新鲜，而是因为牛的主人饲养斗牛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又为大家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娱乐表演，现在牛因比赛受伤或死去，大家应该帮忙，和他一起共渡难关。这种责任分摊或“风险分摊”的原则，是互助习惯救济功能的最典型体现。

二、民族发展功能

梁启超在《中国道德之大原》曾盛赞行善互助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有巨大的作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经典传记中，陈义类比者，不知凡几，国人习而不察焉，以为是迂论无关宏旨也。而不知社会所以能永续而滋盛大者，其枢机实系于是。”[37]这位对中国了解极为透彻的思想家，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互助对建设文明社会的积极意义。无独有偶，民国《贺县志》也指出，同一地域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助关系是一个社会自治自立的基础：“故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急难相扶持，各亲其亲而后自治之基础立。”[38]广西少数民族正是用自己的互助习惯践行着上述言论。他们把互助作为一种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并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忠实地履行着这一义务，为广西少数民族的整体发展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对需要互助的事务，义不容辞；对违背互助义务的行为，不仅整个社会唾弃，还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惩罚，这对于培育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并使之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人惟以服膺斯义之故，常觉对于将来之社会，负莫大之义务，苟放弃此义务，即为罪恶所归。”[39]

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深刻地体现了“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优良传统。它们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所积累的深厚情谊。虽然每个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但聚合在一起，足以产生撼天动地的力量。笔者在调研中，能经常感受到互助习惯对广西各民族共同发展所带来的正能量。在百色市那坡县城厢镇达腊村，群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他们在长期的互助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箴言。这种互助互帮的美德不断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推动了广西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林县志》记载了一起感人的互助事件。1986年一天，百色师专中文系学生邓正甜（西林县籍瑶族）在街上遇见了来自凌云县逻楼乡的两位瑶族姑娘，他出于民族感情，主动给她们帮助。不久，邓正甜收到了这两位姑娘写来的信歌。信歌是瑶族的一种文化形式，以歌代信，用红布做成，长3尺、宽5村，四边镶花边，布上共写有86行歌（用汉字记的瑶歌），表达对邓的感激和爱慕之情。这幅信歌已为百色市民族博物馆收藏。[40]这一互助事件，是两个现代的少数民族青年在都市中发生的，足以说明，少数民族互助习惯并没有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消失，相反，它渗透在少数民族群众的血液中，即使在熙熙攘攘的现代化城市中也能散发出惊人的力量。这一切都使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最核心的动力。